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文学的名义对过往进行回顾、总结和反思,无疑是有价值的，在2019年的当代文学批评中，众多纪念性、总结性的评论和研究，构成了其中的重要板块。此外，茅盾文学奖的颁发引起的对经典作家作品的研讨，以及青年作家的崛起，并由此辐射到网络文学、科幻小说及人工智能等议题的讨论，成为本年度文学批评话题中的亮点。

一、七十年文学成就的回顾、总结与反思‍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时刻，众多报纸和杂志纷纷组织栏目，以不同的方式回顾当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总结其中的经验并积极反思客观存在的问题。

其一，《文艺报》“新中国文学70年足迹”栏目。

《文艺报》自2019年7月开始，陆续邀请专家学者分专题撰文，对新中国文学七十年的创作成就进行总结性的批评和研究。面对七十年来的文学经验，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道路》一文具有纲领性意义。他认为，七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始终贯穿着一种探索精神，即中国文学一直想走自己的道路，为我们承受的历史与现实表达出中国作家的心声。正是这种探索精神，表现出中国当代文学顽强的渴望，让它在历史的境遇中执著向前。贺绍俊将七十年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视为当代文学的“洪钟大吕”，认为这一类小说创作不仅开创了当代文学的辉煌，也“为当代文学铺上了一层明亮、沉着的底色”；白烨集中考察了七十年来的农村（或乡土）题材小说，认为这一脉文学创作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深层变动中的主潮演进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具有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双重价值和意义。同样是考察新中国七十年农村题材小说，孟繁华认为，广袤的乡村中国绵延不绝的本土文化的脉流，是中国文学经验的基本形式，也是我们书写时代的基本立场和情感态度。何言宏从“中国”的角度对七十年来的诗歌史进行了系统回顾，集中考察七十年来诗歌作品突出强调的“中国意识”。这包括20世纪50年代诗人在作品中书写对于新中国的热爱；80年代的诗作更加深沉地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新诗书写具有了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新内容。徐勇考察新中国七十年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认为这一题材小说创作虽有阶段性的演变，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也屡有变动，但核心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处理，涉及知识分子形象塑造、题材的拓展和主题开掘等多方面的问题。另外，於可训对七十年历史小说创作的评述；王泉根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总结；朱向前对七十年军旅文学的回溯；王兆胜对七十年散文创作的总结，以及李炳银对报告文学的梳理，也都是这一栏目的重要成果。

其二，《光明日报》“新中国文学记忆”栏目。

自2019年5月开始，《光明日报》推出了“新中国文学记忆”栏目，撷取七十年来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通过“对历史的回望”“对作品的重读”和“对文坛旧事的重拾”，以求“重温那一份温暖的记忆”。这些脍炙人口的名著名篇，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文学记忆。具体到专栏内容，从朱向前论《毛泽东诗词》一直下来，分别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贺敬之的《回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老舍的《茶馆》，杨沫的《青春之歌》，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王蒙的《青春万岁》，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舒婷的《致橡树》，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谌容的《人到中年》，汪曾祺的《受戒》，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莫言的《红高粱》，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经典文学篇目的介绍和评论，基本涵盖了新中国七十年来最具知名度的作品。

其三，《长篇小说选刊》“新中国·新经典”讨论。

七十年来，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化已然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为了总结七十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优秀经验，促进文学精品的生产，《长篇小说选刊》推出“新中国·新经典”讨论，邀请文学评论家、学者、作家共同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经典化的理念、路径、现状和问题，对新中国七十年来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进行富有新意的阐释和重解。

吴义勤在《我们该为“经典”做点什么？》一文中指出，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石，其价值早已得到充分认同；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是对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因此，如何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问题。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汪政的《知识生产与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一文，则从知识生产的视角，将长篇小说置于知识生产的种种要素中考量。这一方面是要回到巴尔扎克的论断，长篇小说作家作为知识生产者，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书记员”；另一方面也是在理论上积极回应，只有经得起知识化考量的作品才可以成为经典。关于经典，丁帆认为，历史、当下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是衡量作品是否经典缺一不可的三个审美元素；而李朝全则试图从“立得住”“传得开”和“留得下”三个方面，讨论长篇小说经典化的路径问题；段崇轩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典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规律，认为单一的、僵化的创作方法是没有生命的，只有不断的融合、创造，才可能创造出新的文学经典；而郭洪雷通过讨论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对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借鉴和模仿，言及考察、追踪当代代表性作家个人阅读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了把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具体化，将其落实到经典阅读与创作的关系上来。这些讨论无疑都有利于深化我们对 “经典化”问题的认识。

