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位日本朋友到平遥古城访问，见街市的古朴与布局讲究，大叹汉文明的奇妙，于是写了一篇随记来。我那时候在编副刊，看到他的文章觉得有点简单，似乎没有搔到痒处。便说，那样的访问，看到的只是空旷的外壳，人间烟火不见的时候，自然接触不到古城的灵魂。倘能够见到地方的贤达，或许才能解平遥的真意。不过这样的机会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时候，退而求其次，看看地方的艺术，有意外的收获也说不定的。

记得柳田国男曾叹日常生活才有文化的隐秘，他是日本的谣俗研究专家，就从民间艺术里，窥见本民族的精神底色。我们现在了解东瀛历史，浮世绘、歌舞伎、能乐，都是不能不去关顾的存在，这些里记载了民风的点点滴滴。这一点与中国相似，我们古人的智慧，许多都折射在艺人的辞章里，稍稍留意民间艺术，对于历史深处的东西，便会别有心解。

但古中国的情形比日本复杂一些，因为易代多，文化总有些变异。用一个模式去看过往的遗存，总不得要领的。研究谣俗，大概要关注个体的记忆吧。有时候我们忽略的是那些不入流的文字和物件，诸多沉默在时光深处的遗物，总有些我们觅而难得的存在的。

我这个年龄的人，大凡有过古城生活经历的，印象里都会有关于旧式民风的记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城，明清的建筑还存有，街市里的民国影子多多，习俗里也略带有一点古意。我生活的那个复州城，有大致完整的城墙、书院、寺庙，及切割均匀的街道，和平遥古城颇为相近。我幼年随家人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古风还有，明清的格局依然。只是古塔、戏台已经残损，除了清真寺还有活动外，天主教堂和孔庙都变成废园了。

复州城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是辽南重镇，明清之际曾繁荣一时。民国时是县城所在地，抗战胜利后，县城改到瓦房店，它也渐渐衰落。要了解旧时的光景，只能从某些风气里感受一二了。城里门店很多，平时商业气味重，不远的地方是下洼子市场，各种生意红火。城外还有骡马交易地，到了周日，四周赶集的人都来了，颇为热闹。除了商业发达，城里还有诸多文化生活，明显存有古意的是中心街二楼的文化站。我对于那座小楼有些好感，可惜后来拆掉了。印象深的是正月十五放焰火，文化站的人站在楼顶，将礼花点燃，漫天的银花散射，如梦如幻，给孩子莫大的欢喜。日常的时候，楼里也颇为热闹，时有琴声传来，大概是有人在排练节目吧。对于一个世俗化的小城而言，这个地方有点特别。红尘滚滚之中，文化站来往中人，好似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也缘于此，孩子们感到了其间的可爱。

我偶尔也去文化站凑热闹，渐渐地认识了里面的人。站长姓逄，是个矮胖子，说起话来有点哮喘。他的眼睛亮亮的，与人天然地亲近。这个人三教九流都能对付，爱说笑话，是一个复州通。他好像没有读过几天书，但民间艺人的杂耍、二人转、拉场戏、评戏都很明白。也善于写点戏曲小品，文字是口语化的，四六句分明，合辙押韵，很有乡土的气味。文化站每年都张罗各种活动，演戏、高跷会、灯会等等。本来，城里有文墨的人很多，就水平而言，还排不上他，但那些老人多已经靠边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逄站长就成了城里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身边聚集着不少的艺人，多为四周乡下的，唱二人转者尤多。这些人平时在家务农，逢年过节，就赶到文化站里，彩排新的节目。演出多在完小的操场上，临时搭上台子，招来无数的观众。节目呢，都是乡间情调、男女爱情、婆媳恩怨、历史传奇。“文革”前演出的节目多是东北流行的曲目，如《西厢》《古城会》《夜宿花亭》《火焰山》《请东家》等，数量可观。曲子唱多了，民众也多学会了。东北的一些民歌，也流行很广，《黑五更》《十大想》《瞧情郎》《打秋千》都有市场。二人转、民歌中有些文不雅训，免不了黄色段子，但也有的写得俗中带雅，比如《西厢》开头唱道：

一轮明月照西厢，

二八佳人巧梳妆，

三请张生来赴宴，

四顾无人跳粉墙，

五鼓夫人知道了，

六花板拷打莺莺，审问红娘，

七夕胆大佳期会，

八宝亭前降夜香，

九（久）有恩爱难割舍，

十里亭哭坏莺莺，叹坏红娘。

……

句子介于文言和俗语之间，这些吟唱，传统的读书人觉得有点俗气，市井里的百姓却听得有滋有味。古城有演戏的传统，除了评戏，就是影调戏。城里城外有好几个演出团体，有的与文化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演起剧来十分野，耍得开，唱得浪，台上台下被点爆了一般，引得下面的观众噼里啪啦鼓掌。男男女女聚集多了，自然也生出爱意，成双成对不必说，婚外之情也暗中涌了出来。当年一位男演员和一个姑娘爱得死去活来，因为已经有了家室，又难以重婚，生了女孩便给了一个鳏夫。那孩子很是漂亮，与我恰是邻居。我们叫她巧姐，其样子与生父颇像。巧姐到了很大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这些野孩子虽然心知肚明，却没有一个人说过此事。这是城里的风气，看破不说破，也是儒家的一点遗风吧。

