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
来源：中国作家网 | 余秋雨 2020年05月13日09:33
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I S B N：978-7-5212-0038-6
文脉大印象
一
本书所说的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
这种潜流，在近处很难发现，只有从远处看去，才能领略大概，就像一条倔强的山脊所连成的天际线。
因为太重要，又处于隐潜状态，就特别容易产生误会。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指出那些最常见的理论岔道——
一、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官方主流；
二、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民间主流；
三、这股潜流，虽然决定了漫长文学史的品质，但自身体量不大；
四、这股潜流，并不一以贯之，而是时断时续，断多续少；
五、这股潜流，对周围的其他文学现象具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
寻得这股潜流，是做减法的结果。我一向主张，研究文化和文学，减法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减而见筋，减而显神，减而得脉。
减法难做，首先是因为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处于文化匮乏状态，见字而敬，见文而信，见书而畏，缺少敢于大胆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鉴高度，“得脉”者知音不多。
大胆取舍，需要锐利斧钺。但是，手握这种斧钺的人，总是在开山辟路。那些只会坐在凉棚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人，大多不懂斧钺。开山辟路的人没有时间参与评论，由此造成了等级的倒错、文脉的失落。
等级，是文脉的生命。
人世间，仕途的等级由官阶来定，财富的等级由金额来定，医生的等级由疗效来定，明星的等级由传播来定，而文学的等级则完全不同。文学的等级，与官阶、财富、疗效、传播等因素完全无关，只由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东西来定，这个东西叫品位。
其他行业也讲品位，但那只是附加，而不像文学，是唯一。
总之，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但是，这中间的所有流程，都没有清晰路标。这一来，事情就麻烦了。
环顾四周，现在越来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训世，结果让人担忧。有些“儒商”为了营造“企业文化”，强制职工背诵古代孩童的发蒙语句；有些学者不断在传媒显摆那些早就应该退出公共记忆的无聊残屑；有些当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嗜痂之癖”，如鲁迅所言，把远年的红肿溃烂，赞为“艳若桃花”。
面对这种情况我曾深深一叹：“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
照理，古董商人不知文脉，亿万富翁不接文气，十分正常。但现在，现代传媒的渗透力度，拍卖资金的强烈误导，使很多人接受了这种空前的“文化改写”。
有人说，对文学，应让人们自由取用，不要划分高低。这是典型的“文学民粹主义”。就个人而言，鼠目寸光、井蛙观天，恰恰自贬了“自由”的空间；就整体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不分高低，那就会失去民族的尊严、人类的理想，一切都将在众声喧哗中不可收拾。
如果不分高低，只让不同时期的民众根据各自的兴趣“海选”，那么，中国文学，能选得到那位流浪草泽、即将投水的屈原吗？能选得到那位受过酷刑、怀耻握笔的司马迁吗？能选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艰苦躬耕的陶渊明吗？他们后来为民众知道，并非民众自己的行为。而且，知道了，也并不能体会他们的内涵。因此我敢断言，任何民粹主义的自由海选，即便再有人数、再有资金，也与优秀文学基本无关。
这不是文学的悲哀，而是文学的高贵。
我主张，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为此，应该拨去浮华热闹，远离滔滔口水，进入深度探讨。选择自可不同，目标却是同归，那就是清理地基，搬开芜杂，集得巨砖，寻获大柱，让出空间，洗净耳目，呼唤伟步，期待天才。由此，中华文化的复兴，才有可能。
二
文脉的原始材料，是文字。
汉字大约起源于五千年前。较系统的运用，大约在四千年前。不断出现的考古成果既证明着这个年份，又质疑着这个年份。据我比较保守的估计，大差不差吧，除非有了新的惊人发现。
汉字产生之后，经由“象形—表意—形声”这几个阶段，开始用最简单的方法记载历史，例如王朝谱牒。应该夏朝就有了，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相当成熟。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句，还构不成文学意义上的“文脉之始”。文学，必须由“意指”走向“意味”。这与现代西方美学家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有点儿关系。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构成完整的审美。这种完整，只有后来的《 诗经 》，才能充分满足。《 诗经 》产生的时间，大概离现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
然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虽然在文句上还没有构成“文脉之始”，但在书法上却已构成了。如果我们把“文脉”扩大到书法，那么，它就以“形式领先”的方式开始于商代，比《 诗经 》早，却又有所交错。正因为此，我很喜欢去河南安阳，长久地看着甲骨文和青铜器发呆。甲骨文多半被解读了，但我总觉得那里还埋藏着孕育中国文脉的神秘因子。一个横贯几千年的文化行程将要在那里启航，而直到今天，那个老码头还是平静得寂然无声。
终于听到声音了，那是《 诗经 》。
《 诗经 》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稻麦香和虫鸟声。这种香气和声音，将散布久远，至今还能闻到、听到。
十余年前在巴格达的巴比伦遗址，我读到了从楔形文字破译的古代诗歌。那些诗歌是悲哀的，慌张的，绝望的，好像强敌刚刚离去，很快就会回来。因此，歌唱者只能抬头盼望神祇，苦苦哀求。这种神情，与那片土地有关。血腥的侵略一次次横扫，人们除了奔逃还是奔逃，因此诗句中有一些生命边缘的吟咏，弥足珍贵。但是，那些吟咏过于匆忙和粗糙，尚未进入成熟的文学形态，又因为楔形文字很早中断，没有构成下传之脉。
同样古老的埃及文明，至今没见到古代留下的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卢克索太阳神庙大柱上的象形文字，已有部分破译，却并无文学意义。过于封闭、保守的一个个王朝，曾经留下了帝脉，而不是文脉。即便有气脉，却也不见相应的诗脉。
印度在古代有灿烂的诗歌、梵剧和艺术奥论，但大多围绕着“大梵天”的超验世界。与中国文化一比，同样是农耕文明，却缺少土地的气息和世俗的表情。
《 诗经 》的吟唱者们当然不知道存在以上种种对比，但我们今天一对比，也就对它有了新的认知。
《 诗经 》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骚，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其中抒得最出色的，是爱情。这种爱情那么“无邪”，既大胆又羞怯，既温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风尚。
在艺术上，那些充满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来，成了中国文学起跑点的砖砌路基。那些叠章反复，让人立即想到，这不仅仅是文学，还是音乐，还是舞蹈。一切动作感涨满其间，却又毫不鲁莽，优雅地引发乡间村乐，咏之于江边白露，舞之于月下乔木。终于由时间定格，凝为经典。
没有巴比伦的残忍，没有卢克索的神威，没有恒河畔的玄幻。《 诗经 》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
但是，写到这里必须赶快说明，在《 诗经 》的这种平实风格后面，又有着一系列宏大的传说背景。传说分两种：第一种是“祖王传说”，有关黄帝、炎帝和蚩尤；第二种是“神话传说”，有关补天、填海、追日、奔月。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念，传说和神话虽然虚无缥缈，却对一个民族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历久不衰的“文化基因”。这一点，在中华民族身上尤其明显。谁都知道，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的传说，决定了我们的身份；有关补天、填海、追日、奔月的传说，则决定了我们的气质。这两种传说，就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后一种神话传说，因为它们为一个庞大的人种提供了鸿蒙的诗意。即便是离得最近的《 诗经 》，也在平实中熔铸着伟大和奇丽。
于是，我们看到了，背靠着一大批神话传说，刻写着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着一首首《 诗经 》，中国文化隆重上路。
其实，这也就是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出场前的精神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