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不知道这双运动鞋穿在马琳脚上几天了，可能不会超过一周，刘宁想，周一返校时，女儿应该是穿着和校服配套的平跟皮鞋。但她并不是很确定，毕竟，谁会把孩子一周前的穿戴记在账本上？她用不经意的口吻向马龙求证，因为周一是他送的女儿。

“鞋？”马龙下意识看了眼自己趿着拖鞋的脚，“皮鞋吧，没准是运动鞋。怎么了？”

“没什么，”她说，“这孩子脚也长得太快了，都赶上我了。”

马琳在自己卧室，她想过，不如进去当面核实一下，但念头一闪即逝，快到都由不得她来决定，像是念头自己将自己否决了。她把运动鞋放进鞋柜，犹豫着是否重新放回地下室的储物间去，她想，既然女儿可以不打招呼地将这双鞋子据为己有，那么她也可以不打招呼地物归其位，让这件事来无影去无踪，仿佛从未发生过。

整个周末刘宁把自己交给了地下室的储物间。储物间连通着地下车库，层高差不多有四米，马龙用三角铁给里面打了整整两面墙的置放架，整理时需要踩着梯子攀爬。即便如此，长年累月，杂物还是越塞越多。置身其间，她感到自己身在一座仓库。这样的感受，延展着让她将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了一家工厂。这也许不太准确，工厂，仓库，都是与居家生活无关的冷硬想象，它们所具有的“工业感”让她惊讶于自己原来竟将生活过出了这番气势。业已失效的过往以杂物的形式被封存起来，如同既往生活累积出的剩余产品。作为家庭主妇，她在周末盘点库存，好像也说得过去。其中有一部分专属于她，如同她在家庭工厂干下的私活儿，如今被搁置在一只硕大的蓝色塑料收纳箱里，放在铁架最上面一层的角落。她确定，那双运动鞋原本应该是收藏在这只箱子里的。

等到周一清晨，她提出自己送女儿返校。马琳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穿着和校服配套的平跟皮鞋。副驾驶的座位常年最大幅度地移后，不是她坐就是马琳坐，母女俩一样，都有着标志性的大长腿。差不多所有人都会惊讶于她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她们会被人当做年龄跨度稍大的姊妹，这让她小小的虚荣心得以满足。时间在她们这对母女的关系中失去了既定的效力，女儿在成长，同时她在逆向减龄。要知道，幼儿期的女童是无法被人当做她妹妹的，但当女儿成为了少女，她便从妈妈变成了陌生人眼中的姐姐。这很神奇，是上帝调皮的戏法，她常在心里暗暗喟叹。

从学校回来后，她又去了储物间。那双运动鞋原封不动地搁在塑料收纳箱里，让她怀疑这个周末自己经历了一场梦境，一切都不过是臆造的产物。但她知道不是，除了运动鞋凭空回到了原位，她发现，箱子还被明显地翻动过。她确信自己前一天叠放好的衣物变了层次，一件本来压在最下面的紫色卫衣，如今放在了最上面。之所以被搁置在了地下室的储物间，只能说明这些物品对她而言，于今已无实用意义，但长大了的女儿开始从这些弃物之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意义了。这原本没什么，甚至还颇为美好，可当她一旦意识到女儿是在“寻找”什么时，便感到了一阵窒息。有些旧物不堪被马琳翻检，这个意识浮现，让她不由得开始省察自己那工厂一般的生活究竟制造出了怎样的产品。她不能确定女儿会发现什么，因为她自己也难以确定，生活过后，自己是否真的会天衣无缝，经得起抽检。

晚饭的时候，刘宁告诉马龙：马琳开始私自穿戴她的衣物了，先是一双运动鞋，接着也许就是一件牛仔马甲或者羊毛开衫。她当然没有告诉马龙这几样东西都是七年前她穿戴过的，其实她自己也难以细究，为什么仅仅只是罗列了这几样东西。它们的特殊性，是时隔七年之后重新被唤醒的。如果生活真的像是一家工厂，那么现在与七年前相较，日子已经没有了连贯性，她已经转产了，至少她换了工作，不再从事国际贸易，如今是拥有执业资格的心理咨询师。

马龙一贯的不以为意。他就是一个对整个世界都不以为意的人，所以她才能将那些本该清除的记忆储藏在地下室的收纳箱里，才能这样跟他交谈本该规避的话题。她几乎知道他会怎样回应，他也的确就是这样回应的。

“这没什么问题吧，”马龙说，“她长大了，开始变成另一个你。”

她当然知道女儿长大了，上个月马琳还冷不丁地问过她是否考虑过离婚，她很是意外，认真地回答她，说她压根没这么想过。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她说，“至少她应该征求我的意见。”她这么说了，也意识到并没有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意思。

