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张学东的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呈现出特别的面相，其写作也因此具备了某种“症候性的意义”。作为一个非典型的“宁夏作家”和“70 后”作家，张学东的写作是一种“介入的写作”和“自觉的写作”，他的作品深具“幽暗意识”，在“超低空滑翔”的美学操控中，亦闪耀着一种特别的“诗性之光”。张学东企图以自己的观察、想象和虚构，呈现出波澜壮阔的社会内容与历史真相，这其中可以见出一个“70 后”作家不断寻求突破和超越的坚韧与努力。

关键词：张学东 自觉写作 历史化 幽暗意识 诗性之光

作为一种文体，长篇小说因为其特别的广度、深度与厚度，已经成为判定一个作家创作水准与艺术能量的重要标识，而作为宁夏“70 后”作家的领军人物，张学东的长篇小说，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和影响，从《西北往事》（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 年）、《妙音鸟》（作家出版社2008 年）、《超低空滑翔》（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年）到《人脉》（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 年）、《尾》（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 年）以及近期的《家犬往事》等，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呈现出迥异的面貌，其写作也因此具备了某种“症候性的意义”。概而言之，《西北往事》是一部少年人成长的“叙事诗”，充满了青春的伤感、迷惘、疼痛与梦想；《妙音鸟》是一次“文革”时代的魔幻旅行和“变形记”；《超低空滑翔》是一台现实生存与权力机制的“解剖手术”；《人脉》是“后文革时代”的一次“精神把脉”，从更深的层面指向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反思；《尾》是对“互联网时代”大众精神生态的揭橥1；而即将出版的《家犬往事》，则是通过动物的视角，去勾连与反思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岁月。如果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张学东在十余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已经重新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尤其是1960 年代以来各个重要时段的历史，他企图以自己的观察、想象和虚构，呈现出其中波澜壮阔的社会内容与历史真相，也让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70 后”作家不断寻求突破和超越的坚韧与努力。

一、“游移”的身份与突围的可能

从更为宽泛的视野来说，张学东是一个非典型的“宁夏”作家，也是一个非典型的“70后”作家，而这恰恰成就了他的“游移”和“间离”的个性特质。张学东作为宁夏文学的“新三棵树”（季栋梁、漠月、张学东）之一，虽然生在西北，长在宁夏，但他的文学气质和写作风貌与宁夏文学的“主流”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疏离，他笔下所关注的并非仅仅是西北的地域书写，并不局限于乡土乡村与田园诗意，而更多用力的是裹挟着时代风云的历史阵痛与现实境遇，他是宁夏少数能自由驾驭多种题材内容（譬如乡土题材与城市题材、教育题材与犯罪题材等等）的多面手作家。关于宁夏文学的特质，或者说“中国文学的宁夏现象”，评论界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甚至有“四小四大”的概括，即“小省区、大文学，小短篇、大成绩，小草根、大能量，小作品、大情怀”。2评论者普遍认为宁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股清流，它是虔诚的、真挚的、沉静的、朴实的、乡土的、诗意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与审美特色。那么，相对于宁夏作家的这一写作传统，张学东显得多少有点另类，显得更为先锋和现代。这是继老一辈作家张贤亮之后，在陈继明与金瓯等作家身上一直在延续的另一种“血脉”。但张学东与陈继明、金瓯显然有不同的发展方向，而随着陈继明的南下广东，金瓯的逐渐淡出，张学东就变得更为“孤独”。虽然从出道开始，张学东也不无例外地带着“宁夏”的印记，比如他的作品中强烈的生命意识，比如他的作品冷硬苍凉的风格，比如他一再刻画的西北风物与生存环境等等。不过，张学东很快就找到一条突围之路，他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对乡镇与城市生活的书写之中，放在对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的深度扫描之中。因为其写作题材领域的广泛，写作技巧的多变，张学东被誉为是一个“狐狸型”的作家，他的作品也获得了外界的普遍认可。

