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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商业电影与主旋律电影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形成了互相融合的态势。以《中国机长》为代表的商业电影，利用灾难片的类型叙事外衣，改编了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真实事件，并在叙事过程中融汇了集体、家国等重要的主旋律元素，用一种较为创新的表达语态完成了对商业机制与意识形态需求的缝合。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机长》仍然显露出一些问题，因此对影片的得失进行具体分析，并由此来讨论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未来发展，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望商业电影与主旋律电影有效的共生路径，同时也可对具体创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灾难电影 主旋律电影 《中国机长》

2019 年国庆档，包括《中国机长》《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不仅掀起了票房市场的狂欢，同时再度将当下华语电影创作中，商业电影主旋律化或曰主旋律电影商业化这一现象予以明确。几部影片尽管题材各异、类型多元，但皆透露出对主流价值的追寻，对家国意识的弘扬，呈现出“新主旋律”的创作姿态。从《流浪地球》中隐在的“中国”元素，到《中国机长》直接在片名中将个体与国家进行互通，都在不断陈述一个事实，即在全球化的当下，伴随着民族自我主体建构需求的增长，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开始更全面地考量主旋律、市场以及观众等多方面的需求，尝试在这一平衡过程中，寻找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路径。这中间，《中国机长》是空难题材的灾难电影，其基于真实事件进行改编，尝试在对灾难的再现与改造过程中，完成对机长这一英雄人物以及英雄事件的塑造。但《中国机长》的诉求显然不限于此，可以说，《中国机长》通过具体的创作策略，尝试在事件、影像与意识形态建构中形成一种平衡，对普通观众而言，其效果是显著的，仅从商业票房来讲，《中国机长》便获得了超过28 亿的成绩，位列当年内地电影票房排行榜第5 位。因此，《中国机长》成为一个典型的文本，其负载了中国电影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下，主流电影在处理商业与主旋律过程中的得与失。

一、灾难叙事

《中国机长》改编自真实事件，2018年5 月4 日，四川航空SC8633 次航班，由重庆江北飞往拉萨机场，起飞40 分钟后，飞机到达9800 米的巡航高度时，驾驶舱挡风玻璃突然碎裂脱落，使得SC8633 航班随时都有可能面对最坏的结局。幸运的是，在机长刘传建以及机组相关成员的冷静处置之下，SC8633 次航班最终安全迫降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实现了机组、乘客零伤亡的伟大奇迹。这一灾难事件由于其所具备的奇观性及话题性，迅速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议题，机长本人被网民和媒体冠以国家英雄的荣耀。“灾难是一个被建构和被诠释的过程，不单单关涉到一个群体切身承受的苦难，而且发展成为与其他社群相连接的公共话题。在这公共话语交织的场域，国家的强势出场往往主导着话语的范围、标准和性质，灾难叙事因而深深烙印着国家的权力轨迹。”1因此，这一事件很快便成为混杂着英雄主义、民族自信等内容的公共议题，并被纳入到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舆论框架之中。由事件到电影这一过程，经过了电影这一叙事系统的再度编码。《中国机长》以灾难电影的类型模式，对事件本身进行了重构，改造的难题之一是对普通观众而言，这一事件已经丧失了神秘感，他们深知经典灾难片中奇观式的灾难场景在影片中不可能出现，也就降低了对事件结果的好奇。于创作者而言，最终的结局自然也不再是《中国机长》所力图构建的重点，于是影片便着力于如何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不断通过不同角色的反应、节奏的安排等过程性细节，让影片充满悬念。

