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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20年第2期|陈世旭:迷你手袋

来源:《芙蓉》2020年第2期 | 陈世旭  2020年04月07日07:19

建设街先前有一个废品收购站,很大,占了一栋宿舍楼的整个底层。里面的住户都搬去了商品房,福利房就拿出来出租。建设街这几年买商品房的不少,福利房出租的房源很多,这里因为是一楼,又临街,一开始没人愿租。一个做废品生意的老板看中了这一带人口密集,一口气把整个一层租了下来。

废品收购站开张,每天人来人往,载重几吨的大卡一周就拉出一大车。可惜好景不长。房东们见废品站生意好,纷纷要求涨租金,否则就不续约。老板把钱看得重,虽然租金加了,钱还是有得赚,但他就是气不过。租约到期,他不续租了。那些门面后来陆续租给了做餐饮的,生意很火,租金高了好几倍。再回头做废品站,根本没有可能。建设街的人卖废品要跑去很远,不方便了。先前废品站一个做下手的马仔摸熟了门道,自称“何总”,租了辆小货车,每天沿街收购。跑了两天,被城管和交警制止。最后跟建设街上最大的楼盘叠彩逸园的物管商量,交适当费用,每个周日他带一辆租来的大卡,借用叠彩逸园门口的便道集中收购半天。

建设街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随之出现。各栋宿舍楼拐弯抹角的街边上,也不知从哪里忽然冒出来了那么些敞着酱红肚皮、光着粗壮腿脚的人,仰在老榕树下不知哪家丢弃的破沙发上,旁边立着一大块三合板或纸板,上面写满了收购废品的名称,以及收购人的手机号码。守株待兔。有居民送来的,也有他们接到电话上门去收的。收来的废品也不知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一到周日就大包小包手拉肩扛背驮,去叠彩逸园门口卖给何总。

何总只有一台磅秤,一堆人围着吵吵闹闹,几乎每个人都怀疑磅秤不准,有的人干脆自己带着秤,跟磅秤对比。对方常常争得不可开交。

只有二傻仔永远不争。他气定神闲地坐在自己的蛇皮袋上,跟其他等着争吵的人一样低着头。不同的是其他人看手机,他看书。书是收废品收来的,他挑着看的书全是外国字或各种公式。他看得很走心,很入迷,明摆着是不看出个究竟决不放手。那些书每一页对他来说都是一堵墙,墙后面一定有天大的秘密。他好像是非要搞清那些秘密,但其实不是。他不过是觉得随便坐着也是坐着,或者他什么也不觉得,就是刚好有那么个动作。

二傻仔在老家上了不到半年小学就不上了,娘老子见天下地,也顾不上他。他每天跟在一帮上树掏鸟下水摸鱼的孩子后面,人家忙活,他就待在一边傻看着,人家回家,他也回家,脖子上挂着人家的网兜鱼篓。前几年,他成年了,又跟帮结伙到南方打工。凡是要认字要动点脑子的活儿他都干不了,正好遇上建设街废品收购站关门,有了零星收废品的活儿,他就在建设街待了下来。

同行帮他写了块收废品的广告牌,白天立在他坐着的街边。身后的快餐店多的是,饭点过后,满桌是没吃完的盒饭,他胃口好,风卷残云,完了把饭盒收个一干二净。打工小妹省了事,呵斥了几次就不再呵斥。晚上在一家稍微宽敞的小饭馆屋檐下倒头就睡。南方暖和,有身上的棉袄就能过冬,建设街人当废品卖掉的半成新衣服、被褥也有的是,他一点不用愁。

轮到二傻仔的废品过秤,他把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放到磅秤上,看也不看,看也看不明白,何总说多少就多少,给多少就拿多少。他自己收废品也一样,无论人家送来,还是他上门,见到一堆废品,他呆呆地看着卖家。人家问,你给好多钱?他回答:你说就好。

二傻仔人矮,像个木头墩子,一脸横肉,腮帮子鼓着,老厚的嘴唇,说话咕噜咕噜,别人只能猜出大概的意思。

二傻仔原名叫二宝。打交道的次数多了,大家看出他是个傻仔,干脆就喊他二傻仔。心硬的就昧着良心欺他;心软的多少收点钱就算了,起码不占他便宜;有的人干脆就不收钱。反正是废品,等于让他清垃圾。

来建设街不久,二傻仔脸上渐渐有了油光。只是住不踏实。社区干部见到他就说你得有个固定住处,办暂住手续,否则按上面规定,我们是要清理的。

刚从梦里醒来的二傻仔拥着被子靠在小饭馆屋檐下,迷惑地眨着眼睛,他没偷没抢没打架没挡道,干部找他干什么?清理?清理是干什么?