我们都知道，“70 后”作家一度曾被称为是“夹缝中的一代”，是缺乏精神原乡与历史根基的一代，是缺乏道德勇气与担当精神的一代，是缺乏个性的、断裂的一代。他们成长在一个社会与文化急剧转型与嬗变的环境之中，既缺乏“60 后”的苦难遭遇、理想情怀与历史责任，也没有“80 后”的经济头脑、市场意识与归零心态。当“60 后”还长期雄踞在舞台中央的时候，“80 后”甚至“90后”就已经迅速成长，占据了社会与媒体的重要位置，“70 后”似乎成了最没有存在感的“中间物”。多年来，关于作家代际的划分实际上一直存在很多的争议，它的缺陷与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里面也有其合理性的成分，它至少能便捷地说明一些问题。

显然，这种颇为“尴尬”的代际身份使得“70 后”的写作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正像论者指出的那样：“他们在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纯文学路线与商业化写作、代言式写作与个人化写作之间反复挣扎。就知识背景、写作习惯和媒体偏好而言，他们的趣味更加贴近以文学期刊为主阵地的文学传统。”3张学东也是如此，他也曾经面临过困惑和挣扎，但与同时代的其他“70 后”作家相比，张学东又是一个非典型的“70 后”作家。之所以是非典型的，可能与他的“宁夏”印记有关，与西北内陆的安定与封闭有关，与他的童年生活、文学教育和自我成长有关，总之，他无疑具有“60 后”与“70 后”作家的“间际特征”。也就是说，因为与主流文学和中心地带的疏离，他既继承了“60 后”作家的先锋气质与历史情怀，也具有了“70 后”作家的内敛稳重与机智敏锐，这反而成了他的一种写作特色和写作优势，守正中和、不亢不卑，同时也不失厚重开阔。进而言之，在完成成长时期的“个人化叙述”之后，张学东便非常自觉地转向“历史化叙述”，利用“70后”的后发优势去反思民族的与社会的各种问题。这种反思性的、批判性的、纵深性的写作，这种带有很强自主意识与历史关怀的写作，是张学东区别于其他“70 后”作家的鲜明特点。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张学东的长篇小说创作是一个持续成长与蜕变的过程，由开始的生涩单纯逐渐走向现在的凝重繁复，形成了一种“静水流深”与“悲怆凝重”的美学风貌，—也不妨把这个看作是文化地理对作家写作的默化滋养，一方面是黄河的浑浊激荡，另一方面是贺兰山的威严奇峻，二者一动一静，相互辉映。不可否认，写作身份的“游移”，恰恰使张学东获得了一种更为开阔的超越性的视角，成就了他更大的突围的可能。无疑，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原创性的自由写作个体，就必须不断打破加诸己身的种种阈限，努力摆脱集体性的标签与印记—从“宁夏”到“70 后”，甚至到“中国”，这是一个不断升华与蜕变的过程。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很多作家都很难做到，但至少要把它作为一种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张学东的作品，正因为有这方面的“较劲”，所以就具有了较强的包容度与粘合度，他善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表象与本质之间寻求最佳的契合点与切入点，并引领读者进入到一种切身的生活现场之中；在其故事的演进过程与叙事的延宕起伏之中，渗透着作家独特的文学趣味和人生洞见。

二、“介入的野心”与“自觉的写作”

1945 年10 月，在《现代》杂志创刊的“发刊词”中，萨特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有关“介入文学”的主张。他号召作家们要担负起知识分子的责任，通过写作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问题做出回答，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性质和功能的论战。1947 年，萨特的名著《什么是文学？》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这部著作是他所主张的“介入文学”的一篇充满激情的宣言，它长期以来也一直被奉为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

何为介入？如何介入？萨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解释，他曾经认为“介入就是通过揭露而行动”，而“揭露就是改变”4；后来他又说：“介入就是表达作家自己的感受，并且是从唯一可能的人的观点来表达，这就是说，他必须为他本人，也为所有的人要求一种具体的自由。”5再后来，他又提出：“文学是一面批判性的镜子。显示，证明，表现：这就是介入。”6这说明，萨特的“介入文学观”本身是一个含混的、多义性的概念，其中大体包含着“揭露”“批判”“见证”“自由”与“行动”等多种意涵。没有明确的证据直接表明张学东受到过萨特这一文学观念的影响，但从他的作品和一些创作谈中，我们还是能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我更加强调的是，“介入”在这里意味着重申作家的写作责任与精神担当，意味着作家要心存高远、严以律己、打破陈规，要以一种独立的、批判性的、整体性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时代，并赋予其作品以一种特殊的文学性的眼光和形式。对此，张学东不无自觉，他曾说：“作家首先应该与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相左，冷峻的目光，理性的批判，犀利的言辞，以及道义担当，哪怕这种担当只是表现在你的文本中，任何粉饰太平的东西都是写作者最大的敌人。其次，才是世界与你的关系，或者说，你的文学或文字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但现实情况往往是，很多人都把这两层东西搞反了。”7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张学东的写作野心和文学抱负，他认为作家要背负一代人的精神使命，在写作的时候要积极地去介入，要保持自己的道德感和批判性，不能只是粉饰太平，陶醉在小我的意义层面。

