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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2020年第4期|刘琼:落梅横笛已三更
来源:《雨花》2020年第4期 | 刘琼  2020年04月28日22:27

这是纳兰性德的词。宋之后,纳兰性徳是我最喜欢的词家,一个满族贵胄能把汉语的词写得如此唇齿生香,真是了得。

这首词全文是:“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明。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字字句句入画,人、物、情宛然眼前。一首词,诗亦如此,须无一字多余才是真正的好。这是诗词在形式上的最高境界,也是对汉语的最大尊重。

记得当年读博,读的是艺术学专业,入学考试要考艺术概论,出题老师是刘梦溪先生。刘先生当时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兼任研究生院艺术学系主任。他本人研究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化,出题信手拈来便是“试论意境、意象和境界”。这是道大题,我有点蒙,答得很不好,但最终也还是绕到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和意境论。“意”和“境”,后来成为我们艺术学专业出镜率最高的一类词。唐诗宋词数量那么多,怎么判别好坏,大多数人凭借阅读直感。阅读直感也是审美直感,来自经验积累。对于艺术学专业的学生,要能够把这个直感经验用专业语言描述出来,往往就是从意和境开始分解。当然,也有人干脆不理这套,直接从亚里士多德开论。原瓶装原酒,谈论中国古典诗词,还是意境能说得清。“意”大致可以分解为意象、意义、意蕴。“境”可以分解为心境、境界以及实境、真境、神境,等等。在“意”和“境”的前面,通常还要加上“象”。“象”是万物。“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中国画专业的学生对此领会尤深,特别是山水画,几乎自始至终都在跟“象”“意”“境”三个字打交道,笔墨反而放在其次。

艺术讲通感,诗词更如此。词家填词,意象既要丰富、奇妙,还要有内在逻辑关联,能连缀成篇,这样填出来的词,节奏优美流畅,好听好唱,好记好传播。记住或遗忘,在传播学里叫“选择机制”。从选择机制角度,第一要有故事,诗词的故事就是“象”“意”,要有人、有物、有景,勾连在一起的画面感越自然越鲜明,越容易被记住。画面感来自不同意象的有机组合,有机组合当然不是以多为胜了。意象丰富与否,固然与多少有关,但独特、恰切、生动,具有思想、情感或形式的共同底色,逻辑有力,才更容易形成色调分明的画面感。

好诗好词讲究整体性。单个好词好句,难成好诗。有些人写了一辈子诗,结果还是有句无诗。词家填词,诗人写诗,不可一味追求字面出奇,拗断三根须才想出一个妙词。从意境和画面构成的角度,一个词肯定不够,还得继续拗断三根须。这样做诗填词,勤苦精神固然可嘉,但对于创作者个人实在是太苦了,从生命体能来说难以持久,诗词总量也很难上得来。比如李贺,诗风和遭际就很典型。人称“诗鬼”的李贺,与李白、李商隐并称唐代三李。鬼者,才华奇崛也。“李贺因长期的抑郁感伤,焦思苦吟的生活方式,元和十二年(817年)因病辞去奉礼郎回昌谷,二十七岁英年早逝。”这是“百度百科”李贺词条下的注释。李贺肯定是诗词界的苦吟派,态度认真,自我要求高。李贺生在中唐,生在其后的李商隐在《李贺小传》中写道:“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语不惊人死不休,日日如此,呕心沥血,难怪做母亲的心疼。李贺活到二十七岁,总共做诗二百三十三首,也确有好诗传世。许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比如“黑云压城城欲摧”“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声天下白”。这句“雄鸡一声天下白”,后来被毛泽东在小令《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里改造为“一唱雄鸡天下白”,更出名了。“一唱雄鸡天下白”其后两句是,“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奔放,热烈,盛世气象呼之欲出。《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收进中学语文课本,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背默。毛泽东的诗词音韵格律严格,用典出其不意。原诗在“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之后,那句“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也非常漂亮。李贺在诗论家笔下是具有现实情怀的浪漫主义诗人,与其“少年心事”有关。出身李唐宗室旁支,门庭久不兴,境遇不平加上自我期许高,李贺的忧闷,用今天的话来说,似乎是一种中度抑郁症的病象。在李贺现存所有诗句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李凭箜篌引》和《雁门太守行》。著名的“黑云压城城欲摧”,就出自《雁门太守行》。这首诗几乎字字句句能流传,“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气象宏大的山水人物水墨画。