整体来看，《中国机长》在灾难叙事的过程中，为影片设定了三个主要的悬念，包括巡航过程中挡风玻璃碎裂的险情、穿越暴风雨的惊险以及最终着落时可能会冲出跑道的危机。三个悬念层层递进，为这一事件增添了叙事上的长度和力度。与真实事件相比，《中国机长》最大的改编之处，在于虚构了一段飞机穿越积雨云的惊险场景。事实上，在后来的采访中，机长刘传建坦承当时天气状况良好。而增加这一段落，除了在类型处理上可以响应灾难片在“奇观场景的营造方面”2天然的重视之外，还在于利用这一体验式场景来实现影片节奏、气氛的制造。同时，在具体悬念的推进过程中，《中国机长》尽力使情节复杂化，多线索的交叉剪辑既延长了灾难的影像时间，同时也多角度对乘客、空乘、机长以及相关人物进行了展现，从不同侧面刻画了灾难中人的应激反应，让观众得以看到在一起灾难事件中，除了机长等核心人物之外，其他人物如乘客、亲友等在知晓灾难或将来临时的状态。而且，这些身份、阶层、道德水准各异的人物，被放置在机舱这一密闭空间之后，也与观众“旁观者”的视角形成了合一，也相对更容易实现阿尔杜塞所言之“询唤”。在这一过程中，观众被影片所营造的各种令人窒息的危机体验和情感感召而影响，处于危机中的飞机和随时可能发生的空难给影片中人物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创伤成为连接观众与影像的中介，在激荡着非理性和复杂情感的观影体验中，观众对于影片以及影片背后力量的认同也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被挖掘了出来。

二、主旋律呈现

对于灾难电影而言，除了“以虚拟的危机情境与震撼的视听叙事建构了极富刺激性与颠覆性的审美体验，形成了奇观化影像与类型化故事相互融合的‘魅惑模式’”3之外，它更重要的功能则在于潜藏其后的社会功能，一方面，灾难电影中随时而至的危机，实际上与后现代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各种风险形成对应，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披着娱乐外衣的‘视觉实践模式’在体验化的快感审美中，隐藏着意识形态的暗语与规训，它在潜移默化的日常生活与消费审美中巧妙地把主体捕捉并控制到意识形态的观念与权力关系的网络之中，审美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建构”。4因此，从特定角度而言，电影对于灾难事件的景观化展现过程，便是意识形态在这一场域中实践的过程。

对于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建构而言，灾难事件是一个恰好的场所。《中国机长》中灾难所发生的空间—机舱，成为意识形态及其机构进行书写的最佳场域。在这里，观众的情感被煽情的元素、惊险的场景所激发，影像通过对人们在危难之际的不同反应来塑造英雄气质，不仅飞行员是镇定自若的，同时整个机组都临危不乱且有条不紊，而相比起来乘客显得慌乱不已。影片用几个冲突描绘了群体的不安和莽撞，但是在机组人员正气、专业的引导之下，机舱这一空间实现了秩序的重塑，并且最终唤起了集体主义式团结，“这种情感的共享，可以带来一种神圣感和升华感，有助于强化政治、文化或者社会认同”。5在灾难片的类型流变过程中，影像对灾难的展现过程，成为构建民众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手段。灾难电影不断将记忆重现，通过视觉符号化的过程，使得灾难成为当代观众可感、可思的文本符号。尤其对于主旋律电影而言，其利用灾难片这一类型特征，将与民族、国家等宏大要素与集体记忆并置，生产出可被观众接受的内容，并复现灾难对于集体的价值，从而凝固民族的集体记忆/ 创伤，增加对民族的认同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通常的观点认为，与好莱坞电影善于塑造个人英雄不同，中国电影中的英雄始终是基于集体的。《中国机长》在对英雄的处理上，也大体采用了类似的策略。影片虽然大量着墨于机长在灾难处置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但与此同时，创作者也毫不吝啬将视角对准了包括空管、机场、乘务、乘客、航空爱好者甚至于军方等等，最终使得影片夹杂着个人英雄和集体主体的双重光辉，“在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人们则倾向于相互依赖的自我建构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6从英雄表述的角度来看，英雄拥有着过人的能力和崇高的品格，超越常人的特征使其被塑造成榜样范型。“英雄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国家特色，有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和人格的震撼力，它是某一时期社会群体整体思维的最高形式。”7而将英雄在灾难片的极端情境中，组合了消费主义与革命情怀，使之成为在消费领域流通的文化产品，既满足消费需求，又提升精神品味。凭借于此，个体、集体与家国之间的缝隙得以通过这一渠道融合，也实现了观众对集体主义式家国情感的价值认同。