二、批评理论问题的清理与论辩

2019年的当代文学批评理论领域，依然存在着诸多热点问题，这里既有相关问题的清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与论辩。

其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问题。

“历史化”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但这一问题不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中，都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基于此，2019年3月，杭州师范大学召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学术研讨会。不同代际的专家学者就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程光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沉期”》一文中提出了当代文学史的“下沉期”这一概念。他认为，当代文学七十年的历史长度已经开始使它由批评状态“下沉”到了“能够做历史研究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代文学由“一个评论对象变成了研究对象”。因此他指出，“十七年”文学可以作为“下沉期”的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文学和一些已故作家可以作为“半下沉期”的研究对象；而那些创作上已取得瞩目成绩且现在仍新作不断的作家则可以作为“半半下沉期”的研究对象。王尧在《作为文学史研究过程的“历史化”》一文中认为，当代文学与历史化的话题一直含混不清，这是因为没有区分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在他看来，历史化的过程也是文学研究者累积共识的过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是在史学的层面上对当代文学与历史、当代文学整体性、文学制度、文学思潮现象、经典作家作品等作出确定性的论述。孟繁华在《历史化：一个虚妄的文学史方案》一文中提示我们，“历史化”只是一个虚妄的文学史方案。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现在对于历史的讲述也应是“历史化”的一部分，历史永远处在“历史化”的进程之中。他进而指出，历史语境都处在连续变化中，难以被真正地“重返”或“语境化”，因此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这一行为背后潜藏着建构“共识”文学史叙述的冲动，但这种“共识”其实无法达成，这从另一侧面显示了“历史化”的虚妄。旷新年在《由史料热谈治史方法》一文中批判了学术研究中对史料的盲目崇拜，过分依赖秘密材料，而对公共材料视而不见，以及学术研究中的“烦琐考据”等不良倾向，通过反思“学术专业主义”来对“历史化”议题进行某种程度的校正。

其二，当代文学研究的经验总结。

孟繁华在《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70年》一文中，清理和总结了七十年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种种经验和问题，他首先将七十年的不同历史时期作了细分，当代文学史大体可概括为三种不同形态，即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构造，文学史观念的对话与建构，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整合。之后他又重新回应了“历史化”的问题，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化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当代文学不断历史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地重写文学史，这是一个未竟的方案，因此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探索之地。七十年来，这个领域集中表达了当代文学建构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努力，它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沉潜和稳健的领域，同时也是最活跃的领域。张志忠的《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的建构与反思》一文，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构过程及其内在矛盾，分别勾勒出其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分别是：“草创及深挫时期（1949—1976）”，这一时期是以文艺官员为主的现场批评；第二个时期被称为“生气蓬勃的新时期（1977—1989）”，这一时期集中在拨乱反正与创新大潮中文学观的修正与文学史的撰述；第三个时期是“现代性理论与学科的‘历史化’转向（1990—2019）”，这一时期的特征在于学院派的兴起与“历史化”的追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时代的紧密纠缠，使其或过分靠近政治从而意识形态化，或向民族心灵史的方向倾斜，而较少注重文学的本体性与审美特色。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支点“当代”“文学”及“文学史”都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却也是它的活力与个性所在。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丁帆、赵普光的《历史的轨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实证分析——以论题词词频的统计为中心》一文，以七个横跨不同十年的论题词词频为观测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和轨迹勾勒。在作者看来，论题词的频率、分布、集中程度等数据，论题词的显隐、共时差异、历时变化等形态，客观、立体地展示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历程的若干侧面。

三、重要作家作品的批评研究

2019年，重要作家作品的批评研究，青年小说家的不断涌现所激发的批评热潮，以及与茅盾文学奖的颁发相关的批评研讨，都是重要的批评话题。

其一，经典作家作品的批评和研究。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文学评论》杂志2019年第1期推出的“高晓声研究专辑”。其中，杨联芬在《不一样的乡土情怀——兼论高晓声小说的“国民性”问题》中独辟蹊径，关注高晓声长期被忽略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并以这一文本的细读为基础，检讨高晓声一直以来被忽略的价值取向，即其文化认同中对“古风”的肯定。作者进而指出，从文化的角度对“传统”进行体认而非批判，贯穿了高晓声创作的始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陈奂生形象的再解读，将获得新的意义参照。王彬彬的《论高晓声散文创作的艺术性》同样讨论的是高晓声所受古典文学的影响。而方岩的论文《文学史幽暗处的高晓声——兼谈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代表作”问题》则试图在当代文学“代表作”的生产机制中考察高晓声的文学史形象问题。

