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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世界名著讲义》

作者：余斌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5月

ISBN：978-7-5447-7956-2

定价：48.00元

内容简介

世界文学领域资深专家、作家、南京大学余斌教授结合他多年教学、阅读、写作成果，精研译林版世界名著选目，创作了《译林世界名著讲义》。本书选取世界文学史中最具“宗师”地位的作家及其最具“原型”意义的作品，以幽默活泼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解读《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了不起的盖茨比》《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世界文学发展史中的巅峰之作，探究作家其人逸闻，解码作品风格精髓，另附名家点评、中译本出版小史和原版插图，令读者轻松入门，徜徉名著之林，领略阅读之乐。

作者简介

余斌，作家，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多年讲授外国文学通识课程。受邀为译林版文学名著撰写多篇导读。文章散见于《万象》《读书》《读库》等刊物，另著有《张爱玲传》等。

目 录

第一讲荷马史诗

“荷马史诗”与希腊神话

特洛伊战争与“荷马史诗”

神的存在与人的存在

是高峰，也是断崖

第二讲古希腊悲剧喜剧集

古希腊的戏剧热

《俄狄浦斯王》的“打开方式”

命运悲剧

第三讲神曲

政治失意与但丁的“离骚”

作为灵感之源的柏拉图之恋

“方言”写就的不朽之作

神游三界的虚与实

从《喜剧》到《神曲》

新与旧纠结之上的个人印记

第四讲堂吉诃德

坎坷人生与英雄主义情结

反骑士小说之作

喜剧性与滑稽模仿

捍卫理想主义

可笑复可敬的堂吉诃德

与主人公捉对出现的桑丘•潘沙

第五讲哈姆雷特

永不下台的“莎士比亚国王”

作为“另类”复仇故事的《哈姆雷特》

忧郁王子的“天问”

性格悲剧

第六讲浮士德

“愤青”歌德与晚年歌德

“浮士德”脱胎换骨

几代欧洲人的精神自传

第七讲傲慢与偏见

“茶杯里的风波”与奥斯丁的自信

嫁女故事与小说里的笑声

才子佳人与世态喜剧

第八讲简•爱

激情与诗意

《简•爱》与“灰姑娘故事”

被“剥夺”了美貌的女主

哥特小说的影子

第九讲巴黎圣母院

法兰西的良心

浪漫派诗人的小说

传奇色彩与美丑的两极化

第十讲红与黑

不受同时代人待见的大师

“激情”与“幸福的少数人”

《红与黑》中的爱情与政治

“往上爬”的基调与作为悲剧英雄的于连

心理分析小说

第十一讲高老头

近乎疯狂的写作

纸上帝国《人间喜剧》

对当代生活的全情投入

《高老头》：中产阶级的李尔王？

“厚黑学”与“成长”小说

第十二讲大卫•科波菲尔

自学成才的大作家

自传色彩与人情世态

惩恶扬善与说书人的角色

第十三讲包法利夫人

“苦吟”派小说家

真实的与虚构的

平庸的悲剧与悲剧的平庸

冷漠无情与作者的退隐

现代小说与现代派小说

第十四讲羊脂球

契诃夫眼中的“大狗”

严师的训练

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佳构

短篇小说成为一门艺术

第十五讲汤姆•索亚历险记

“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

顽童故事与“外面的世界”

孩童视角与成人眼光的重叠

第十六讲变形记

“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人变虫的故事

荒诞的情节与逼真的细节

洞察现代生活荒诞性的先知

第十七讲安娜•卡列尼娜

伯爵的荒唐与忏悔

“悲剧”与“全部真相”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婚姻制度与生命冲动之间的裂隙

第十八讲罪与罚

从“穷人”到灵魂拷问

犯罪小说与拉斯柯尼科夫的“问题”

罪与罚的大戏与灵魂的舞台

第十九讲了不起的盖茨比

比成名更像成名

“垃圾幻想故事”与“纯粹的创作”

“美国梦”与“爵士时代”

“幻灭”作为关键词

第二十讲老人与海

偶像派作家与他的冒险生涯

“硬汉”勇气的底色

代言与寓言

“电报体”与文体家

第二十一讲麦田里的守望者

塞林格与“垮掉的一代”

