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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20年第3期|袁凌:北漂纪

来源:《芙蓉》2020年第3期 | 袁凌  2020年05月14日07:45

十六年前,我第一次乘坐火车北上,穿越黄河的分界线和华北平原,地图上显眼的黄河已变得微小,我没有注意到何时经过了它。平原一望无际,地土比南方干燥松散很多,几乎没有成形突出之物。时值初夏,农人在铁路线两旁田地里收割小麦,还有在北方出产的花生,挖掘出植株后就地摊开晾晒,他们自己的脸面和手臂也现出手下庄稼的颜色,皱纹在无遮无挡的太阳下摊开。我写下了一句诗:我晒到了北纬39度的阳光。

到达北京近郊,景物倏然变得不同,和斑驳楼群一起出现的,是分布铁路两旁的大片灌木丛,挂罥无数的塑料袋和垃圾,随列车裹挟的微风飘动。我知道这是一座大城的序幕,但还是对这种邂逅有些不适应。

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我住在六铺炕附近一家招待所里。扭开门把手时我被电击了一下。躺在床上,头往铁床架上靠的时候又被电了一次。伸手去揿床头灯,金属按钮再次让我被电了一次。我的心恐惧起来,似乎来到了一间四处漏电的房屋,稍不留意即可身亡。我翻身起床小心地开门,叫来了服务员大妈,告诉她屋子漏电。她完全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似乎看着一桩难以理解的事情,没有做任何解释又离开了。

后来我终于明白,这是北方的静电,是每一个从南方初来北京的人都曾经历的恐惧。

秋天在清华园里安顿下来,我学生宿舍里的主要陈设是两张铁架子床,倒不再时常经历皮肤一激灵的恐惧,或许北方干燥的空气渐渐接纳了我,架子床上层书籍的尘灰安抚了静电。

每天在走廊尽头的大水房里洗漱,有一段学着电影里“混社会”的样式,省去洗发精用洗衣粉洗头,流到眼睛里龇牙咧嘴,仰头浇上半天冷水。大水房朝向西边,夕阳回光返照,远处的山脉依稀连绵,近处的院落也现出参差,像是深宅大院,常常让我生出无端幻想。我能了解这座城市的多少内情,它过往沉积的秘密有几分会与我有关?这似乎是我来到北京的缘由,眼下却像阻碍重重,无从穿越。

校园里有一条弯曲的人工河流,淌着黑色的污水,一直往西边流出校园,进入北大的地界。我顺着河流走去,离开宿舍区食堂、林荫道和百年大礼堂,穿过河边的灌木,后来发现到了校办殡仪馆,或许有火化的烟囱。四处隆起小丘,深秋树木荒凉,感觉园子已经死去了一百多年,又仍旧活着,有一种回声,想到那个不久前“铊”中毒的女生,似乎自己也会不经意遇难。

去到师兄居住的单身宿舍,进门像是一间库房,书籍堆到了屋顶,只给人留下穿行的缝隙,线装书陈年的气息统治,不论如何泛黄、落灰、虫蛀,书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师兄不过书页中一条蜗居的虫子,等待出头之日。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我不想待在这里,成为另外的一条,从生到死被安排妥当。

我经常在远离校园的地方奔波。有限的待在宿舍的时光,我常常拿着新出的报纸,上面有我的一整版稿件,对着铁架子床一字字地重看,依稀闻到印刷机的油墨味儿。这似乎是很确定的一种保障,身体却又微微颤抖,意识到自己即将做出一个决定,改变三十岁往后的人生轨迹,或许会像抛物线般坠落。

同住的室友在台灯下看马哲的参考书,往他那台紫光电脑上打读书笔记,他入学前来自山东某个市的团委,想着博士毕业后回去上调一级,进入团省委,眼下这算是仕途的快车道。他的家人都在山东,每晚要用IP卡打长途电话联络,有时我能听见他儿子牙牙学语。我感到我们的全然不同,身体中微微颤抖的希望,不知如何对他讲述。

冬天的末尾,我搬走了铁架子床上的被褥和书籍,离开了清华园。

八到十个人群居在金鱼池小区的一幢复式房子里。那时还没有“群租”这个不合时宜的名词,八个人都是《新京报》的同事还有眷属,我住其中朝北的一小间。另一同事住朝东的一小间。两个同事合住朝南的一大间,有时候老胡的老婆带着丫头从石家庄来看他,有时则是小韩的女友来同居。楼上有一个女同事独居一小间,另有两个男同事合住长条形屋顶倾斜的阁楼,屋顶低的那一边只是摆了一张行军床,作为长期出差的小李偶尔回京安放身体之处。因为总有人在出差,屋顶下满员的时候并不多。

房子是回迁房,眼下叫金鱼池的这个地带,就是从前老舍笔下的龙须沟,龙须沟固然早已填平加盖,名字中的金鱼池也不见踪影,从来没人提起它在文学史上曾经显赫的过去。

房子具有回迁房的一些特征。譬如墙壁单薄,外表看上去清爽白净,造型也不错,里面的温度却是冬冷夏热。户主没有装空调,冬天也没有顶事的锅炉暖气,而是早早装上了电暖气,一开闸电表数字呼呼上蹿,各家分摊时必有抱怨,每次受不住了稍微开一会儿都有负罪感。阁楼屋顶有个地方漏雨,慢慢变成很大的一块斑渍,一些石灰渣子落到地上,总担心有天那块地方会整个掉下来,在它最终可能掉下来之前,我们集体搬离了那里。

