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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总体看，莫言和路遥笔下的劳动叙事呈现为劳动美与劳动苦两幅面孔。在莫言的笔下，劳动不仅是满足生存所需的个体生命活动，同时也是彰显生命活力和满足精神需求的生命体验，它指向的是一种农民本位立场；而在路遥的笔下，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意味已大为弱化，劳动主要被视为磨砺意志的手段与医治精神痛苦的良药，它指向的是一种作为农民观察者和反思者的知识分子立场。

关键词：莫言 路遥 劳动叙事 农民本位立场 知识分子立场

在莫言的乡土题材小说中，有关劳动叙事的文字占了相当的篇幅。从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劳动叙事就一直处在莫言乡土叙事的中心位置。这些写于不同时期的作品，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乡土中国丰富多彩的劳动生活画卷，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反映中国农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另一个致力于劳动叙事的作家是路遥，“路遥小说中的人物， 绝大多数是来自乡土中国的平民子弟”1。他们在把劳动视为抗争命运和改变命运手段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精神上的超越，成为小说中最动人的乐章。这些以苦难与奋斗为主旋律的作品 30 多年来魅力不减，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

选择路遥与莫言作为比较研究对象，不仅因为劳动叙事在二者的创作中占有相当的篇幅，同时也因为这些作品引发了读者和评论界的持久热情。当代文学中长盛不衰的“路遥现象”以及莫言获诺奖所引发的莫言热，都已经表明相关话题的重要性。但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二者各自独立的研究上，还未见研究者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从劳动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二人的创作，就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在以往的个案研究中被忽视的话题，对这些话题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二者劳动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一、劳动苦与劳动美 ：劳动叙事的两幅面孔

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农事相关的劳动叙事一直绵延不绝，以劳动为主题的作品可谓蔚为大观。但如何书写劳动 ,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作家笔下则有明显的不同。从总体上看，作家笔下的劳动叙事大致上可分为劳动苦与劳动美两种。劳动苦主要表现劳动给劳动者的身体带来的痛苦，劳动美则主要表现劳动给劳动者精神上带来的愉悦。以此观之，莫言的劳动叙事尽管也写出了劳动的“苦”，但更多彰显的是劳动的“美”，而路遥笔下的劳动叙事则主要突出了劳动的“苦”，这种差异性与二者所采用的叙事方式有关。

莫言常常采用传奇化的叙事方式，主要借鉴中国传奇小说的叙事方式，用夸张、变形等方式，将原本平淡无奇的劳动变得富有趣味性；而路遥的劳动叙事则主要采用写实化的叙事方式，不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夸张变形的处理，呈现的是劳动的本来面目。

莫言劳动叙事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地方在于他对劳动者劳动技艺的传奇化描写。在莫言笔下，劳动是劳动者体力和智慧的完美配合，带有某种表演的意味，具有很高的观赏性。《枣木凳子摩托车》中张小三的父亲不仅能闭着眼睛仅凭着手的感觉就能把枣木从一大堆杂木里挑出来，而且可以凭气味就能从一大堆杂木里挑选出自己所需的木料；《野骡子》中的罗通围着牛转两圈，顶多也不超过三圈，就可以响亮地报出这头牛的毛重与出肉率，其准确程度几乎可以与当今英国最大的肉牛屠宰公司里的电子肉牛估评仪相媲美；《牛》中的乡村兽医老董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牛还没有反应过来前完成了阉牛的工作。与此相对照，路遥采用的是一种写实化的叙事方式，其笔下主人公的劳动只是一种纯体力的付出，没有任何技巧可言，因而也就没有观赏性。《人生》中的高加林因为民办教师被大队书记的儿子顶替被迫回乡当了农民。当他参加劳动时，只是凭力气拼命地挖地，不讲究任何劳动技巧：“泡拧破了，手上很快出了血，把镢把都染红了，但他还是那般疯狂地干着。大家纷纷劝他慢一点，或者休息一下再干，他摇摇头，谁的话也不听，只是没命地抡镢头。”2无独有偶，《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在为学校拉建房的砖块遇到上坡时，“他常常挣着命拉车，两只手都快趴到地上了，牲口和他都大汗淋漓，气喘得像两只风箱”3。这些描写体现出，路遥用写实化的叙事方式凸显的是劳动者体力上的付出，而莫言采用传奇化的叙事方式凸显的是劳动者劳动技艺的高超。

