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子奇:我是这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朱子奇讲述 朱婉霞整理  2020年04月18日00:55

我的乳名叫朱衍庆,学名朱忠禹,又名朱智麒。汝城县城郊乡津江村人,1920年出生于津江村对门范家,我家从津江村搬到这里,后来又迁回了津江。和家乡大多数人一样,小时候都有个小名,我小时候也有个小名,而且是个有趣的小名,屋场上大家习惯叫我衍钵子(汝城方言:装饭用的小钵子)。

我小时候性格活泼好动,大家都很喜欢我,大哥曾特意给我作了一幅画像:标题《生气勃勃的弟弟》,贴在我家书楼的墙壁上。我排行第四,最大的是姐姐,第二是大哥,排行第三的哥哥小时候夭折了,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最小的是妹妹。我们家庭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书香门第。我恰逢社会大变革时期出生,当时,社会动荡不宁,时局不定,但我们家庭却祖代传承,和睦安顺。由于父亲长期在外谋生,我自小就跟随祖母一起生活(那时,祖父朱上清先后在福建永定、闽侯任职知事,早年去世,祖母也就与我们一同生活)。祖母是位十分开明的知识女性,曾任本县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祖母对我们十分疼爱,但管束也很严。闲暇之时,祖母常教我读唐诗,背岳飞词,唱木兰歌。因此培养了我的文艺兴趣,让我自小就爱唱爱跳、爱写爱画。日常中祖母则以曾国潘治家为例,教育我们不许学少爷小姐,要简朴务实,多读书、明事理、求上进、爱劳动、有同情心。于是,假日里我常跟家里的帮工串友兄到四拱桥等地割茅;平常日和弟弟去马湾岭水井里抬水挑水;每天轮流扫地、洗碗成了我们兄弟几个必须的劳动课。记得我当时年纪不大个头小,每次割茅,虽挑不了多少回家,人却特别饥渴,经常要比平时多吃一碗饭。为此,祖母屡屡戏笑我割回来的茅还抵不了饭钱。这些日常小事,虽然对帮补家庭作用不大,但却锻炼了我的意志,培养了我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能力。从记事开始,我就表现得比较聪明伶俐,街坊四邻的小伙伴们都愿意和我玩。

我七岁那年,也就是1927年十月的一天,我正跟祖母在大朝门口玩。忽然听到街上一阵阵洋号声伴随着嘲杂声由远而近从半边街传来。我随祖母跑到邓家坪一看,只见一个披头散发,遍体鳞伤的年轻女子正五花大绑押着游街。这女子一边倔强地挣扎着不肯低头,一边高昂地呼喊着“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等口号。祖母一打听,竟是她的外甥女,我的表嫂,共产党员朱春荣正要押赴刑场行刑。祖母当时便嚎啕大哭,差点晕倒。祖母痛彻心扉的情景,春荣表嫂不屈的形象,让我的心灵震颤,终生难忘。后来我问祖母,他们为什么要杀春荣表嫂,祖母告诉我,春荣表嫂是位女英雄。过去大家都不知道她是地下党,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到家乡闹革命以后,她公开出面,积极参与组织革命。搞农运,搞妇运,专治土豪劣绅,为穷人做事;发动妇女剪短发、放小脚;组织妇女发传单、贴标语、游行示威,社会影响很大,所以国民政府怕她,恨她,要杀她。当时社会上很多革命的活动我母亲、伯母、婶婶、姑母等都看在眼里,也会积极响应。祖母曾几次带领女子学校的学生参加过大游行。春荣表嫂被害这件事的震动和家庭的教育熏陶,加上当时朱德、陈毅起义部队带给家乡的红色影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革命的思想、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因父亲在福建漳州谋生(父亲经湖南经国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当时在国民党部队就职,曾任暂一师三围任少校军需等),在漳州居住几年后,我于1930年随母亲返回家乡,考入储能高小就读。此时,湘南暴动的余波尚在家乡震荡,井冈山红军的足迹也在故乡不断闪现,这一来,加上外面纷繁的世界吸引了我,我根本就无心读书,一心只想着要到外面去长见识、闯世界。因此,我常常逃学,领着我们津江村在街上住的朱大乱、朱二乱,在邓家门住的朱香刚、朱红刚以及范家的范XX等几个伙伴,满街满巷地玩打仗、学武功、练身体。有两次,我甚至还想只身出走。其中:一次是拿了平时攒下的压岁钱当路费;一次是偷偷卖了祖父收藏的铜子弹壳换钱做盘缠,结果都被家里发现,用绳子捆绑着抓回来。还有一次去南洞的姐姐家玩,正好他们家里传说有红军在不远的东边山、西边山活动,我便四处打听“红军好不好”,“东边山、西边山怎么走,在哪个方向?”吓得姐姐、姐夫赶紧把我送回了家。