这里离虎坊桥的报社不远。时近午夜,离开主管编辑那间烟雾腾腾的楼梯间,走下光明日报老楼的八层阶梯,已经没有公交车,顺着永安路慢慢地走回去。街上的老式路灯永远电力不足,带着朽红的光晕,路旁有一处处塑料小灯链扭成的“串”字,下面升腾烟雾,两三个晚秋仍旧穿着汗衫的北京爷们在吃喝,脚边已经躺了一堆空酒瓶子,小桌上还竖着一打半打,他们真是尽量打算把一年中的日子都当成夏天来过。街面空空荡荡,却不时要小心绕过一堆形态可疑的呕吐物,让人胃里一下子揪紧起来,一直紧到喉咙。

除了这样的时刻,心里大抵是带着一种倦怠的松快,终于交掉了稿子,又若有所失。似乎在北京,除了在带着一个大后脑勺的台式电脑上码出来的这一篇篇稿子,没有其余可靠之物。一个房子里租住的同事们也大抵如此,老胡虽然在石家庄有家属,却似乎不大希望她们来,一个看去不能再普通又有点憔悴的北方女人,一个有点像老胡自己的胖丫头,带着一副混不吝的神情。老胡一开腔大抵是叱骂,有时会因为淘气揍她,可她像是从来也没怕过。有一次老胡还当着室友的面揍起了老婆,大家连忙去劝架,老婆虽然哭了,对于老胡和妻女,这似乎也并不特别,只是他们一种通常的交流方式。

我会想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从前浓密得沉重的头发已经微秃,自从在清华园的水房里用洗衣粉就冷水洗头之后,这个过程倏然加速,顶门心已经感到深秋的凉意。和那些在街上留下呕吐物的人们不同,我没有穿着汗衫坐在发光的“串”字下彻夜吃喝的权利,早晨在昏沉睡意中可能接到一个电话,立时挣扎爬起,背包去两千公里外采访。

和老胡合住的室友与女友同居了,我把底层的小屋留给他们,自己搬到楼上,接手了那张行军床。行军床原来的主人在外出差越来越久,我和他也类似,可以彼此不妨碍地共用这张床。除了这张行军床我还拥有一张桌子。有段时间我把一张照片搁在桌子上。

这是一张死者的遗照,他的父亲是我在奉节县采访中认识的一位爆料人和向导。儿子在唐山铁矿里触电身亡后,他给我打来电话,在虎坊桥路口旁的四川小馆里,他拿出这张照片,小心翼翼地摊在看不出颜色的塑料桌布上,怀疑儿子是电击致残后被故意弄死,希望我帮帮他。

我没能帮到他,只是把照片放在我的桌子上。照片上死者躺在冰柜里,耳朵和紧闭的眼睑旁边有凝结的血块,浑身显出紫疳色。有时洗漱之后,我提醒自己看一眼照片,再入睡。

那天我从报社归来,发现照片不见了,问室友老宋,说是撕掉扔进垃圾堆了。“太吓人了。”老宋说。

我险些跟他打了一架。

我们不想待在这套房里等待第二个冬天,决定搬到报社附近的小区里去,这是一片老式的规规矩矩的居民楼,地段名叫禄长街,还有一条相邻的巷子叫寿长街,又开着卖花圈的铺子,让人有一种和字面意思全然相反的联想。

我仍旧和老胡一家合租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也是从前的《新京报》同事腾出来的。我住次卧,房间里除了一张床,有一个小小的书架,房子正像老式居民楼那样不新不旧,有种纯朴的感觉。但是我忘了书放在什么地方,和在金鱼池时一样,它们离开清华园的铁架子床之后就失去了上架打开的权利,应该只是待在纸箱里,码在床脚,现出令人不适的轮廓。

院子里有一棵大树,枝梢升到了窗前。这是房子的前任芸告诉我的。她住在这里时是春天,大树的枝梢透出不可重现的清润,尖端抽蕊发芽,似乎不属于厚重的大树。我们因为这棵大树交谈起来,芸告诉我她刚到北京的住处。当时她从上海过来,挤在一个高中同学的铁架子单人床上,在报社附近找房子,一时没有合租的人。下班时一个摄影记者对她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地方,你去看看,要是不嫌弃可以先住一下。”

芸去看了。那称不上是一个房间,只是一个缩进去的空间,够放一张床,睡觉需要从床头爬上去。芸接受了这里,住了半个月。从那个洞里,芸每天清早接到派料,起身去采访,有次料来得太早,她没有洗脸刷牙,就冲出去跑了一天,傍晚才回来,也并不觉得辛苦。

她感谢那个摄影记者和他的室友,给她提供了这么个地方,直到她找到眼下我住的这个房间。她在这里住了半年,又跟着合租的室友搬去陶然亭,那对情侣希望住宿环境新一点。

我去芸的新房间。

这是个新建的小区,芸和室友租的房子临街,在那条只是铺上了沥青,显得没有完全整饬好的路上,依稀可以看见她的小房间。半斜开的窗户,里面有一丝微光,似乎带着蓝色。后来我一直怀疑,是她台式电脑的鼠标发出的。当电脑关机之后,这个光电鼠标还会一闪一闪。

她似乎需要这点闪烁,陪伴熄灯后的黑暗。房子在七层,有电梯,但有次停电了,漆黑中一层层爬上去,感到是在一口井中,依靠摩托罗拉手机的一点点光亮。中间在台阶上坐下来,想象这时有个北方的男孩在身边,摸摸她的头发,眼睛会湿润,像是那株窗外的植物被浇灌了。