“没那么严重，你该感到高兴才对。”他说。

话题就此偏离。对此她已经习惯了，也知道问题并不完全出在他的身上。

礼拜五也是她去学校接的女儿。马琳热气腾腾地钻进车里，校服外套挂在双肩包的背带上，贴身的白衬衫上套着牛仔马甲。她尽量不动声色地问起这件马甲。

“哇哦，我忘记脱掉了，”马琳说，“一热就给热糊涂了。”

女孩的表情实在让她喜欢。

“你不会生气吧？我发现你的旧衣服都特别好看。”马琳讨好着说。

“你穿着还是会有点儿大。”

“不大，这么穿才好看。”

“也许你得先跟我商量一下。”她也不愿意把话题又说到这样的套路中去，就此对女儿展开一番尊重他人的教育，那很正确，但也真的很乏味。

“爸爸在电话里说过我了，我知道错啦。但你的衣品真的好棒，我也喜欢这种比较中性的衣服，我不喜欢穿成小女生的样子。”

“可你就是个小女生啊。”

“我不是，我不希望是。”

“你希望是怎样的呢？”

“我希望我看起来有点像男孩子那样，怎么说呢，我也说不好，我觉得男孩子好像更清爽干净一些，女孩子都黏糊糊的。”马琳说。

“噢，你是这样认为的。”她说。

“你有时候看起来就像个男孩子，”马琳说，“我觉得你很好看。”

她转头看向自己的女儿，热气腾腾的十二岁少女仿佛在散发着能够驱动火车头的热力。她伸手替她整了整牛仔马甲的领子。

你有时候看起来就像个男孩子——类似的话，曾经有人对她说过。她能够记起当时的情景。埃及，开罗，胡夫金字塔，狮身人面像。

那些年，她去过世界许多地方。她的个性与思维方式在许多人眼里都不太像是一个中国人，许是如此，国际贸易这样的工作对她才显得格外适合。公司是做纺织机械设备的，最初她负责人资，后来那“不太像中国人”的特质日益凸显，于是就负责去和外国人打交道了。这种职位的变动，在行业内部像是一个传奇。一个又一个的展会，从巴黎到杜塞尔多夫，从卡拉奇到开罗，自动络纱及传送系统，洗漂机械，面料处理机，粗纱机，倍捻机，以及研判潜在的进入者，上游供应商与下游买方的议价能力，替代品威胁，等等。

一年之中，可能一半时间她都处在倒时差的状态。好在她的适应能力不错，换上宽松的内裤，戴上眼罩，裹紧毯子，吃几粒强效褪黑素，她可以在飞机上昏睡十多个小时，口语水平当然也随之稳步提高。但她适应不了随时发生的调情。国内天南地北的参展商被专业公司组织起来整团出发，某个阶段，同行之间见面的次数多过和家人见面的次数。有意无意的试探弥漫在旅途，让人如同置身在褪黑素药力尚未完全消退的浑噩中，入住酒店后，甚至会有明目张胆的骚扰。这时候，她“不太像中国人”的特质就成为了短板，她学不会虚与委蛇，没法轻描淡写地圆场，于是发生过尴尬的局面，令整个行程都被负面的情绪所笼罩。“寒刘”，这是圈内人私下送给她的绰号。

总体上她是喜欢这份工作的，尽管那几乎算不上是跨国旅行，办理签证，过海关，登机，昏睡，落地，出海关，在大同小异的会展中心像个安装工一样的动手布置展位，撤展，然后倒着重复一遍来时的步骤——可看上去，也的确就是跨国旅行啊。有多少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一千公里，她偶尔会这样想，意识到自己与那虚拟的“多少人”不同，这令她倍感欣慰。她倒并非是一个乐于标新立异的人，庸常的生活，一度也是她的愿望，可是与对世界不以为意的马龙生活久了，她不免就要起意去感受世界。

出发前她一定会做足功课，读艺术史、宗教史这类的书籍，挑选与目的地气质匹配的音乐，尽管抵达后多半只能在酒店与展馆之间往复，但这些功课令一切变得不同，行程因此变得具有了内在的丰饶，她也因此摆脱了长达五年的产后抑郁症。

她组建了自己的团队，辞掉了难以合作的人，挑选了可以合作的人。难以合作与可以合作的标准其实简单，她只要求自己的属下真诚，那是她唯一看重的品质，还有，不能太漂亮，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她不喜欢过于漂亮的人，顽固地认为漂亮本身就是与真诚相违背的。