就跟你天天做的一样。

干部们拿二傻仔寻开心。

小饭馆门前摆地摊的大利哥说:

哥们姐们别难为他,让他跟我住吧。

大利哥是建设街的名人:

大腰裤,摊饼一样扁平的酒精脸,小眼睛,稀毛小胡子,多数时候就闭着小眼仰在一张快要散架的竹躺椅上。手上抱一壶茶,脚下是地摊。整个就是幸福城市的一个象征。

建设街从八岁到八十岁的人都叫他大利哥;外来人找大利哥,建设街是人就会告诉你。

摆地摊之前,大利哥每天推着一辆烂单车来建设街卖铁棍山药。

多年前,已经不年轻的大利哥把父母老婆孩子留在老家,自己跟一帮愣头青跑出来。起先开摩的。摩的是租的,见天交份子钱。开始很火。那地方小姐多,到了夜晚就一帮一帮地从租屋出来,去各大酒店。天亮前又一帮一帮地回返。摩的就一趟一趟地跑个欢天喜地。小姐打电报说“这地方人傻钱多快来”,就是那时的段子。

大利哥只顾赚钱养父母老婆孩子,又是阿叔级,从不跟小姐搭讪。好些小姐一上车就把胸脯贴上他的背,问,肉吗?更过分的会把搂他腰的手移到最下边。他说,是想不给车钱吗?趁早别打这主意。有一个小姐始终很小心地紧拽着后座前的把手,避免挨着他。每次给钱都特痛快,从不讨价还价。也不浪,坐得端端正正,不说笑,像电视上的女领导。最后一次载她,她说阿叔你找个地方吧,我今天没钱,只能把自己给你。之前她相信了一个熟客,把他带到自己的租屋,结果被抢了,一分钱也没给她留下。房东听到动静,一声没吭,等那畜生走了,直接把小姐赶出了租屋,觉得她是个灾星,破财。

你该报警啊,大利哥说,俺载你去警局吧,至少他们能让你今夜有个待着的地方。

小姐哽咽说,你这不等于让警察抓我吗?

大利哥不管,到了警局门口就让小姐下车,用力一踩油门,一溜烟跑了。遇上这种事,他也觉得挺晦气的。

第二天上午,大利哥听说,昨夜有个小姐死在了河涌里,尸体早上给冲到了岸上。当地报纸很快就登出了死者的照片,就是那个小姐。

大利哥丢下报纸离开了那个城市。

市面上到处是假的铁棍山药。

别以为老粗的、光面的好,那叫一个傻。

大利哥说:

俺老家的才是正宗的铁棍山药——粗细差不离,拇指粗,一根最多不超过半斤,颜色深,根上有铁红斑,折断了,口是白的,细腻,肉硬,粉足,黏液少,煮出来又面又甜,有点麻。不是这味儿,俺明天还你们钱。

谁知道你明天在哪儿。

你说什么?那俺还叫大利哥吗?

大利哥那双小眼露出的光有点凶。

大利哥不就是个名字吗,又不是名牌,能证明什么!

证明什么!证明什么!证明什么!

大利哥一边咬牙切齿,一边把一筐子山药一根根折断。

莫哇莫哇莫哇,我们相信儡(你)就是。

好几个大妈上去扯住他。

大利哥老乡拉了整车铁棍山药来这好像特肾亏的南方城市,但进不了城,就化整为零。一般是从车上批发若干捆,每捆加上自己赚的差价卖出。大利哥是保留原价,只是事先每捆抽出一根,凑成一捆。他就赚这一捆。

因为货真价实,大利哥的铁棍山药在建设街卖得很火。在他跟工商、税务、城管的周旋中,大家都站在他这边:他赚的那点钱,哪里够交这费那费啊。

真的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有一天,与建设街一街之隔的叠彩逸园上忽然掉下一个小肥仔。叠彩逸园开盘没有几年,是挨着建设街的几个新楼盘中的楼王,业主不是老板就是领导。大利哥当时正等着人家给钱,一抬眼看见街对面高楼阳台上有个人影直落下来,什么也来不及想,头一紧就直奔过去。

小肥仔落在了大利哥伸出的手臂上,被重重击倒的大利哥随即倒地。从医院出来,小肥仔的爷爷老唐专门在海鲜名楼阿一鲍鱼请他,吩咐手下让服务生把菜单给大利哥,随他点。他接过那个封皮烫金的大厚本子,不由得手僵,随便指了一行,说就这行了。吃完了,老唐手下让服务生来结账,大利哥傻了眼,他原以为照他点的那一行后面的标价,应该是一桌人吃的,心下还想,好歹俺救了你一条人命,这么个花销应该不为过。老唐手下刷完卡,他才知道,那标价只是一人位的价。这一餐的花销够他卖两年铁棍山药的赚头。酒醉霎时醒了大半,背脊上直冒冷汗。

老唐笑眯眯地看着大利哥,问:

吃好了吗?

大利哥不敢看老唐,直点头:

吃好了,吃好了。没想到让您这么破费。

你别客气,老唐说:

我看得出来,你没吃饱,还想吃点什么?

