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9年9月8日早上，我们从徽县的宾馆出发去成县的“杜公祠”。雨不大不小地下着，很缠绵。风不大不小地吹着，风里包裹着初秋的寒凉。

我问同车的陇南市文旅局局长毛树林：“陇南的树，落叶吗？”毛局长说：“大部分树都落叶。”我说：“哦，你们虽然被称作‘陇上江南’，其实还是北方。”毛局长：“当然是北方了。”我说：“现在我们这里还有橡子树吗？”“有。山上还有很多，只是没人去采橡子了。”

到达“杜公祠”门前，陇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天佑先生冒雨在门前站着等我们。我们下车，我快步走过去与高先生握手并致谢。高先生说：“你来成县看‘杜公祠’，没有我作介绍，你是看不透彻的呦。”我们一起哈哈一笑。

上十几级台阶，就站在了“杜公祠”的大门前。门楣上有“杜公祠”三个大字，门柱两侧的对联是：“忧社稷哀黎民侠骨柔肠有诗圣，傍凤台依龙峡山环水绕一草堂”。上联对杜甫概括式地评价，下联说出杜公祠的周边环境。大门和大门前汉白玉的石栏杆有些破旧，局部有残损，虽然是当代人所建，可能是疏于维护与修整，倒显得有些古朴。嗯，布满沧桑和疮痍的地方都适合杜甫。

这座“杜公祠”，始建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天下祠堂多，海内第一家”，这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建造最早的一处杜公祠堂。北宋时，是当地秀才赵惟恭捐地，县令郭慥主持创建的，足见那时的人们对杜甫有多么景仰。我们国内现存三十七处杜甫“草堂”,目前，这座是历史最久的一处了。我读过现任徽县博物馆馆长、当时还在徽县县志办工作的曹鹏雁先生的文章《徽县栗川杜公祠的兴衰》，文中认为历史上最早的“杜公祠”是在栗亭：

关于杜公祠，北宋中早期栗亭百姓就于木皮岭下的山寨坡筑有杜公祠堂，后来毁于宋金战火。据《阶州直隶州续志》记载：“名嘉亭，在宋栗亭县，宋建，邑令赵洋取工部‘栗亭名更嘉’诗句为榜。”这是栗亭“名嘉亭”杜公祠见于史志的最早记载。北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大诗人贺铸（1052-1125）作有一首缅怀杜甫的《寄题栗亭县名嘉亭》诗。按《杜诗镜铨》与《徽郡志》记载：南宋初绍兴间（1131—1162），王知彰为栗亭令，尝作《秦州东柯谷杜少陵祠堂记》云“工部弃官寓东柯谷，侄佐与之居”。但未见王知彰有记述栗亭杜公祠堂的文章，由此说明南宋绍兴初期栗亭杜公祠堂已被毁，或者当时杜公祠堂已不存在。

好了。我也相信栗亭曾有一座“杜公祠”，但眼前这座成县“杜公祠”是现存最早的一座，也是表述准确的。

我欲进“杜公祠”大门，高天佑先生拦着我说：“咱们先别进大门，看看对面这座山。”

隔着雨和雾岚，只能看到山的大致态势。高先生说：“对面这座山，就是杜甫诗中写到的凤凰台。”我说：“哦，山上有橡子树和栗子树。”高先生说：“对！当年杜甫就在对面的山上捡落地的橡子、栗子和挖草药根。”说着，他随口背诵道：“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杜甫《同谷七歌之一》）

然后，高先生仰头向南指着这座山说：“今天下雨，阴天看不清，这个凤凰台的山峰，从远处看很像鲁迅先生仰卧的剪影，所以，这座山人们也叫它‘鲁公山’。”我使劲瞪大了眼睛看，也没看清“鲁公”的模样。高先生又介绍了关于飞龙峡谷与凤凰山及一些传说。他继续背诵：“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西伯今寂寞，凤声亦悠悠。”（杜甫《凤凰台》）接着面对我介绍：“我们站着的这个地方，身后就是当年杜甫一家搭草棚居住的地方了，当时叫同谷县，而同谷县古称叫西康州和成州。所以，杜甫诗中的‘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中，西康州就是同谷县。杜甫写诗，常常会把地理位置给确定了。因此，古人有‘少陵诗卷作图经’之誉。”我“嗯嗯”地应答着。

关于“凤凰台”或“凤凰山”，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座。“凤凰”是中国的先民根据古老传说中的吉祥鸟来创造的。传说要让人相信，就要具体，要活化。所以，凤凰是雄性为凤，雌性为凰。其形象是多种鸟的集合体。其实，“凤凰”和“龙”“麒麟”一样，是祥瑞和美的象征与寄托，是图腾，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元素。所以，“凤凰山”“凤凰台”在中国各地都有。《山海经》中对凤凰的解释比较实在，仅仅是：“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

进入大门，迎面是一座较大的牌坊，顶额的横匾是启功先生写的“杜少陵祠”四个字，正面中间廊柱上书有一副对联：“到此最高看芳树荀流一览兼收秦蜀景，何须雯上诵好山云影五言已尽宋元诗”，是当代已故书法家陈义经撰联并书写。陈义经先生曾在1946年为民国南京政府大楼题写“总统府”三个字，现在这三个字依然在那栋楼上。陈义经先生有“金刚陈体”之誉，关于陈先生的书法我不懂，就不敢多言了，语多恐有失。我要说的是，这副对联撰得真是很一般。我又有点儿轻狂了，打住。