同居的一对恋人时常吵架,看起来每天都可能分手,可是他们有了孩子,后来结了婚,去了海南。看起来报社像几千口的一大家人,各人在屋顶下还得找各自的归宿。

半年后我从那家报纸离职,和芸一起去了上海。再次回到北京,我住在联想桥附近的一套一室户里。

小区在一条巷道尽里头,房间比禄长街那间要再旧一点,有些地方墙皮剥落了。床头墙上有一副前任租户留下来的镖盘,我没有取下来。

比起我和芸在上海华师大后门租的那个房间来说,这里太安静了。那个房间面临人字街头,几乎就是在“人”字形分叉的顶头,面对一整条街道汹涌的车流。似乎只有在上海才有这样位置的房子。为了适应街道交叉的方向,房间是椭圆形的,像船舱的头部,悬挂着几副落地的旧绒窗帘。芸说她喜欢这间房子的形状,“住在这儿感觉像公主”。

芸从来就不是公主。她只是下岗的纺织厂工人父亲和尚在经营的搪瓷厂工人母亲的女儿。母亲很忙碌,她只是父亲的公主。

从第一刻开始,街道的喧闹声似乎要把房间抬起来,两层玻璃完全挡不住。发动机沉重或粗犷的轰鸣,疲惫后释放的叹息,掺杂着喇叭忽而尖锐的杂音,似乎全然不受管制。这种杂音特别刺激听觉,像是一个个刺客从那条汹涌的河流上忽然跳起来,穿破纸一样单薄的窗玻璃,杀入耳朵。

夜晚随着路灯变亮,河流的样式更加清晰,车声越发高亢起来,在十点左右达到高峰,像是这座城市的夜生活,午夜过后也不甘于寂寞,从未完全平息。清晨太阳早早升起在街道尽头,热力穿透了窗帘,车声又周而复始地高涨起来,喇叭声尤为刺耳。

不知我们是怎样适应了这里,在洪流之上酣然入睡,也不知芸的父母是怎样适应了她回到上海而不归家。我见到过一次那个沉默的男人,在长宁区某处的街头,看着他骑老式自行车过来,穿着一件电工的工装,无声地把一件东西交给我,多年下岗打零工的生涯完全磨灭了他任何尖锐的神情,即使对于我这样一个带走了他女儿的外人。

芸的台式电脑从北京归来,搬到了这间屋子里。当时没有笔记本,我们背着台式电脑的显示屏和机箱辗转,不以为沉重,能有一只平板的显示屏已经不错。但那只光电鼠标不见了,消失在奔波途中。夜晚窗帘无从全然遮蔽马路上的灯光,无须蓝色的小小光亮。

在人字街头上方住的时光不长。生活和心境还没有安定下来,我就折回了北京,芸追随来到这里。我们去市场买了几株盆栽,其中一种叫猪耳朵,生出长长蔓丝,顶端触须微微卷曲,总是习惯穿过相邻绿萝的茎叶,缠绕无从分解。我们也像是这样的两株植物,但最终,我们在这间屋子里分了手。

芸走后的那个上午,阳光依旧不错,我坐在屋子里,看着空空荡荡的景物。窗台上的猪耳朵衰弱了一点,似有灵感。我为它只拥有这么个名字感到抱歉。镖盘仍旧在墙上,带着黑黄分明相间的刻度。我用剩下的最后两只飞镖扔了一次。扎中了靶心,但没有什么被改变。

夜晚我穿过灰色巷子出街口,巷子里长期停着一些废弃的车辆,蒙上厚厚尘灰,喷漆已经剥落,露出锈蚀的内情。其中有一辆,常春藤蔓从车头的变速箱里长出,冒出了锈蚀的车头,车灯的窟窿也缠绕翠绿之绳,探寻空气,整辆车和植物不可分割,变成了半是死去半是活着的一种东西,让人想到它为何被抛弃在这里,时光已逝去多久,却永不会有人探望。

我在巷子口看到一个乞丐。他垂头背靠废弃的小汽车轮胎坐着,对于随时向路人乞讨失去了兴趣。路灯的晕黄灯光落在他身上,也渲染了植物的蔓丝。我忽然生出一个念头,在他面前蹲下来,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他面无表情,显得这类问题对他毫无意义,或许也没有答案。我掏出一张百元钞票,带着票面的微红,搁在他眼前的空缸子里。奇迹发生了,他刚才麻木的表情忽然变化,露出了一丝微笑,像是打开一个豁口,带着惊讶和因此而来的羞怯。

我在这一道豁口里走开了,想象他幕布后面的情形,我们都是一样孤独的人。

我在通州住过一小段日子。

是在地铁八通线华联家园站的附近,并排几幢现代风格的小区,外表带着一些装饰图案。房间也是不区分厅卧的大开间,统一装修,可“拎包入住”,专供在国贸大望路一带上班,暂时还买不起大房子的白领。八通线地铁刚开通不久,这种需求多了起来。我租的就是一对先前在国贸附近最高的写字楼里上班,结婚后又去美国读书的白领的房子。

这是我在北京第一次真正独居。晚上我会失眠,听见小区保安在楼下走近,又走远。围墙附近杨树风声飒飒,下雨前树叶翻滚,现出一团亮光。深夜保安脚步停息了,我在单人床上欹侧,枕边一本荷尔德林的诗集。在北京,我拥有的只是这个身体,和荷尔德林在一起。

小区门外街边比较安静,到底是新的社区,在附近一片小树林,我意外看到摆了几十个蜂箱,有人就着一片槐花养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城市里养蜂采蜜。晚上在带着晕黄的路灯光下,有几处出摊卖碟子,我吃饭后沿路搜罗过去,买两张回去,在我新近拥有的带光驱的笔记本电脑上看。这个笔记本对我是一大笔支出,但仍旧是值得的,我告别了需要拖着台式机搬家的日子。