朱颖就不是那种漂亮的女孩子，但是真诚极了，有股子即便是错也要一错到底的劲儿。她从一堆应聘者中遴选出这个女孩，还有不为人知的私念。她不敢一个人住在异国的酒店里，在这一点上她非常胆小，没什么理由，她就是在陌生的空间完全无法入睡。而小巧真诚的朱颖，看上去像是一个不错的“房伴”。没人知道她的这个秘密，反倒以为她是在以身作则，替公司省钱。

谁谁谁太漂亮了，朱颖会这样对她评价临时被组在一个团里的某位同行，这等同于是在指认这个人的缺点，虚伪，浅薄，乃至于爱开玩笑，轻浮。这当然是有些投其所好，一个不喜欢漂亮的女上司，在一个不算漂亮的女孩眼里，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当谈到自己心目中的男朋友该是怎样的时，朱颖说，他不能太漂亮。

“哪怕他是富二代也不行，”朱颖气鼓鼓地说，“官二代也不行。”

孔一亮就是这样的，既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并且，不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子。刘宁因此会有所警惕，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属下发展出工作以外的关系，那样会很麻烦，于公于私，都不恰当。她暗示过朱颖，也几乎是警告过孔一亮，好在这两个年轻的属下彼此似乎并不来电。

齐安生是团队的第四个成员，比起两个年轻人，四十多岁的他显得不可或缺。他有充分的经验，入行比刘宁早得多，这个老资格的中年男人不修边幅，一头灰发，竟有些像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看上去总处在焦头烂额的情绪里。朱颖叫他大叔，说和大叔在一起，自己也不由得要跟着焦灼，总感觉出来没有关好家里天然气的阀门。齐安生并不介意，挂着焦头烂额的苦笑把工作打理得有条不紊。

刘宁对自己这个团队的组合感到满意，心里有时会不太恰当地觉得，这像是一个四口之家的模式。他们结伴飞跃了大西洋，结伴飞跃了太平洋。藉此，她也部分地飞跃了背叛带给她的创伤。背叛当然只能是来自于马龙，令孕期中的她猝不及防，是马龙主动向她坦白的，用不以为意的态度。事情的严峻性与马龙不以为意的态度形成巨大的落差，晴天霹雳以云淡风轻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都不太像是真的。她被塞进了严峻与不以为意的张力中，竟失去了正常感知的能力，她被这当头的一棒打蒙了，空空洞洞的痛苦很难被她认为就是一种痛苦。随着肚子一天天变大，事态逐渐平息，她仍旧无从区别悲伤与不悲伤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情绪与情绪的边界既像是被抻长了，又像是被压缩了，前一秒在莫名地笑，后一秒便可以无端地哭。

总归一切也被她看似不以为意地接受了下来，仿佛人面对世界时，只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可供选择。哺育马琳这个无可回避的任务，给了她自我排解的出口，她将自己的状况归咎于产后的抑郁症。据说这种疾患的发病率在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间，如此高的概率，真的是能让人长舒一口气，所有不堪的事实因此变得正当起来，你所经历的，是这个群体中接近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经历的，这样的认知，真的是可以安慰人。

出国几趟后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她总能找到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工作间隙，或者是在大家午餐的时候，她会伺机溜出去，一个人在异国的城市漫无目的地徜徉。齐安生留在展台前她是放心的，焦头烂额的大叔会处理好所有让人焦头烂额的事，分发宣传册，演示设备，何况还有跃跃欲试的朱颖，她不在场，穿着正装的女孩子意气风发，工作起来积极性似乎更高，至于不多的体力活，也有孔一亮撑着。躲进卫生间，脱掉窄裙和高跟鞋，换上牛仔裤与帆布鞋，一旦从展馆溜出来，她便会自如地融进当地人的日常之中去。她丝毫没有游客的心态，仿佛自己从来就不以为意地生活于此，而那真实的生活，反倒像是悬置在了遥远的他乡。

她在孟买的街头给乞丐买过汉堡，那时当地好像正在爆发不大不小的瘟疫，展馆里的客商大多都戴着口罩，但在卫生条件显然更差的大街上，人们却毫无畏惧，世界由此变得不可思议，仿佛并行着许多截然不同的逻辑，而不以为意，则是最大的本质，她安静地站在街旁，看那裸着上身的人吃完一只汉堡；她在卡拉奇误闯过军事禁区，直到被几个大胡子的士兵用枪逼着离开，她才搞清楚那片小孩子正在踢球的操场竟然是一座空军基地。