脏话与霍尔顿的精神状态

童真与成人的世界

后 记

为什么要读经典，是一个问题 ；怎样读经典，又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无数的人提供过答案，事实上也有诸多经典的示范。比如西方当代文学中的两尊大神，卡尔维诺和纳博科夫，前者有一篇名文，题目就是《为什么读经典》，后来干脆做了书名 ；后者有《文学讲稿》，讲解了几部西方文学名著，特别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但对普通读者而言，那是雅人深致，陈义太高，或是难以效法—— 有几人能像纳博科夫那样下水磨工夫玩味细节，将骨头缝里的滋味都咂摸出来？

“为什么读经典”之问，与“为什么要读书”，其实是同一问题。这里所谓“书”已预设为“好书”，“开卷有益”显然不是把烂书也包括进去。以“开卷有益”的标准，许多貌为书者，不宜以书论，只可叫读物。

劝人读书，有不同的劝法，“黄金屋”“颜如玉”一类的利诱不上台面，可以不论，正论当是与知识挂钩——书籍乃是知识的载体。培根的名言小学生也能背，“知识就是力量”；苏格拉底的话则不大有人提了，“知识即美德”。“力量”是向外的，通向外部世界的征服 ；“美德”则是内倾的，通向心智的开启，境界的提升。“力量”是有用的，“美德”有用无用，就难说。

从 1990 年留校任教开始，我一直在教外国文学。几乎每次上第一节课，我都会跟学生说，课，你们可以逃，考试能过关就无妨，但希望能好好读几本名著。说这话没有一点矫情的成分在里面—— 读书比规规矩矩听课会有更多的收获，这的确是我的个人经验。直接面对名著，不要经过“中介”。不少学生名正言顺地翘课了，这在我意料之中，倒也不急。只是他们是不是用这时间读书，越到后来，我越怀疑。要能如我所愿，得有一个前提 ：大家都认定，那些书值得一读，或者有趣，或者有益。而这并非不证自明。

并没有学生当面问过我，读经典、名著有什么用？其一，如此发问太唐突，等于挑战“开卷有益”的古训 ；其二，我猜想学生会以为，得到的答案无非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之类，那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大道理”。大道理之为“大”道理，就因它们是必须、应该搬出来说，却终于不及物。而任何没有经过一己经验印证的道理，就逃脱不了沦为“大道理”的命运。

虽然无人发问，我知道那疑问确凿无疑是存在的，事实上不独外国文学，在现今这样“务实”的氛围中，人文学科的内容皆已显得华而不实，何“用”之有？以文学名著而论，“进”不能为求职升学助一臂之力，“退”不能像网络文学、电玩游戏、影视节目那样令人轻松过瘾，读它做什么？当然，不可把话说绝，至少中小学语文有课外必读书目，其中大多为中外名著，大纲上有，考试会涉及，岂能说读名著无用？敲门砖之用正是所谓“有用”的正解。无如这里的有用恰恰在消解阅读的本义。

阅读的本义，正在阅读本身，其他种种，都是从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愉悦与满足之上叠加而来。阅读过程索然寡味，则一切的一切皆无所附丽。而要让读经典变得愉悦，前提便是放弃有用无用的考量。不妨干脆说一句，经典就是无用的，它的价值，正在其无用— 如果“有用”之“用”指的是实用。“文革”年间“读书无用论”曾大行其道，作为反拨，后来又有一种说法成为“共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的说法在特殊情势下的变体，所强调者在于“技”。偏偏经典无关乎“技”。现在，也许是到了该“正视”这一点的时候了 ：没用，那还读不读？我们不妨来宣扬另一意义上的“读书无用论”，好比“丑话说在前头”，丢掉实用主义的杂念，开启真正的经典、名著之旅。

糟糕的是，在以正确方式打开经典之前，我们的偏见已然形成 ：经典意味着枯燥乏味，假如非读不可，就必得正襟危坐，打点起十二分精神硬着头皮上——仿佛读经典等于阅读快感的剥夺。中小学的必读书目变成了某种反向的提示。硬塞到面前的书总是令人排拒，于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越是强调读经典的重要，闻者反而躲得越远。学校里，教师在接受了这个事实（更因为应试式学习的效率问题）之后，开始不遗余力地助读，其要义就是就每部作品归纳出诸多“知识点”，其极端是要求熟读以至会背，名著本身的阅读倒变得可有可无。如此这般，名著已然死在“知识点”下，毫无乐趣可言。对读经典的视如畏途，至此似有了经验的证明，于是乎恶性循环。