从整体观看《中国机长》的结构，会发现其实现了机长从小家出、至工作岗位/ 大家完成救援再到回归小家的闭环结构，当他凯旋回到小家之后，一个相比影片开始时更为温馨的家庭与家人在等待他。这一点，也体现出当下新主旋律电影的一种创作策略。过去，主旋律电影背负着复杂的意识形态书写责任，创作者往往在这一使命的压力之下，忽略了对人的关怀，叙事多以宏大为首要，体现出一种崇高美学的特征。《中国机长》为代表的新主旋律电影，视点则往往从个体出发，在此基础上展开个体与宏大的复杂互动，实为一种创作思路上的进步。

《中国机长》结尾的几次握手场景象征意味十足，当飞机最终安全着陆之后，机长与乘务长庆祝的方式，是颇为冷静的握手。民航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登机进行检查后，除了对机长的壮举作出肯定，同样用握手这一动作表达了情感的传递。这些场景显然具有多重意味，握手这一动作无关乎性别，是革命同志式的情感互励，既是对机长这一英雄的直接赞美，更意味着来自官方意识形态对其的肯定。伴随官方肯定的，则是来自民间的致敬，乘客不断要求要对机长表示谢意，这些场景“意欲强化英雄人物的背后经济政治网络所蕴含的人性关怀在脱险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从而达到社会礼赞的必须要求和必然效果”8。影片最终建构了一个极具魅惑力的美好图景，灾难已经成为过去式，而经历灾难则成为人生的一道弧光，成为英雄能收获的是来自不同维度的认可。由此，《中国机长》利用灾难电影这一经典的类型模式，既满足了观众的视觉快感，同时完成了“在奇观化的视觉呈现与市场化的审美消费中隐匿着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结构、文化价值取向等意识形态建构”9。

三、问题显现

很长时间以来，商业电影与主旋律电影呈现出互不相干的发展态势，这也导致主旋律电影鲜少受众，很多主旋律电影在创作之初便自觉放弃了主流放映市场，不得不采用行政指派的方式来完成放映任务，长此以往的结果便是主旋律电影与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局面。自中国电影的市场化改革以来，主旋律电影虽然从故事的陈述方式、视觉表现的张力等等层面作出向市场、观众靠拢的尝试，但真正意义上被公认为是主旋律电影商业化里程碑式影片的则是《建国大业》，影片不仅有170 余位明星参演，更是利用成熟的商业电影的运作机制，完成了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的良好融合。可以说，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路线的成功，显然并未削弱这一类电影本身背负的重要责任，反而在响应观众需求的过程中不断调试，在市场规则下发展出独特的生存之道。与此同时，在主旋律电影不断的商业化试探中，商业电影的主旋律态势也越发清晰。诚然，从主题表达的层面而言，主流商业电影势必是在表达主流认同和主流价值体系。但特别之处在于，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商业电影，更积极地响应意识形态、民族心理等时代要求，将国家、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等元素明显地放置在影像表达过程之中，体现出向主旋律靠拢的创作态势。《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等影片，将商业电影的类型元素与意识形态进行了极好的融合，民族自豪、国家认同等元素被融合在精彩、刺激的商业叙事过程中，巧妙地用商业化的电影语言完成了主流价值观的呈现与输出。