后来,祖母去世,父亲又在外地工作,母亲管不了我,家里其他人见压不住我一心只想向外飞的念头,于是,趁三四年冬天叔叔(朱仲川,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毕业后,历任湖北省保安处少校副官、陆军一五六师九三团中校团副等职)回家探亲的机会,把我带到了南京,交给当时在南京谋生的小叔叔(朱惕生,在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先后任南京首都警察厅一级督察长、东区警察局局长、长春警察厅司法处长等)看管。那时小叔叔还未成家,工作流动性大,实在没有办法照顾我,不久,小叔叔便把我送入了教会孤儿院,并按孤儿院的规矩把我改名为“朱智麒”。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一名有父母的“孤儿”。当时孤儿院有好几位爱国老师,常常向我讲些历史上爱国忠臣的故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很爱听。嬷嬷们也很喜欢我,推荐我进入西湖高小读书,并帮助我联系考取了江苏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期间我分别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秘密读书会和南京学联,拜读了鲁迅、高尔基等一大批著名进步作家的力作,接触到了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吸收了很多进步理论和思想。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左联“磨风艺社”。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我在学校公开主演了东北抗日话剧《未写完的一封血书》,并带头与爱国老师一道,组织、发动学校师生跟校方就“国耻日降半旗”问题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我还勇敢地爬上旗杆把旗子降到一半,受到学校师生员工的热烈拥护,取得了最终胜利。事后不久,一些表现特别突出的师生,包括我在内,却被学校当局开除,其中一位女教师,当晚竟神秘失踪。

几经周折,1937年我从农校毕了业。毕业后,我通过中共地下党、本家族叔叔朱琦和本村朱秋俩的联系到了长沙,参加了湖南学生救亡服务团。同年10月,听从湖南省政府民众抗日骨干训练班毕业生、湖南民众训练指导员范旦宇(中共地下党员,后任中共汝城县委宣传部长)及中共地下党员、朱琦叔叔(后任中共汝城县委书记)的动员,返回家乡,参与抗日救亡宣传。在范旦宇、朱琦、朱秋等带领下,以星光读书会和青年巡回剧团为舞台,抨击时弊,突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宣传共产党抗日的抗战情况。在县小教场,我男扮女装,主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在松花江上”等新剧。在汝城石印刊物《烽火》期刊上,我发表了自己的处女诗作《怒吼吧,醒狮》。同时揭露了以胡凤璋(毛泽东选集中提到的汝城反共土匪头子)等本县地主恶霸及反动势力的一些罪恶。不久,胡凤璋将我和其他几个骨干关了起来,软硬兼施,要强制驯化教育改造我们,但我们谁也不吃他那一套。当胡凤璋问到我是谁的崽时,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爱国人士朱伯福的崽啊,我一人做事人当!” 。

胡凤璋发现我人比较机灵,胆子也比较大,加上我父亲从外地谋生回到家后,曾在本县任过商会会长、救济院院长,做过许多善事,在本地威望比较高,便有心拉拢我。于是胡凤璋找到我父亲商谈,要父亲把我送到他那里去,还说由他来培养我,将他的女儿许配给我,保我将来有出息。这可吓坏了我的父母。父亲急忙与朱琦叔叔等地下党领导商量后,决定送我去延安。1937年,地下党组织把我介绍给了徐特立同志。于是,我持徐特立同志的介绍信并带着自己的处女作《怒吼吧,醒狮》等作品直奔延安,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于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有意思的是,到抗大报名的时候,巧遇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同志在场接待。他听说我的名字叫“朱智麒”后,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我说:“小朱啊,你的名字既少新意又难写。我看不如改为朱子奇,寓意我们湖湘子弟多奇才,你看怎么样啊。”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在抗大新生报名册上郑重写下了“朱子奇”这个新名字。从此,我以全新的面貌,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的革命、解放和建设事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