打破这循环，唯有一途，就是搁置对经典的刻板印象，直接进入，比如说，《包法利夫人》的世界中去。倘若对经典没有“傲慢”的话，我们的“偏见”则委实不少。对经典怀有敬仰之心没错，认定其拒人千里，却是大错特错。真正打开书，你会发现，许多文学经典，只是望之俨然，何况这里的“俨然”，往往还是我们的偏见造成的。事实上，相当多的文学经典，在自己的时代，其流行之广，可比今日的畅销书。“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的欣赏在彼时的雅典，几乎是全民性的，这且不说 ；狄更斯、马克•吐温可都是相当流行的小说家，《傲慢与偏见》则至今依然流行。无数中国读者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西方文学经典成了与自己的人生水乳交融的一部分。 50 后、 60 后、 70 后，将《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简•爱》等书读得津津有味、滚瓜烂熟的，大有人在，今日的年轻读者从中获得阅读快感的，亦复不少。

给“正襟危坐”留下余地，盖因说读经典可以是有趣的，并不意味着阅读的过程从头到尾都那么轻松。经典自有其严肃的一面，不仅因为它直面社会、历史、人生种种，拒绝提供心灵鸡汤式的抚慰，还因为经典面对读者时有它的矜持与尊严。不像通俗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投你所好，它有完全不同的阅读路径的设定 ：是你向它走去 ；而非相反，它向你走来，甚至体贴入微地讨好你。所以四仰八叉躺那儿接受按摩式的被动阅读是不行的，你必须调动自己进入状态，进入情境，在自己与书中世界之间建立起相关性。

很显然，只有建立起相关性，阅读才不再是一桩不得不然的外在行为。梁启超所谓“熏、浸、刺、提”，鲁迅所说“增人感”，根底里都在阅读时的移情。博物馆里的古董已是鉴赏的对象（虽说对古董移情也不是不可能的），而文学经典不是，它们在一代一代人的阅读下仍然活着，且经由阅读这个中介实现与当下世界的对话，因此更具移情的可能性。

论移情，当然是在书中所写内容我们熟悉，主人公与我们有很多相似性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而外国文学名著叙述的是不同文化的异邦故事，且是年代久远的过去故事，时间上、空间上的隔好似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壳，似乎难以找到经验上的对应，也就难有代入感。但人是可以自我调动的，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调动的极致，穿过相异文化、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人情风俗等壁障，如同破了外面的壳进到里面去，你会发现书中看似陌生的世界、陌生的人居然有几分眼熟，甚至，你还发现了诸多与周围的世界和人的重合之处。而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重要的一端，恰在于它们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可以让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常读常新，在你的参与下，它们的过去完成时可以变成正在进行时，终而完成。

因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社会在变，时代在变，自然界甚至“沧海桑田”，但人性不会变，人性中的高贵面—— 正直、善良、勇气和人性中的阴暗面——贪婪、嫉妒、鄙吝一直在那里，是人性大戏上演的不变内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剥去外在的差异性还原到最后，不同时空中的人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处境。文学经典提供了“原型”，人物的原型，故事的原型，我们不好说其他的书都是对经典的“山寨”，但不妨说，它们“万变不离其宗”，经典就是那个“宗”，而这个“宗”建立在人类的共通性之上。

“名著”与“经典”一样，是一个弹性的概念，都要看在什么层面、什么意义上说。除了“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神曲》、《浮士德》等少数几部，选讲的都是小说， 19 世纪以后，更全是小说— 无他，相对而言，叙事的文学比较好讲，而小说在文学家族中，显然是最亲民的文类。

我不知道是否当真如我所愿，如此这般的选目和介绍性的讲解多少能令读者有兴趣且以悬置有用无用的放松心态走近外国文学，有一点是肯定的 ：再好的导读也代替不了阅读名著本身。

卡尔维诺有言 ：“中学和大学都应加强这样一个想法，也即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 ；然而他们竭尽全力要让学生相信的，事实上恰恰相反。这里存在一种流行很广的价值的逆转，即是说，导言、批评机器和书目被用得像烟幕，遮蔽文本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必须说和只能说的东西——而中间人总是宣称他们所知比文本自身还多。”

很不幸，教师扮演的正是“中间人”的角色，百分之百信这话而又在做这工作，不免自相矛盾。好在尚算有自知之明，我只希望我的讲解不构成“遮蔽”或少些“遮蔽”。而挥开“烟幕”的最佳途径，仍然是，你自己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