世界被打开了，瘟疫，乞丐，持枪的士兵与空军基地。她感到了一己的贫乏，同时，也感到了一己的辽阔。

也有不同的时刻，中国团走到哪里都像是在过节，本来相互竞争的同行，却从来不乏扎堆觥筹交错的冲动，一天下来，早就约好的场子拉开帷幕，大家轮番做东，阔绰地把崛起的大国宣示给全世界人民看，将餐桌拼起来，长长地对坐成两排，大声喧哗和大快朵颐，似乎这才是他们异国之行的主题。尽管以“寒刘”著称，她依然是各方都乐于约请的对象，似乎是谁能请得动“寒刘”，谁就赢得了面子。实在推不掉，她偶尔也配合一下。她并非决然排斥这样的场面，并且也有能力应对得体，她只是无从让这样的热闹冲刷掉内心的块垒。如果真实的内心在大多数时候是可以被她忽略掉的，在这样的时刻，在热闹的涤荡之下，那些真实之物却犹如潮汐之后的礁石，反而在心中凸显了出来。

更多的时候，她都是带着自己的人马自行其是。这难免让她的团队显得与群体格格不入，有同行跟她开玩笑，说如果是长征，她一定就是带着队伍搞分裂的人。好在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并不为此感到遗憾，相反，他们觉得这是一种风格，是可以为之骄傲的特殊性。在莱茵河畔的露天酒吧，朱颖向大家分享自己的感受，她说她很喜欢这种不去从众的感觉。

“都跑出来了，干嘛还像是在村里吃宴席似的啊，”朱颖说，“非得现场杀头猪才尽兴吗。”

“你见过杀猪吗？”她有些吃惊，不太能够确定这个来自广州的女孩子会有这样的见识。

“我没见过，”朱颖转头问孔一亮，“喂，你见过的吧？”

“我也没见过！”孔一亮紧张地回答，好像是要急于撇清什么似的。

“大叔你肯定见过！”朱颖又转向齐安生。

“没见过猪跑还没见过猪哼哼嘛。”大叔焦头烂额地喝着啤酒，答非所问地说。

她突然大笑起来，是真的感到了开心，想一想，他们在莱茵河畔的月色下就这么说着杀猪的话题，真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她其实希望大家也能来问问她见没见过杀猪，她也没见过，但是她有意愿去见识人类广袤的生活。她意识到了，只有将自己置身在更多未曾体验过的事物之中，她才能获得崭新的安慰。

这种感受她在杜塞尔多夫的集市广场确凿地体验过。黄昏中市政厅古老的建筑物披着霞光，突然之间，钟声毫无预兆地响彻天空。她觉得自己被骤然降下的重力击中了，一下一下，不是作用在耳朵里，是直接落在了她的胸口，于是发出了如此的回响。有一股力量，不是在敲着钟，是在敲着她。她被定格在了时间里，原地站着，闭起眼睛将自己想象成一只大钟，正在蒙受恩赐一般的撞击。她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并非是想用镜头捕捉图景，而是企图记录下氤氲在这黄昏之中的感动。

回到酒店，她把这组照片发在了微博上。她的微博账号没有关注任何人，一百多个关注者应该也是被随机分配的，她无从想象，这世上的陌生人，干嘛要去关注另一些陌生的人。她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私人的空间，存放沿路的风景，记录只有自己懂得的心情。九张照片，她写了四个字：钟声响起。

夜里她睡得不是很踏实。一侧的朱颖打着呼噜，尽管轻微，但对此她也感到过吃惊，她无法理解，或者是无法接受，原来年轻的女性也是会打呼噜的，她不免要联系到自己，一想到自己没准也是会打呼噜的，一种生理性的不快就翻涌上来。睡不踏实，她索性爬起来去了趟卫生间，坐在马桶上，随手翻看手机。微博上有人给她发了私信：钟声在哪里？或者，至少该有个钟的影子吧？

她不禁莞尔，的确，自己发出的九张照片，看上去压根和钟声无关。她并没有去拍那座著名的钟楼，因为她的本意并不在此，她试图用镜头挽留住的，是那业已弥散在空气中的轰鸣。

她没有去琢磨这个提问者的身份，她从未在微博上与人交流过，此刻只是凭着本能般的反应，回复道：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把我拍了进去。”

第二天清晨，她打开手机后，便看到了私信中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她还处在尚未完全清醒的时刻，一时间感到犹在梦里。她去翻看那九张照片，一张张点开，放大，照片定格下来的，是一些典型的德国人，他们在照片里过着自己不以为意的日子，浑然不觉已经成为了别人镜头里的风景。但她还是在其中找到了一个中国男子。他站在广场中央的那尊青铜骑像下，仰起脖子向上努力地张望。这尊雕塑她并不陌生，之前她做了功课，知道那是1711年雕成的约翰·威廉公爵像。而努力张望着雕像的中国男子，她却是全然陌生的。

