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和朱子奇同志可以说是老同学、老战友，又是老诗友。他是湖南人，我是河南人，

共同的革命目标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1938年4月，我们同在那个伟大时代的革命大熔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同一个大队，第四大队学习。我在四队，他在另一个队。同时，我们还是老诗友。那时候，我们为了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到延安参加革命。我们共同的爱好，就是诗歌，对诗歌女神都颇为迷恋。那时候，无论在哪里，我们只要一看到诗歌，就定要读，而且只要一有时间，也就一定要写诗。我们经常往狂飙诗人柯仲平同志那里跑，他也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那时延安到处充满了革命友情，处处相互照顾，同志之间的关系，很是纯洁，很是融洽。我们至今都非常怀念那个年代。我们不久就参加了柯仲平同志组织的战歌社，并在抗大四大队成立了一个分社，还办了一个手抄的名叫战歌的诗墙报。我的印象，当时子奇同志比较瘦，中等个，长得很秀气，脚上穿一双草鞋，草鞋尖上还（续）着一个鲜艳的红缨子。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一首诗里有这样几句诗：

我爱荞麦花

因为它是红的

因为它红在延河边

它红在我心里

我们的诗墙报很受欢迎，很吸引抗大同学和工作人员，好多远近的同志都来参观，并踊跃投稿。我记得子奇同志是经常发表作品的一个。当时因为有点儿艺术水平名叫胡秋萍（后名叫胡征）的同学，把墙报装饰的很美，显得更有诗意。

的确那个时代，正如子奇同志诗中所表达的：“我爱荞麦花，因为它是红的。”现在有些人，对红色似乎厌倦了。而我，每当在天安门和在新华门，看到我们的国旗在晴空里飘扬，我仍觉得红色是最美的。

我们既是老诗友，也是老战友。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革命热血青年，从一个人生起跑线起飞的，是从一个出发点向前赶路的。

子奇同志把自己当作一个赶路人，他在诗中常提到“赶路”这两个字。在他的新作《赶路遥》中写得很生动，很风趣。他赶路赶了60多年了，从一个年少的小伙子赶到今天，已经赶到白发苍苍的老者了。

萧三同志告诉我们，要有始有终啊，子奇同志说，我们赶路要赶到终点。我希望以这两句话与子奇同志共勉，与我们大家共勉，不辜负萧三同志和其他革命老前辈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