牌坊正面两侧的摆柱上还有一副对联：“一谷风清问先生真穷极至此，四壁诗满笑后人何胆大如斯”。此联是清末民初时一位有着小官职的书生刘朝陛所撰，撰得好！把杜甫的生前事身后名用一副对联涵盖。可以肯定，刘朝陛先生撰此联时，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与思想感情都融了进来。或者说，刘朝陛先生也是生逢乱世，失望于腐败的时事政治，感怀于迷离变幻的社会生活，才写出这样一副对联。

我们继续一步一步地往里走，高天佑先生不停地为我讲解着。高先生对“杜公祠”的历史及沿革，甚至一石一柱的位置都了如指掌。

走到第四进院，是“诗圣祠”，这三个字是我国当代重要的书法家顾子惠所写，仔细端详这三个字，真是雅中见巧，静中有动，外显书卷，内藏气韵。顾子惠先生活到101岁，人品很好，不喜财好物，广受赞誉，据说去世前还在写字。写字的目的是让自己快乐，所以，顾子惠先生是带着快乐去的另一个世界。

“诗圣祠”的廊柱上，有这样一副对联：“一片忠心微寓歌吟咏叹，千秋诗圣独追雅颂风骚”，这副对联是明代的杨贤所撰。这副对联在全国所有的“杜公祠”（杜甫草堂）中，都是一副很重要的对联，但因过于追求对仗工整，稍嫌空泛。我看史料时，这副对联应该在正门的两侧，不知为什么被挪到里边来了。也好，放在“诗圣祠”里也很配。

这座“杜公祠”共有六进院，加上一个“杜甫站像八角亭”，大概有二十副对联，当代人、当地人撰写的不少。高先生让我站在“杜甫站像八角亭”下照一张像，相片发给我时，发现廊柱上刻的杜甫的诗句有一个错字。原文应该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而廊柱上是“星随平野阔”，为此，我还查了一下是否有其他版本。最后确定，是写字的书法家写错字了，而刻字的人就依样画葫芦了。书法家写错字是常见的，但是这样的名句也写错，似乎有些不应该。

高天佑先生把我拉到碑刻长廊旁，一块碑一块碑地给我讲，杜甫的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后来是什么时候刻的，谁写的字，碑最初在哪儿，怎么搬到这里的；还有其他人赞颂杜甫的诗文是什么时代的，什么时候刻成碑的，等等，不厌其详。了解得如此详细，我暗自钦佩。后来得知，高天佑先生曾在成县做过十年副县长，期间曾大力推动发展旅游，他甚至亲自给导游员讲课。

宋代的文学家晁说之作有三篇记文，《濯凤轩记》《发兴阁记》《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记述修建同谷“杜公祠”的文字资料，详细记叙了同谷“杜公祠”始建经过。

我们走出“杜公祠”，准备合影时才反应过来，秋雨一直在下。合影结束，我站在“杜公祠”的院里望着天空，沉思着，细雨凉凉地滴洒在我脸上。

杜甫是个伟人，从唐朝到今天，一直是史学界、诗歌界、美术界、社会学界，包括地理学界等研究的对象，可以这样说，杜甫已经被研究得很细微、很透彻了。我能说些什么新鲜的话题吗？

杜甫被后人称作“诗圣”，“圣”字用在某个人的身上，说明这个人在道德、智慧上有超乎常人的能力，是可以制定和指导人们在某一领域的行为规范的。比如：儒家的孔子，就是指导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思想和行为规范的圣人。损一个人时，骂这个人“大逆不道”，就是说这个人不遵从孔子的教导，没教养。后来一些封建皇帝也称自己为“圣上”，就是要借这个“圣”字，来给人们制定思想和行为规范。咱不说孔子与皇帝们了，说杜甫。

杜甫的“圣”是被界定在诗中的，也就是说：杜甫的诗，不仅是供仰望的经典，还是对一切诗的评判标准，是诗的度量衡。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位汉学家叫宇文所安，这位教授先生用毕生的精力和所学来研究唐诗，重点研究杜甫，把杜甫的1400多首诗全部翻译成英文（他还翻译了许多唐代诗歌及社会文化等书，比如《初唐诗》《盛唐诗》等等）。宇文所安先生这样认为：杜甫的诗，是不可以被他人拿来评判与衡量的，因为杜甫的诗就是诗的标准。宇文所安先生的论断有些主观上的绝对，估计在中国很难行得通，包括我也不会绝对赞同。因为，按宇文所安的论断，我们后人的诗歌创造就是无意义的，杜甫之后的诗歌只能是“望杜而止”，最好的作品也只能是重复杜甫的。不过，一个美国学者能如此赞誉杜甫，把杜甫立为中国诗歌的标杆，也确实让我由衷地尊重。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学者型的批评家李敬泽先生，在成都“杜甫草堂”的讲坛上谈杜甫时，这样评价：“杜甫体现苍生正义，维护文明秩序，每逢磨难，都会想起杜甫，从他的诗歌中获得力量、慰藉，所以，我把杜甫叫做和我们共患难的诗人。”李敬泽先生的观点，我很赞同，大概很多人都会有同感。鲁迅先生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诗人西川先生说：“如果说李白的想象力方式来自于海水、海市蜃楼，那么杜甫的想象力方式则是来自于土地、土地上万物的生长与凋零。李白诗是音乐性的，而杜甫诗是建筑性的。杜甫和李白的才华性质并不一样，但两个人的高度是一样的。”