与此同时，在描写劳动过程时，莫言常用陌生化的手法，将超现实主义的幻象和现实融合在一起，突出了劳动过程的神秘与魔幻。于是我们惊奇地看到：《姑妈的宝刀》中原本应该是汗如雨下的铁匠身上却很少出汗；原本是满面尘灰毫无光彩的铁匠的脸在炉火的映照下“像庙里的金面神一样”4。此外，像《透明的红萝卜》中铁匠打出的钢钻儿像削好的铅笔的高超技艺，以及《我们的七叔》中七叔斧劈苍蝇的绝技都同样让人大开眼界。与此相对照的是，路遥对劳动过程的描写通常采用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通过对细节的刻画突出劳动过程的漫长以及劳动者肉体上所承受的痛苦。于是我们看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在当揽工汉背石头时，“沉重的石头几乎要把他挤压到土地里去。汗水像小溪一样在脸上纵横漫流，而他却腾不出手去揩一把，眼睛被汗水腌得火辣辣地疼，一路上只能半睁半闭。两条打颤的腿如同筛糠，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5类似的细节描写在路遥笔下的劳动叙事中可经常看到，这些细节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肉体所承受的痛苦，它彰显的是劳动的艰辛及劳动者的抗争精神。

劳动苦与劳动美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叙事方式上，同时也体现在劳动场景上。劳动场景由自然风景和劳动氛围共同组成。作为劳动场景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然风景，其意义并不仅仅意味着风景本身，它还是人从审美层面上对自我生活审视的结果，是自我价值确证的重要参照物。以此观之，在描写劳动场景时，莫言常常借鉴诗歌的艺术手法对劳动场景进行诗化处理，通过意象营造出充满诗意的劳动场景。一方面，莫言用“金黄的麦浪”“青翠的麦苗”等传统意象来营造充满诗意的劳动场景；另一方面，莫言又借助劳动者在月光下劳动这一特殊的画面，营造出充满朦胧美的诗意劳动场景。于是我们看到，《生死疲劳》中的蓝脸独自一人在月光下喂牛、劳动，清幽的月色和孤独的身影相互映照，构成了一幅灵动的月下劳动图。这种处理方式，让原本是批判特定历史时期极左政治的劳动叙事显示出超越现实的诗意。此外，像《我们的七叔》中七叔在月下割麦的劳动场景，《牛》中“我”和杜大爷月夜赶牛到兽医站给牛治病的场景，也因为有月亮的衬托使得单调乏味的劳动场景充满神秘与朦胧的诗意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路遥笔下的劳动叙事很少涉及对劳动场景的描写。作为劳动场景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然风景，在路遥的笔下大都被一笔带过，即使作家笔下偶尔出现对自然风景的描写，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凸显主人公内心的孤独与痛苦。《平凡的世界》在描写孙少平一个人在山里劳动歇息的时候， “头枕手掌仰面躺在黄土地上，长久地望着高远的蓝天和悠悠飘飞的白云，眼里便会莫名地盈满泪水”6。孙少平触景生情所引发的悲伤源自于他对自我生存现状的失望，他此时的情感世界被悲观失望的情绪所主导，自然也就无法发现和欣赏风景的美。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7这样，蓝天白云引发孙少平的不是美的发现和美的享受，而是对自己被束缚在土地上的无奈与孤独的伤感，也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路遥笔下的自然风景不是为了烘托劳动场景的诗意美，而是为了烘托劳动的单调无聊以及劳动者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精神之美是莫言笔下“劳动美”的另一个表现。精神之美首先表现在劳动者的精神风貌上。《麻风的儿子》中的右派老猴子由于有出色的劳动技能，虽有“坏分子”的帽子压在头上，但他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负担： “他的笑声比贫下中农的还响，他的话比贫下中农的还多，除了义务扫街时让人想起来是个阶级敌人外，平常无感觉。”8这种精神之美在割麦比赛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对村民而言，割麦高手老猴子和张大力之间的割麦竞赛如同精彩的节目一样吸引人。老猴子割麦时，手中的镰刀刷刷刷，像割水一样，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除老猴子外，劳动在患有麻风病的青年张大力身上所激发的精神之美更让人感动。当张大力发现自家的饭与别人家的饭分开放时，愤怒之余张大力把装饭的包袱抛向麦田，拒绝了别人递过来的干粮，大踏步走到土路上，挖起一块新鲜的牛屎，大口大口吃下去，然后到麦田里开始割麦，“我们都不恶心，我们都站起来，看着那个刚吃了一块新鲜牛屎的高大青年在广阔无垠的金色麦田里进行着的劳动表演。优美的劳动，流畅的劳动，赏心悦目的劳动”9。不难看出，莫言笔下的劳动叙事不仅写出了体力劳动“苦”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彰显了体力劳动中“力”与“美”的魅力。

