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在武汉创作

作者在武汉采访张定宇

作者在武汉采访张继先

 

真正的创作状态，或创业状态，肯定是废寝忘食。

古人在创造这个成语时，肯定是积多少人的经验和体悟而成。

这种热情、这种投入，便也是忘我。

既已忘我，何谈废寝，遑论忘食。

上篇：去武汉

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竟然在武汉市内疫情肆虐期间，逆行而入，并在中心区域生活了35天。

春节之后，疫情初始，我躲在北方的小楼里，南看着飓风猛烈，想象着漫天“冠寇”，茫然而心悸。

我爱运动，几乎每天打篮球，出汗一两斤，但现在，球馆关闭。于是，每天傍晚便到附近一家植物园内跑步。后来，小区禁止外出，只得在楼前楼后快步走。夜深无人，我便猛跑数百米，气喘吁吁，满头汗出，一吐胸中浊气和块垒。

树上的柳芽已是密密麻麻，春天正在到来，本来应是风和景明、琴声叮咚，不想现在，却是硝烟弥漫、炮声隆隆。

作为一名纪实作家，如何记录和见证这千年不遇的历史？

真是千年不遇啊。

爆竹声声除旧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大的春节习俗。爆竹之起源，即古人点燃竹节，发出“噼噼啪啪”的爆响，以驱除鬼怪和瘟疫。后来火药发明，又衍生出诸多品类，遂成烟花爆竹家族。随着时代发展、文明进步，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在着力禁燃，先在城市，后在县城。今年，由于环保，力度更大。这是一种文明，也是一种告别。但社会的进步啊，总是伴随着一些纠缠，一些恩怨。不知蛰伏在世界哪个角落的这些怪诞的疫虫，竟然从天而降，拍门而来。

但愿中华经此劫难，从此免疫！

这期间，我曾冒险前往广平县城，采访因抗疫而去世的英雄岳金栋的事迹。那是二月中旬，我戴着口罩，忐忐忑忑地和采访对象相距两三米，不能握手，不辨真颜，只有瓮声瓮气在中间传递。那，真是一种别致的采访，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

这期间，我也曾向中国作协和省作协有关领导打去电话，询问是否可去前线采访，但他们均回复说疫情复杂，要等一等。

2月24日上午，我正在观看电视上的篮球比赛，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他客气地寒暄之后，便问我是否打算去武汉采访。

我心内一惊，犹如闪电穿过。说实话，我是一个胆小之人，平时看似男人刚强，实则虚弱不堪，见到烈狗也会身心颤抖。现在，我本能地愣怔了一下，犹豫一秒钟，但马上，又调整了过来，未等对方反应过来，便坚定地答应了：“去！”

一个以纪实文学为生命的作家，面对这个千年不遇的机会，焉能错过！这是命运的安排，这是天然的使命。只有那里，才是最佳位置！

现在想来，我真为自己庆幸。关键时刻，作为一个凡人，灵魂中的使命和责任超越了躯体中的所有恐惧，促使我做出了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事后，朝全兄告诉我，如果当时感觉到我在犹豫，他就放弃了。因为，毕竟有危险，不能有任何的勉强。

既然决定，便问行程。

朝全告诉我，情况紧急，一两天就会出发。

当天，我就做好了前往武汉的准备。其实，也没有什么准备，除了一些简单的防护用品，最主要的是电脑。

当时，离汉通道已经关闭，更无人主动回武汉，所以高铁在武汉也没有票务。

由于我们此行将参加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的统一行动，所以组织出面，协调铁路部门，以工作人员身份进行安排。

26日傍晚，我从邯郸匆匆登上了南行列车。

在火车上，终于见到了从北京出发的朝全兄。过去我们已是好友，见面后总要握手或拥抱，但现在，只能招手，用目光中格外的亲热，深深地拥抱对方。因为，疫火之中，危难之中，并肩携手同行，是兄弟，是战友！

