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帕特里克·怀特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1-01 ISBN：9787533958732

一把解剖灵魂的手术刀

——《风暴眼》译后记

1973年，瑞典皇家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因为“他史诗般的和擅长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进文学领域”。这一年，正好是《风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怀特的第九部长篇小说出版、发行的一年。怀特是一位才华过人的多产作家，迄今为止，共发表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六部剧本和一部自传。这些作品大多以澳大利亚为社会背景，反映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但写作风格和艺术手法却同传统的澳大利亚作家大相径庭，不论在遣词造句或结构布局上都独具一格，既明显地存在着欧洲传统文化的影响，又鲜明地反映了作家自己的个性和创作特色。

怀特的父亲是一位澳大利亚农场主，母亲也出身于富有的农场主家庭。怀特于1912年出生于英国，当时他父母正旅行欧洲，在伦敦逗留。

怀特的童年是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乡间度过的。童年时代的怀特身体羸弱多病，但思维敏捷，观察入微，想象力过人。他自幼酷好读书，喜爱文学，九岁时就陶醉在莎士比亚戏剧的剧情之中，萌发了创作的激情，上中学前就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创作了名为《墨西哥大盗》(Mexican Bandits)的剧本。十三岁时，怀特赴英国读中学。度过了他称之为“监狱生活”的四年以后，回到澳大利亚。这时他头脑中逐渐产生了当作家的念头，对今后的生活道路作出了选择。他在自传《镜中疵斑》中写道：“我在离开深恶痛绝的英国中学，回到时刻怀念的澳大利亚之后，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愿望是成为一个作家。不，与其说是逐渐意识到，倒不如说是一种需要。我周围是一片真空，而我的天性正需要这样一片天地，以期可以满怀激情地生活。”在回到澳大利亚后的两年中，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创作冲动，尝试着写过三部小说，但因功力有限未能问世。

可是，怀特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1932年，他再赴英国，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专攻现代语言，并开始大量阅读法国和德国的文学作品，游历了许多欧洲国家，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他曾一度偏爱戏剧，希望成为演员。这一切对他后来的创作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学毕业后，怀特没有立即返回澳大利亚，而是决定留在伦敦，以实现当作家的夙愿。193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幸福谷》(The Happy Valley)问世，两年后又发表了《生者和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这两部小说虽未引起评论界的重视，却奠定了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服役于英国空军情报部门，被派在中东一带工作，直到1948年才回到澳大利亚。同年，第三部小说《姨母的故事》(The Aunts Story)发表。这次重返祖国，是他创作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机。怀特自己认为，回澳大利亚对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艺术家“绝对不能离开哺育他们成长的故乡故土，哪怕是墨尔本人行道上的尘埃、悉尼阴沟里的垃圾”。由于怀特把创作的根基深深地扎进自己熟悉的土地，从而使他很快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

怀特早期师法英国作家乔伊斯、伍尔夫和劳伦斯的风格技巧，深受欧洲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他是一位独树一帜的现代派作家。他的作品不以情节取胜，而以人物的塑造、心理的刻画和灵魂的解剖见长。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是一些性格孤僻、行为乖张，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为社会所遗弃的人。实际上，怀特似乎认为自己最易于在这些穷途末路、无依无靠的人身上发掘出他所向往的人性，从而刻意表现人世间的敌视、丑陋、罪恶和荒谬等现象。在《幸福谷》中，怀特描写了一批毫无生活情趣、无所适从、麻木不仁的人。他们希望找到彼此间有意义的联系，却一直徒劳无获，找到的不是无情的冷漠就是露骨的敌视。在《乘战车的人》(Riders in the Chariot)中，怀特描绘了令人心寒的人毁灭人的场面，那里的人们几乎都嗜血成性。书中的老处女哈尔小姐的话是发人深省的，“人会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去杀人……也许就因为天气不好，也许仅仅是饭后不适”。总之，在怀特的笔下，人都是恶的，社会总是充满了敌意和仇视。

然而，怀特创作的基本主题却在于： 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寻找生活的真谛。在小说《姨母的故事》中，怀特描写了一位孤独的未婚妇女追求人生意义、爱情和满足的一生。她的追求，其实可以看作是怀特本人的追求。然而在世风日下、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他是不可能找到人生的真谛的，只能在黑暗中探索，见不到光明，陷入迷惘和消极悲观之中。正是由于这种悲观情绪，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才总是与社会格格不入，而且具有矛盾的两重性： 从肉体上说是活人，从情感上说只是死人。怀特这一观点在《生者和死者》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和D. H. 劳伦斯的观点极为相似。

也许正因为如此，有的西方评论家对怀特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他的小说“异常地富有敌意”，是“歇斯底里的厌世之作”，有的甚至说他是“蓄意制造混乱”，而更多的评论家则对他的写作手法提出异议，抱怨他的作品过于冗长、晦涩、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