介入的文学其实就是“历史化”写作，就是“自觉的写作”。从张学东20 年来的创作史来看，他的作品始终在追求一种“介入”与“历史化”的倾向。按照学者陈晓明的阐释，“历史化是文学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观念来理解把握社会现实生活，探索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方向，从而在时间整体性的结构中来建立文学世界”。8事实上，从《西北往事》开始，张学东就已经是一个有历史自觉与经典意识的青年作家了，他敏感地深入到“西北”与“往事”的腹地，去捕捉和呈现那段迷离惝恍的青春岁月，并尝试从“时间整体性的结构中来建立文学世界”。无疑，《西北往事》可以看作是张学东青春写作的集成之作，其中难免对中国先锋文学的模仿与因袭，但小说中那种独特的忧郁和诗意，那种对少年人波诡云谲的心理世界的洞悉，都呈现出其个性化的气质。此后，伴随着他的成长和成熟，通过《妙音鸟》《超低空滑翔》《人脉》《尾》《家犬往事》等等这些作品，他最终实现了对1950 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文学呈现，从“文革”到“后文革”时期，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从新世纪到新时代。当然，这是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由截面到纵深的过程，也即是一个不断“历史化”的过程。

所谓“自觉的写作”，就是作家要有比较明确的写作目标与写作理念，有比较独特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有比较深远的思想追求与伦理担当等等，也就是要从根本性上解决“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写作高度。具体可以分化为若干问题：比如作家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如何针对自己的时代写作？比如作家如何面对和处理历史与现实，甚至是未来？比如作家采用什么样的艺术技巧与艺术形式？比如作家如何去穿越和开掘思想的深度？张学东在评价自己的小说《人脉》时坦承：“我始终觉得一个优秀作家总得在他所处的那个（代际）群体里表现出某种先锋精神和小说理想，否则，他的作品很快就会被淹没。《人脉》作为‘70 后’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它至少让我在某些时候可以挺直腰杆。”9这即是典型的自觉写作，一个作家只有不断秉持和实践“先锋精神与小说理想”，才能够从他所在的群体和时代中脱颖而出，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他无疑很快就会被淹没和淘汰。

评论家李建军说：“任何自觉的写作，都首先是针对自己时代的写作。它必须首先立足于当代性，然后再由此上升到超时代的普遍性。一部毫无时代性指涉的作品，不可能成为超越时代的伟大作品；一部不能感动自己时代读者的作品，也很难感动后来时代的读者。”10这里的难题就在于如何去实现“时代指涉”。不是说写了当下社会的一些热点、人物、场景、事件、病象等这些表面的东西就是指涉时代，而是要进入到它的内在肌理，写出其中“人类的声音”，写出其中“超时代的普遍性”，召唤出“时代的艺术形式”。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需要具备三种能力：第一，处理历史的能力；第二，直面现实的能力；第三，想象未来的能力。很多作家只是具备其中的一项能力，很难把这三者融合为一。但事实上，归根结底而论，这三种能力其实是一种能力，即面对自己的时代写作的能力，因为在具体而真实的时代生活中，你很难分清哪一部分是历史，哪一部分是现实，哪一部分是未来。

