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朱子奇同志1920年4月13日生，到现在整整100岁了。他走的时间是2008年10月11日，至今也有11年了。但对他的离去，我们都毫无思想准备，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仍然是那样充满活力，积极乐观，完全是生机勃勃的年轻同志的样子。我们都认为他还会与我们共事多年的。当然世事难料，人都有最后这一天。在我们的脑海中，子奇同志能够永远保持着他那生动活泼的样子，也就很不错了，可以说是弥足珍贵了。

我与子奇同志的认识，是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简称“和大”）合并成新的对外友协之后。1971年底，我从干校回到北京，调到对外友好协会工作。那时有些缺办公用房，与外交部挤在一起。工作开展得很快，又缺足够的翻译干部。而“和大”业务没有了，却在王府井北京饭店对面，有一处闹中取静、花园似的漂亮办公场所，而且有大批经过锻炼的、高质量的翻译干部。两个单位的领导，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很快就愉快地合并了。这样，我与子奇同志就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了。

但在这之前，我与他就有一次偶然的联系。 一次令人印象深刻而愉快的邂逅。我与朱子奇同志的认识和接触时间不算长，但是却有着不太平淡的经历。下面我将把我对他的印象，分几个方面，表述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激情澎湃、政治情绪饱满的革命歌者

子奇同志是一位写政治题材诗歌著名中外的国际诗人。只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他是“老延安”，在延安学了俄文，给他以后参加国际活动和翻译有了资本。他1949年10月至1956 年5月做任弼时的秘书，一同赴苏联工作学习，有条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十二月的莫斯科”。在1966年以前，他一直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平反以后，在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作协工作时，子奇都负责国际方面的工作。这时他有机会参加国际活动，出访了全世界40多个国家，写了三十多个国家，并在莫斯科、维也纳、布拉格、开罗常驻工作。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获得过多项中外荣誉奖，享有国际声誉。

子奇同志诗歌创作最大的特点，是充满激情地歌颂党的伟人，歌颂党和党的路线。关于为人的事，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李米特洛夫、毛主席、朱德、任弼时、周恩来、邓小平……歌颂党的事，反映党的重大活动，如几中全会、建党多少周年，党的多少大召开前，都有他诗歌的记录。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过，如果把他的这些诗排列起来，可以看作是党的诗史。至于党的路线，特别是50年代以来，国际共运中的路线斗争，他的诗就写了二十件之多。据不完全统计，他出版的诗集有十来本，翻译诗集和散文集各五、六本，还有一些文论和纪实文学，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是多么丰富多彩了！

至于朱子奇同志诗的风格等问题，我不想做具体评价，我再三再四强调的，是他创作的态度和精神。我认为最可贵的就是他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革命精神。他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从始至终毕其一生， 都是用最饱满的政治热情，来歌颂党和党的领袖人物，歌颂党的崇高事业。这是最难能可贵，也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一种精神。尤其在今天，许多年轻人受不良风气影响，娱乐至死，对比这种歪风邪气，我们对子奇同志对党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不是更应该在全社会发扬光大吗？

二、单纯、朴实的普通一员

上面我说到与他有过一次印象深刻的邂逅，就是指这一次。那是文革期间，在苏联召开裁军会议之后，国内兴起批判王稼祥同志的“三和一少”（后升格为“三降一灭”）。记不清是在哪里召开了一次正式的大会，我那时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由单位派我去做大会批判发言的记录。与会的都是国际问题方面的名人、专家、领导。参与做记录的，我记得还有和大的资中筠和田惠珍女士等。我们记录完了，已经发言者本人过目认可后，在抄清上报。我经手的就有朱子奇同志的发言。同时也还有别的几个人，其中有中联部的王力（文革中有名的王关戚“王八七”）。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两个人对记录稿截然不同的态度。王力退回的记录稿改得面目全非，这并非说明我的记录有何不当，或缺失，而是他将会上没说的，又大段大段添加，说过的却大砍大删。我们只负责技术整理，对此毫无办法，只能按他修改的超清上交。而朱子奇的那份可以说只字未改，很快签名退回。这也不是说明我记录有多好，而是反映出此人很痛快，不在小节上计较。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对自己说的采取负责任的态度。那时候我虽然不认识他，但对此人从此得出一种很单纯、很朴实的好感了。