“文革”到来，文化站自然受到冲击。站长被点名批判，说过去的艺术庸俗，封建意识浓厚，是古城的毒瘤。为了自保，老逄也站了队，但因了属于“保皇派”，也招来不小的麻烦，受到了反对派的打压。有一次老逄带着几个人敲锣打鼓去参加一个文艺活动，走到中心街，被红卫兵堵住，牌子砸了，旗子也扯了。于是各种罪名也来了，演出落后的剧目、演员作风问题，一一被晒出来。站长流着泪说自己无辜，表示以后一定好好改造思想，净化城里的空气。

文化站开始发生变化，不久成立了宣传队，演出样板戏和革命戏曲。那时候县里、省里常常搞汇演，要求自编自演，文化站每年都要送一些节目到上面。给逄站长提供剧本的有几个老人，有一位是城外驼山乡的老顾，六十多岁了。他与儿子都喜欢曲艺，农活之外，在家里编写一些作品。老人读书挺多，尤注意搜集戏曲本子。许多年后我还拜访过老先生，他很是木讷，说话脸红，讲起明清以来的戏曲沿革，显得有些激动，口吻里有一点旧文人气。但他的文字有时过于拘谨，不能放开，不及逄站长的作品开朗。另一位老唐，是供销社的推销员，会编段子，肚子里颇多学问。他写过大型评剧，谈吐间有旧式才子的气质，对于民间旧式戏文，研究很深。据说运动来临，也遭了大难，于是思想求变，对于新政策和时风也颇留意，写出的本子也能被上面认可。老逄很欣赏这位才子，关键时刻，靠着老唐的本子支撑着各种演出。

我身边几个同学成了宣传队里的活跃分子。到了晚上，文化站传来音乐声，多是辽南影调的曲牌，几个人嗓子吼得场面爆裂，像六月的朗日，蒸着热气。我有时到了那里，看到男男女女认真的样子，羡慕得很，于是也很想挤进宣传队，做一名歌手。但自己的条件不行，内行人一看就属于演艺之外的人，这曾让我生出不少的遗憾来。那时候宣传队已经不再演出民间的戏曲，一切都革命化了。有几个同学因为出色，被部队选中，还有的去了县里的剧团。文化站一时成了古城青年梦飞的地方。

如此红火的文化站，其实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与逄站长搭班的是老韩，一位戴着眼镜的先生，平时寡言寡语，名气没有老逄大。老韩比逄站长文静一点，书读得多，且有点美术修养。我那时候常到他那里借书，图书室能见的是《鲁迅选集》《马克思传》《李自成》（第一卷）《科学社会主义》《巴黎公社》《欧仁·鲍迪埃诗选》等。到了晚上，街里只有文化馆的灯亮着，阅览室有大人坐在里面浏览着什么。老韩的人脉广，知道谁家有什么时期的旧藏，谁喜欢什么版本，对于城里的历史也比常人清楚。我很感谢老韩，他借给我的书从来不催，有时候还主动推荐一些作品给我。一些内部出版物，就是在他那里看到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各种运动平静了下来，周日的时候，文化站会聚集一些喜欢扎堆聊天的人，多为书友。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彼此开心得很。这些人年纪很大，多叫不出名字来。有位张老爷子颇为传奇，过去是县衙的小吏，政治上受过冲击。他读书甚多，对于复州历史烂熟于心。据说收集了不少当地先贤的诗文，在小的范围内传阅着。老先生述而不作，眼高手低，但看不起一般的读书人，对于身边的朋友，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经常点评城里历代文人的笔墨，说起话来声音震耳。高兴的时候要吟诵几句县志里的旧诗，谈兴正浓间，唾沫飞出，如入无人之境。自然，士大夫的迂腐气也是有的，许多人并不尊敬他。老人有句口头语：“那时候的人啊……嘿嘿嘿，不说了。”

有时候大家会说起过去县衙里的人的书法，老爷子便道：“清末的几位还好，民国间的几位就差了。”

“那么，现在城里的几位写得如何？”

“江河日下呀。”

站里的空气就这样热起来了。

我那时候年纪小，他们说话，不能插嘴，进不了老人们的语境里。他们有时候会聚在一起唱京剧，摇头晃脑中，忘了己身。这些人对于逄站长的那些东西不以为然，觉得城里流行的东西太浅。但他们喜欢的东西，都过于小众。不过在街市一片红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一丝古意，倒映衬出诸人的特别。

多年后，我从市里师范学校毕业，分在县文化馆工作，每年都要回到古城几次，文化站自然是必到的地方。那时候正在编一张小报，有个民间文艺栏目，便想起逄站长和老韩，希望他们提供一点稿件。逄站长投来的稿件都是民谣与二人转，土里土气的句子，因为很有生活气息，一般都能刊用。老韩不太会写文章，便介绍了几个作者。张老爷子对此不感兴趣，拒绝了我的约稿，但一位宫先生却显得积极，写了不少文章，便与其慢慢熟悉了。