张学东的长篇小说，大都有比较明确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关切，通过他的叙述和想象，最终完成了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和思考。写历史并不单单是写历史，写现实也不仅仅是写现实，从根本来讲历史与现实往往是水乳交融的共同体，只不过这一点常常被很多写作者所忽略。由此，他们的写作也只能是散点写作而不是通观写作，只能是局域写作而不是整体写作。那么，如何去面对历史，就是对作家的一种巨大的考量；愿不愿意去面对，有没有能力去面对，都在考验着作家的技艺、勇气和良知。尤其是，作为一个“70后”作家，“如何去呈现那段过往的‘文革’历史，就不仅是对一个作家的叙事能力和小说技巧的挑战，更是对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思想责任的考验。毋庸置疑，‘文革’已成为一种历史存在，但它也可能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刺激和孕育着当代中国最为瑰丽的文学想象。在我看来，从‘民族国家文学’到‘后文革叙事时代’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质和面貌”。11所谓的历史，从来都不仅仅是远离我们的一些生硬的数字与文献，不仅仅是一些个别的时间的节点，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人物与事件，而是一种深流的静水，是一种隐秘的幽灵，是一种灵魂的记忆，是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积淀，是一种文化根脉的传承。如果这样去理解历史，它又何尝不是一种鲜活的现实与未来呢？面对历史的写作何尝不是面对现实与未来的写作呢？对于每一个当代中国作家来说，如果不能从这里触及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如果不能从这里深入人类存在的内部肌理，探究人性价值的终极境遇，就不可能写出真正优秀的长篇小说。“没有历史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没有历史的人物是不真实的，小说可以被理解为‘民族的秘史’。这是更真实的历史，是小说家需要深入理解和叙述的历史。”12但当下的中国文学，能够认识到这些的恐怕为数不多。戏说历史，穿越历史，娱乐历史，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热闹，就像那些长期占据影视频道的抗日神剧一样，完全经不起推敲，早已丧失了真正的历史精神，也无法找到历史真相，其结果无疑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虚无主义和空心主义。

同样，如果一个作家缺乏直面现实的能力，也会存在很大的问题，他的作品往往会显得表面光滑、隔靴搔痒、贫血无力。无法直面现实，缺乏作家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就只能关注那些轻浮、浅薄、矫饰、愚乐、玄幻、意淫的东西，就只能玩弄技巧、避重就轻、虚张声势、自我陶醉，就只能是一种假面写作、空心写作、欲望写作和娱乐写作。举凡文学史上的那些伟大的作家，无不是面对自己时代和现实的写作，屈原、杜甫、曹雪芹、鲁迅如此，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亦是如此。张学东是一个现实感极强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涉及不同的现实问题（当然，也包括“历史的幽灵”），譬如心理创伤、子女教育、贫富差距、医疗腐败、职场际遇、官僚体系、社会舆论、异化生存等等。但他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猎奇上，而是立足于饱满的细节和丰盈的想象，抽丝剥茧、步步紧逼、层层追问，探究其内在的历史因由与发生机制。正因为如此，我曾经把张学东的这种写作概括为“历史与现实的双向勘探”，“因为历史是现实的历史，现实是历史的现实，历史的血脉与魂魄活在现实之中，而现实的根系与源头潜藏在历史之内”。13如此把小说的故事与人物放在一个拉伸的景深之中，就使得它具有了非凡的意义。也正是在这样的写作中，张学东的小说才有了区别于其他作家的“凝重感和苍茫感”，把更复杂、更隐秘、更真实的东西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超低空滑翔》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介入现实的作品，取材新颖独特，作家以在民航院校及地方民航局学习工作的近14年的经历为基础，动用了自己的航空电讯专业知识，将写作视角深入到基层行政机构之中，比较娴熟地运用了现代性叙事技巧，实现了“一次新写实主义的光大”（陈晓明语）。陈晓明曾对《超低空滑翔》作过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认为：“‘超低空’首先是一种状态，当然是对白东方生存状态的一种描述，他处于生活的低层次（不是底层），他在这样的低空状态，也试图要飞翔起来。其次，‘超低空’是权力压制的一种情状，在权力的规训下只能低眉顺眼，臣服于权力，只能处于超低空。其三，‘超低空’又是一个战术名词，那是侵入敌方领空所玩弄的一种隐蔽战术，为躲避雷达的跟踪而使用的诡异伎俩。” 的确，陈晓明的解读非常敏锐地抓住了张学东小说写作的一些主要特点，可以启发人很多思考。而我觉得，“超低空滑翔”还可以做更为丰富的引申，除了陈晓明所说的这些之外，它也可以视为一种小人物的生存隐喻，似乎每一个小人物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同时，“超低空滑翔”更是可以视作为一种写作美学。“超低空”是“入乎其内”，是对底层生活的无限贴近，而“滑翔”则是“出乎其外”，是一种飞升的努力，是一种诗意温情的观照。而能够实现这二者的融合统一，正是张学东的主要写作特质之一。