有时我在午饭后走到附近的火车站去,这主要是一个货运站。没有什么旅客上下,只是堆着许多原木。它们大约来自遥远的关外,长途跋涉之后现出棕红,散发松脂的隐约气息,现着浑圆却称不上宽大的轮廓,大约那边的家族都被砍伐过一茬了,只有极少的时候,看见巨大的原木,一节车皮似乎只能放下几根,似乎最后的孑遗,让我想到家乡传说中的黑林子,藏在四岔河和神仙湾最深处,却也让人怀疑是否真的还存在。火车站紧挨着八里村,属于地铁的上一站,破破烂烂的几条巷子,带着想不到的各类名目的招牌,有一种完全不讲究的热闹,和华联家园附近完全两样。

在这个村子里,我见到了研究生同学胡勋。自从八年前毕业分配,我们没再见过面,完全没想到他会住在这里。

他的身份是社科院的博士后,社科院在这里有一处单身宿舍。他和女友同居,和其他一对伴侣合住。

屋子的内情令我意外。房间的中央部分被布帘隔了起来,我们顺着一条环形的过道,去到属于胡勋和女友居住的部分。这个半段环形的空间里摆着一张床,另外还安置下一副灶具。房间不怎么透光,白天需要开着电灯。

这无法和我独居的公寓相比。灶台下面搁着几株有点萎缩的青菜,胡勋说是赶菜市场关门时去买的,那时菜价会大打折扣,一块钱一大把,够他们吃上几顿。

女友是新加坡人,随胡勋来中国后没有工作,两人靠胡勋的博士后津贴生活,租不起房子,只能住在这样的环形单身宿舍里,胡勋每周三次赶地铁去花家地的社科院本部上班。地铁到了八里庄基本上不去人,他就走一站到华联家园的地铁去排队,三轮之后大约可以上车,贴着车门赶到大望路换公交。我想到从前在上海读书,胡勋说起每次坐火车回贵阳,买不到坐票,在车厢连接处蹲下来,或者找个洗脸池窝上去,事先吃两块巧克力,四十多个小时不下来,也不上厕所。

女友看去清秀温柔,两人在一起的神情显得肖似,胸前悬挂着相同式样的小小十字架。比起在学校的时候,胡勋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天生和女友匹配的。

我们穿过那些墙皮剥落的巷道,去菜市场门口吃烧烤。胡勋一定要请客。烧烤很便宜,但我有点过意不去。地上吹着微风,纸屑微微飘动,胡勋咬着一串抹了辣椒的烤茄子,对我说起明年一切都会好,他们会去美国,那里有足额的奖学金。她并不需要找工作。女友不大听得懂汉语,她的烤茄子上没有抹辣椒,她恬静地微笑着,间或听胡勋转头用不大熟练的英语跟她说上一句什么。

我想到虽然他们住在这样的环形房子里,傍晚去即将关门的菜市场买菜,却是幸福的。远处隐隐传来货运车站的汽笛声。

我应聘到一家杂志做编辑,每天从通州挤地铁去上班,路上太折腾了。单位提供了过渡住处,在《城南旧事》里写的香炉营旁边。

香炉营已经拆迁了,那些年北京拆迁的进度还不那么迅速,多数人搬走之后,每条巷道还剩下一两家钉子户,整个街区空荡荡地摆在那里,暂时没有人来翻动,看起来要一直搁下去似的。我有时想到,它是否该作为历史古迹被保留下来,当然联想到林徽因梁思成旧居被拆事件,这是不可能的。英子看人摇动辘轳汲水分水的那口大井台,也早已不见踪迹,不用说水光泼溅的情形。

晚上我喜欢在空下来的几条巷道里转,路灯的电路没有切断,迁走人家的门牌号还在微微发光,连同一些“文明户”“五好家庭”之类的小金属牌额,让我想到家乡的“十星户”“计划生育放心户”之类牌子,往往挂着牌子的农屋已空无一人,瓦屋顶也要从中段塌下来了。

我住的小区大约就是居民的回迁房,房子是杂志社租下来给一个高层住的,他的衣服虽然成列地挂在柜子里,人却不常来,我有幸沾光。这位室友是一名退伍军人,在杂志社的身份有些特殊,近乎社长当年在部队的私人关系,他没有成家,常年似乎在外边替杂志社跑一些文化产业项目,譬如说投资拍电视剧,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偶尔回来,他大抵总是酩酊的状态,不知是工作的应酬与否,不大跟我说话,似乎对于有下层员工和他分享房间感到不愉快,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有时看上一会儿电视,在客厅的茶几上留下几根烟蒂。

房间光线不足,天气暖和的时候,我宁愿待在院子里的几条长椅上,读一点书。我记得仰躺在长椅上读亚里士多德的《天象论》,亚氏写到恒星是一类永恒的生命体,虽然不及永生的神,但也拥有不灭的灵魂。书页上方是晴朗的北方天空,带着一点白云,我找不到恒星的痕迹,但它们在蓝色的某处深处隐藏着。这么多年来,我似乎第一次发现北京的天空很干净,像是被英子记忆中的井水洗涤过。

我习惯了在单位的写字间里待到很晚。单位就在宣武门路口附近的庄胜大厦楼上,那里人的气息更多。有时候跟熬夜的同事一起下班,在大楼底层拐角的地方道别,背身在风口里点一根烟,抽上两口。我的技术不过关,无法在风口里点燃香烟,也还不想抽。经过香炉营走回小区,一步步更浓厚地闻到退伍军人的气息,双脚沉重起来。