其实，“安史之乱”前的杜甫，还是个不被当时长安诗歌圈认可的青年诗人，中唐时期的诗人编辑家殷璠在编选《河岳英灵集》时，并没有选入杜甫的诗。让杜甫的诗歌产生大飞跃的事件，就是被迫走了一次“蜀道”。人的情绪是笼中的老虎，一旦被放开，就会啸叫山野。

杜甫成为“诗圣”，是他死后二百多年，被北宋人追誉的。

杜甫一生都在艰难与窘迫中度过，一生饱受饥寒与漂泊。但是，“他卑微命运的时候，有一种内在的宏伟，没有丧失对茫茫宇宙的感知，没有失去对苍生天下的爱（李敬泽语）”。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结论：没有经受饥寒与漂泊的苦难，没有胸怀天下苍生的襟怀，就不会大彻大悟，就不会有大爱，就不会成为“圣”。诗人的核心本质是爱，用爱去感知世界，用爱去对世界发言。

离开“杜公祠”的时候，高天佑先生送了我一本由他编著的《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路上，我翻看着这本书，心里就想：杜甫为什么要辞去华州（今陕西华县）的司功参军之职？为什么要到秦州（今天水）？为什么要到同谷（今甘肃成县）？又为什么不辞艰辛携家带口地走过青泥岭去益州（今成都）？

杜甫从华州到秦州，从秦州到同谷再到成都，走一路写一路，几乎是每处一诗，处处有诗为证。苏东坡如是说：“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

好了，下面我就聊聊杜甫从华州到秦州到同谷再“艰难苦恨繁霜鬓”地翻越青泥岭到达成都，其脚下之路、心理之路、诗歌之路是怎样的。

杜甫在长安飘了十年，没在朝廷里找到工作。没工作就没工资，小儿子都饿死在家中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西逃，肃宗即位，杜甫冒险投奔肃宗。757年，肃宗给了他一份工作“左拾遗”，“麻鞋见天子，涕泪授拾遗”。但是，很快就因为他替房琯抱打不平，说了一些今天听来是公道话的言词，惹恼了肃宗，被贬到华州任“司功参军”，由京官变成了地方机关的办事员。到此，杜甫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也是“安史之乱”的第五年，唐朝的军队与安史叛军在邺城一带（今邯郸、安阳一带）大战，结果唐军大败，朝廷上上下下都惶恐不安。而此时，杜甫正从洛阳返回赶往华州的路上。这一路的状况杜甫都看在眼里，社会凋敝，百姓离乱，诗人都感同身受；也正是这一路的直接观感，使诗人心绞肺、肺绞肝，五脏六腑绞在一起，对杀伐四起动荡的时事忧心，对奸佞当政污秽的政治失望，对怨声载道黎民百姓的疾苦兴叹，于是写出了永标青史的“三吏”“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后，心灰意冷，便辞去“司功参军”这份公职（司功参军相当于是个负责考勤的办事员），举家奔赴秦州。杜甫辞去公职，第一是对政治时局失去信心和耐心；第二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华州州牧郭某看到杜甫是被贬到华州的，就刻意折磨杜甫，把许多公务交给杜甫做，“人间多事，堆案盈几”。这个州牧郭某露出一副市侩小人的嘴脸，自己的官不大（华州州牧就是个县长），能整治一下大诗人、京官，觉得也是快意满满，泄了私愤。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其实是人渣），以整人为乐，以整名人为乐，以整遭受苦难的人为乐；第三就是华州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不很好，并不能解决杜甫一家的饥寒。

杜甫的《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一诗，似可为其辞职做一注解：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

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

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杜甫从华州辞职后，带着惶恐与希望奔赴秦州，复杂的心情中有着一些别样的轻松。无官一身轻，无政治抱负一身轻，无案几杂物一身轻，无视上司丑陋嘴脸一身轻。759年立秋的第二天，杜甫写下《立秋后题》，清楚地交代了辞官为民重新生活的心态。

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

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

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

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关于这首《立秋后题》，高天佑先生有一段阐释，我比较认同。摘录如下：“无论从杜甫诗歌创作，还是其人生际遇来看，本诗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此之前，杜甫虽然由京官沦为地方官，但总算在封建官吏之列，故而‘三吏’‘三别’，也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发言的。而在此之后，杜甫完全变成了‘自由人’，并且从封建士大夫沦为贫民，乃至难民。因此，从杜甫一生来看，乾元二年是其人生和诗歌创作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历史转折点，《立秋后题》这首五律可以视为这一历史转折点上的一座分水岭。在此，‘立秋’不仅是一个时季、节气概念，而且成为杜甫人生命运的一个象征！”

从杜甫诗歌的创作脉络上看，这首《立秋后题》，确实应该算杜甫心态、目光及创作手法的一次转折。我说是“一次”，因为杜甫在创作上有几次转折。或者说，这次转折是杜甫“平民”“难民”的开始，是走向“诗圣”的开始。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在《杜甫叙论》中认为：“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