晚上9点半左右，火车停靠武汉。走下火车的，除了我和朝全两人，还有三位女士，似乎是医务人员。

有关部门派一部车，接我们去宾馆。整个大街上，空空荡荡，唯有树叶青翠，灯光璀璨，仿佛都在沉默。

我们走进东湖边的一家小小客舍，里面冷冷清清，没有人影，也没有服务员。

我，就这样走进了房间，走进了战战兢兢的武汉。

下篇：在武汉

刚刚到武汉，便连连遭到当头棒喝，吓得我魂飞魄散。

第一次入住房间，已是深夜。我又渴又饿，看到茶几上放着几瓶矿泉水，便打开瓶盖，迫不及待地喝下。

不想，喝到嘴里，哇，又苦又涩，赶紧吐掉。

竟然是消毒液！

灯光下的瓶装消毒液，与矿泉水一模一样，如果不细看商标，根本无法分辨。

一时间，我浑身颤抖，满心悲哀。

文明，便是在最细微处做文章、谋改进。我们的消毒液生产厂家，或许还是粗糙经营，或许还没有此类教训，为什么在包装上与矿泉水如此相似呢。

我从北方出发时，已感觉春暖，只穿单衣，即衬衫加一件西服。所以，虽然家人准备了厚衣，但我还是坚决地拿掉了，坚持携带几件短袖衣服。因为，这是往南走，到南方。不想到武汉后，气温只在6度左右徘徊，天气阴冷，透彻骨髓。我咬牙，坚持。别人都穿着羽绒服，只有我穿着单衣。大家看着我，颇感奇葩。

小分队负责人李朝全脸色大白，频频劝我，加衣加衣。可我哪里还有衣服呢，这已是最后的铠甲了。

他告诫我，保暖是第一位，千万不能感冒。若感冒，就要隔离，就要引起恐慌。

我一想，顿感惊骇。是的，今年倒春寒，而且，南北气候不一，水土有别，节奏稍有错乱，极易发生感冒症状。

我越想越恐怖，便决定购买衣物，可此时，武汉的商店全部关闭。没办法，又生奇想，打电话请朋友开车从河北送来，虽然路程接近1000公里。

朝全兄听说后，极不赞成，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湖北省作协。

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文坤斗马上联系购买，仍是无计可施。最后，他回家翻找衣柜，正好找到一套全新的保暖内衣。关键还是红色，保暖又辟邪。

我穿在身上，正好合适。浑身上下，顿时暖融融。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就这样，我开始了一个作家的武汉战疫。

生活上不习惯，心理上不习惯，节奏上不习惯，写作工具上更不习惯。

客舍条件极简陋，不仅没有服务员，一切生活需要自己打理，最关键的是房间没有桌椅，只有一张迷你型茶几，又小又矮。笔记本电脑放上去，几乎覆盖。

怎么办？只有蹲着写。

后来，我把朋友慰问时送来的牛奶箱、面包箱摞在一起，成为一个座墩。

所有的不习惯，造成我在进驻武汉的前些天根本无法工作，不能进入状态。我总感觉陌生，感觉整个身心与周围的墙壁、地板、灯光、空气不相融，有一种莫名的距离感，心理上似乎也有一种本能的抗议。所以，那些天，我只能傻傻地坐在那里，打不出字来。即使打出一些字，也如蒺藜、如石块，如被收废品的小贩踩扁的塑料瓶。我苦恼自己的适应能力太差，与真正的战地记者差之太远。

但随着采访深入，一切都在迅速地改变。

到武汉后，我第一个希望采访的是李兰娟。但直到离开武汉，也没有“得逞”。这大部分是因为她太忙，小部分是因为我太忙。

记得那是2月28日，我在与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相关人员见面时，明确提出要采访她。负责人马上答应安排。可几天后，一直没有回音。后来，我与国家卫健委宣传司负责人见面，再一次提出。但这一次，负责人似乎略有犹豫，说李兰娟属于中国工程院，需要沟通，采访事宜仍没有下落。