她感到了紧张和不安，好像冒犯了什么然后又遭到了呵斥。他在镜头中原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压根与主题无关，但是此刻却显得突出而醒目。她把照片最大程度地放大，也只是能够大致辨认出这是一位年轻的男性同胞，穿着牛仔裤，衬衫的袖子绾在臂弯处，背着一只沉甸甸的双肩包。她认为他的脖子很有劲儿，这并没有什么充分的依据，她只是从那扬起的趋势中感到了一股动能。她点开了他的头像，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英文名字，Tom。他微博的第一条内容，也是九张照片，是不同角度下的那座著名的钟楼，下面的地理标记显示为：德国，杜塞尔多夫。

她慌乱起来，像是做下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害羞事儿。但是她竟然做到了，抑制住了可以被理解的好奇，没有接着去仔细探究。退出微博的界面，她只是感到隐隐的有些害怕。

当天在展馆里工作时，她突然意识到，那走进她镜头里的男人没准也是一位同行，这样的话，一切就很好理解了，她能够溜出去闲逛，别人当然也可以。于是，她立刻觉得自己正在被人群中的某双眼睛盯视着。她举目四顾，却找不到那道目光。这一天她都因此变得警觉，也因为了警觉，她发现了朱颖和孔一亮的秘密。她去展馆的一角取咖啡，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她会回来得这么快，远远的，她保持着警觉的眼睛看到了孔一亮的手正沿着朱颖的头发上下抚摸。朱颖微笑着，即便隔着一段距离，她也能看到那笑容的自然与柔美，充满了女孩子傻里傻气的漂亮的气息。她远远地看着，直到他们恢复到了常态才走回去，像是要替他们遮羞。朱颖同样也对她笑，她觉得这张漂亮的笑脸几乎就是虚伪，浅薄，过于爱开玩笑和轻浮的代名词。

刘宁明白，自己这么想是苛刻的，但她需要平息的不仅仅是瞬间的意外与震惊，还有一些更为尖锐的东西刺痛了她。她感到了嫉妒，欺骗与背叛，并且重新意识到自己封存在心底深处的不幸。

四口之家般的团队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只有她在承受着裂变。在她眼里，朱颖的所有行为都变得可疑。回到酒店，女孩子通常会有一段时间并不待在房间里，那么孔一亮呢，他和齐安生住在一起，而这位大叔习惯收工后独自在酒店的大堂里喝杯啤酒。她开始责备齐安生，让他改掉这个毛病，回酒店就应该抓紧休息。这个要求显然没什么道理，无辜的大叔因此愈发显得焦头烂额。果然朱颖也因此无处可去，女孩子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但她却觉得她心事忡忡，连夜里的鼾声都透露出痛苦，犹如被困在了笼子里的小兽。她会因此感到一丝快慰吗？但她更多的却是在为自己隐隐的恶意而感到羞耻。

她只有将注意力转移到手机的微博上，开始在夜里翻看那个Tom的信息。没错，果然是位同行，公司在北京，至少在三个异国的展会中曾经与她近在咫尺，有些时刻，没准就住在同一家酒店的大楼里。

他喜欢跑步，喜欢外国音乐，枪炮与玫瑰似乎是他的最爱，他在自己公司里的层级应该不是很高，他是学理工的，年龄可能不到三十岁，他关注的人和关注他的人，少到聊胜于无，他用苹果手机，旅途中拍下的照片取景潦草，但也有可能蕴含着只有他自己懂得的不为人知的美，他的个子不算矮，四肢匀称，上唇常常留着凌乱的短髭，那不像是有意蓄着的，只是因为懒得刮掉。嗯，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显得——不是很漂亮。

她觉得自己是在窥探他人的隐私，但这种不安很快被打消了，因为他也在同步翻阅着她的信息，证据是，他在她之前的一些动态下点赞了。她发私信给他，问他怎么会找到她的微博上来？

“地理位置显示后，微博会主动给你推送相同位置的网友。”他回复。

这个答案让她有些失望，原来一切都是被应用分派着的。

“你的照片和钟声无关。”他显得固执，一再追究这个问题。

“它正在回响，我想记录下来。”她回答。

“那你应该录音而不是拍照。”

她感到好气，不再回应，但是当天夜里，她和他互道了晚安。

第二天在展馆她没有等到什么奇迹，对此，原本她也并不期待。她没有再四处张望，回到自己不以为意的平静里，与往日不同的是，她只是注意让自己的仪态更加挺拔。

他们面对面是在半年以后。半年来，她和他断断续续地通过微博私信交流，说说行业内的话题，彼此分享一下觉得不错的音乐，他跟她抱怨过职场晋升的不公，她也乐于给他一些建议，她比他大得多，但这并非是她扮演导师角色的根本原因，她只是从这样的交流中获得了对于自我的认同，用来建设自己摇摇欲坠的自信。他并不开朗，甚至有些过于阴郁，看得出，他没有太多的朋友，她专门看过，他在微博里只关注了150个人，其中绝大多数还是那些公共红人。他的自尊心挺强，自视也不低，像一个空有一身抱负的落魄英雄。他叫谭展，27岁。他没有问过她的年龄，但是她确信自己向他传递过真实的信息，已婚，孩子还小，或者他是理应掌握这样的信息的。渐渐的，他们习惯于互道晚安。