为什么去秦州？“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杜甫《秦州杂诗》之一）。杜甫自己说清楚了是“因人”。杜甫说的“人”，一个是老朋友，曾是京都大云寺的主持赞公。赞公和尚也是因房琯一案牵连被贬，那时居于秦州；还有一个人，是他的远房侄子杜佐也居住在秦州。杜甫去秦州，民间有好事者还编出一个可笑的理由：因杜甫崇拜李白，而李白是陇右成纪生人，也就是秦州人，所以才辞华州赴秦州。其实，有人这样编造故事也不必笑，从这个牵强的说法中，我们还是要看到人们纯洁的理想和希望两位大诗人并驾齐驱的心愿。

关于投奔老友赞公（赞上人）一说，学界的说法不太一样。赞公或赞上人究竟姓甚名谁，不得而知，只从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宿赞公房》及《寄赞上人》《别赞上人》等诗中得知有“赞公”“赞上人”，是杜甫的一位好朋友。“赞”是和尚的法名，“公”是尊称，“上人”是佛教术语。《佛学大辞典》解词：“上人，上德之人也，佛家谓内有德智，外有胜行，在人之上，故名上人。”在唐代，“上人”基本是对僧人的泛称。

杜甫与赞公的交情有多深呢？朱东润先生在《杜甫叙论》中如是说：“赞公是方外人士，但在唐代，正和以前许多朝代一样，和尚经常以方外的身份参加方内的政治的。赞公和杜甫都是房琯一边的，可能他（赞公）牵涉得更深一些。”明白了，他们是政治难友。

但是，高天佑先生却认为：赞公并不在秦州而在同谷（今甘肃成县），杜甫的侄子杜佐在秦州，杜甫去秦州是投亲，是奔着侄子去的；“因人作远游”只是因一人来秦州：杜佐。

我很佩服高天佑先生的勇气，当然，更佩服他所进行的大量的阅读与考据。他更大胆的判断是“佳主人”就是赞公。这是后话。赞公不在秦州的说法，几乎颠覆了所有之前的学界说法。比如，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有如下描述：“相州败后，河南骚动，杜甫不能回洛阳的老家，又没有钱居住在生活昂贵的长安，这时因为他的从侄杜佐在秦州东柯谷盖了几间草堂，僧人赞公也在秦州西枝村开辟了几座窑洞，他就决定把一家人搬到秦州去住。”

好了，赞公究竟在哪儿？和本文关系不大，我闪开，留给学界继续讨论吧。

杜佐是个落第书生，从军、从政都未果，估计是躲避战乱，由长安来到秦州。杜甫初到秦州也确实住在杜佐家里（东柯谷）。但杜佐的生活并不富裕，无力供养杜甫一家。无奈，杜甫一家搬到秦州城里居住，杜甫也操起了卖草药的生意，来养家糊口。但是，战乱年代，医肉体之药并不是人们急需的。杜甫一家的生活长期食不果腹。于是，杜甫就写诗向杜佐索要食物。

《佐还山后寄三首》

其一

山晚浮云合，归时恐路迷。

涧寒人欲到，村黑鸟应栖。

野客茅茨小，田家树木低。

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

其二

白露黄粱熟，分张素有期。

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

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

老人他日爱，正想滑流匙。

其三

几道泉浇圃，交横落慢坡。

葳蕤秋叶少，隐映野云多。

隔沼连香芰，通林带女萝。

甚闻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是说叔侄爷俩的关系很融洽；“白露黄粱熟，分张素有期。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这是告诉杜佐，谷子都熟了，怎么还不给我送小米来呀？“甚闻霜薤白，重惠意如何。”嘿嘿，送小米的时候，别忘了给我带些蔬菜来。这就是杜甫在秦州的生活状况。

也许，杜甫从华州出发秦州时，是准备在秦州定居的。但是，到了秦州后才知道，无论是侄子杜佐，还是其他友人的生活都不宽裕，对他的接济也十分有限。杜甫居秦州短短四个月，就换了几个住所。杜甫不辞辛苦地上山采草药，晾晒、整理，再当街叫卖。即使这样，也不能维系全家的衣食，依然是灶里无柴，袋中无米，囊中无钱，身上无棉，床上无被。此时，杜甫已萌生离开秦州继续找新的定居地方的想法了。

《囊空》

翠柏苦犹食，晨霞高可餐。

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

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

就在杜甫琢磨下一站去哪儿的时候，有人送信来了，邀请他一家去同谷。“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杜甫《积草岭》）哎呀，同谷的“佳主人”来信了，如同我们在面谈，信写得情真意切，并说同谷物产丰富，衣食无忧，而且还山川秀丽，让我这个漂泊的人和家属都惊喜得很啊。就这样，杜甫一家又因“佳主人”之信邀，走上了去同谷的旅途。