不难发现，张学东小说的笔触大多集中于表现社会底层的生活，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阴性群体”，在历史与现实的映照中，他们有着生动、鲜活而特别的面孔。所谓的“阴性群体”是指，“生理性别的‘女性’或近于无性别的儿童，政治性别的‘底层’小人物，以及社会性别的‘边缘人’”，而这些阴性群体大都是“被污辱与被损害者”15。已有多位论者指出，张学东的作品总是涉及“阴性群体”的“伤害与被伤害”的主题，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风格标记。虽然从作家的生活履历来看，并没有遭遇特别不幸的生活事件和心理创伤，但他的写作似乎一直在无意识中向这一区域开掘。张学东的小说最擅长的是写女性与儿童，写小人物与边缘人物，写那些在生活的境遇中彷徨与挣扎的人，这不单单是一种艺术的选择，更是一种伦理的选择。这其中的秘诀在于，他始终给予小人物以足够的“尊重”、“体恤”与“同情”，“让他们自由地开口说话”，即便他们是那么卑微渺小，也要让他们“同样地闪耀光彩”。16张学东认为，这种写法正是《红楼梦》最动人的地方，它看起来是古典的，但又是特别具有现代性的东西，而在他的作品中，正是继承了这样一种伟大的文学传统。的确，每一个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传统之中，一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指出的，重要的是作家如何以自己的个人才能进入、甚至改变这个传统。也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能看到张学东的写作在现代性的包裹之下，其实更是受惠于根深蒂固的古典文学传统，故此，他的写作是一种“有根的写作”。

长篇小说《尾》是张学东“中年写作”的产物，也是一种直面现实的原生态书写，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没有宏大壮观的结构，而是聚焦于普通人与普通家庭，聚焦于“生活的混沌”与“生活的溃疡”，写出了血淋淋的真实性与残酷性。这部小说以“尾”为中心意象，“准确、深入、细腻地刻画了当前时代复杂、幽暗、病态的社会心理，通过描摹生活的溃疡、疼痛与苍白，更是为我们展现了当下城市日常生活秩序与伦理溃败的图景：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他们都充满了荒诞感、孤独感、无助感和溃败感，他们都成了孤立无援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这样的情境之中，我们还有没有勇气去问：在生活的静水之下，到底还潜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惊涛骇浪？”17小说中塑造的牛大夫、熊主任、马先生、母鹤老师等等人物形象，似乎都在隐喻着人的“动物性”的异化生存（这也是张学东小说的惯用手法），正是在这里，小说刺破了“冷酷无情”“不寒而栗”的现实真相。那么，需要我们深思的是，到底什么是“尾”？它是一种返祖的生理现象吗？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舆论阴魂吗？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幽灵吗？它是一种非理性的黑色人性吗？“尾”似有若无，却又如影相随：它既是真实的，又是荒诞的；既是心理的，又是象征的；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或许还不止于此，“尾”还可以延伸出其他的意涵。

三、“幽暗意识”“诗性之光”与“向上的提升”

无疑，在张学东的小说中，写青春意味的部分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部分最为动人。《西北往事》作为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带有鲜明的青春期的冲动和激情，主要叙述了西北小镇上一群少年的成长故事。这是一部寄寓着作家青春情怀的写作，是作家对自己的童年生活，对西北故土的一次深情回望与热切观照。阴郁、感伤、真诚、迷离，成为了其作品典型的“早期风格”。但更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小说最大的特色，恐怕是它始终都笼罩在一种“幽暗意识”之中。事实上，“幽暗意识”在张学东的所有作品中一直都是一种重要的存在，无论是侧重于特殊时代叙事的《妙音鸟》《人脉》《家犬往事》，还是侧重于现实批判的《超低空滑翔》《尾》，都有不同程度上的体现。在其颇有影响力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比如《跪乳时期的羊》《寸铁》《喷雾器》《送一个人上路》《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父亲的婚事》《阿基米德定律》《蛇吻》等之中，也都清晰可见。张学东的小说最善于表现的、最惊心动魄的东西，就是那些“幽微与黑暗的力量”。所谓“幽微”是指一种晦暗不明的状态，一种不可测度的存在与奥秘。所谓的“人性幽微”，是指“人的复杂而隐秘的人性状态，人的难以察觉的无意识心理状态，它有时候是指人在极端境遇中所迸发的人性之光，但更多的时候是指那些潜伏着的非理性的私欲和恶念，那些隐藏在人的本能之中的贪婪与阴暗”。在人性幽微之处，往往最能显现出人的弱点与缺陷，人的困顿与挣扎，最能显现出升华与沉沦的较量，善良与丑恶的争斗。18这里所说的“人性幽微”实际上就有“幽暗意识”的内涵。