这一次，她只身从雅典飞到了开罗，两场展会连在了一起，她留下团队的其他成员收拾摊子，自己先去下一站打前哨。对于朱颖和孔一亮，她已经放弃了干涉的冲动，以不以为意的态度接受了隐晦的事实，她自己都为自己的宽宏而感到讶异，心想这些日子以来，必定有什么因素在改变着自己的准则。两个年轻人始终不露痕迹，有时候看起来还彼此厌烦，这实在了不起，让她对人性的深不可测感到迷惑。

时间相对充分，她去看了金字塔。寸草不生，遍地黄沙的平野上，古老帝王的陵墓让她感到惆怅。她没有像一个标准的游客那样热切地去靠近，烈日当空，她用丝巾裹住自己的头，只将视野中的一切当做了背景，远远地与之擦肩而过。她来过了，进入到这奇异的场域里了，她认为这样就够了。

入住的酒店就在尼罗河畔，站在房间的露台上可以眺望到那条宽阔的大河，附近清真寺里的宣礼塔传来悠扬的祷告。这一切都因为了夜晚的到来而失色。她打开房间所有的照明设备，将被子构建成一座想象之中牢不可破的城堡，却依然感到害怕。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她看到了照片里的自己。

他的微博更新了，最新的一组动态同样是九张照片。每一张，都是她的身影。她是照片中完全的主角和焦点，著名的胡夫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乃至著名的世界，都不过是景深之处的陪衬。她被空前地强调着，孤单，忧郁，纱巾与墨镜都掩藏不了的落寞。两千多年前人类创造出的奇迹，将这一切衬托得令人无比感伤。

“你在偷拍我。”她发去私信。

“你也曾经这么做过。”他飞快地回复过来。

“你有时候看起来就像个男孩子。” 半天得不到响应，他接着说。

她审视别人镜头里的自己，牛津衬衫，直筒裤，帆布鞋，看起来的确是中性的。那么他就在近旁，当然也是来参展，像她一样，先去观光了著名的胜地，或许，此刻就住在同一家酒店里。她发出了一组数字，宛如一组密码，其实是她的房间号。她是平静的，那种不以为意的心情并未被过多地扰动。她不过是在打一个赌，在这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的夜晚，用一组阿拉伯数字，去和冥冥中的什么对赌。

不久，她的房门被敲响。

他的脖子的确非常有力。她在黑暗中鉴定了自己最初的想象，她的手指在他的脖子上环绕不去，触摸到年轻男子生命蓬勃的律动。

“我没有太多的朋友，嗯，几乎是没有朋友。”

不知为什么，后来他们说起了这样的话题。

“我也是，”他说，“否则我们也不会形单影只地到处瞎走瞎拍。”

不是形单影只，也不是瞎走，不是瞎拍，没那么简单，这里面，有着无从说明的更为宽广的东西。她想纠正他，但她没有出声，手指摩挲着他的脖子。灯始终是关着的，她不愿被他看到腹部刨妇产后留下的疤痕。

“这没什么问题，”他说，“人并不需要，也没有可能拥有太多的朋友。”

黑暗中能听到尼罗河的水声。他给她讲了一个定律，声音显得空旷而遥远，他说数字150代表了人类认知能力被允许承载的极限，只有在这个极限之内，你才能以一种富有社会效益的方式记忆和回应他人，因此，这个定律是人类社交野心的制动器，人际关系不断增多，只能导致超载，而超载，就意味着翻车。他说这个著名的定律，来自英国人罗宾·邓巴。

“这就是人类的算法。”他说。

听起来有些玄奥，却也不无道理。以数字来运算受限的生命，让她想起了自己产后的抑郁，那时候，她将自己计算进了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队列里，以此获得了一种“当你身在一种普遍的痛苦之中，你就可以不再那么痛苦”的慰藉。用冰冷的数字来解释和运算人性的本质，那很残忍，但却有效。寂静中，她想，那么他们就是彼此的一百五十分之一。

他在黎明前离开，回到自己的团队去。她起来整理房间，看到沙发上他遗落下的牛仔马甲，在悠扬的祷告声中，她将马甲整齐地叠放进自己的行李箱中。

无可回避，他们要在现实中彼此面对了。接下来的两天展会，他们相遇了数次，两家公司的展位距离很远，但两个被运算在了彼此定律中的人，邂逅的概率便跟着递增了。没有刻意，或者是没有特别的刻意，他们在咖啡机前、在电梯口碰到，互相礼貌地笑笑，或者干脆装作视若无睹。