杜甫在秦州住了不到四个月（乾元二年七月至十月初），写诗九十七首，几乎是每天一首诗。在秦州生活的窘境，心情的灰冷，时局的动荡以及秦州的地理、风土民情等都被记录在这些诗中。同时，这一段时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一个小高潮，数量大且质量高。诗人的创作是用情绪来激发的，写诗像喝酒，高兴了喝点儿，痛苦了喝点儿，想起老朋友了喝点儿，见不到老朋友了喝点儿，不咸不淡的日子大概就什么都不想了，无论喝酒还是写诗。杜甫在秦州的日子，高兴的时候不多，但也有过，比如，杜佐送食物来的时候。大多的时候都是在与疾苦、饥饿作斗争。杜甫在此间写的诗既是记录心路历程，也是胸襟升华博大的路程。这九十七首诗，为后世研究杜甫及他的诗歌，研究当时的唐代政治、经济、人文、地理，都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在困顿不堪的时候，杜甫接到“佳主人”的邀请信，心情大悦，从《积草岭》一诗来看，与在秦州写的诗情绪上完全不一样。可以这样说，杜甫满怀喜悦地踏上了去往同谷的路。可是，到同谷后怎么样呢？在同谷的四十天左右，是杜甫一生遭遇最凄惨的一段时光，也是杜甫走向“诗圣”重要的一段时光，是使其诗歌得到涅槃、飞升，变得开阔、厚重的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在同谷，杜甫并没见到热情邀请他的“佳主人”，空茫之中陷入无助的状态，一家人无处安身。于是，找块空地自搭草棚勉强栖居。然后，一家人的饥寒，加上被骗，内心的苦楚、苍凉，可想而知。杜甫当时的心理有多强大，他的信心和生命力就有多顽强。这一段故事，容我慢慢道来。

秦州到同谷之间不到三百里路，杜甫一家走了近一个月。《铁堂峡》诗中交代：“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哦，“马骨折”了。估计不是马腿骨折，若是马腿断了，就不能继续走了，这匹马是跟着杜甫到了同谷的。反正我没找到史料上“马骨折”是哪儿“折”的有力说明。

杜甫从秦州到同谷，写了十二首纪行诗，每首诗的题目都是地名，这为后世的地理考察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这十二首诗是：《发秦州》《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

杜甫从秦州到同谷，再从同谷到成都，共写了两组纪行诗，每组都是十二首（非纪行类的诗除外），而这两组诗应该是杜甫自己编辑的。《发秦州》一诗有杜甫自己的题注附后:“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十二首。”从同谷到成都那组诗的第一首《发同谷》也有杜甫亲自做的题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剑南纪行。”这两组纪行诗，基本上给我们绘制了一张由秦州（天水）至成都的“蜀道”地图。

说说纪行诗吧。纪行诗源自《诗经》中的羁旅行役诗。《诗经》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作品是属于羁旅行役类的诗歌。汉赋中也有行役赋。比如，潘岳《西征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等。汉以后，南北朝时期的纪行诗作品比较多。其中，谢灵运就写了很多的纪行诗。因谢灵运习惯于寄情于山水，故被称作“山水诗人”。纪行诗的最大特点是多以地名为诗歌题目。杜甫显然是借鉴了《诗经》以来的纪行诗特点，继承并予以光大。杜甫的两组纪行诗，运用五言古体，创作风格保持基本一致，融山水、日历、天气、季节、政治环境、个人心境、身体于一体，使得每一首诗都有丰富的信息量，都有多条可阐释的通道。仅这两组纪行诗，不得不说：杜甫是写纪行诗的天下第一人！

杜甫一家经过一个月的旅途，终于到达了同谷县。可是，“佳主人”找不到了！呼天不应，喊地不答，茫然四顾，举目无亲。杜甫不是尴尬，是带着屈辱的囧。

那么，“佳主人”是谁？为什么要骗杜甫？杜甫真是伟大，在同谷写的那么多诗中，只字不提“佳主人”是谁，也没有露出一字抱怨。但是，这个“佳主人”却给后世留下了难题。众说不一地猜“佳主人”，像在打一场官司。现在，我们来看看历史上都是怎样猜测“佳主人”的。

首先，是影响最大的猜测：“佳主人”是同谷县令。杜甫诗中说邀请他的是“邑有佳主人”。“邑”应该是指同谷县，“佳主人”就是一县之主。明代的王嗣奭在其著作《杜臆》中略带激愤地说：“前《积草岭》云‘邑有佳主人’，不知谓谁，岂同谷令耶？歌内甚有不足主人之意。”清代研究杜甫诗歌很有影响的仇兆鳌认为：“主人，同邑之宰。”于是，“佳主人”是同谷县令说广为认同。甚至，现代的诗人冯至先生也说：“佳主人，指同谷县令。”那么，问题来了，县令请杜甫来同谷，为什么杜甫来了，却又躲着不见了？即使县令有其他公务或其他顾忌，亦或是后悔了，派个人去见杜甫，安抚几句也可以吧。再说，一县之令岂能是躲得开的？怎么也不至于踪影全无。此“县令说”，我甚疑之。

其次，是“赞公”说。清代乾隆六年版的《成县新志》卷三有如此记载：“大云寺，县东南七里，俗名睡佛寺，即杜子美与赞上人相聚处，赠答有诗。”高天佑先生在《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之《佳主人考》中对“赞公说”有这样的态度：“其中虽然并未明确指出，但在肯定赞公谪居于同谷之时，亦隐含着‘佳主人’乃为赞公之意。”高天佑先生还认为杜甫《同谷七歌》中“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句中“儒生旧相识”指的就是赞公。遗憾的是，高天佑先生也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还有，回到老问题上，杜甫来了为什么没人来接洽？接济？为什么让杜甫冰天雪地跑到凤凰山上去刨雪捡橡子，为一家人充饥，而“佳主人”不露面？

