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4月29日，是陈忠实故去四周年忌日。去年白鹿原河川和原坡被金黄麦田覆盖时节，我独自到他白鹿原墓园去祭悼这位老朋友，捧一束鲜花，洒两行热泪。今年疫情肆虐，只能在京城鞠躬祭拜，默默念叨几句贴心话。

陈忠实是西安市灞桥人，白居易曾在此处留下绝唱：“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大诗人王昌龄，为长安人，常与文人骚客到灞桥饮酒赋诗。陈忠实能在白鹿原创作出史诗性的《白鹿原》，与秦唐传下的文化精神、文学传统不无关系。

与柳青、路遥、贾平凹相比，学历最低、成才最晚的是陈忠实，但他从15岁开始就写小说习作，怕是四人中萌发文学创作兴趣最早的。这与他家木楼上那个破旧的、盛着一堆旧书的大木箱有关。那些书是他曾当私塾先生的爷爷用毛笔抄写的，它们滋养了陈忠实对文学的兴趣。

走上文学道路，也与陈忠实的老师们有关。每周背着六天的粗粮馍馍，从乡下跑到城里读书的陈忠实，遇到了一位刚从师范毕业的车老师。一次作文课，车老师让大家自拟题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陈忠实有了兴趣，把过去写在小本上的两首诗翻出来，修改了一番，抄在作文本上。结果，老师在上面批道：“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他去找老师辩解诗是自己写的，老师只说，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歌。被误解的陈忠实感到屈辱。

又一次作文课，又是自选作文，陈忠实写下了小说《桃园风波》，想以此证明上次说不清的冤枉。

入冬后一场大雪中，车老师拍着陈忠实的肩膀，带他到语文教研室，老师们正兴致勃勃地议论着小说《桃园风波》里的人物。车老师告诉他，他的作文拟参加市里中学生作文比赛。更让陈忠实吃惊的是，车老师对他的习作做了认真的修润，并说：“我想把你这篇作文投给《延河》杂志，你的字儿不太硬气，学习也忙，就由我来抄写投寄。”走出语文办公室，他感到羞愧，想哭，却又说不清是什么情绪。回想自己的文学生涯，他说：我的人生有幸和不幸，正是从阅读与在作文本上写第一篇小说开始的，这些“奠定了文学在我人生历程中的主题词”。

1976年春，陈忠实被刚刚恢复的《人民文学》杂志邀去参加一个写作笔会，他忙写了一篇反走资派，为“文革”唱赞歌的小说，发表后在全国和西安引起较大反响。但随着“四人帮”倒台和拨乱反正，他“陷入在真实的又不想被人原谅的羞愧之中。”当时36岁的陈忠实正在灞河河堤的会战工程中。这年秋天，他调入西安郊区的文化馆，开始在那里看书、反省、皈依文学，在极简陋的窗外长着白菜、绿头萝卜的小屋里，阅读被解禁和刚刚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用真正的文学来驱逐和涤荡自己的艺术感官中的非文学因素。渐渐他觉得步入了属于真实的文学殿堂。

1979年春节过后，羞愧的心理得到调整，创作的欲望便冲动起来。正巧《陕西日报》来约稿，他便交出了原计划投给《人民文学》的《信任》。小说写一位在“文革”中受冤挨整的农村基层干部，以博大的胸襟和真诚的态度对待斗过他的“冤家仇人”的故事。《陕西日报》文艺版全版发表了这篇小说，不久《人民文学》做了转载。

这篇小说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奖。那时的评奖采用读者投票来决定。陈忠实从来不说淡泊名利的话，他说：我至今以为文坛本身就是一个名利场，淡泊不了的，除非你离开。问题的实质在于以什么手段去提高知名度和获取利？唯一可靠的途径，只能是拿出自己独特感受的作品来，即以文学的因素，实现文学创作的目的。

《信任》让老实的陈忠实名利双收。他因骑车驮着犯心脏病的夫人去医院看病，错失了到北京参加隆重的颁奖仪式。等他半月后骑车带夫人回家，路上与去其家祝贺扑空的《陕西日报》的领导们碰个正着，他们说作为报刊发表的作品，能在全国获奖的实在不多，他是西安的骄傲，特约他写篇获奖感言。不久他上调灞桥区文化局任副局长兼文化馆副馆长，工资也涨了不少。

这年冬天，陈忠实又调到省作协专业创作组，实现了人生的理想境界：专业创作。他回到在濒临倒塌的关帝庙不远的家园，在祖屋里读书，回嚼20多年在乡村基层工作的生活积累，写属于自己的小说。

1984年，他的第一个关于农村经济变革的中篇小说《初夏》发表在《当代》，后获当代文学奖。此后，他的写作由紧绷状态松弛下来，由对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开始转移到对人的心理和命运的思考，这无疑是他创作的一大突破。

到了知天命之年，对生命的苍凉感和负债感，成就事业的人生抱负与生命苦短的焦灼与惆怅，是中国文人对生命的双重体验和主题曲。1987年，陈忠实与朋友秉烛夜谈时，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如果50岁写不出一部死了可以当枕头的书，这辈子算白活了！”

就在这年农历正月十五闹花灯之前，陈忠实辞去了区委副书记的职务，安排好年迈老娘和不大的子女之后，便裹着一件棉大衣，与妻子离开繁华的西安。在原上凛冽的寒风中，一头扎进离破关帝庙不远的祖上老屋，点上爷爷留下的那盏旧油灯，睡进那盘老炕。

从此人们会经常看到一个披着棉大衣的汉子，风里雨里、雪里雾里，或骑车或步行，行走在白鹿原上上下下的乡镇，搜集打捞浩繁的历史资料，记录大量的故事传说。渐渐地，他熟悉了发生在这块土地的重大事件，那些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生灵也都活泛起来，向他诉说，他心里便铺开了一轴恢弘的、动态的、纵深的历史生活画卷。

每天他黎明即起。冲上一杯酽茶，点上一支雪茄，在晨光中踱步，在早已残破的小院里，走啊走。待他重新召回他熟悉的各色人物，便急急转身进屋伏案疾书。

傍晚他会端上大海碗，凑到那些穿着油渍麻花黑袄，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也端着大海碗的汉子间，听他们讲故事、传说，听他们唱起高亢的秦腔。有时他会在村头残破的碾盘上与人对弈、拉家常。凑巧赶上村里有婚丧嫁娶，他会挤进人群，跟他们笑唱，陪他们落泪。

1991年，白鹿原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场大雪，结结实实地覆盖着这里的土地。陈忠实推开屋门扬起脸，任硕大的雪片砸在脸上。那时是下午三点，他终于在苦熬三年之后给《白鹿原》收了尾，他关照一直陪他熬瘦了身子的妻子：“多买些炮，要雷子炮！”告别了笔下那些亲人般的人物，他心里油然升起恋恋不舍……

《白鹿原》把白、鹿两家的生存状态作为宗法文化的完整模式，置放在风雨纵横的自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在恒常的宗法文化震荡下探求民族生存和精神历程，呈现出我们民族的文化生命力，及民族精神的岩浆，又为传统文化唱出一曲挽歌，留下了长长的叹息。有人说《白鹿原》是一个整体的世界、自足的世界、饱满丰富的世界，更是一个关照我们民族的世界，是民族灵魂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