《李凭箜篌引》是难得的丰瞻华美、字字珠玑的好诗,整体都出色。音乐或声音用文字写出来,要打动人,往往需要通过人们熟知的事物比如色彩、乐器、感觉来构建意象、形成意境,沟通认知。关于写音乐的诗词,清人方扶南在《李长吉诗集批注》里有一段论述挺有见解。他说,“白香山‘江上琵琶’,韩退之《颖师琴》,李长吉《李凭箜篌引》,皆摹写声音之至文。韩足以惊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这是把白、韩、李进行比对,把韩举到最高。这个方扶南又叫方世举,是桐城方家人,一生苦做诗,才气又不如李贺,创作方面几无成就,但桐城方家人会读书,理论水平和审美力不错,谈诗论艺有一套。比如,说《琵琶行》“足以移人”,就很准确,抓住了《琵琶行》的故事性和命运感这一叙事特点。所谓“移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代入感”。方扶南是韩愈的粉丝,力推的这首《听颖师弹琴》确实不错,从演奏技巧写到接受效果,细致、形象、熨帖。颖是唐时从印度来到中国的一个善于弹琴的和尚。文人好风雅,为和尚和歌妓写诗站台也是风雅之举。这个叫颖的印度和尚看来是公关能手,不仅劳动了韩愈的大驾,李贺也写过一首《听颖师弹琴歌》,但用典太多,流传不及韩诗。论诗赏词,最怕同类题材比对,一比对,高低立见。

琴是古琴。关于琴文化,典籍记载丰富有序。琴瑟和谐,鼓琴吹笙,高山流水,等等,这些说法都与古琴有关,可见其年代古远。中国传统乐器里还有一种月琴,虽然也叫琴,但这种弹拨乐器在诗文中有另一个更加著名的名字,叫“琵琶”,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诸多石窟壁画里都能见到这种“形如满月、声如古琴”的乐器。琵琶分直项和曲项两种,月琴是直项,地道的东亚本土乐器,早先也叫阮。百家姓里有阮姓,不知道祖先是不是乐户出生。在经济交流作为主要内容的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不仅频繁,而且持久。仅仅是琵琶这一种乐器,在河西走廊上留下踪迹的,既有从东向西传播的直项琵琶,比如月琴,也有从西域传到中国内地的曲项琵琶,比如胡琵琶。曲项的胡琵琶是外来户,唐以后在中国开始流行。就我所见,国内目前各大民族乐团乐队使用的都是直项琵琶,规模讲究的乐队会有琵琶的同类项月琴,大概只有甘肃省歌舞剧院有胡琵琶。甘肃歌舞团有台特别有名的舞剧节目,叫《丝路花雨》,里面有反弹琵琶。反弹琵琶,又奏乐又跳舞,奏乐动作在肩部完成,难度非常大,创作灵感来自敦煌莫高窟112窟的《伎乐舞》。差不多二十年前,我随这个团在韩国的首尔和全罗道演出。这台演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上座率都特别高。但可惜的是,现在的演员只会舞蹈动作,反弹琵琶这一演奏技能,早已失传。

中国传统乐器以丝弦为主,还有一种也叫琴的扬琴。扬琴是地道的外来户,在民族乐队里作用相当于钢琴,地位相当于第一小提琴。钢琴定音,第一小提琴指挥。2002年夏天,跟随中央民族乐团到雅典演出时,我才与扬琴有了近身接触。演出地点在雅典卫城南侧的狄奥索斯剧场。狄奥索斯剧场是剧院界的奥林匹亚,作为希腊最古老的露天剧场,古希腊三大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当年都是在这里与观众见面的。穹形阶梯剧场可以容纳近两万观众,相当于一个巨型体育场,但它的确是世界上声音效果最好的剧场之一。坐在空荡阔大的露天剧场里看彩排,心里都在打鼓。丝弦纤弱,如果没有电声交响,声音能传送到后排吗?欧洲观众能听得进去吗?指挥汤沫海当时在欧洲颇有人缘,许多观众正是冲他而来。但还是没底。今天的艺术交流已是家常便饭,那个时候,民乐到欧洲演出,对双方都是大事。中国民乐的演奏方法、声音效果,就连器型长相,对于欧洲观众来说,都是极为陌生的。这的确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悲剧。在文化传播上,无论是无形的,还是有形的,近两百年来,明显的西高东低,输入多,输出少。以艺术为例,普通中国人对于歌剧、芭蕾和交响乐的熟悉程度,恐怕都要超过对于琵琶、扬琴和古琴的了解了。我们的美学不自信带到了蓝色的爱琴海畔,但事实上,那天晚上,现场气氛出人意料地好。这里面有观众友好、有教养的成分,但最主要原因还是中国民乐本身迷人。中央民族乐团是民乐界的No.1,国手云集,当晚就有吴玉霞的琵琶、姜克美的高胡。紧锣密鼓、裂帛撕心的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与纤纤弱弱、清婉低调的吴玉霞形成强大的反差。印象最深的就是扬琴了。扬琴在C位,面对观众,紧挨着指挥台。扬琴手和指挥都是最后出场,超越了第一二胡姜克美,姜克美当时正如日中天。这令我吃惊,才知道扬琴音阶平衡周全,在民乐中充任“第二指挥”。扬琴手的琴棒叫琴竹,相当于指挥手上的银色指挥棒。