再次，还有“韦充说”“程君说”“富商说”等等，多是牵强的猜测，都不太靠谱。核心问题是写信邀请杜甫来同谷的人，为什么杜甫到了却不露头了。绝不是“叶公好龙”，一定另有原因。所以，如果是县令、赞公相邀，都不可能把杜甫“晾”在同谷不管不问。“佳主人”定有他人。

我也想大胆地猜测一下“佳主人”。从古至今，世上的人大多是势利眼的，也就是习惯于趋炎附势。当杜甫在京都做左拾遗时，一些人看到唐肃宗很欣赏杜甫，就想奉承和攀附杜甫，其中可能就有“佳主人”，于是相邀。当杜甫被贬，尤其是辞去公职失去了官身，曾经攀附杜甫的笑脸就变成苦瓜脸了，甚而不见了。诗人的称号，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一文不值的。杜甫在秦州接到的邀请函，也许是为了客气一下，也许就是为了戏弄。那么，我可以断定，“佳主人”不是杜甫的真朋友。但是，诗人都有天真的一面，在对一个人真好时，根本没有能力分辨身边这个人哪部分是真哪部分是假。或者诗人自信地认为：我对你真好，你怎么会不对我真好呢？其实，这个世界，大多时候是用假来推动真发展的。所谓“假亦真来真亦假”吧。反正历史的经验告诉我，善于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人，表现出的状态比真的还真，心里装着的是真实的假。所以，杜甫被诓骗是正常的，李白以及后来的大诗人也常被诓骗。

诗人以真诚为本性，所以不可能时刻提防被骗，而混在诗歌圈里的一些恶人，却时刻想着怎么去骗人，或骗些沽名钓誉的虚假繁荣。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必找出“佳主人”来。杜甫不想说出的人，我们何必要违背杜甫的意愿呢？“佳主人”诓骗了杜甫，杜甫大大方方地接受了。不就是吃点儿苦嘛！尽管这个苦吃得有些大。但是，杜甫用强大的精神自信忽略了“佳主人”的过失。杜甫的胸中是苍生大义、天地之心。高尚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表现出高尚。能成为“圣人”的先决条件就是原谅、接受他人对自己犯的错误，甚至容忍他人对自己的毒手。同时，我们还看到，“佳主人”虽然给杜甫设置了一座炼狱，却让杜甫在同谷成功涅槃。

杜甫到达同谷，找不到“佳主人”，非常淡定。带着一家人在凤凰山对面凤凰村的一块空地上（就是现在“杜公祠”的一小部分），在凤凰村村民的帮助下，搭起了一座草棚，先让一家人“安居”。这一年，杜甫48岁。在那个时候，48岁已经是接近老人了。老人的特点是慈祥，对万事万物的慈祥，对各种人的慈祥，包括对伤害了自己的人。慈祥是看什么都不会生气，看什么都使用宽厚、仁爱，一笑了之。一个人到了老年还有火气，要么是自觉还年轻，要么是长不大更不成熟。我很害怕“倚老卖老”者，总觉得“倚老卖老”就是老不知耻。

杜甫站在自己搭建的草棚前，望着凤凰山（凤凰台），无衣无食，苦则苦矣。但不能因苦而萎靡，不能因衣食无着而怀疑人生或者放弃自己。虽然到了同谷县后，不是当初预期的那样，可杜甫并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口出谩辞，反而用自己的人生境界去暗比他人，甚至还能心系天下苍生。他的《凤凰台》一诗，就是杜甫当时情怀的真实写照。晚清的文人张裕钊（张廉卿）评价杜甫这首《凤凰台》诗时，写下十二个字：“孤怀伟抱，忽尔喷溢，成此奇境。”清雍正年间的进士浦起龙读了《凤凰台》一诗，如是说：“是诗想入非非。要只是凤台本地风光，亦只是杜老平生血性。不惜此身颠沛，但期国运中兴。刳心沥血，兴会淋漓，为十二诗意外之结局也。”关于《凤凰台》一诗的解读文字，实在是太多，就不多引摘了。当然，我也不敢对这首诗再画蛇添足地解读了。

杜甫一家在同谷县生活了一个月左右，其饥寒交迫悲苦艰辛达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杜甫用一组歌行体《同谷七歌》诗，完整地记录了他的生活状况和情绪状态。我录在这里吧，内心不够强大，真没有能力控制情绪一口气读完，真不敢想象杜甫是怎么度过的这段日子。

《同谷七歌》

一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

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二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

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

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

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三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

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

东飞鴐鹅后鹙鶬，安得送我置汝旁。

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四

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

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

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

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

五

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

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

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

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

六

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

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

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复休。

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

七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

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

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

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这组诗很容易读懂，而且写法也很现代。我还是借别人的评价，来代替我的观点吧。

宋代的朱熹评：“杜陵此歌七章，豪宕奇崛，兼取《九歌》《四愁》《胡笳十八拍》诸调而变化出之，遂成创体。”《九歌》是屈原所著，《四愁》是东汉张衡所作，《胡笳十八拍》为蔡文姬所写。

南宋的学者、文学家胡仔先生著的《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一《少陵诗总目》中，如是说：“昔韩子苍尝论此同谷诗笔力变化，当于太史公诸赞方驾，学者宜常讽诵之。”大意是：南宋时江西诗派的主要成员韩子苍（韩驹）认为，杜甫的同谷诗可以和司马迁《史记》中的论赞相提并论，而且在当时吟诵杜甫的同谷诗已成风尚。

