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个崭新的世界。清凉山给子奇坚强的脊梁，延河水给他丰富的乳汁。

1938年3月，我们几个向往革命和追求真理的青年，冲破重重险阻，到了延安。像梦一样，我们跨进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义的。晚上睡不着觉，又是唱歌又是写诗。第二天天一亮，就跑到延河边，去喝一口香甜的延河水，用清爽的延河水洗脸。一位四川来的教师，激动的伏在地上亲吻泥土，兴奋地喊着：“啊，自由的土地，我来了！我属于你了！”

几天后，我到“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做宣传、文艺工作。许多“抗大”同学都喜欢写诗。1938 年5月到年底这个时间，我们“抗大”军事大队的一些年轻的爱好诗歌的同学魏巍、侯亢、胡征、夏雷、周洁夫、金斧、朱力生等和一些 “抗大”的教职员成立了“战歌社抗大分社”，主要活动是编一个大型的诗歌墙报《战歌》。自己写，自己抄，自己贴，贴在球场旁一面宽阔而高大的墙壁上，成为来“抗大”参观的人欢迎的一项节目。上面发表的诗作，有歌颂抗战的，赞美延安的，反映“抗大”生活的，也有写革命爱情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真是百花齐放。我当时用“西米兰”的笔名写了一些诗歌习作，如《我爱荞麦花》等。

“抗大”组织对诗歌活动很重视，很支持，要什么，给什么。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宣传部长谢文翰等都来看我们的墙报。有的领导人还写诗投稿，要求参加“战歌社”。罗瑞卿同志还陪毛主席来看过我们的墙报，毛主席说：“好得很！抗大出抗日军人，也出抗日诗人！”

“战歌社”是当时延安成立最早的一个诗歌爱好者的组织。它的主要负责人是诗人柯仲平。柯仲平的许多诗，特别是为庆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写的《告同志》，同志们把他的诗抄得大大的，贴在当时延安活动的一个中心——府衙门墙壁上。那里经常围着一大堆“抗大”“鲁艺”学生和延安各机关干部及过路的人。他们争着阅读，不少人把自己喜欢的诗句抄在小本本上。我还记得他的有名诗句：

我们的团结，

像五个指头，

共一只强有力的手掌；

每一个同志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每一个同志的岗位都朝中央。

这个时间，“抗大”、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一些爱好诗歌的同志还组织过一个“山脉诗歌社”，出版过好几期油印的诗刊。

1939年春，诗人萧三从苏联回延安。这是延安诗歌节的一件喜事。他带来了苏联革命文学和诗歌的新消息。他经常向我们讲高尔基、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白德内衣等。他还经常讲毛主席的故事和毛主席支持诗歌运动和写实的情况。由他主编的《大众文艺》也经常发表，特别是由他负责出版了一张八开纸的油印诗刊《新诗歌》，这是当时延安诗歌运动掀起高潮的一个标志，也成了团结诗歌爱好者的中心之一。《大众文艺》几个字就是毛主席的亲笔字。

1981年十月的一天，萧三同志派人送给我一个“要件”，还嘱咐一定要亲自交到我手里。我急忙启封一看，就是42年前在延安出版的第五期《新诗歌》。这份珍贵的革命文物，跟着他的主人走过了极其曲折的、艰辛的道路。第一期创刊号上写着：1940 年9月1日出版，战歌社、山脉文学社合编（从第二期以后改为新诗歌汇编），并且注明“每期五分，通讯：延安文协转。第六期（也可能是最后一期）的出版日期是1941年5月20日。在上面发表诗作的有：萧三、柯仲平、公木、郭小川、塞克、张蓓（沛）、胡征、隐夫、孙剑冰、赵烽、铁夫、陆荆、贾芝、冯牧、达尼翻译的诗以及刘御、吕骥合作的歌曲《边区工人曲》等，也有我的几首小诗。这些诗的形式、内容、风格都是多样的、丰富的、健康的。萧三同志出版在《新诗歌》上的几句话向诗人们发出号召：

诗人，起来！现在这个时节，

不能贪取甜蜜的睡乡。

莫忘了，千万战士的热血，

流在中原的沙场上。

每个人都应该和他们在一道，

你现在不能丢炸弹，动刀枪——

你应当写些诗歌给他们唱。

诗人，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

延安《新诗歌》的出版，对于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新诗歌运动的开展，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1年，是严酷中最严酷的年代。毛主席形容它是“黎明前的黑暗”。在西方，德国法西斯兵临莫斯科城下。在东方，日本侵略军疯狂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离绥德很近的黄河岸边的宋家川，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在南北边境，都有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配合日军搞“铁臂合围”。我边区处境十分困难，粮缺衣单，喝稀米汤，穿翻补衫，点灯无油，写字无纸。 人们唱：“1941年呀，日子正艰难呀。”党中央发出备战备荒动员令，年轻诗人郭小川大声喊：“我的延河，我是你的一条小之流呀，投向你！”18岁的诗人贺敬之：“挺起胸，大步走在早晨的大路上，我唱着属于这条路的歌。”我们开荒，种地，纺线，织布，挖窑洞，盖房，养猪，种菜，改善生活，支援抗战。我也写了诗：“唱吧，同志！高声歌唱起来！这充满爱与恨的大地啊，是歌者的舞台！”“火热的地球，定将在我们战斗的歌声中翻转过来！”

我们在困苦中还不忘英勇奋战的苏联战友。在《新诗歌》第三期编出了《反德援苏特辑》有萧三的《打疯狗》、公木的《希特勒地十字军》以及我用费格娜笔名写的预言诗《飞蛾》等。

此刻，延安和绥德出版的两个《新诗歌》诗刊，放在我面前。翻翻这些经历了40多年风霜、用马兰纸印的发了黄的诗歌刊物，历史风雨，故人深情，那些充满青春和激情的欢乐时光，那些已离开我们和还活着的、与我们一起战斗的诗友们的亲切形象，都一一出现。马兰纸虽粗糙，且纸上水迹斑斑，但韧性却很大，经住了漫长历史的考验，多么美！多么珍贵！多么有诗意！它们正象征着新诗歌生命力的坚强，展示着那个时代的骄傲。

1980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