我打算另外去找个房子。

有个合租信息是在广安门外。这和我理想中的地段有些距离,但我仍旧抱着试试的心情去看了看。

信息上说是三室一厅的房子,去了我才知道,主卧有三个女孩合租,次卧里也住了两个女孩,都是打工妹的样子,留给我的是第三间卧室,位置是一进门,过道一侧是这间卧室,另一侧门对门是全屋的厕所。几个女孩眼巴巴地看着我,看来她们由于工资微薄,很希望有人来分担房租,并且不在乎合租者的性别。

有一刻我很想租下来,体会一下和一群打工妹相处的感觉,即使这间三卧的价格定得和主卧差别不大。但是想到门对门的厕所,关着门仍隐约飘散的气味,早晚和她们轮番抢厕所和淋浴的尴尬,不能在家穿短裤打赤膊的忌讳,我还是却步了。出门的时候,我仍旧和她们一样感到某种遗憾。

看了几处房子,我交了一个月中介费,租下了手帕口附近一间合租的次卧,结束了和退伍军人合住的日子,也离开了英子记忆中的香炉营。不知道它还在那里撂了多久,直到开发商的挖掘机大举进场。

这间房子在一个极其老旧的居民楼片区里,几乎称不上是小区,要穿过曲折小巷到达院子,街巷像是在一场防空运动上包上了厚厚的甲胄,不知道它的来历。但是房间内部经过装修,铺有复合木地板,看上去很新。

我把行李和经过辗转剩余又新添的几箱书带到这里,跑了一次二手货市场,让它们有了再次摆上书架的权利。房间不大但也够一个人住,除了地板还有空调,自然也少不了北方的老式暖气。虽然窗户朝西,夏天过去仍旧留有余热,我还是有了拥有一间房子的幸福感。同住的是一个早出晚归上班的男生,总是关着门。客厅很小,类似一个过道,我们见面的时间很少。

夕阳停歇在一片老旧平和的屋顶上。床上铺着一个女性朋友帮助我采购的碎花被子和枕巾,她还承诺刺绣一个枕头送给我。这让我对这儿有了一点家的错觉。我不用那么经常逗留在单位的格子间里了。

每次去单位,需要走过那些像是包着厚厚甲胄的巷子,穿过叫里仁街的一条短短街道去搭公交车,街道一旁新开发成了小区,和周遭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有两次打的回来的时候,被司机听成女人街。后来我知道,它的真实身份和这类想象截然相反,叫作半步桥,一个我在沉重的近现代史册上屡次翻阅的名字,那座小区从前是半步桥监狱和看守所的地盘。

半步桥的起源不明,自从修了民国第一监狱,似乎衍生出了“奈何桥”的意思,流传下来一首犯人唱的歌《七笔勾》,大概是过了此桥,将爱恨情仇、烦恼牵挂、人生抱负一笔笔笔勾销的意思,逐段唱下去,终究勾销完毕,最后被勾销的大约是桥本身,眼下已和当初的监狱一样杳无踪迹。但在哪里仍旧有一丝气味隐藏,我似乎也理解了旁边巷道墙壁和屋顶如此厚实的来由。

很久以后我走进小区,看到赭色楼房顶楣有小天使的浮雕,显得特别。联想到狱内设有刑场,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处决过很多犯人的往事,猜测小天使大约是拯救含有怨毒的亡灵。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小区的房价也比周围低一截,开发商据说都因此破产了。在小区的一侧,保留着监狱曾经的大墙,砖楞和陈旧的高压电线被爬山虎覆盖,显得和平,围墙中段矗立一座岗楼,没有了值守的身影。

冬天来了,里仁街上变得更为寂静。平房炱突四处发烟,被风压贴着屋顶,路边也似乎生有煤炉。路面积水成冰,小区外停的几辆车底盘上挂了凌条,这种家乡屋檐寻常的景物是我在北京第一次看见。屋子里暖暖和和的,但那个女性朋友的刺绣枕巾没有到来。

在里仁街的出口,能看到不远处的南三环,夜晚高架桥下灯火闪烁,似乎穿过那个路口是另一世界,更为荒凉空旷。我的租屋在这条界限内不远,不知哪一天会越界,落到更荒凉的地带,像地上偶然的纸屑、痕迹被一阵北风带走。

室友的租约到期了。他是把整套房子租下来,再转租一间给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房东。眼下他想搬走,却不愿放手这套房子,不肯让我直接跟房东续签,打算仍旧当二房东,并且把我住的房子租金提高了两百块。当初租住时他给我瞟了一眼合同,我发现这间房和他住的主卧条件相去甚远,价格差别却不大,眼下更无法接受他的涨价,因此只好散伙。但我的合同是比他晚一个多月签的,还没到期,想让他分摊一个月的租金,因此第一次去了他住的房子,逗留了比较长的时间,却没能成功,他保持着沉默,似乎一种其奈我何的态度。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生闷气,房间也似乎失去了从前的好处,显出各种不起眼的缺陷,譬如冬天的暖气不足,阳光又偏偏和夏天正相反,转到了南方去。木地板铺的时间还不久,有些地方却有翘起的迹象;说到公用部分,卫生间太黑太小,没有通风口,也没有专门的厨房,做饭的心情不大。电视老旧了,彩色像是事后涂抹上去的,看纳达尔在红土上的网球比赛,难以分辨网球落到了哪里,而这是我晚上不想入睡时喜欢上的一项节目。