明代的王嗣奭评：“《七歌》创作，原不仿《离骚》，而哀实过之。读《离骚》未必坠泪，而读此不能终篇，则以节短而声促也。七首脉理相通，音节俱协，要摘选不得。”

明代的诗论家胡应麟说：“杜甫《七歌》，亦仿张衡《四愁》，然《七歌》奇崛雄深，《四愁》和平婉丽，汉唐短歌，各为绝唱，所谓异曲同工。”

明末清初的诗人申涵光评：“《同谷七歌》，顿挫淋漓，有一唱三叹之致，从《胡笳十八拍》及《四愁诗》来，是集中得意之作。”

美国学者安德伍德出版了一本主题研究杜甫《同谷七歌》的专著《杜甫诗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这本书我没看过，就不做阐释了。

据说，日本也出版了两本研究杜甫的专著，一本是黑川羊一著的《杜甫研究》；一本是和田利男著的《杜甫：生平及文学》。同样，这两本我都没看过，也无话可说。

好了，对《同谷七歌》的评价，只摘录这几条，我也无力评出新意，到此不多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清雍正年间的戏剧家曹锡黼编撰的杂剧《四色石》中有单本《同谷歌》。此杂剧被郑振铎编入《清人杂剧初集》中，正名为《寓同谷老杜兴歌》。

一句话，杜甫的《同谷七歌》从面世开始，就被古今中外的学者、诗人、批评家等研究，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赏。还是那句话，是艰难苦恨造就了“诗圣”杜甫，造就了冠盖古今的《同谷七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同谷县实在是有愧于杜甫的。在杜甫的笔下，同谷县成了“绝境”，好在杜甫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我”，一直在有我之境中坚韧地生活，即使“手脚冻皴皮肉死”，依然坚信“溪壑为我回春姿”。这就是圣人之思，认定在废墟上生长的花树会盛开得更耀眼夺目。《同谷七歌》后来被不断地模仿，成为“七歌体”，尤其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人们用“七歌体”来抒发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哀痛。

杜甫不是到同谷来写诗的，是要找到安定、安居的生活。但是，在同谷和在秦州一样没找到。“中原无书归不得”，还能去哪里呢？成都！找严武！

严武与杜甫的关系极好。杜甫的爷爷杜审言与严武的父亲严挺之同朝为官，且私交甚密，估计那时杜甫就见过严武，这是其一；唐肃宗即位得到过严武的支持与护驾，“安史之乱发生，严武随肃宗西奔，参与了灵武起兵，随后陪驾到凤翔及长安。至德二载（757年），任给事中。次年出任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使。不久调回京，任侍御史、京兆尹。” 而杜甫也被肃宗任为左拾遗，他们又同朝为官，这是其二；“房琯罢相”一事，他们两个同时被牵连，杜甫被贬华州，严武被外放绵州，他们是政治难友，这是其三；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互相欣赏的诗友。在京都朝中，他们就常互有诗歌赠答，这是其四。

杜甫从秦州到同谷，一路颠沛流离，没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同谷住不下去了，只有走陇蜀道过青泥岭，去成都找严武资助生活。还有，杜甫的表弟也在成都，好朋友、诗人、军官高适也在巴蜀为官。这些就是杜甫下定决心入川的理由。

从同谷带着一家人踏上陇蜀古道这天，杜甫写下了《发同谷县》一诗，并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

《发同谷县》

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

况我饥愚人，焉能尚安宅。

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

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

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

停骖龙潭云，回首白崖石。

临岐别数子，握手泪再滴。

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

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

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

这首诗的核心内容是：同谷县这个地方实在是住不下去了。我这一年折腾了四次旅途（长安到华州，华州到秦州，秦州到同谷，同谷往成都），都是在服役啊。当然，也表现出胸怀天下的抱负。

杜甫从同谷出发至成都，走的哪条路线，经过了哪些地方，有几种说法。一千三百年来，行政区划和地名的更改，也给后人考察杜甫入蜀的路线带来了不少麻烦。我从《杜甫与徽县》（吕兴才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得到这样一条线路，“诗人履徽（徽县）的经行路线应该是进入栗亭西后，过木皮岭、渡白水渡（白沙渡），上青泥岭、下虞关（即水会渡）、渡嘉陵江后经略阳至剑门入蜀的。这条路不但有驿站官道可凭，而且也是同谷进入蜀道最理想的捷径。”

而唐银生主编的《栗亭与杜甫》（太白文艺出版社）一书给出的路线，在局部上与上一条路线有差异。“杜甫当年是沿着徽县木皮岭上的木皮古道与青泥岭上的青泥道这两条官道入蜀，在今徽县栗川乡杜公村一带经过几日短暂的停留后，向南沿徽县境内的木皮古道攀越了木皮岭，道经庙山瓦房村（杜诗里的当房村）、小地坝、小河村官桥坝（古白沙渡）、到达大河店子（今大河乡政府所在地）。再转登青泥古道，向东北过上黑沟、大石窑、青泥驿（今青泥店子村）至吊沟、孟家滩、李家坝、再至武家坪太和庵、绕青泥岭铁山南侧栈道，沿穆家沟一线下山，于夜半时分在位于今虞关乡的老虞关渡处横渡嘉陵江，进入大八渡沟。过峡门翻山沿十八盘沟、庙坪（庙湾）、山关、三官殿、九股树、金池院达陕西略阳县而离开陇右地界。”