“下个月我要去跑西马。”他在私信里说。

西马就是西安马拉松赛，西安是她生活的城市。

一个月后他果然来了西安。她去酒店看他，心情忐忑得如同回到了少女时期，紧张得几乎要喘不上气。无论怎样，她认为这样的感觉都要好过不以为意，她知道自己被调动起来了，重新对世界报有了新鲜的盼望。距离赛事开幕还有三天的时间，他解释说自己需要提前适应一下环境，天气，风速，甚至还有湿度，听上去这很专业，是她所喜欢的。她陪着他去训练，在酒店附近的一所高校，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操场，当他从自己的训练包中拿出了那双运动鞋的时候，她几乎要哭了。鞋子是给她的，是专门买给她的。

“一起跑吧。”他说。

她真的是被打动了。她已经忘记了什么时候被人这样对待过，也许，她还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一双运动鞋，那不像一块蛋糕或者一束花，一块蛋糕，即便你喜欢的是芝士口味，巧克力口味的你也吃得下去，一束花，即便你喜欢的是玫瑰，向日葵你也可以容忍，可一双运动鞋，她39码的脚绝对穿不进其他的尺码里去。这里面就是恰当与用心，是不以为意的反面。脱掉外套后，他露出了肩膀上的文身，是一只简笔的猫，让她心里暗暗吃惊。他们在操场的跑道上慢跑，他简直是专业级别的，她当然没法跟他比，但她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气。

那是无比美好的三天。

赛事当天她没能去现场，马龙的姐姐来了，她得在家里招待客人。她打开了电视，热切地关注着屏幕上的直播，人山人海，她看不到他。

“2小时57分15秒，我跑出了自己最好的成绩。”赛后，他第一时间给她发来了私信。

她不知道这组数字意味着什么，只觉得再次被运算进了无从猜度的宇宙规则里。

接下来他们在莫斯科重逢。三天展会，彼此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从展馆溜出来独自走在红场的时候，她几乎想要联系他，让他也溜出来陪伴自己，但是她没有。她在展馆里看到过他，他和一位女性打着手势交谈，穿着西装，头发凌乱，神情甚是压抑。起初她有小小的妒意，但很快就开始同情他。前一个晚上他在私信里向她抱怨过自己上司的蛮横，觉得自己受到了嘲讽和不公正的对待，语气中流露着愤恨。她想，自己现在看到的这位女性，就是他眼中那位魔鬼一般的上司了。她不知该做些什么，其实也明白什么都不该做，她只是有些不适，为他现实中怯懦而卑微的样子，还有在私信里才敢宣泄出的并不可信的怒气。她感到无能为力，默默走回自己的展位，她想她应该对自己的属下好一点。

返程时，在谢列梅捷沃机场他主动来找她了。那时已经过了海关，参展的国内同行各自为战，一堆一堆的聚在一起。她正在经期，身体格外的难受，在卫生间整理一番出来时，迎面看到了他。他是专门等在那里的，迎过来，将自己的一件羊毛开衫披在了她的肩上。

“你的脸色很差，”他说，“别冻着。”

“好。”她回答。

他对着她的目光，但她缺乏迎着他看的勇气。他转身离开，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个急冲冲跑进来的女孩子跟他撞了个满怀，竟然是朱颖。他顿了顿，无声地走开。

“嗨！”朱颖看到了她，惊魂未定，指控一般地对她说，“这是个同行，也在这次展会上。”

她沉默着，双臂将羊毛开衫的前襟拢在怀里。朱颖似乎是上下打量了她一下，也许并没有。

“他好土噢。”朱颖嘟哝着进了卫生间。

有那么一个瞬间，她有追进去痛斥一番朱颖的冲动。

再下来，她去了他北京的家。国际航班基本上都是落地北京的，这一次是她主动提出来去看看他。她是从首尔飞回来的，登机前，像是一个下意识的行为，她在免税店给他买了一部三星剃须刀。他来机场接她了，开着一辆也许是借来的越野车。一路上她都不怎么敢看他，他应该也有些紧张，但表现得方式不同，紧张反而让他的态度显得比较强硬。他并不温柔，也许是担心她被风吹到，但是让她升起车窗时，口气却像是下了一道命令。他住在一栋老式的单元楼里，房子是他父母单位分配的福利房，他对她说起过，他的父母是一对知识分子，搞科研的，如今住在京郊的新居。

“他们总是逼着我结婚。”他说。

她没想到他还养着一只猫。

“两米外。”他说。

“什么？”

“它的名字，”他解释说，“两米外。”