与此相对照的是，路遥笔下的劳动美主要表现为对劳动创造生活的礼赞。于是我们看到，当《平凡的世界》中的那些干部子弟被迫以极低的价格把自己引以为傲的手表、皮箱、衣服卖给孙少平以换取生活费时，孙少平凭借全勤所获得的高工资，让他从一个被众人瞧不起的穷小子很快转变为宿舍中的 “权威”。孙少平用合法的手段“掠夺”这些人的财富，他们此时所丧失的不仅是财产，而且还有父母的官职所赋予他们的优越感。路遥通过对孙少平在干部子弟眼中地位“逆袭”过程的描写充分肯定了劳动的价值意义： “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10这就意味着，在路遥的笔下，劳动带给劳动者的不仅是物质的享受，同时还有人格上的尊严。比较而言，路遥笔下的劳动美主要表现在劳动创造生活的启示意义上，而莫言笔下的劳动美则主要表现在劳动对人的精神风貌的改变上。这种差异性，不仅与作家的叙事手法有关，同时也与作家的身份认同有关。

二、农民与农民的儿子：身份认同背后的坚守与逃避

“身份认同”（identity）是 1990 年代以来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大多数学者眼里，“认同”有 “同一”和 “独特” 两种含义。“同一”意味着这个和那个是相同的，“独特”则强调自身的独特性，意味着这个和那个是相异的。“身份认同”是现代人个体意识觉醒的产物，是伴随着个体对自我存在的反思产生的，“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是自我身份认定的问题，即对于‘我是谁’ 的反思”11。当我们从身份认同的视角重新审视莫言和路遥笔下的劳动叙事时，造成劳动苦与劳动美两幅叙事面孔的表面原因是由于叙事方式的不同，深层原因则是由于作家自我身份认同上的差异。