当然,独奏席上,最受关注的还是古琴。近年来古琴又热起来了。我认识的一些作家,还有画家,四十岁以后突然开始拜师学琴。古琴在古代更加受宠。交际广泛的李白也为一个弹古琴的本土和尚写过诗。这个和尚叫濬。这首《听蜀僧濬弹琴》也是后世诗论家公推的好诗。全诗不长,照录如下:“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李白写诗一向善于用情,大胆用词,很少用典。用情、移情、同情、共鸣,这应该是李白诗歌能够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南宋时期的诗论家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一书里指出,“太白以意为祝”,也是这个意思。张戒是在对二李进行高下臧否时说的这句话。他的原话是:“李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才。太白以意为祝,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岁寒堂诗话》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话典籍,共两卷,流传在世版本不少,其中以武英殿本和《历代诗话续编》为最全,研究古典诗词的学者视为必读书。明清以来关于《岁寒堂诗话》的研究著作也不少。张戒作为一个理论评论家,他的优点是不光臧否和判断,还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和一套理论体系。比如提出“意味”一说,这个说法接近“诗意”,得到学者的响应。他提出“言志为本”“咏物为工”,从这个标准出发,李贺重工,李白重本,高下立分。在此标准下,尊李杜而反苏黄。“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今天,我们还在尊李杜,可见张戒的理论影响有多大了。

与诗歌创作并行或稍滞后的诗话,对于诗歌传播,相当于权威推荐和影响力排行榜,在大多数人受教育机会较少的古代,它的引导力不言而喻。读诗赏诗,理论上是凭审美直觉,但大多数人或者说普通读者往往受口碑影响。这个口碑,过去是文人墨客的诗话谈论,相当于今天的朋友圈推介。今天是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流行什么文章,新出什么新锐,在朋友圈里刷一下,便都知道了。碎片化的好处是,依赖大数据,什么都可能知道,缺点是流于表面,比较肤浅。这也是今人比古人显得浮躁轻薄的原因。古人的生活相对单纯,职业变化没那么频繁,一个职业不仅从一而终,往往还世代相传。比如农民就是种田,如果有家底,附带读读书,叫耕读世家。小农经济时代生活需求简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自给自足,读诗写字可能就是日常最大的娱乐了。像李白那样到处游山玩水,是少数派,是异端。中国文化崇尚勤奋节俭,向来耻于游手好闲。李白如果不是大诗人,在他的时代是断然不会被接受的。古人生活简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资讯少。交通不便,又没电话,从一地到一地,经常是步行,得几天几夜甚至几个月。传统戏曲舞台上的才子佳人戏里,经常就因为资讯不通,有时间差,产生矛盾,形成戏剧冲突。这是古典时期的生活实况。今天,资讯发达,人们已经不满足一地一种生活,旅游是被鼓励的娱乐休闲方式,其他各种方式层出不穷,看电影、蹦极、健身等等,读诗写字反倒成为一种奢侈,结果是白话文运动至今一百多年了,新诗写作也有一百年,能传得开、传得下去的诗寥寥可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表达,但我们毕竟曾经是诗教国家,这种局面的出现,还是有其内在问题在,比如诗歌研究和诗评没落。诗歌不兴,像样的诗话研究更是难得一见。在诗歌界,诗评家是意见领袖,推崇哪一类诗、把谁放在什么位置,对于大众审美往往起引领作用。诗评客观不客观,准确不准确,高明不高明,与诗歌创作互动如何,可不是可有可无之事。