宫先生住在城南，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仙风道骨的样子，走起路来轻无声响，白胡子随风抖动着，仿佛从古代画面走出来的人。老先生的文章都是文言，写的是复州八景、民国风俗、市井往事之类的短文，骈散相兼，编辑起来很是费劲。一些字在印刷厂字库里没有，只好替他改动。不料他十分不满，来信说不可更改，否则退稿云云。我后来多次去他的城边的小屋，房子破烂得很，桌上有几册《史记》《汉书》《白居易集》等，余者都是乡下寻常之物。听老韩介绍，宫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在家办私塾，有时候还坐堂行医。这些给了我一种神秘之感，就学识与文章而言，我经历的老师中，能及其水准的还不曾有过。

他写作的范围很广，游记、金石品鉴、清代逸事等，深入浅出，又很古朴。宫先生在古城里，不显山不露水，而山川地理里的人迹风物，均在心里深刻，实在是一本老词典，内中有许多丰富的东西。后来县里人写地方志，多参考了他与一些老人的资料，倘不是有这样的老人在，远去的时光里的人迹物语，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而我那时候觉得，能够用美的古文表述山川旧迹，真的切合得很。流行的白话文缺失的，可能是那种儒雅、简练之气。我自己开始留意近代以来的文言文写作，也是那时候开始的。

与宫先生多次接触，感慨于他的博识。比如在一座寺庙前，他看到牌匾，告诉我写匾的人当时生病了，章法有点不对。有一次我陪一位作家到古城玩，拜访宫先生。席间谈及清代八旗文化，老人滔滔不绝。他说不懂满文，就不能弄清清代历史，用汉语思考满族旧迹，往往不得要领。随口说了几句满文，让在场的人大为惊异。朋友说，您这么有学问怎么窝在这里？老人笑道，过去古城内外比他有学问的人多了，自己实在算不了什么。

宫先生渐渐被许多人知道了，省城一个老编辑看到我寄去的小报，对老人的文章大为佩服，希望能够写一点东西给他们。宫先生开始不大情愿，觉得自己的东西与时风不合，有一点落伍。但拧不过大家的催促，还是写了几篇关于辽南民间掌故的随笔。文章投寄过去，泥牛入海，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后来到省城开会，知道稿子被主编毙掉了，原因是过于古奥，佶屈聱牙的文字不合刊物风格。宫先生知道后，什么也没有说，此后大概就不再给外面的刊物写文章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古城慢慢地拆了，最难过的是那些读书人，有的便想整理一点乡邦文献，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县里不久成立了民间文艺研究会，会议召开的地点选在古城。那一天，来的都是复州有文墨的人。逄站长高兴得不行，找了一家老饭馆招待大家。我第一次认识了几个专于书法和国画的人，还有几个刚摘掉右派帽子的教师，他们对于文史都有一点研究。大家围坐一起，开心地扯东唠西。说起民国时期的友人的雅聚，一切趣事都引起大家久久回味。言及古城被拆，张老爷子伤心落泪，千年古城就这样没了，真的可惜。那天逄站长有些醉意，说了许多感伤的话。席间宫先生赋诗一首，很有感情，其中一句“可怜一觉复州梦”，至今还记得。这些大半生不太得意的人，好像忘了己身的荣辱，谈兴浓浓，直到深夜才慢慢散去。

复州这个地方的文脉，在一些人眼里都上不了大雅之堂。外来的人看到县志，记住的是民国几位县长的古诗，或几个骚客的文字，普通人的作品睡在街市的一旁，没人去看。其实那里掩埋的人与事，惊心动魄者多多。例如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烈士石磊，就在城里留下了好的诗文，城里的老少，多会背诵他的临别诗。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古风渐稀，余脉还是残留一二的。世人不解其意者，无非那遗存的不入时尚。像逄站长的文字很土，有些不太正经，就没有时代语义，大的报刊自然不会入眼。而宫先生的文字又过雅，乃桐城余影，一般的编辑将其视为遗老之作，也与时风隔膜的。现在想来，他们的一俗一雅，未尝不是古城的一种标记。一个来自巷陌的寻常之音，一个系远古的遗曲，以不同的符号生活记录古城的经验，没有什么不好。与我们这些只会写时文的人比，他们有时甚至显得更为有趣。

我离开辽南后，没有再与逄先生和老韩联系过，那时候心在域外文化之中，不太看重乡土的遗存，内心怠慢了这些乡贤。又过许多年，回到复州城，听说逄站长、张老爷子、宫先生病逝了，老韩还健在。文化站接任者姓金，有很浓的故乡情结，也很是能干。他组织城里的老人，绘出了古城的模型，恢复了横山书院，博物馆也建起来了。书院收集了辽南千百年间的一些地上和地下文物，残碑断垣中，依稀看见往昔的时光。古城的模样已经没了，连同曾经认识的人。走在熟悉又陌生的故地，忽想起苏轼《伤春词》里的句子：“纵可得而复见兮，恐荒忽而非真。”对于消失的一切，又能说些什么呢？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鲁迅忧思录》《往者难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