但是，这一融合的过程并非完全顺利的，能够取得口碑、市场以及意识形态多重认可的电影仅是少数，多数创作在兼容的过程中往往顾此失彼，《中国机长》的创作也同样遇到这一困境。灾难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绝不仅限于对于灾难本身的景观式呈现，而是在人与灾难抗衡、斗争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的力量，以及对灾难成因、现实的反思，这构建了灾难电影魅力的多个层面，这也正是《中国机长》所未能做好的地方。影片意图塑造一个具备神性光辉的英雄形象，其具备着临危不乱、不苟言笑但又内心正直的特质，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形象与经典主旋律电影中的传统父权形象相当相似，成为意识形态在这一商业电影中的人物实践。尽管这一策略看上去有效，最起码一个经典的男性英雄形象跃然银幕之上。诚然，机长的壮举拯救了全机舱的乘客，但这个壮举实现的初始动机很大程度是因为其职业身份，也就是说职责使他不得不这么做，与一般灾难片的英雄成长相比，已经天然缺乏了一个人物由弱至强的变化契机。但影片在处理机长面对突然而至的危险时，仍然过分强调了这一人物的“神性”，即超脱了普通人的那一面，观众在角色身上看不到慌张与不安，而当角色过于笃定地应付灾难时，这一造神过程便损失了它的可信度，也丧失了英雄本质上是普通人这一塑造策略带给观众的情境共鸣可能。与之相比，美国空难题材影片《萨利机长》则完成了对英雄的质疑以及重塑英雄的论证过程，在不断展现其内心恐慌和职业水准的同时，塑造了一个复杂且更为真实的英雄形象。

与此同时，灾难电影的文化魅力还在藏于其中的思辨。不论是末日题材灾难影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还是如《萨利机长》般对人在面对危机时是否可能作出误判的考量，都能够将灾难电影的叙事能力引向更深层次的人文价值体系之中，从而完成由事件表象到事件本质再到存在主义思考的叙事逻辑。这样，观众才得以在灾难景观之下，感受到灾难的可怕、生命的脆弱，并产生对当下生存状态的思索，“‘风险社会’（risksociety) 已不再是社会学家或官员讨论公共政策的专业术语，它已随着‘意外’事件的增多、‘不确定性’问题的迫近而成为每个个体生活展开的时代背景”10。灾难电影的危机塑造具有让观众感受时代意外的可能性，从而实现灾难片的视觉呈现与理性思辨的融合。在这一点上，《中国机长》仍然是有所欠缺的，影片并未承载反思与疑惑，整个事件在惊险中被完满解决之后，随即就进入到群体狂欢中，个体再度被集体所湮没。

可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正是因为《中国机长》需要协调与平衡类型与主旋律所致，而当创作者既未能精准将灾难片这一类型的文化二元特征进行深入呈现，又未能抓住意识形态影像化过程的精髓时，就往往会出现一些创作上的问题。比如《中国机长》也采用了多明星参与的阵容，大量明星的出现提升了影片在社交网络中的关注度。但一些角色在剧中的存在对于故事本身价值不大，反倒因为明星的参与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并消解了灾难叙事的节奏。

结 语

《中国机长》等一系列影片为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共生趋势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主旋律电影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下再度散发活力，而商业电影也因为对日常生活、本土文化、民族元素等的有效使用，开始展现出自觉的中国意识。但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创作的各个环节对于主旋律的认知，不能再局限于崇高美学的一整套体系，而应该在类型电影的普遍经验之中，去寻求主旋律表达的突破口，这其中的关键便在于，不论是商业电影还是主旋律电影，都应该将表达生动的人作为影片的基准要求，只有围绕基于人的鲜活故事，表达人、人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思辨，才能更好地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通过颇具创新性与现代性的艺术表达，实现了满足观众观影需求与意识形态有效传播的双重抵达”11。

注释：

①⑤黄月琴：《“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驯—传媒的社交网络实践批判》，《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 年第5 期。

②蔡卫、游飞：《美国电影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年版，第306 页。

③④⑨牛鸿英：《想像的能指——好莱坞灾难电影的审美意识形态图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3 期。

6曾海芳：《符号视域下中美灾难电影的价值维度比较探究》，《当代电影》2014 年第2 期。

7 潘天强：《英雄主义及其在后新时期中国文艺中的显现方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 年第3 期。

8 范倍：《中国机长—实况再现与险情体验》，《电影艺术》2019 年第 6 期。

10 孟慧丽：《天灾：从洪水神话到集体无意识再确认—试析灾难电影的话语建构与现实意义》，《当代电影》2014 年第2 期。

11饶曙光、兰健华：《近年“主旋律”电影创作的开拓与收获》，《中国文艺评论》2019 年第12 期。

[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