想到这些,更觉得自己吃了不小的亏,简直想要找个办法报复他,脑子里出现种种的方式,调动自己可能有的一些能耐和关系,似乎办法还不少,一时牙咬得紧紧的。转念又发现,自己想出来的这些方式,没有一种是一定会见效的,代价也都不比半个月的房租小。毕竟我和室友一样,只是个漂在北京的外人,才会来租这样的房间,他大约也是看穿了这一点。

想到后来,最现实的是放弃这间房子,按时搬走寻找下一处。好在冬天已经过去,找房子搬家的奔波不用那么苦寒。我也实际这么做了,在一年差一个月的时候告别了这里,去向下一个住处。

我请一个同事来帮我搬家,他新近买了车,一个后备厢加上后排座位,正好把我的家当全部装下,从半步桥迁移到了三里屯附近。

那些年三里屯正值繁华,但南街已经开始拆迁。我租的房子在南街往东一点的一处老家属院里,和酒吧街隔着几排老房子和半个街区的距离,几幢高大的建筑挡住阑珊灯火。合租的是一个腼腆的男生,看起来有一种温柔感,和前任室友差别很大,也不是“二房东”。但当然,他和所有先来者一样住了较大朝南的屋子,留给我的是朝北的较小次卧,光线和冬天的温度都不如主卧,不过价钱也着实便宜一些,毕竟是跟房东签约。

这是我离开金鱼池之后又一次租朝北的房间,让我想到老狼的那首《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或许因为从窗户里看出去,晚上真的能看见几颗星星,透过院子里几株大树的缝隙。

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主要的家具是一副连带书桌的白木书架,式样和颜色淡雅,看上去很不错,也是我选择这处房间的原因之一。我把装在同事后备厢里带过来的书都上了架,摆得满满的,在桌前坐下来,打开黑乎乎的笔记本电脑,有一点儿幸福感,打算在这里认真写点什么。

但是过了不久,书架部分忽然没有征兆地塌下来了,差点打在我的头脸上。我把书都拿下来,书架没有复原,内部联结的铁钉子都崩开了。我只好请房东过来一趟。

房东没有找我的麻烦,毕竟他当初保证过书架很牢实,可以插满书籍。“宜家的东西不经用。”端详一会儿之后他说,我才知道书架出自一向不熟悉的品牌宜家。

想不到什么补救的办法,最后把书架拆了下来,只留下桌子。这样我的书又回到了纸箱子里,摞在墙边。好在书桌显得宽敞了。

晚上我离开小区,走到三里屯酒吧街上去。这里和隔着半个街区我的租屋是两个世界,十字路口人车堵塞,无尽的喧嚣和灯光汇合流泻,路北一排酒吧,路上密麻麻地站着身姿前倾神情急切的女性,随时拉人入内,倒没有人烦扰我,大约注意力都在车主身上。酒吧里面灯光迷离,人影晃动,那是我来北京之后未曾进入的世界。

我穿梭而过,到了使馆区。使馆区严肃安静,四处围住铁丝网,设置路障,却也让我明白了刚才酒吧街热闹的一个来源,这里有很多的外国人。我顺着一条开放的横街走入,经过两个警卫,他们纹丝不动的站姿像是出于一种命运,有的在铁丝网的暗处,只有走近了才能注意到,让人心里一紧,他却保持着面无表情的姿势。

我走入竖街,两旁斜伸出浓密的树木,在上空合成穹庐,成为压低了的另一重天空。这是一种修长乔木,含有特别的青翠,似乎属于南方。另一条树荫的街道遍种柿子树,眼下也饱含青翠,我喜欢顺着这两条街走一个来回,再穿过酒吧街,回到沉寂的小区,我的拆去了书架的桌子前边,面对笔记本上敲下的文字,属于往昔黑暗深处的时代。

有时候我没有走得这么远,只是从小区大门外往北走,进入这片街区更内部。路旁有一所技工学校的体育场,隔着铁丝网,零星有人在晚饭后健身。穿过两家打烊的餐厅,迎面有一所外表黑沉沉的建筑,黑暗中闪着一些明灭的小灯,隐隐看出下面的装修,带着浮雕和护板的线条,是一家夜总会,叫名门夜宴。

它似乎没有窗户,四周包裹得严严实实,我完全不知道它的内情,入内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它的名字让我想到最近冯小刚的一部电影,不由联想到里面可能进行的诡谲、权谋与情色,所有的欲望和金钱在这里复合,发酵、膨胀,或许有天会爆炸,带来难以预料的毁灭。但眼下,它保持着黑沉沉的名门气度,和渺小寒碜的我完全没有关系,即使走近一步也感到心理压力。

许久以后,听说它果然在“天上人间”的风波中被一并封闭,我再次路过那幢建筑时,它已变成了一家商场之类,封闭的门户都已打开,外墙的浮雕护板显出破敝,像病人发黄的皮肤,底层似乎变成了两家快递公司收发货点,毕竟它不当街门面价格上不去,当年豪门的气质不见踪迹。

那些夜晚,我从名门夜宴往回走,回到家属院中,院落里几株乔木掩蔽,下面裸露着北方的黄土没有精心整修过。空地上莫名地摆着一只旧沙发,布套已经破烂,但还保留着一只沙发的模样,或许偶尔有人小坐。多年后我看到刘若英拍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周冬雨拉着井柏然从院子里抬回去一只旧沙发,就想到了这只。不知它在院子里究竟摆了多久,近年北方的雨水增多,它在够不上遮蔽的大树底下,能够耐得起几番风雨和潮气侵蚀。

