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子奇同志是2008年10月11日离开这个世界的，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青海玉树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那时候我只能遥望北京的方向，托远去的白云送去我的无尽哀思。因为有一个重要的调研任务，加之随行的人员是多个部门组成的，我也就无法抽身赶回北京，去向他做最后的告别，但为了表达我的悼念之情，只能委托中国作家协会代我敬献了一个花圈，还在电话中叮嘱他的夫人陆璀同志一定节哀，因为她也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了。从电话里可以听到她的声音里虽有悲痛，但仍然表现出冷静和坚定。在这一点上，他们那一代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总能表现出一个革命者所特有的果敢和从容。

还记得2006年春天，我因组织派遣履新赴青海工作，专程去他们居所辞行，他们都非常兴奋，为一个诗人能到地方党政主干线去工作而感到高兴。当然，他们同时也为我的身体是否能适应那样一个高海拔的环境，流露出一丝小小的担忧。作为前辈诗人朱子奇同志，反复叮嘱我一定要为我们诗人争光，并由衷地告诉我：这段经历将是你人生的又一个转折，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有不同凡响的生命。他这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工作和生命岁月中，证明了他的这句赠言是正确的。青海的确是我人生的一块福地，在那里开阔了我的政治眼光，实践眼光和文化眼光，我获得了一个纯粹的诗人不可能获得的宝贵的行政经验，对中国的国情和民情有了最直接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了更深入的体察，而这一切，都成为了我人生中最丰厚的财富。我的诗歌创作也是在那里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质的提升。今天回想起来，与朱子奇、陆璀同志辞行时的情景仿佛还历历在目，我一直把他的那句赠言作为我后来工作所追寻的一个目标，后来有机会我再次回到北京去看望他，他告诉我，因为我去了青海工作，他和陆璀经常从青海卫视上了解我的情况，并为我在青海开展的系列文化活动感到高兴，特别是对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青海的成功举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反复说，今天的中国就应该有自己的国际诗歌节，我们不能再把文化话语权拱手相让了。每一次这样的交流他都非常激动，经常从沙发上硬撑着站起来，两只手不断地挥动着。往往在这个时候，我都会再三劝他不要太激动，他诗人的天性随时都会显露出来，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来，一个真正的诗人只要生命尚存，哪怕已经失去了青春的活力，他也还会发出自己最后的呐喊。毫无疑问，朱子奇同志就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我说朱子奇同志是一位战士，那是因为他一生都保持了战士的品质。他告诉我，还是在延安时期，他就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身边工作，还服务过我们党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同志。有一次他陪同任弼时同志去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主席将他俩留下一块儿用餐，除了一盘红烧土豆之外，他们三个人的主菜就是每人一碗干辣椒，吃得津津有味。他们都是标准的湖南人，不吃辣椒就不吃饭的习惯，一直到他晚年都在坚持着。他告诉我，他曾经给主席提出想到前线去，主席告诉他，在后方工作也是一种战斗，特别是像他这样懂俄语的人，党的事业还有更需要他的地方。正因为有这样的革命战争和艰苦环境的考验洗礼，朱子奇同志一直以一个永不褪色的战士的品质要求自己。我们知道，他很长时间在从事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的工作，在新中国遭遇帝国主义封锁，整个国际环境处于最险恶最困难的时候，他根据组织的安排，到过许多国家开展对外交流活动，就是在最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他也从未丧失过自己的原则。正因为他所保有的这样一种战士的品格和情怀，从而赢得了许多国家的和平人士的尊敬和喜爱。据我所知，他与捷克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国际主义战士、国际和平奖获得者内兹瓦尔就有过比较深入的精神和情感交流，还把他的长诗《和平歌》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朱子奇同志曾长期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驻会书记。在繁忙的外事工作之余，他创作了《丁香花之城——布拉格组诗》《加米拉——献给阿尔及利亚姊妹》《我的心在古巴跳动》和抒情长诗《沿着苏伊士运河》,这些优秀的作品同样也体现了他战士的情怀和诗人的本色。特别是他赞颂十月革命成功40周年，毛泽东主席亲赴莫斯科参加纪念活动获得空前成功所写的长诗《高唱共产主义胜利进行曲》，更是备受关注，被郭沫若誉为“一首写国际大事件的好诗”。纵观他的一生，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朱子奇同志不改初衷，以一个战士崇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走完了追求和实现自己理想的一生。

还记得2000年春节前，我代表中国作协党组书处去看望他和陆璀同志，他们都为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他同时也为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忧心忡忡，倍加关切党的事业如何更好地向前发展。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这一代人，无论后来从事于什么工作，但他们都从未丧失过一个革命者从年轻的时候就树立的理想，他的爱人陆璀同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曾被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加•斯诺称为“中国的真德”，而朱子奇同志更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把自己的理想融入进了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伟大事业之中。从他的革命和写作生涯中都能看到，革命、生活和爱情从来就是统一在一起的，他的全部诗歌都是对自己所经历过的这一切的最真实的注释，他在延安写下的《我歌颂伟大的七月》《延河曲》《杨家岭出太阳》和《飞蛾扑火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精神和意志，特别是他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的诗作《我的心飞向莫斯科》，由著名诗人萧三同志于1942年介绍到苏联，经俄译者阿龙史坦姆翻译以后，在《莫斯科文学》上发表，极大地声援了苏联红军反击德国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作为一个具有执着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者，他一直致力于翻译处于世界革命中心苏联的优秀歌曲和歌词，与作家周巍峙、倪焕之合作配谱，如《苏联国歌》《卡秋莎》《神圣战争》《青年近卫军》和《斯大林格勒》等，都曾在各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被广泛传唱。他还将他所熟悉的苏联革命诗人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这其中就有西蒙诺夫的《等着我，我会回来的》、苏尔科夫的《勇士颂》、维尔什宁的《莫斯科——北京》以及别德内依的《送别》等，让正在力求改变民族命运的中国读者和大众，受到了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一生，朱子奇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20世纪风云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所造就的这一批革命者，他们对理想和目标的顽强追求，都是终其一生意志不渝的，对此，我在内心深处一直保持着对他们深深的敬重。

今年是朱子奇同志离开我们的第十一个年头，明年又将是他诞辰100周年，作为他的晚辈和诗友，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就是要表达对他的怀念。还记得2006年他出版《朱子奇诗选》嘱我写序时，我曾引用过别林斯基的一段论述，来说明朱子奇同志诗歌的价值以及这些作品与时代和人民的关系：“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只有渺小的诗人才会由于自己和靠描写自己显得幸福和不幸，但是只有他们自己才倾听他们那小鸟似的歌唱，而社会和人类是不愿意理会这些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作为诗人、战士和革命者的朱子奇同志，他经历和见证了一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的时代，同样他的诗也在那个时代发出过正义的声音，也因此他将永远与祖国的山河和历史同在。他的诗歌、他的人格、他的风范和他的理想，都会长久的存活在他所追求的人类最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