哪条路线是准确的，我无力考证。但是，走青泥岭是确定的。那么，杜甫从同谷出发到成都共写了十二首纪行诗，十二首诗全用地名作题目。我们看看这十二首诗的题目：《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

可以确定的是，杜甫出同谷后，在成州的栗亭（今属徽县）曾短暂停留，并留下许多遗迹和传说。唐咸通间（879年）成州刺史赵鸿写有一首《栗亭》诗：“杜甫栗亭诗，诗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题纪今何有？”其诗题记云：“工部题栗亭十韵，今不复见焉。”由此可知，杜甫在栗亭曾写过《栗亭十韵》。遗憾的是，散失掉了。栗亭至今还有“杜公祠”（名嘉亭）遗址，据说正准备重新修建。北宋诗人贺铸曾在栗亭“杜公祠”，也就是“名嘉亭”写过一首缅怀杜甫的诗《寄题栗亭县名嘉亭》，原诗较长，就不录在此处了。

有一个问题一直是杜甫研究者没彻底打开的结儿——杜甫为什么在纪行诗中不写青泥岭？青泥岭在白沙渡和水会渡之间，白沙渡和水会渡都有诗，为何独没有写青泥岭？徽县博物馆馆长曹鹏雁先生认为：杜甫一家是“夜过青泥岭”。其理由如下：“杜甫《水会渡》诗里‘山行有长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四句是对漆黑的夜色里所翻越的青泥岭的真实描写。杜甫一家在微月早已落下的漆黑半夜翻越了青泥岭，赶往虞关水会渡，杜甫以这四句诗向世人告诉了亲历青泥岭时的艰辛”。支持杜甫一家“夜过青泥岭”这一说法的还有几篇文章，比如《杜甫与徽县》一书，原文这里就不引了。这种以诗为证的推断，我们也只能相信。

不是急行军去打仗，为什么要夜过青泥岭，我想大抵是沿路找不到寄宿的地方吧。杜甫过青泥岭时，岭上的路应该已是冰雪覆盖了。可以想见，忍饥受冻的一家人，是怎样蹒跚、苦涩、坚韧地走过青泥岭。写到这儿，我想热烈而庄重地赞颂一下杜甫的妻子杨氏。这位时任司农少卿杨怡之女，一生跟着杜甫颠沛流离，受饥忍饿，甚至看着儿子饿死在眼前。杨氏谨守其父的嘱咐：“杜家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才华超群，他日定会金榜题名。且他一脸忠厚，不似轻浮狡黠之徒，值得托付。”杨怡说得没错，杜甫虽然没能金榜题名，但是杜甫值得托付。杨氏随杜甫漂泊，不知有多少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苦涩，仅从华州到秦州再到同谷，由同谷再迎着寒风饿着肚子行走蜀道，杨氏都带着孩子都紧紧跟随。而且，她要比杜甫付出的身体代价、精神代价更大。到成都后，虽然生活稍有好转，也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成都十年，她又随着杜甫漂泊。最后，仅四十二岁就客死在湖南。杜甫成为千古一“诗圣”，谁能说没有杨氏的一份功劳呢！

有时，我会突发奇想，杜甫不写青泥岭，是否是因为李白“题诗在前头”呢？杜甫在当时的诗歌圈里朋友不是很多，李白、高适、岑参、严武等，而李白是杜甫仰慕的诗人。李白的《蜀道难》中，专写了“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出于对李白的尊重，杜甫很有可能故意在诗中绕过青泥岭，而用《白沙渡》《水会渡》两首诗侧面表现青泥岭之艰涩难行。嗐，杜甫老人家不亲口说出缘由，我们也只能是猜测。

北宋时期的赵抃，是朝廷的殿中侍御史，即谏官，很耿直也很自负，写了一首《过青泥岭》的诗，如下：“老杜休嗟蜀道难，我闻无险不同山。青泥岭上青云路，二十年来七往还。”不能说赵抃此诗是对杜甫的轻蔑，只能说略带轻狂，或者说是创作手法而已。我查了一下史料，赵抃对杜甫一向尊敬仰慕有加，曾有《题杜子美书室》一诗，记录了对杜甫的缅怀与赞颂：“直将骚雅镇浇淫，琼贝千章照古今。天地不能笼大句，鬼神无处避幽吟。几逃兵火羁危极，欲厚民生意思深。茅屋一间遗像在，有谁于世是知音。”

乾元二年六月，杜甫辞华州到秦州。十月初，从秦州赴同谷。十二月初一，又从同谷县出发去成都。第二年一月，到达成都。在这一百八十多天的时间里，杜甫饱受了人间生活具体内容的残酷击打，却更激发了他澎湃的诗情，一路写下来，真实地记录了他脚下的路和心灵的路，共创作（现存）一百二十多首诗。

“蜀道”开辟以来，携一家人在饥寒交迫中走完蜀道的诗人，杜甫是千古唯一者。

从秦州到成都的路，就是古时的入蜀之道，杜甫用半年的时间走在古老的“蜀道”上，走过了“蜀道”，到达成都。一个厚实、宽阔、豁达、伟岸的诗人杜甫，就真正地走上了“诗圣”的殿堂。

商震，1960年生于辽宁省营口市。诗人、作家。出版诗集、散文随笔集多部。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