有天深夜,室友出差未回,我坐在出租屋的马桶上,忽然感到腹部剧痛,连续腹泻到虚脱,坐在马桶上无法起身。有一刻我觉得自己会就此死去。如果这样,将像落在水泥街道上变脏的雪一样,被成吨的工业盐融化流入下水道,不发出声音和留下痕迹,无声地来,无声地走,失去性命很久才会被人发现。在卫生间的下水管道上,有一队迁徙的蚂蚁,永不停息地上下穿行。我的性命比不上它们中的一只,尽管被叫作“蚁族”。

2010年秋天,我到了眼下的住处燕丹村。

那之前的一段,我想去住地下室。一方面由于身上仅余几千块的资产,另一面是遗憾没有这类经历,似乎缺了一块。

我去过几次地下室。一次是在双井附近,去探望一位上访的大姐。顺着台阶下去,通道顶上横亘热气管道,两旁是排列的小门,像是一个个储物间。大姐住在其中一间里,一张单人床外刚够靠床头摆下一张小桌,桌上摆着电饭煲,床位摆一个案板和碗筷,其他东西都装进塑料袋,挂在墙上。大姐说冬天不冷,夏天也不热。就是洗衣服有点费事,挂在廊道里阴干。另外一次,是有个朋友来京住在建国门附近的地下旅馆,走下去以后像迷宫,拐两个弯才找到他住的房间,推开门是一副床炕,炕上铺的床垫横顶在门上,人要站在门外爬上床去,顶头墙上有一个九英寸小电视。

我在网上搜了几间半地下室,打算去看其中靠近四惠的一间,又有点犹豫,这时接到了一个朋友将要退租在燕城苑的房子,回陕西谋出路的消息,过去看了一趟,价格不贵,就放弃了继续寻找地下室的打算,虽然房子没有装修过,但通透不缺阳光,我住的房间外边有两棵银杏树,叶子正在变得金黄,偶尔有一两片无声飘落。

房子离天通苑地铁站有五六站公交的距离,我第一次去赶上晚高峰,等公交的人黑压压排到马路中间,似乎调来全北京的公交也挤不下。在《新京报》时做过一组报道,叫《十万人困守天通苑》,不想今天自己成了其中一员,且走得更远。后来我坐了路旁吆喝三块钱一位五块钱两位的面包车。

上车之后,我才知道不是三块钱一位这么简单。对面两条长凳座位,先上的人还可挨茬坐下,后来的在中间加小板凳,再后来的转不开身,近于被加在两旁人伸出的膝盖上,头顶车篷,车门最后是贴着人的脊背强行关上的,像是听说过的号子里塞人的情形。车子开行,黑暗中人们看不见彼此,但听得清呼吸,关节和人体的旮旯彼此屈伸搭配,最大化利用空间。有几位不知怎么替胳膊找到了缝隙,仍旧在看手机,屏幕的微光照亮了巴掌大的一片脸。车厢外风声呼呼,感觉是一具夹心面包在运行,一旦翻车,只能挤压成肉泥,似乎在这条路线上的人谁也不在乎安全保障,把命交给了这个上车的机会和三块钱的价格。

房子实际在燕丹村地盘上的一个小区里,据说是当年燕太子丹的封地,也是供养死士荆轲的地方。除了一些附庸典故的对联,刺秦的往事自然渺无痕迹,但我在小区池塘边目击了一起刺杀事件,今天仍历历在目。

那天我饭后下楼,正待走进小区公园去散步,听到那边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喊着杀人了,从公园那边跑过来两个警察,跟着一个小区老保安,在楼下观望。老保安说是刚才从栅栏上翻过来的,不知上哪座楼了。正在这时,一个男子的人影出现在对面三楼楼道,招手喊“我在这儿”。两个警察立刻跑上楼去,过一会儿押着一个小伙子下来。小伙子穿着白衬衣,经过我面前的时候,他的一只胳膊露着,从肘部到手指全是鲜红的,在阳光下怵目,我想到了“沾血的手”这样的名词,但眼下不是沾血可以比拟的,没有什么可以替他洗刷,他显出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

后来知道,他是租居在村里的外卖小哥,刚才杀死的人是女友。女友提出分手后,他请求约在相邻的小区池塘最后见一面。见面时他准备了一把刀,当最后恳求无效后,把刀插入了女友的心脏。女友失血死亡后,他还在旁边坐了一会儿,被散步的老人发现,直到派出所的人到来,他才如梦初醒似的翻越栅栏开始逃跑,却又放弃了。

我没有看到女友的遗体,公园封闭了几天。再次开放时路过那里,地上还有褐色的斑点,心里一阵发瘆,似乎触碰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含有致命的禁忌,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一直经过了很久趟,这种感觉才渐渐消除,和地上的斑点一样被人遗忘。这件事的流言也渐渐平息了,像是根本没有发生过,没有人关心那个青年的结局。

我想到他在阳光下被人挟持着走来,伸出那只洗不干净的血手,全然盖住了常年沾染的饭菜气味。虽然在耀眼的阳光下,却处在无法解脱的内心黑暗里。

小区北边有两大片田野,据说是燕丹村民预留的回迁房地基,我初到燕城苑的那个秋天,它无所事事地开着大片的苜蓿花。苜蓿花是紫色的,有点像豌豆,深得像是可以藏住人。花田中被人蹚出两条小路,成了我日常散步的路线。苜蓿田尽头是苗圃。有时我会有种不加价住到了公园附近的感觉。