其次是以路遥诞辰七十周年为契机展开的路遥文学研究。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当属传记作者航宇的新作《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本书是在作者当年的报告文学《路遥在最后的日子》基础上扩写而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从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前后开始，详尽记录了路遥生命的最后时光，澄清了路遥生平中具有一定争议的问题。另外，程光炜的《路遥和林虹关系的一则新材料》，程旸的《路遥〈人生〉中巧珍的原型》，以及梁爽的《路遥早期创作的形成互动》等，对于丰富路遥的传记研究都大有裨益。

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莫言研究，一直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的批评热点。《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1期的“作家聚焦”推出了“莫言专辑”，收入张志忠、杨守森和王洪岳等人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莫言的创作进行了深入分析。此外，莫言的新作也是近期评论界关注的热点。莫言近年来陆续发表的短篇小说，除了之前的《天下太平》《等待摩西》之外，2019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第1期上的《一斗阁笔记》，《人民文学》第3期的《对对联》，都引起了评论者的热议。2019年5月1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高密东北乡的归去来辞：莫言新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众多学者、作家围绕莫言近期发表的新作展开热烈讨论。此外，其他经典作家研究还包括《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2期“寻找当代文学经典”专栏的“王安忆专辑”，《文艺争鸣》2019年第1期的“张炜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辑，收入大量值得重视的成果。

其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即时评论。

2019年8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落下帷幕。评奖委员会经过多轮投票，产生了五部获奖作品，分别是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以及李洱的《应物兄》。坦率来说，这五部作品能够获此殊荣，并没有太多意外。毕竟，在茅盾文学奖早已成为“终身成就奖”的今天，“爆冷”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五部作品连同另外五部最后入围的作品，一并代表了近四年来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评奖公布之后，围绕获奖作品的评论和研究也一并展开，产生了诸多颇具影响的成果。

关于梁晓声的《人世间》，《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4期推出的“梁晓声专辑”给予了重点关注：李师东的《〈人世间〉：现实主义的新高度》，王春林的《〈人世间〉：民间伦理立场与史诗性书写》，以及刘起林的《〈人世间〉：重构德性文化的温暖与崇高》等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这部“生活积累与艺术造诣的集大成之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进行了解读。其他四部获奖作品也引起了评论家的高度关注。刘琼在《战地浪漫曲〈牵风记〉》一文中高度肯定了《牵风记》的创作，认为小说如清风朗月，在战火纷飞中，借助一种浪漫奇崛的美学想象，建构和描绘战火硝烟中的新型战士形象，织成气韵丰沛的生命气象，翻开了当代军事文学创作的新篇章。吴义勤和徐勇分别从“作为民族精神与美学的现实主义”，以及“物的关系美学”与“主体间性”角度对陈彦的《主角》和徐则臣的《北上》给予了肯定。更多的讨论集中到了李洱的《应物兄》上。2018年底，李洱近90万字的长篇小说《应物兄》甫一出版便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这不仅仅是“13年90万字”这一时间和长度的绝对数字带给人们的震撼这么简单，也包含着熟悉李洱创作的读者对他《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之后创作水准的新期待。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小说，《应物兄》被评论者给予了高度肯定，值得重视的评论包括贺绍俊的《应物兄的不思之思》,孟繁华的《应物象形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评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阎晶明的《塔楼小说 ——关于李洱〈应物兄〉的读解》，以及谢有顺的《思想与生活的离合——读〈应物兄〉所想到的》等。

其三，青年作家群体的崛起与评论的跟进。

近年来，青年作家群体的崛起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推出的“石一枫专辑”，收入了刘大先的《时代寓言与道德故事——石一枫与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徐勇的《成长主题与石一枫小说的现实表象问题》等论文，讨论北京青年作家石一枫的小说。可喜的是，徐则臣、石一枫之外，更年轻的作家正在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比如班宇、大头马、郭爽、王苏辛、李唐、董夏青青、庞羽、徐衎、宋阿曼、王占黑等，这些今天听来稍显陌生的名字，正在悄然成为中国文学的新鲜力量。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铁西三剑客”的崛起。这三位东北作家均为“80后”，他们用自然流畅的笔法、朴实粗犷的语言、虚构现实的手法记录了东北经济转轨时期的改革大潮，小说具有丰富的历史细节和深切的情感体认。从之前的双雪涛，到今天的班宇，他们的创作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比如著名文学评论家李陀就曾在《谁在书写被中产有意忽略的贫困？——细读班宇小说〈逍遥游〉》一文中细读班宇的代表作《逍遥游》，认为包括班宇等人在内的当下众多趋向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在不同层次、不同向度上让写作进入了今天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写作正在展示它的生命力，这形成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声音，当代文学该出现一个新格局了。

