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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序与重建 ——《热带雨》中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来源:文艺报 | 王冬梅  2020年04月24日09:54

在新世纪以来的亚洲电影版图上,新加坡华语电影以其凸显的文化异质性尤其是众语喧哗的语言景观展现出别样的影像姿态。它既是新加坡本土电影的一脉艺术支流,也映照出新移民文化背景下的华人心灵史。在汉语、台语、粤语、闽语等多元声音形态及华人群落的海外生存状态之外,新加坡华语电影也真实投射出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当代传播境遇。继《爸妈不在家》(2013)之后,新加坡新锐导演陈哲艺于2019年推出第二部极具个人风格的电影长片《热带雨》。影片以平缓而克制的抒情化格调再现了中年女性的脱序与迷失,并最终以折返文化原乡的方式重新确立起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

作为作者电影的《热带雨》弥漫着氤氲迷离的文艺气息,而编导陈哲艺也一再以“情绪”而非“剧情”对自己的创作进行艺术指认。不过,影片中的“情绪”并非纯粹个人主义式的凌空蹈虚,而是沿着日常生活的琐碎肌理而滋长出饱满的血肉,人物也始终贴合着情绪和情感的自然衍生缓缓走向命运的深处。在《热带雨》的影像空间中,生活的平淡与诗意的抒情几乎携手而来,而由女性身份焦虑所牵扯出的文化认同危机则被不动声色地杂糅进日常生活的缓流。作为影片的重要语境,危机不仅源自女性个体,也关乎中华文化的海外式微以及新加坡本土的文化困境。然而,《热带雨》中的危机并没有演绎成爆发式的灾难叙事,而是自然敷演成极具生活气息的家庭叙事。电影中的危机不再指向某个具体的突发事件,而是构成生活之中习焉不察的巨大存在,也成为左右人物性格生长及命运变故的内在掣肘力量。不过,我们惟有在剥落师生恋、禁忌等夺人眼球的标签之后才能真正接近《热带雨》的艺术领地。

《热带雨》试图对跨国背景下的亚洲女性经验进行艺术还原,并由此牵扯出新移民文化语境中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不管是面对日常危机或危机下的日常,主角情绪乃至镜头语言都充溢着隐忍、克制甚至谦卑。相较于生育、背叛、死亡、离婚等生活困境,影片着力渲染的恰是女主人公面对这些生活变故时的隐忍、克制和谦卑。影片中有三个主要男性:生活不能自理的公公、感情淡漠的丈夫以及年轻热情的伟伦。在公公面前,阿玲是恪守孝道、善良温柔的道德化存在;在丈夫面前,阿玲因生育问题而长期忍受丈夫的冷落、疏离甚至背叛;而在伟伦面前,阿玲虽陷入瞬间迷失却也果断斩断情丝、复归理性。三个男性最终分别以死亡、离婚、分手的方式撤离阿玲的人生,这似乎也在提醒我们,道德观念、家庭伦理、缺失理性的情欲都无法继续有效阐释女性的生命内涵。漂泊异国的阿玲在卸下一切重负后回到故乡,这更像是脱离母体后的一次文化寻根。电影止于阿玲在阳光下的动人微笑,这无异于一场生命跋涉后的自我发现和灵魂自愈,预示着摆脱危机困境的女性寻回独立和理性,自由和尊严,同时也真正拥有了重启美好人生的权利。

如果说,夫妻疏离、生育不顺表征着阿玲在私人领域的生命痛楚,那么华文教师的职业设定则无形规约着她在公共领域的生命失落。与前者所彰显的性别焦虑不同,华文教师阿玲陷身移民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危机。作为远嫁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阿玲以一己之力去推动华文教育。作为反复出现的片段,“补习华文”无疑构成影片的重要符码,诚如片中那句直截了当的表述:“鼓励全世界的人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信仰,大家一起来学习中文”。学习中文的呼吁源自英文渐趋一统的语言现实,但绝非中国中心主义的影像表达。语言的衰落与文化的消亡息息相关,对华文衰落的隐忧实际上指向对新加坡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危机。尤其对于新加坡这样的移民国家而言,语言和文化的单一化才是真正的灾难,而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化方能为移民国家的长足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因之,影片苦心孤诣地呼吁并强化华文教育的重要性。即便华文教育在新加坡现行教育体制及年轻人的观念中位居边缘,仍有阿玲这样的华文教师在孤军奋战,与此同时,中华武术、华语武侠片、华人明星(如成龙)等中华文化符号在华人群落中借助代际传递的方式实现了文化传承。

简单说来,《热带雨》始于焦虑而终于淡泊,始于危机而终于韧性。它将女性所遭遇的种种焦虑溶解于日常生活的云淡风轻,同时在中年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的话语情境中去探究生命的韧性与文化的光亮。《热带雨》不仅更新了新加坡华语电影乃至本土电影的艺术经验,也在与两岸三地的华语电影进行艺术沟通的同时无形扩充了海外华语电影的艺术边界,同时也以包容、多元的文化姿态去努力建构超越于种族、宗教乃至国家之上的当代亚洲影像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