像《岁寒堂诗话》这类经历各种汰洗流传至今、被学者广泛认可的诗歌研究典籍,特别值得后学者尊重。如前所引,对于二李,《岁寒堂诗话》说得比较到位。李贺的问题,一是性格问题,一是才华问题。活的年头少,加之才华有差距,李贺一生所写的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比“大李”李白要差得远。李白人称“诗仙”,确有天赋之才情,一生做了多少首诗,确切难考,收录在各种选本里署名“李白”的诗将近一千首。当涂青山李白墓是全国重点文物,据说也是衣冠冢,但李白活到六十二岁,死在安徽当涂,这一点没有争议。当涂周边,包括安徽、江苏两省境内,李白的痕迹不少。李白晚景窘迫,投奔在当涂当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在安徽、江苏两地辗转漂泊。但李白生性潇洒,寄寓期间借机充分享受江南文化的刺激,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李白诗歌创作迎来了“晚高峰”,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名篇迭出。“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代表了这个时期的一种类型:欢快,清灵,充满了生命意趣。“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李白一贯的高蹈和飘逸。李白和李贺的根本区别在于,李白也有离愁别恨,但能把生活艺术化,能让生活入诗,能用内心点燃日常。所以,许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似乎也能照常承受。当然,这与李白早年受道家影响偶有出世之心,大概也有关系。李贺的悲剧在于儒家事功思想一以贯之,又缺乏世俗矛盾排遣能力,不平无法排遣,久积成疾。其实,写诗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是很好的宣泄和排解方式,但李贺又弄得很苦,不仅没有充分享受到好处,反而为之所累。主体的生命精神既决定了艺术创作的走向,也决定了世俗生活的质量。李白和李贺是亲戚,都是李唐宗室出身,从脉络流传角度,李白可能还比李贺更接近皇室。同样,从世俗的角度,李白一生大概也是失败的,仕途不济——尽管他很努力上进,甚至写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经济窘迫,临老还要依靠他人救济。境遇相似的李白与李贺,性格却天差地别,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审美感受力和书写风格。

中国艺术强调生命精神,即主观投射的必要性。学者朱良志有一本专著以此为书名,非常流行。朱良志是安徽滁州人,在去北大之前在安师大文学院当过院长。我当年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赵宪章先生建议我上“委培”。这是二十年前了。今天的学生大概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词。所谓委培,就是委托培养,毕业后要分到委培单位。赵先生看到我是芜湖人,建议我读的委培单位是安师大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安师大是所有根底的老学校,1949年成建制从当时省会安庆迁至芜湖。当老师也是我的愿望。但当时确实年轻,不愿意回芜湖,无缘与朱良志先生做同事。《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这本书,对于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体认确实清澈,文风也平易。写中国文化或中国艺术,因为历史悠久,典籍丰富,容易掉书袋。书袋有时不得不掉,但不能食古不化。

创作其实很容易陷入文化和文字堆砌的泥沼。比对李白和李贺二人时,脑子里常常蹦出“性灵”一词。清代袁枚倡导“性灵说”最用力,这是对于诗词创作的大贡献。理论都是从前人的经验归纳而来。以李白为例,要研究李白的诗歌为什么广为流传,一定要研究他的诗歌创作观念。也有人不喜欢李白,觉得他滥情。但这句话反过来理解,李白确实善于把诗意和日常结合起来,在李白笔下,人生如诗,风物诗化,时时事事都可入诗。实物可入诗,想象可入诗,都有诗情画意,都充分自然地融入主观情感。“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久寓江南,思乡怀亲,哪怕说哀愁,也会极大程度地画出哀愁的浪漫主义弧线和色彩,是“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就是“性灵”。

性灵,在诗歌中表现为情感的自然流露。情感如何流露,与诗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艺观有关。仔细想来,写得好的叙事诗确实也不多,印象中最出色的大概就是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杜甫的“三吏”“三别”了。其中,许多叙事的存在还是为言志抒情做铺垫。中国文学有抒情传统,从最初的“歌之咏之”到文体成熟完美的诗词,“抒情”似乎都比“叙事”占上风。与李贺相比,李白胜在才华,也是胜在情怀。这个情,也包括性格,有先天成分,但也有后天养习。对于诗歌来说,情是所指,才是能指。能指决定走多远,情是前提,是内容。情动于中,才能关情赋情,才会吟诗填词,才会言志抒情。言志抒情,落在“意”的层面,即主观情感和主体认知。一首诗的好坏,象和意很关键,但一首诗高明与否,最终取决于境。这大概是我喜欢纳兰性德的一个原因。

