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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读书会由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指导，主要阅读内容为西方现代文学理论，重点阅读19 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文学理论家的理论著作，主要做知识谱系的构建与相关文学理论的勾连，旨在建立参会同学的理论观念和问题意识，启发同学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

今天我们将要共同阅读与讨论的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第八章“在爱欲论与普通经济学之间：巴塔耶”。

认识巴塔耶

乔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法国评论家、思想家、小说家，被誉为“后现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作为法国当代思想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巴塔耶上承尼采，下启拉康、福柯、鲍德里亚，引出对理性、主体和有限经济的批判视野。福柯称他为“他那个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苏珊·桑塔格称他是“爱欲与死亡的大师”。

巴塔耶1897年出生于法国中部奥弗涅地区多姆省的比昂。1914年，信奉天主教并开始写作，1916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患肺结核未上前线，并从此被肺病折磨一生。少年时期充斥着疾病、疯狂与亵渎的家庭生活，很早就为巴塔耶带来一种在崇高与不齿之间“误置滑脱”式的悖谬体验，使他开始以僭越、贬损和倒置看待生命中的一切，以不合常规的反转颠覆破坏律法的法则。青年时代的巴塔耶即产生了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目标，即建立一种自相矛盾的哲学的自觉，并将这种哲学付诸文学创作。对巴塔耶而言，战争期间所经历的孤独和遗弃正是生命与死亡的真相。在理论著作《耗费的概念》（1933年）、《内在体验》（1943年）、《被诅咒的部分》（1949-1951年）、《有罪者》（1944年）、《关于尼采——指向好运的意志》（1945年）、《论色情》（1957年）、《文学与邪恶》（1957年）之外，还有《眼睛的故事》（1928年）、《太阳肛门》（1931年）、《艾德沃妲夫人》（1937年）等惊世骇俗的文学创作。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作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巴塔耶“公认的特征在表面上是他作为‘色情作品’的作者，继承了萨德的黑色写作风格；但同时也是指他作为哲学家和学者，试图继承尼采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批评家所遗留下来的难以想象的遗产”。

巴塔耶理论图景的核心概念与问题线索

巴塔耶的“不可思议”首先在于其知识实践方式的多样与知识者类型的难以定位。巴塔耶对于现代性的理性原则与主体原则不遗余力的批判，使其被划归为法国反理性主义和反启蒙主义的思想流脉当中，以唯美、戏仿和颠覆为主要特征。与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米歇尔·莱里斯、安德烈·马松等人的密切交往，使他们分享来自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巴塔耶一方面在自身的文学写作中崇尚怪异奇诡的联想与想象、梦幻式的非理性状态，一方面又将精神分析延伸到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当中，他对于心理分析的兴趣在于以其作为文化和人类学分析的手段。有研究者指出，巴塔耶的写作去中心、去组织、去体系，是与“建筑”式的组织化思想和社会体系的符号化相对立的书写，从而迈向了后结构主义的领域。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八章的四个小节，实际上也是在与各个理论家代表的理论谱系上去讨论巴塔耶的位置，例如在与海德格尔、尼采的对比中讨论巴塔耶的超现实主义美学经验、异质论与无神论立场；在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对读中，讨论巴塔耶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的分析；在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话的基础上，探讨巴塔耶非生产性的“耗费”概念；以及在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对话的基础上分析巴塔耶的“普通经济学”理论。巴塔耶的哲学思考与研究瞩目于广泛而驳杂的文化对象与知识领域，写作样式跨越人类学、社会学、批判理论甚至文学创作不一而足，乍看之下不免有眼花缭乱之感。但只要细细分梳即可发现，其中仍贯穿着相对统一的“内在识见”，即对于异质性和自主权的执著探问。