值得重视的还有青年作家创作与文学传统的密切联系。比如，我们从四川“90后”作家周恺的新作《苔》中，就能够辨认出他对李劼人“大河三部曲”的师承痕迹，这也引起了评论者关于青年作家与小说地方性的讨论。

四、网络文学、科幻小说及其他批评研讨‍

2019年度值得注意的批评成果还包括网络文学、科幻小说及人工智能等诸多议题的讨论，同时也广泛存在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

其一，网络文学二十年的批评回顾。

《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1期推出了“新媒介文学·网络文学二十年”的栏目。欧阳友权、张伟颀的《中国网络文学批评20年》一文对二十年来网络文学批评现状进行了分析，文章将其分为三股力量，即学院派批评、传媒批评和文学网民的在线批评，并对各自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禹建湘、范憬怡的《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探究》讨论了网络文学全版权运营的主要特点；而邵燕君的《“典文”、“好文”与“经典性作家”——关于〈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好文集〉》则试图以超越网络文学史的视野，遴选网络文学20年的经典类型、经典作品和经典性作家，肯定其优长，也点明各个类型内在局限的症候性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聚焦的是“中国网络文学走出去”的话题，其中，吉云飞分析了“起点国际”与“Wuxiaworld”这两种网络文学海外传播道路的不同特点，王青则分析了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四重境界。

2019年被认为是网络文学研究二十年的重要节点。为了加强理论评论，引导网络文学创作，促进网络文学提高质量，2019年8月，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办的网络文学理论评论骨干培训班在山东威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网络文学理论评论从业者参加培训。开班前，举行了“网络时代的文学评论”论坛，与会专家围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视野中的网络文学批评、网络文学评论的视角和方法、媒介融合与文学评论的创新等话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其二，科幻小说与人工智能相关话题的讨论。

近年来，随着刘慈欣、郝景芳等人相继获得“雨果奖”，科幻小说的阅读与批评日益形成热潮。《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3期的“作家聚焦”栏目，适时推出了“刘慈欣专题”，发表杜学文、刘芳坤、李广益、杨琼等人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刘慈欣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深入研讨。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这些年来对刘慈欣《三体》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入。研究者不再限于文学圈和科幻圈，而广泛分布在社会各界，这也足见《三体》的巨大影响力。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吴飞教授就专门写了一本有关《三体》的哲学解读的著作。当然，科幻文学的繁荣发展有赖于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共同努力。2019年11月，2019中国科幻大会“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梦想”专题论坛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宣布正式成立科幻专业委员会，这也意味着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批评与研究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随着科幻文学的发展，人工智能也日益成为今天的流行议题，在文学批评界，人们也越来越热衷于讨论人工智能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杨庆祥的《与AI的角力——一份诗学和思想实验的提纲》一文，通过AI写诗这一事实，反思我们今天作为一种整体的诗学观念和文化结构。在这样的文化结构和诗学观念中，写作成为一种“新技术”，写作的秘密性、神圣感和仪式氛围被完全剥夺了，成为一种“可以进行商业表演和彩票竞猜的技术工种”。他呼吁应该逆流而上，重新在诗歌和“人”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似乎是为了呼应杨庆祥这篇文章，《南方文坛》2019年第6期特意开辟“AI来了”这一专栏，收入走走的《探索未来，一半靠人，一半靠AI》、白亮的《技术生产、审美创造与未来写作——基于人工智能写作的思考》、樊迎春的《褶皱之外——AI时代的人与文学》等文章，期待将这个面向未来的话题引向深入。

其三，其他值得重视的批评研究成果。

本年度其他值得注意的成果包括贺桂梅的《长时段视野里的中国与革命——重读毛泽东诗词》，论文认为毛泽东诗词的创作与发表，构成了当代文学处理古今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不仅深刻影响了20世纪50—70年代当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同时也包含着这一时期中国化道路探索的许多文化政治设想和另类的政治实践方式。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叶炜的《“本土资源”与“友邦经验”——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与李蔚超的《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两篇论文不约而同地将研究对象瞄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创办，从中分析这种办学方式的社会历史意涵和成败经验。另外，刘江凯的论文《世界经典化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反思》从世界经典化的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同时也在思考当代文学能否以及如何进入世界经典化的体系，这无疑是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有效性问题的及时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