后来，因他事，我单独约见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宋司长。期间，我再次提出此意。宋司长马上答应，并立即打电话，可对方竟然没有接通。宋司长表示将再次联系，并吩咐工作人员落实此事。

这之后，我的工作也进入繁忙，特别是离别武汉前的那些天，更是废寝忘食，连续三四天错过午餐。这期间的一天中午，我突然接到通知，说下午两点半采访李兰娟。

当时，我正在赶写一篇稿子，实在无法脱身，便推脱了。我知道，那时节的李兰娟，是天下最忙碌的女人！

我曾先后两次采访张定宇，分别是3月1日下午3点至8点，和3月17日下午4点至8点。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第一次。

张定宇给我的印象是个头不高，眼总眯着，似乎没有睡醒，特别是走路跛脚，十分明显。

我们的谈话地点是他办公室的隔壁房间。期间，他一直在接电话，直到傍晚，办公室人员端来一个盒饭，说吃饭后再谈吧。果然，饭后，他的电话少了，谈话正常。他开始完整地讲述一些故事。

张定宇是典型的武汉人，性格直爽，不服周。他更是自称粗野，说话声音大，爱批评人。

他告诉我，从来没有设想过当多大官位，只是想干些事，比如自己至今不会签字，字写得像“鸡扒”。还有饮酒，他说自己饮酒之后毛病多，爱直言别人的缺点，所以总是惹人。后来，干脆不参加喝酒场合，所以平时两个周也不会参加一次酒席。

谈到自己的“渐冻症”，他也很坦然。

采访张继先，是3月2日下午2点。

我们见面的地点似乎是一个公开的会客厅，又或者是一个餐厅，反正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桌椅，空空荡荡不见人。

张继先身高只有1.55米，瘦削，半脸疲惫的笑容。但她显然是一个干脆利索的女人，简单精准地介绍着自己的工作和上报疫情的过程。除此之外，我还尽量问一些工作之外的事情，其中有不少鲜虾活鱼、萝卜青菜之类。

在武汉期间，我还通过视频，采访了一系列医护人员。

随着时间的深入，我感觉自己改变了，适应了武汉节奏。

忽然有一天早上4点钟，我睡不着，便坐在地上，开始写作。写着写着，猛然抬头，已是满窗阳光灿烂。再后来，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或两顿饭。因为，经常错过吃饭时间。

这才猛然想起一个成语：废寝忘食。

真正的创作状态，或创业状态，肯定是废寝忘食。

古人在创造这个成语时，肯定是积多少人的经验和体悟而成。

废寝，是被动的，不废不行。心底燃着一团火，熊熊燃烧，浑身轰鸣，心跳如鼓，血脉贲张，如何能躺下，怎么能睡着？

忘食，更是如此。进入创作状态后，无味无欲，忘记时间。抬头一看，三五个小时过去了，早过了饭点。过去就过去吧，肚子里并没有“咕噜”的不满声，浑身的食欲被压缩成一枚核桃、一块小石头，不发芽，也不发声，更不抗议。

而这种热情、这种投入，便也是忘我。

既已忘我，何谈废寝，遑论忘食。

……

就这样，在繁忙的浑然忘我中，事态在慢慢地变好。关于疫情的好消息，每天都在微信屏幕上闪闪烁烁地跳动着。

方舱医院冷清了，重症病房空床了，医护人员轮休了，新增病人停止了。原来肥肥胖胖的数字越来越瘦弱，弱不禁风。

远处的好消息更加喜人，所有的省基本上都清零了，都逐渐复工了。

直到3月的最后一天，我才离开武汉。

那一天，武汉的疫情形势已经根本好转，繁花似锦的春天已经全面到来。

哦，这个春天，来得铿锵，来得艰难，来得瑰丽，来得创纪录！

（作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