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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著名学者启功先生，年轻时家贫，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只能靠临时教些家馆来勉强维持生计。后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帮助下，得以进入辅仁附中教一年级国文。尽管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但仅仅一年多，就被分管附中的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怀辞退。辞退的理由很简单：启功中学都没毕业，怎么能教中学呢？这不符合制度。陈垣先生得知后，又把他安排到辅仁大学美术系做助教。这是启功二进辅仁。但不幸的是，辅仁大学美术系也归教育学院分管。启功做了一年助教后，再次被张怀院长以资历不够为由解聘，不得不再次离开辅仁大学。他在外面漂了几个月后，又被陈垣先生召回，跟着陈校长教大一国文课。从此，启功先生终生与辅仁（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结缘，再也没有离开过。在陈垣校长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之下，启功发奋努力，成为一代文化大家。

启功三进辅仁，留下一则佳话。如同启功终生感激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一样，人们也感激陈垣先生慧眼识珠、惟才是举，为中国培养了一位文化大家。如果没有陈垣，就没有后来的启功。那将是多么巨大的损失！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怀的刻板教条、墨守成规、重学历不重才学。

“三进辅仁”是启功先生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经历，可以说决定了他人生的走向。在先生的《启功口述历史》和赵仁珪先生的《启功评传》中都有详细介绍。谈起这段往事，一般人都或明或暗表达了对张怀的批评。可是，冷静地想想，张怀院长做错了吗？

他没有错。

他是遵纪守法、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的典范。启功中学未毕业，却来教中学，这确实不符合制度。后来更甚，竟然让他去教大学，那更是严重违反制度，甚至破坏制度了。所以，他完全有理由辞退启功。

不仅如此。启功是陈垣校长推荐的人，陈垣是张怀的顶头上司，如果世故一点，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反正是你校长安排的，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问题你负责，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张怀不，违反制度的事，即使是校长安排的，也不能同意。这种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

既然张怀没错，那么，是陈垣校长错了吗？对啊，你陈大校长利用职务之便，公然践踏制度，让一个连中学学历都没有的人来教中学；后来又变本加厉、步步升级，居然让他来教大学！这不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嘛？查一查，这里有什么猫腻没有！

是亲属关系吗？不是。收受贿赂了吗？没有。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吗？当然是有的。虽不是亲属关系，但是朋友介绍来的，这总有关系了吧；虽没有收受贿赂，但介绍人转给他启功的几篇文章和一幅扇面，这幅扇面搁到几十年以后，那是值了大钱了。

当然这是开玩笑了。事实上，陈垣先生也没有错。他之所以坚持录用这位年轻人，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写、作俱佳。”这是他未见启功之前、看了启功的文章和画后，对启功的评价。他看出这个小伙子是一个可造之才，埋没了可惜，于是打破常规，决定破格录用。他没有任何私心，一心爱惜人才。这样的眼识和胆魄，令人敬佩！我们应该感谢陈垣先生，是他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位文化大家。

张怀院长没有错，陈垣校长没有错，当然启功先生更没有错。那到底是谁错了呢？

应该说，这里面谁也没有做错什么。我们不能因为启功的成功，而批评张怀僵化。毕竟，谁也没有长着火眼金睛，谁是人才、谁是庸才，一眼识破。万一，他违反了制度，放进来的是一个平庸之人呢？那岂不是失职渎职？

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我们如何在遵守制度与实事求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说，我们在设计用人制度时，要为特殊人才留出空间。我们常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误读为钻制度的空子。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制度是管总的，而现实却是千差万别的。在执行制度的时候，既要遵守原则，又要因应现实，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势制宜，把制度的原则性与实际情况的多样性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把制度的优势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以人员的录用为例，无论哪个国家、哪种制度、哪个时代、哪个单位，在录取人员的时候都有一些基本的硬性条件，比如年龄、性别、户籍、学历、职称、技能等等，可以说这是对所有应聘者都适用的要求。但是，也有一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他们未必完全符合制度所规定的硬性条件，那么，应该有专门为这类人才而制定的特殊政策。科学的、先进的制度总是为他们准备了特殊的上升管道的，而不会让他们被埋没。

除了制度的设计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主其事者要有识才的慧眼，有用才的胆魄，有爱才的胸怀。平庸的领导，一句“不符合制度”，就可以堵塞人才的出路；高明的领导，仅凭“写、作俱佳”，就打开了人才大展身手的天地。如今，很多单位进人的门槛越来越高，不管什么岗位，动辄就是硕士以上学历。可是，门槛高了，大家却似乎少了。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如何让那些像启功一样的特殊人才脱颖而出，我们应该从“启功三进辅仁”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