晚饭是她动手做的，食材有限，她只能因陋就简炒了西红柿和鸡蛋，还有火腿肠炒木耳。吃完后，碗也是她洗的，他歪在一张半旧的沙发上抽烟，那只猫也歪在沙发上。对此她感到了些许的委屈，不是计较，她知道自己并不是计较，但就是感到了不开心。

“嫁给我吧。”夜里他在黑暗中对她说。

她没有做声，心中是150，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以及渐渐奔涌而来的数字的矩阵。

第二天清晨，她听到了电动剃须刀的蜂鸣从卫生间传出来，那声音很枯燥，一如她还没有挣脱的沉睡感。这一刻她才感到了陌生，还有一点儿难以说明的沮丧。临走前，她在卫生间找到了那部崭新的剃须刀，掀开刀头，将里面蓄积的胡茬倒在一张纸巾上，包好，放进了自己的衣兜里。做完了这一切，她抬头看到了那只叫两米外的猫，它伏在马桶盖上，离她顶多半米，并不友善地顶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的确受到了惊吓，觉得自己一瞬间变得有些僵硬。

这年的秋天朱颖结婚了，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嫁的人竟然是大叔齐安生。

“他们就是一对狗男女！”孔一亮在电话里对她控诉，显然，小伙子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们早就在一起偷情了！”

她感到一阵耳鸣，胸口像是被重重踹了一脚。“偷情”这两个字太凶狠了。

“他们合着伙的欺骗我们，把我们全都当成了白痴，”他继续歇斯底里的揭发，“在国外他们甚至找机会钻到机场的厕所里去干！”

她觉得自己也快要崩溃了，那些黑暗中黑暗的纠缠，人性中最丑陋的东西，让她觉得像是被一道绳索勒紧了喉咙。

“狗，他们就是一对狗！”他喊。

她决定躲避，躲避的方式是向公司提出了离职的申请。她在微博里私信谭展，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她想给他打个电话，才发现除了微博，原来他们之间居然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方式。她不停地刷他的微博，看到的是他至少有一个多月没有更新过了，她意识到，这也是他们中断联系的时长。她感到恍惚，看着他的关注——那150个人的数字。她去核对了，150个人中，与他真正有关的，可能不足十个人，一一判断，应该都是他的同事。他的确是一个孤独的人，即便加上那只叫两米外的猫，他情感的需求也远远没有凑齐上帝分配给人类的份额。

公司的答复下来之前，她和马龙带着女儿去了趟三亚。这是少有的事情，不知道马龙受了什么刺激，突然提出这样的建议。在三亚的海边，她收到了他发来的私信。

当时的阳光很好，海风很好，马龙和女儿泡在露天的泳池里，一切都很好。她觉得这条私信熟悉极了，想了很久，才想起马龙在她孕期时向她坦白自己有了外遇时的情景。

“我结婚了。”

就是那种不以为意的直率，如同是在陈述一组数据。

她盯着手机看了半天，漠然地发现那数字150变成了149。他删除了一个数字，给人类关系的上限腾出了一个余额。她没有一个关注，即便系统自动分配给她的，她也从来都像是有深度洁癖般的来一个删一个，现在，她没法给自己删减出一个负数。于是她只有将微博都删除掉了。

保姆将马琳从泳池里抱出来了，湿淋淋地交给她。她紧紧地将这五岁的女童搂住，不是150，不是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她是将百分之百的无数的自己搂在了怀里。

离职后，她通过努力获得了心理咨询师的执业资格，面对求助者，她善于用数学那纯粹理性的方法运算出解救之道。她感到自己的意志一天天变得坚定，仿佛另辟行径，在通往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找准了自己的步子。她认为自己是可以给需要者提供方案的。

然而这份信心在马琳这里却经常失效，面对女儿，她难以用观念指导自己的养育。她只能默默地看着马琳穿着她的运动鞋，穿着她的牛仔马甲，穿着她的羊毛开衫，热气腾腾地长大，直到盛装步入女孩自己生命的那种受限的数式里去。

“我才不会去做那种黏糊糊的女生，”马琳说，“我也对男生没什么兴趣。”

她觉得这样也不错。

有一回她下到地下室的储物间，爬上梯子，在收纳箱里找到了那包被纸巾包裹着的胡茬，打开看过之后又重新包好，攥在手心里发了很长时间的呆，最后还是放进了一件紫色卫衣的口袋里，把衣服叠整齐，认真地放回收纳箱中。她并不是刻意地想要藏匿得更加隐蔽，不，并不是。

 作者简介

弋舟，生于20世纪70年代。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我们的踟蹰》，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弋舟的小说》《刘晓东》《怀雨人》《平行》等。作品获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奖、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