巴塔耶试图建立的“异质学”（Heterology）理论，首先是从对于“谋划”观念的批判出发的。巴塔耶在其人类学考察中发现，当人类开始改造自然，人便确立了自己的主体位置，而由工具和制造物构成的新的人的世界，则成为了服务于人的对象。与这种转变相关的是一种被巴塔耶称之为“谋划”的思维模式，即现在时刻所做的事，一定在未来照应着一个“理应到来之时”，一定伴随着某种功利性的目的。直到那时，那些能够完成的劳动成果才能真正成为有意义的东西，才能被赋予价值。更重要的是，知性思考本身也是深受谋划观念束缚的。理性与科学所客观地观察、认识、论述的知性活动领域是主体加以捕捉的对象，因此，主体是不能完全作为自身的对象加以捕捉的东西，例如活生生的、未完成的或留有空白的经验，因其无法被对象化从而无法被加以捕捉和认识，只有被抽象化为能够划分和表述的对象，才能进入“知的领域”。在这种观念之下，就形成了一个同质性的世界。同质性即一种可通约的秩序。它看似体现了人类把握世界、将世界对象化的主体性，实际上却在谋划观念下丧失了自主性。巴塔耶对于“谋划”观念和同质性的批判，正是对于由生产劳动出发的、“物”的逻辑和秩序的批判。从这样的批判视野出发，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同，巴塔耶开始在生产和分配之外，关注消费的环节，尤其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耗费”的意义，关注在以物为中心的同质性世界之外，是否还存在异质性的领域。

与同质性相对，异质性所指的正是那些无法被主体对象化，无法进行划分和表述的领域。异质性包含了超出“我的意志、能力及思考”的部分，包含了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主体相联结的部分，包含了不可通约的层面。它是对于目的的否定，对于理性和科学所固化的“知的领域”的打破，也是对于以生产为中心的秩序的动摇。巴塔耶提出的“内在经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对“自我意识”及其背后的主—客体秩序的超越。巴塔耶提出“献祭”与“纯粹的赠予”，正是旨在提出一种无意义的“耗费”。在以“功能性的耗费”作为财富阶级的义务的资本主义社会，“纯粹的耗费”正意味着对功能性耗费的拒绝，成为一种对自主权的争取。

哈贝马斯对巴塔耶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提问

哈贝马斯尤其关注巴塔耶的“纯粹自主权”概念。在讨论巴塔耶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人类学和宗教社会学的论述时，哈贝马斯在“统治的一切历史形式中”，分析了自主权与权力的融合与分化问题。他指出巴塔耶的普通经济学“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消极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表现为用人类学扬弃经济学”，“如果自主权及其神圣起源与目的理性行为世界之间一直都有一种异质的关系，如果主体和理性自我建构的图景仅仅在于排斥暴力，如果理性的他者并不只是非理性或没有得到承认的东西，即不可通约的东西（除非理性主体发生破裂，否则，理性就无法接触到理性的他者），那么，我们就没有条件去设想一种理论，用来超越理性所能把握的世界，并揭示理性与一种先验的源始力量之间的互动；分析这种互动也就更是无从谈起了”。换言之，哈贝马斯的质疑在于：如果异质性并不是全部呢？如果异质性也不能完全涵盖理性的他者，那么异质学也就无法完全超越理性或同质性所能把握的世界。在这里，哈贝马斯在巴塔耶的理论构造中发现了一种核心的悖谬处境，即知识、科学或哲学自身的悖论性：当科学或哲学将知识对象加以对象化的同时，也就将自我对象化了，而这必将造成自我的毁灭。

在哈贝马斯看来，面对“启蒙辩证法的漩涡”，巴塔耶的选择是以色情主义的写作实践自身的哲学观念，因为比之于充满悖谬、矛盾、震惊与奇特想象的文学话语，“哲学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打开语言世界”。这一点在巴塔耶以匿名写作震惊文坛的作品《眼睛的故事》与《太阳肛门》中能够得到鲜明的印证。巴塔耶在语言上使用了一系列双关语和语言的巧合，常常以纯粹的拼写上的联系构建表述，完全消解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深层意义，从而彻底摧毁和溶解了文本。

对巴塔耶而言，或许只有文学写作才能借由“纵情沉迷于无所显现的语言”抵达异质性的领域，从而真正获得自主权。这是以理性为中心的科学与哲学永远无法做到的。因此，巴塔耶最终只能以放弃理论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理论意图。哈贝马斯揭示的正是巴塔耶这一批判理论内在的“反理论”悖论。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19年2月25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