三、平易近人的延安老干部

我到对外友协，先在综合研究室工作。那是文革刚结束的特殊年代，因此工作中也就有一些特殊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对有些刚解放、还没有分配工作干部的安置问题。我们综合研究室就分来几位这样须“过度”的司局级干部。有三位是外交部的原参赞，另外一位就是原“和大”驻外机构的代表朱子奇同志。我们是个处级小单位，却要领导几位司局级干部。当时也不好分配什么具体工作，便笼统出个题目，让他们自己选看材料，各自从不同侧面研究一下，苏联是如何变修的。几位参赞心领神会，每天轻松自在，喝茶谈天。朱子奇同志却认真对待，每天兢兢业业，看材料，写调研，忙忙碌碌。他不但工作认真负责，对一些社会活动也是积极参加。当时各单位内部还在修防空洞（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嘛），需派人轮流参加。社会上也不时有一些义务劳动，如去郊区帮助收麦，到城里某个工地劳动等。遇到这些事，子奇同志都是抢着首先报名参加。老少边穷地区需要帮助的事项，或遇自然灾害需要捐助的，他都慷慨解囊，尽量多捐款帮助。由于他各方面表现不错，所以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的综合研究室支部，于1976年9月24日通过了恢复他的党员权利——这是在我硕果仅存的小本上居然查到的确切记录。

以后他被正式分配了工作。当时对外有些成立了一些地区处，负责与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友好工作。在会与处之间由常务理事一级的干部来分管。1978年朱子奇是分管欧洲处的常务理事。我也从综研室转到欧洲处（因钱李仁与我为正副主任，钱调走，综研任务结束而撤销），在子奇同志领导下工作了。在那个年代，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曾经就是这样的微妙。

四、善于接受不同意见的领导

80年代初，中国作家协会也恢复了工作。作家和文学作品的对外交流日益增多，迫切需要加强和规范作家协会的外事活动。周扬和张光年等同志指名将子奇同志调往作协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大概感到作协的外事干部还需加强，又先后从外交部和对外友好协会，把金坚范（他从使馆回来，在外交部大分配）和我要了过去。我因为一直喜爱文学，也想业余写点东西，而在办事部门保密限制很严，什么材料无法自己保存，都要上交存档。便也动心想调动一下。在王炳南会长很不高兴的情况下，经过反复做工作争取，终于在1982年同意我离开友协去了中国作协。从此，我又在子奇同志领导下（他是作家协会负责外事的常务书记），开始做文学领域的外事工作。

朱子奇同志为人单纯，没有城府，丝毫不像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无论对人对事，他总保持着一副朝气蓬勃、热情澎湃的样子。他作风粗犷，领导也是放手和粗线条的。毕竟多年并不在文学领域工作，有时难免出现记忆上的小差错。对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有时处理的略显估计不足，同志们都毫无顾忌地向他提意见，他都心悦诚服地接受。大家与他共事非常愉快。我与金坚范因为同他相识更久，提起意见来更加尖锐，不留情面。他更是诚心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做，有时还专门请我们到他家去，充分听取意见。所以我们与他之间，除了上下级外，更是忘年的诤友关系。

不错，今年是朱子奇同志的百年华诞！

但是，说也奇怪，不管是一百年还是多少年，在我面前晃动的他，在外貌上，依然毫无老态，完全是中年、壮年的样子；在精神状态上，更不像老干部，仍是单纯的、平易近人的、毫无城府的、热情澎湃的模样。这就是朱子奇同志！永远的朱子奇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