对莫言而言，最让人瞩目的地方是他对 “农民”这一身份的认同和坚持。莫言的可贵之处在于，不论是在获诺奖前还是在获诺奖后，莫言从不忌讳自己的“农民”身份：“我始终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这并不是虚伪和做作，我知道我只是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生活在城市的农民。”12正因为莫言始终认同并坚守自己的“农民”身份，使得莫言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最有农民气质的作家：“他不但在情感和思想上代表了农民，他的感觉世界的方式也是地道的农民式的。”13与莫言相比，路遥对自己的“农民”身份则表现出某种逃避的倾向，虽然他承认自己是农民的后代，但他并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而是以“农民的儿子” 14这一看似自豪实则自卑的称谓自居。这种独特的身份认同，表面上看是路遥对自己与父辈农民身份之间血缘关系的认同，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则是希望逃避父辈人生道路的愿望。也就是说，“农民的儿子”这一称谓更多彰显的是自己作为农民观察者与反思者的知识分子立场，而不是莫言式的农民本位立场。尽管路遥对农民的劳动从不吝啬溢美之词，但从路遥的人生经历来看，他对政治和文学创作的热情远远超过对做一个农民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枯燥辛苦的劳动也心生厌烦”15，这种情感在路遥笔下的人物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人生》中高加林的民办教师之职被大队书记的儿子顶替后被迫回家当了农民，高加林一度想与大队书记拼个你死我活，但在父母的苦苦哀求下他不得不接受这一残酷事实。当高加林终于出山参加劳动时，“他穿了一身最破烂的衣服，还给腰里束了一根草绳，首先把自己的外表‘化妆’成了个农民”16。高加林在外表上故意丑化自己，尽管有向大队书记示威的意味，但其潜台词在于表明他并不甘心和父辈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稼穑生活。因此，当高加林在落魄中接受刘巧珍的爱情后，他常常感到后悔，“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就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17。与此同时，路遥还将高加林与土头土脑、善良纯朴的农村青年马栓进行对比，突出高加林身上知识分子的清高和优越感，比如对高加林没有体力劳动留下任何印记的修长身体的赞美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 1980 年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提出，整个社会风尚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在《讲话》中所确立的农民身份的优先地位以及“劳动光荣”这一社会评价体系开始面临日益严重的认同危机。与知识分子相比，“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道德和精神优势已经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成为历史”18。正因如此，路遥对高加林因为害怕碰到熟人而不敢大声叫卖只好躲到图书馆去看报、最终导致一个馍也没有卖出去的行为不仅没有嘲笑，反而对他这种厌恶世俗生活而向往精神生活的行为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同情。当高加林通过走后门成为县委的通讯干事后，他的精神风貌判若两人，他的才能很快在县城大放光彩。他不仅是万众瞩目的县委通讯干事，篮球场上耀眼的明星，并且得到了城市姑娘黄亚萍的主动示爱。可以说，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而选择城市姑娘黄亚萍，表面上看是因为和刘巧珍没有共同语言，实际上是害怕和刘巧珍结婚后，自己一辈子会被束缚在土地上重复父辈的人生道路。对此，就连路遥自己也承认：“无论如何，城市是人类进步的伟大标志。久住其间，也许让人心烦，可一旦离开它，又很渴望回到它的怀抱。”19

实际上，路遥对“农民”身份认同的逃避一直延续到《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中。和高加林一样，高中毕业的孙少平在农村算是一个文化人，在做过一段时间的民办教师后被迫回到农村。由于孙少平怀着“一心要走出乡村，在文明程度更高的城市里寻找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20的人生理想，因而孙少平对农村体力劳动没有任何好感：“一整天在山里挣命，肉体的熬苦使精神常处于麻痹状态—有时干脆把思维完全‘关闭’了，晚上回到家里，唯一向往的就是倒在土炕上睡觉，连胡思乱想的功夫都没有。”21尽管孙少平和高加林一样不甘心重复父辈的人生道路，但“最叫人痛苦的是，你出生一个农民家庭，但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22。为了离开农村，孙少平宁愿选择独自一人到陌生的黄原市当揽工汉，也不愿意和哥哥少安一起经营小砖窑共同发家致富。后来，当孙少平因机缘巧合有机会把户口迁到黄原市郊区时，因为离城市近，孙少平觉得他应该当机立断，“千万不可失去这一生难逢的好机会”23。后来孙少平因为有郊区户口被招工到煤矿做了煤矿工人，尽管这个工作危机四伏，但因为摆脱了农民的身份，孙少平还是很满足。由此可见，路遥对“农民” 身份逃避的倾向在他的创作中始终或隐或显地存在着。