秋深的时候,收割机开进了苜蓿田,田野四处飘散新鲜草茬的气息,刈割过的草地空空荡荡,散落着从收割机后身断续吐出的草捆,在运走之前会晾上好几天,让我想到英国乡村草场的情形。经过一个冬天的沉寂,春天苜蓿宿根自行发芽抽枝,开放花朵,引来蜜蜂嘤嗡和养蜂人在附近落脚,等待秋天的刈割。

这样周而复始的情形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年的秋天,耙地机的履带隆隆开进了打草过后的田地,深深掘开泥土和其中的苜蓿宿根,打上了百草枯。那一片田野被拉上了围栏,土地完全变为黑色,裸露深壕,似乎由生机的床铺变为墓坑,准备在处决后掩埋一群沉默的人。准备去散步的我耳膜嗡嗡作响,感到我在这里的好日子似乎是结束了。

但日子仍旧持续下去。谜底揭开,春天田野里下种了玉米,玉米缓慢又按部就班地生长起来,在夏天的烈日下似乎面临焦枯,完全不像会有收成的样子,却终究在入秋后成熟起来,有了第一季的收获。比起苜蓿田的开花来,不知算是有所得还是遗憾。

没想到我会在这座屋子里住了九年,直到电线老化,水管滴漏。近两年酷暑,小区总是免不了短路停电,据说是有人私自给村里的门面接了电线。超过负荷时,池塘边的电压器发出一声巨响,难以形容的刺耳又难受,冒出一团火花,小区顿时漆黑一片。更多时是跳闸,电工房只好安排一个人值班,随时跳了随时推上去,一晚上折腾数次。

2017年7月中旬某天,晚上黑云低压,天空没有一丝光亮,闷热难忍,似乎世界就要窒息。小区再一次短路断电了。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小区大门口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堵住了马路要求解决问题,区委前来处置的干部坐车被包围在人群中,紧闭车门不敢下来,四周的人喊着说“我们的老人小孩都快热死了”,他们在车里吹空调,有两个赤膊的人试图去堵住车底的排气孔,被家属拉住。一会儿天空发出震耳的雷鸣,布满了奇怪的闪电,像是一个一个首尾衔接的花圈,又像劈开大地的一道道创伤,瓢泼大雨随即洒落下来,似乎完全是黑色的,伴随着愤怒低沉的雷声。大雨过后气温回落,临近窒息的人们总算感到了一丝清凉,小区的电力恢复,小车才得以脱身,一场群体性事件渐渐平息下去。

最初合租的室友离开之后,青来到了我的生活中。当时她住在天通苑的一个群租房里。我去过她那里两次。三室一厅的屋子里有十个人合租,林住着一个客厅的隔断间,有一个假窗户,一张床,床头抵着电脑桌,桌上有一部座机,她在这里打电话采访和写稿。大白天屋里开着灯,光线完全透不到这里,我担心青骨头里的钙质会日渐流失。我把她接到了燕城苑的房子里。

我们在这里共同度过四年,以后青离开了北京,但偶尔还回来,再后来终究剩我一个人了。我开始听一首花粥的歌《远在北方孤独的鬼》。那些日子,我再次听见保安的自行车在窗下深夜定时经过。再后来装了摄像头,自行车的轮毂声才终于消失。两居室的屋子无人合住,因为寂静显得有些大而无当了。

我感到自己需要一个充气娃娃。这是从一个朋友分享的文章引发的,文章的作者是他的中学老师,老师北漂了三年,没有找女友,用一个充气娃娃陪伴自己,临走时才恋恋不舍地将它扔进了垃圾堆。

虽然燕丹村里有成人用品无人商店,我还是按照偶尔听说的,从淘宝上订购了一个。我让它在空下来的卧房里待了两天,才拆开了包装。略一试用,我感到了后悔。它只是一坨塑料,不管如何设计得像人的样子。

处置它成了一个问题。我不想把它扔进垃圾堆。感觉需要在田野上找个地方埋掉它,毕竟它陪了我一会儿。担心土地坚硬,我另外网购了一套园艺铲。从前我希望购置一套农具,像有些居民一样在苜蓿田周边开拓一小块土地,撒上菜种,现在却是用来埋葬。

晚上我在田野上寻找了不短时间,不知道在哪里挖坑好,哪片土地至少在近期不会被翻动。后来我选中了一片苗圃中两棵树中间的位置。如果人们移走树苗,看起来也不会涉及这里。挖了一个坑,把娃娃泄了气,手脚蜷曲地放入包装箱,有些委屈地埋了下去。

我以为这年春天它总算是安全的。但过了一个月左右,我一时起意去查看,苗圃已经大大变样,新挖了许多大坑,以前的树木被起走,新栽了一批树木,坑挖得比我想象的大很多。我有点提着心走了一圈,没有发现娃娃的头,稍微宽心之余,发现娃娃的学生制服裙挂在一棵新的小树上,不由心里一沉。再在苗圃周边打量,在荒芜的灌木丛里发现了两只塑料腿。看起来是被挖掘机的利齿斩断,被工人抛掷在这里。

我明白了,这片土地上没有任何一块地方属于我,不论是播种庄稼蔬菜,还是仅仅埋下一个充气娃娃。就像我住了九年的出租屋,并不会和我的关系更紧密一些。

这个夏天,也许我将离开它,再次迁徙。

作者简介

袁凌,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县,单向街2019年度青年作家,新京报2017年度致敬青年作家,腾讯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获得新浪十大好书奖、华文好书奖,入选两届《收获》文学排行榜、豆瓣好书榜,出版《寂静的孩子》《世界》《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等书。两届南方传媒年度致敬记者,发表《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特稿、调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