古今中外,有才情还善于抒情者多了去了,可以拎出一大串一大串名字,数到清时,肯定要数到纳兰性德。纳兰性德不是有才情,而是才情与众不同。比较起二李,纳兰性德不仅是贵胄,而且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本人也是康熙御前一等侍卫。这个职位通常都由正三旗有才干的子弟担任。这说明纳兰性德才高八斗,且文武双全。从古人的教育体系看,文武双全也不稀罕,过去有点追求的大家族培养子弟,都会要求习“六经”、学“六艺”。六艺之三是“射”,之五才是“书”,之二就是“乐”了。跟李贺一样,纳兰性德也是英年早逝,三十岁就因病去世,一生留下三百四十多首词。纳兰性德诗词的成材率高,出手便妙不可言。手头有本红色织锦封面的《纳兰性德词》,寒夜或者春光下,哪怕是在嘈杂的地铁里,随时都能读进去,是枕头书。

纳兰性德为什么吸引我?想来想去,无非是深情和优美。深情是指纳兰性德其人。诗词家写作,必须有情、用情,但往往不是滥情,便是矫情。滥情和矫情都是堆砌,堆得好,可能是“馆阁体”“花间词”,堆得不好,体现在文本里,就让人腻味,不能打动人。深情还不是多情。多情是一种生理反应,在量上面占优势。深情折射主体的精神气质,在深度和专注层面取胜。有无深情,是一个人的人格指标。以纳兰性德为例,作为一个风华正茂、家世显赫的八旗子弟,对于爱情——初恋,对于婚姻——妻子,对于友谊——布衣文友,既投入,又仗义。哪怕被迫与初恋分手,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娶妻,也与妻子卢氏琴瑟和谐。“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纳兰性德是当时的“网红”。《饮水词》是卢氏难产病逝后,纳兰性德悲痛难抑所作。深情来自真情和赤子般的真诚。对人如此,对物也如此,塞北、江南,在纳兰性德的心里和笔下都是写不尽的春光、斩不断的离愁。光有深情还不行,还要善于表达。纳兰性德的词写景描物真切传神,境深格高,汉语的丰富、微妙和美好得到了升华提炼。一个满清正黄旗子弟能将汉语体现得如此优美,能将边塞和江南文化表达得如此透彻,能将人性和人情描写得如此淋漓尽致,不得不令人钦佩。

纳兰性德一定擅长绘画和音乐,所以词和小令才尽得风流。以纳兰性德这首《浣溪沙·残雪凝辉冷画屏》为例,每句都是黑白分明的水墨画。“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时空、时令、时刻全部出场,雪、屏、梅、笛悉数到位,画面和声音都有了,开始述情道怀。整首词,最有名的还是这句“断肠声里忆平生”,如此哀伤,又是如此冷艳,画风鲜明。唐宋以来最擅长在诗词里画画的是王摩诘。摩诘的诗风和画风以空灵为上。纳兰的词风是黑白调,原生色用到极致,反而层次丰富、意蕴无穷。就好像情感倾倒而出,将底色亮出来,反而因为纯粹、真实和透明而打动人。还有比“我是人间惆怅客”更具沧桑感的语词了吗?

更喜欢这句“落梅横笛已三更”,从意境构成上,比前一句“残雪凝辉冷画屏”自然生动,也比“断肠声里忆平生”含蓄内敛。李白曾在《司马将军歌》里写道:“羌笛横吹阿亸回,向月楼中吹落梅。”《阿亸》《落梅》都是古笛名曲。《落梅》又叫《梅花落》。纳兰性德还真写过一首叫《梅花落》的诗:“春色凤城来,寒梅逼岁开。条风初入树,缥雪渐侵苔。粉逐莺衣散,香黏蝶翅回。陇头人未返,急管莫频催。”他的诗总量不多。喜欢用冷香描绘梅花的纳兰性德,“落梅”一语双关。《落梅》古曲在笛管中飘飞的雪夜,庭院里也是落梅纷纷,人生如寄,难免惆怅失落。

纳兰性德让我喜欢的是风骨。没有他的境遇,没有他的深情,是学不来的。窗外已是春光。腊梅今冬没见,去年在去太平湖的路上碰到,有一枝被带回了家。白梅、红梅和绿梅,也只有回江南去看了。《忆江南》好像也是纳兰性德最爱填的词牌。

 刘琼,艺术学博士,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现居北京。曾获《文学报·新批评》 优秀评论奖、《雨花》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评论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著有《聂耳:匆匆却永恒》《通往查济的路上》等专著。刘琼女士2020年在《雨花》开设“花间词外”专栏,此为专栏第四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