“幽暗意识”是来自张灏先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主要是说，要“通过深入挖掘、反省人性潜在的自在之恶，直面并反思人性的黑暗，从而呈现事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等深层原因，以此完成对人类的自我审视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拷问”。19按王德威的解释，“幽暗意识”不仅指各种各样理想或理性疆界之外的、不可知或是不可测的层面，它同时也探溯和想象人性最幽微曲折的面向。20以此来看，张学东是一个深具“幽暗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之所以具有某种“手术刀般的精准”与“灵魂的深度”，正是与此有关。

鲁迅在1926 年《〈穷人〉小引》（《集外集》）一文中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认为他是“高的意义上的写实者”，他的作品“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能够显示 “人的灵魂的深”。陀氏在他的作品中总是让人物置身于“精神的苦刑”，写他们犯罪、痴呆、酗酒、发狂以至于自杀等各种生存境况，以此努力向心灵的纵深处开掘。21无疑，鲁迅的小说创作也深深打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烙印，他的作品直面国民的“劣根性”，从而具有了特别的启蒙深度与思想气质。在这样的精神谱系中来看，张学东也是类似的“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他的先锋也好，魔幻也好，写实也好，想象也好，大都立足于坚硬、冰冷、感伤的生活经验，在对人性扭曲、变形与失落的追问之中，完成对社会的审视和历史的批判，进而逼近灵魂的真实。但还不仅仅如此，张学东并不满足于渲染“苦难”“沉重”和“绝望”，正如吴义勤所指出的那样，他的作品更有着“温暖、感伤的诗意，有着对于人性的期待与信仰……破碎的美感、沉默的激情、绝望的反抗，使小说逸出了我们熟知与沉溺的生存空间，带给我们无尽的悲剧诗情体验”。22这也即是说，张学东的作品一方面具有特别的“幽暗意识”，着力于表现社会的险恶、生存的困境以及人性的晦暗，显得阴郁、沉重、幽深；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始终闪耀着一种“诗性之光”，不失轻逸、明亮和温暖。而正是这种“诗性之光”的存在，使得他的作品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这里的“诗性之光”，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层面：它首先是作家对世界“赤子般”的同情、抚慰与怜悯，是他对世界赋予的全部希望、美好和善意，是他对人性的期待、信仰和守护；其次，它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它本质上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与文化关怀。我一直觉得，当下很多作家的写作，之所以鲜有震撼性的大作品，就在于缺乏这种终极意味上的“诗性之光”，他们更多停留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技艺的层面，而很难触及“中国性”的真正源头。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认为，伟大的小说都具有“小说的中心”，它是“一个关于生活的深沉观点或洞见，一个深藏不露的神秘节点，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它的特点“像一种光，光源尽管模糊难定，但却可以照亮整座森林”。23张学东小说中弥漫的那种“诗性之光”，就非常接近于帕慕克所说的“小说的中心”。