相比之下，莫言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和坚守，使得他笔下的劳动叙事显示出鲜明的农民本位立场。这种农民本位立场使得莫言对过去乡村生活的评价持一种农民式的辩证态度：“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乡村生活在物质上是相当清苦的。但回想起来，那时，我的精神绝对比现在要愉快。”24因此，莫言在描写农民劳动时，不像路遥那样凸显劳动的“苦”，而是有意识地滤去了劳动艰辛的一面，重点突出劳动快乐的一面。正是这种农民式的对待劳动的朴素情感，使得莫言能够从枯燥辛苦的农村体力劳动中发现劳动快乐的一面。于是，像割麦这种农村最沉重的活儿，在莫言的笔下也不乏快乐的一面：“那时候，麦收季节是我们的盛大节日。麦子熟了，遍地金黄。天不亮时，就有许多鸟儿在空中歌唱。人们披着星星，戴着月亮，提着镰刀下坡，借着星月之光割麦子。”25在割麦过程中，尽管劳动者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但割麦子也是农村中最愉快的劳动，收获总是让人们感到快乐”26。因为在丰收所带来的喜悦面前，在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中，当劳动者全身心投入到劳动中、自由发挥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潜力时，他的劳动就不仅仅是一种满足生存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审美活动。不仅如此，作为凝聚着劳动者心血的劳动成果，其本身就包含着劳动创造的快感与美感：“铁耙晃悠悠荡过去，牛的蹄印被耙平，松软的土地露出新鲜的层面。大地犹如毛毡，布满美丽而规则的波浪形花纹。”27正是由于莫言坚持从农民的立场来对待劳动，因此莫言对自己劳动生涯的回忆更多是它欢乐和温馨的一面：“我” 当年与方碧玉等农村女青年给棉花喷药的情景是“多么浪漫的岁月”28；春天村里的女人们在生产队的大仓库里筛选棉籽时是“欢声笑语震动四壁”29；村民们拉着石磙子在操场上转圈修操场时如同“人欢马叫闹春耕”30那样热闹喜庆；冰天雪地里和村民们挖胶莱河时几十万民众的集体劳动情景是让人“心潮澎湃”31。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莫言和路遥在自我身份认同上的差异是导致“劳动苦”与“劳动美”两副叙事面孔的深层原因，它集中体现了莫言所秉持的农民立场和路遥所秉持的作为农民观察者和反思者的知识分子立场看待劳动的差异性，以及在传承中国文学劳动叙事传统上的不同贡献。

三、中国文学劳动叙事传统的传承与超越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建立在农业劳动基础上的农业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农耕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国人对土地和劳动格外眷念，因为“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土地的可贵”32。对中国人来说，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生理想的寄托所在。正是依靠对土地和劳动的热爱，中华民族才能在这块土地上筚路蓝缕，一路披荆斩棘，创造出让世界惊叹的文明奇迹。尽管劳动本身充满汗水和艰辛，但个体的生命之花却在劳动中如鲜花一样绽放。从《诗经》开始，歌咏劳动之美与劳动之乐就开始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如《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中对采桑女劳动和爱情的吟唱，《诗经·芣苢》中对古人一边歌唱一边采芣苢（车前草）欢快场面的描绘等，后世文学中如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唐代诗人王维的《田园乐》、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都是歌咏劳动之美与劳动之乐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历久弥新，直到今天依然给人以美的享受。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及其魅力逐渐褪去，体力劳动也随之逐渐淡出作家的视野，文学离底层劳动者的劳动生活越来越远。尽管劳动叙事作为一个主题在作家笔下得到延续，但劳动之美与劳动之乐在作家笔下渐行渐远，作家笔下的劳动叙事日益带上一种痛苦和抱怨的色彩，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以诗化劳动为主题的小说了，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的力与美逐渐从小说视域中淡出”33。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莫言将自己的创作聚焦于脚下的这块土地及其劳动者身上，自觉传承中国文学劳动叙事的传统，将文学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当“劳动光荣”“劳工神圣”这些曾经被视为社会主义文学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日益受到冷落的时候，莫言的劳动叙事中所表现出的对劳动者身上“力”与“美”的张扬，对重建社会主义文学的核心价值体系无疑具有时代引领作用。与此同时，莫言笔下的劳动叙事还从劳动者生理感觉和心理感觉相互转化的角度，“写出了艰苦的劳动中劳动者沉浸其中的精神享受和灵魂的升华”34，将劳动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从劳动对象到审美对象的现代转换，凸显了劳动创造美和享受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

与莫言相比，路遥的劳动叙事自觉继承了中国文学劳动叙事的传统，突出了劳动给劳动者肉体所带来的痛苦一面，但在“苦” 的内涵及其主旨上又有新的拓展。传统文学劳动叙事中的“苦”，主要是用来控诉那些不劳而获的统治者，如“硕鼠硕鼠，毋食我黍” （《诗经·硕鼠》），以及表达文人志士对下层百姓劳作之苦的同情，如唐朝诗人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锄禾》）、李白的“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宿五松山下荀媪家》）、陶渊明的“田家岂不苦，四体诚乃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相比之下，路遥的劳动叙事则对劳动“苦”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融入了新的时代精神。