在张学东的笔下，虽然也写了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写了血淋淋的苦难和伤害，写了冷硬的坚冰与人性的幽暗，但他并没有堕入虚无、绝望与残酷，并没有沦陷于先锋文学的黑暗深渊，而是始终保持着“向善之音”，保持着一种诗意的观照与人性的温暖，恰如小说《妙音鸟》中的“妙音鸟”一样，具有净化人心、抚慰灵魂的力量。“妙音鸟”来自佛教，在梵语中叫“迦陵频伽”，是半人半鸟的神鸟，叫声极为悦耳动听，也因此被称为“ 妙音鸟”。2000 年12 月22 日， 在宁夏银川西夏王陵三号陵就曾出土过双臂残缺的人头鸟身的“妙音鸟”，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张学东在写作的时候，巧妙地把这一“文化意象”融入了他的作品，从而使他的小说带上了神秘的气息，大大拓宽了读者的审美想象空间。《妙音鸟》用复调性的笔墨写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生存苦难与社会病态，写到了“文革”对人的精神生态的巨大冲击与无情损害；同时，也写到了淳朴温馨的民间情义（在牛香这一女性形象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写到了儒佛文化在乡土世界中的朴素传承（在秀明、串串、红亮等人的身上得以延续）。进而，从对生命本性的坚守，到秉承儒家文化的血统，再到领受佛家文化的引渡，正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使得“羊角村”这个饱经天灾人祸的地方并没有完全崩溃和坍塌，丧失希望，而是得到了最终的救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妙音鸟》体现了一种深切的文化关怀，它为那个非理性的时代，为那些阴暗、偏执、狂乱的岁月注入了一抹特别的光亮。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之所以能绵延不止、生生不息，恐怕就根植于这种超稳定的伦理秩序和文化心理结构，而它在乡土世界保存得更为完整。虽然它一直遭受着各种各样的破坏与冲击，但它始终在默默传承。

米兰·昆德拉认为自己的小说赖以构成的基础是“沉思的质询（质询的沉思）”，张学东的小说也具备这样的基础，他是一个追问者，一个怀疑者，也是一个批判者，他的作品因此呈现出一种稀有的思想气质。无论是“往事”之中的悲剧诗性，还是“妙音鸟”之中的文化幽怀，无论是“人脉”之中的人际人情，还是“尾”之中的本能阴影等等，都有更为深厚的思想底色。无疑，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普遍缺失的一种气质和品格。尽管从目前呈现的小说文本来看，张学东还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他的作品形态与他的创作理念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错位，但他始终在向这样的方向努力。“一切天才的作家，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题材，他都要从美学和伦理两方面，将原作向上提升，使它更趋完美和深刻。”24当然，张学东的作品或许还谈不上“完美和深刻”，但它的确是在“美学”和“伦理”两个方面对整个作品进行了“向上提升”。在“美学”上，他追求多样性与复杂性，常常在艺术技巧上推陈出新，尽量使得每一部作品都独具个性；在“伦理”上，他常常在人性的困境与幽暗之中，赋予人以生命的坚韧和救赎的光亮，并通过他所设置的文学悖论剖析灵魂的深度，从而启发人更多的思考。

[本文系2018 年度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宁夏70 后作家研究”（项目编号：NGY201804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张富宝：《在文化寻根中让精神还乡》，《文艺报》2012 年12 月3 日。

2 李菁：《“中国文学的宁夏现象”：在这里，文学是最好的庄稼》，参见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1225/c403993-30485954.html。

3 黄发有：《“70 后”：从媒体制造到代群认同》，《上海文学》2015 年第9 期。

4 萨特：《什么是文学？》，《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5 参见何林编《萨特：存在给自由带上镣铐》，辽海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8 页。

6 萨特：《七十岁自画像》，《萨特研究》，柳鸣九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7 9 16张学东、姜广平：《“小说也许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西湖》2014 年第8 期。

8 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226 页。

10 25李建军：《再度创作：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文学经验》，《当代文坛》2017 年第1 期。

11 张富宝：《关切生存之痛聆听向善之音——读张学东长篇小说〈妙音鸟〉》，《朔方》2009年第6 期。

12 李建军：《〈白鹿原〉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旨趣》，《人民日报》2016 年11 月8 日。

13 张富宝：《双向勘探之中的人性沉思》，《六盘山》2017 年第5 期。

14 陈晓明：《超低空的原生态叙述——评张学东的〈超低空滑翔〉》，《小说评论》2010 年第2 期。

15 张学东、张昭兵：《重在想象性的探究与追寻》，《朔方》2010 年第1 期。

17 张富宝、张学东：《静水之下，不为人知的惊涛骇浪——张学东长篇小说〈尾〉访谈录》，《朔方》（文艺评论专号）2014 年卷。

18 张富宝：《在诗意与幽暗之间穿越——张学东短篇小说论》，《山花》2011 年第2 期。

19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2 页。

20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5488.

21 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5 页。

22 吴义勤:《坚冰是如何被融化的——评张学东长篇小说〈西北往事〉》，《文艺报》2007 年9月18 日。

23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41—146 页。

24 http://book.sina.com.cn/news/whxw/2019-05-31/doc-ihvhiqay2610272.shtml.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