其一，是把体力劳动之“苦”视为磨炼意志的手段与医治精神痛苦的良药。在路遥看来：“精神上的危机，只能靠强度的体力劳动来获得解脱。劳动，永远是医治精神创伤的良药。”35于是我们看到：《人生》中的高加林民办教师之职被书记的儿子顶替后被迫回乡参加劳动，在经过短暂的沉沦后他很快出山参加劳动，为了不被众人视为不劳动的“二流子”，他决定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具有衡量一个优秀庄稼人最重要的品质—吃苦精神。于是我们看到，高加林在拼命挖地的过程中，即使看到受伤的双手流出的血染红了手中的撅把，但他依然没有停下来休息。尽管劳动结束后他感到浑身骨头似乎全掉了，但他却“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语的愉快”36。无独有偶，当《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得知恋人田晓霞因为救人牺牲的消息后，忍痛从田晓霞的父亲那里接过她留下的日记后，独自一个来到古塔山这个他和田晓霞两年前约定见面的地方，把手中的鲜花放在他们当年坐过的地方，伫立片刻后便悄然乘坐当晚的汽车回到煤矿投入到沉重的井下劳动中，“对他来说，如此沉重的精神创伤也许仍得用牛马般的体力劳动来医治”37。

其二，路遥把是否具有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作为创作出伟大作品的前提条件，赋予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以新的价值意义。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路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把自己在稿纸上的劳动和庄稼人在土地上的劳动等量齐观：“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38在动手写作《平凡的世界》前，为了彻底弄清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路遥找来了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延安报》的全部合订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一页一页地翻看，长时间的翻阅导致手指头被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正是依靠这种看似笨拙实则诚实的劳动，路遥才能从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创作出《平凡的世界》这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

如果说莫言的劳动叙事以诗化和传奇化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发现了劳动的快乐与美好，让曾经被遮蔽被忽略的劳动美得以彰显，实现了从劳动对象到审美对象的现代转换；那么，路遥的劳动叙事则赋予劳动以创造生活的意义，将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作为作家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以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大境界的前提条件，实现了从谋生手段到自我实现手段的现代转换。可以说，莫言和路遥的劳动叙事在传承了中国文学劳动叙事传统的同时，又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悟分别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共同将中国文学劳动叙事的传统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和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莫言与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5XZW030）的阶段性成果 ]

注释：

1魏家文：《从路遥的小说创作看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焦虑》，《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2 16 17 36 路遥：《人生》，《路遥文集》（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9、53、52页。

3 5 6 21 22 23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第 4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0、123、102、101、152、172 页。

4 24 莫言：《姑妈的宝刀》，《与大师约会》，作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0、146 页。

7 [德]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7 页。

8 9莫言：《麻风的儿子》，《与大师约会》，作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0、177 页。

10 35 37 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第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

70、286 页。

11李作霖：《身份认同与文学批评》，《中国文学研究》2012 年第 2 期。

12 莫言：《作家应该爱他小说里的所有人物——与马丁·瓦尔泽对话》，《碎语文学》，作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31 页。

13 张志忠：《论莫言小说》，《文学评论》2013年第 1 期。

14 19 38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55、438 页。

15 程光炜：《关于劳动的寓言——读〈人生〉》，《现代中文学刊》2012 年第 3 期。

18 杨庆祥：《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南方文坛》2011 年第 2 期。

20 张志忠：《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路遥〈平凡的世界〉再评价》，《文艺研究》2017年第9期。

25 莫言：《我们的七叔》，《花城》1999年第1期。

26 莫言：《司令的女人》，《师傅越来越幽默》，作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3 页。

27 28 29莫言：《白棉花》，《怀抱鲜花的女人》，作家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83 、187、184 页。

30 莫言：《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师傅越来越幽默》，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31 莫言：《漫长的文学梦》，《说吧，莫言》，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2 页。

3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页。

33 谭桂林：《文学当重新书写“劳动”》，《人民日报》2012 年 9 月 14 日。

34 周文慧：《承继与反惯性：从叙事方式看莫言小说的“劳动”叙事》，《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