大利哥一点点直起腰:

俺说了,你们别笑。

不会的不会的。

老唐和他的手下都板着脸。

那就来碗河南烩面吧。

一桌人终是没有忍住,喷饭。

老唐说:

回头去找家河南人开的店。

他手下接着说:

附近就有。

老唐又对大利哥说:

我一会儿有事,不能陪你,他们几个陪你去。趁现在还有点时间,我们谈点正事。

吃了这么半天,正事还没开始。大利哥很感动。

老唐认真说:

就想知道你有什么要求,我们该怎么谢你。不要拘束,怎么想就怎么说,我们努力做到。

大利哥出来这么些年,多少有了些见识,知道遇上贵人了,毛着胆子说:

您老能不能别让俺当“走鬼”,成天给穿制服的追得屁滚尿流?

就这事?老唐看看左右,很感慨:

普通群众要都这么朴实,那我们国家还有什么事办不好!

大利哥从此在建设街有了一块固定的小地盘。

老唐一个远房亲戚在建设街临街有个小饭馆,把晚上看店的辞了,换上大利哥。大利哥晚上看店,有了住处,还有一份工钱,白天就在小饭馆门前摆地摊。

建设街的人说,莫看大利哥整天迷迷糊糊,其实他心明如镜。当初老唐准备的一张卡数字不小,事情明摆着:多少钱能买条孙子的命?但大利哥的算盘更精:多少钱能在这样的大城市买个落脚的地方?

大利哥疑惑地看着跟他打趣的人们,说:

你们这是哪跟哪啊?再掉个娃下来,俺照样会接,难不成俺还能再要一块地盘吗?

众人哄笑:

你怎么尽想这种好事呢!

大利哥正色说:

俺们那地方人可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说来不怕你们笑话,俺爷爷的爷爷辈,有个埋死孩子的,有回拿棍子撬着个死孩子上山,路不好走,嘀咕说:干吗不死两个,俺好一担挑着。结果给东家狠揍了一顿。其实他说的是大实话,挑着就是比撬着省劲儿。

心眼实到这种程度,别人也真没话好说。建设街的人由此不再把大利哥当外人。开始他依旧是卖铁棍山药,不久就陆续有人委托他代卖一些丢了可惜用着多余的杂物:伞、花瓶、餐具、小家电、小摆设、小礼品……五花八门,花坛边缘、地上,那些杂物零乱地放着,上面盖块透明塑料布。物主自己标了价,就放心地交给大利哥。大利哥跟物主对半分成,零成本,有赚无亏,收入不怎样,但也是收入。

大利哥好酒,但没量,几口下去人就迷糊在躺椅上。地摊上的货随人拿,都是一口价,买的人照价丢下钱,就把东西拿走。偶尔有一个拿了货不丢钱的,躺椅上正打着呼噜的大利哥就会翻下身,鼻子唔一声。只要你还是个明白人,就会说,哦,不好意思,差点忘了,如数把钱丢下。

过了一段很惬意的日子,大利哥开始打算在建设街租间房,把老家的老婆孩子接来。慢慢地,再租个门面,开个小店;慢慢地,再扩大门面,开个大店。一个蛋变成一只鸡,一只鸡生出许多蛋,许多蛋又变成许多鸡,最后跟老唐们平起平坐,住进对面的叠彩逸园里。

每天手上抱个茶壶,看着对面的高楼,大利哥脑子里尽转这些念头。几口小酒下肚,他甚至会在迷糊中忽然一惊:自家那臭小子在乡下上树掏鸟蛋呢,突然翻过对面那么高的阳台护栏,晃晃悠悠地掉下去。醒后他想,真要有一天住进那里,一定得在阳台上扎个护网。

附近电视台做幸福城市节目,一帮扛着摄像机、拿着话筒的小青年第一个就对准了大利哥:

你幸福吗?

幸福啊,咋不幸福?幸福死了!

大利哥没想到有一天能上电视,真的幸福得不知怎么是好。

幸福就好了,别死!

小青年们哈哈大笑。

所有这些,让大利哥日子过得特来劲,心情也特开朗。他早就听出二宝是同乡,二宝那样儿不是傻,是心里干净,不防人,谁都信。晚上有个伴,挺好。他回头跟小饭馆老板一说,立刻妥了。

叠彩逸园有个业主买了新房子,正搬家,让秘书来找二傻仔赶紧过去,搬家剩下的东西都给他,只要把腾出的房子清扫干净就行,新来的业主等着装修。

二傻仔在小饭馆借了辆推车,跑上跑下忙活了半天,把东西都拉到大利哥的地摊边,堆了一大堆,大利哥帮着慢慢归置分类。翻到一个名片盒,大利哥喝了一声。原来刘姓业主是一家名头响当当的大型国企的老总。难怪他们撂下的那堆东西里,有许多值钱的玩意儿。领带、皮鞋、成套的西服、皮草、女人的手提包……一样一样好端端的,压根儿没用过。大利哥想不通干吗把这些东西扔掉,就因为花色式样老点?可在大利哥看来,哪一样都是他平时不敢碰的。

归置得差不多了,大利哥说:

那些撕烂了的包装盒你拿去卖给何总,其他的就搁我摊上,卖多少钱都归你。要给了何总,不知道他会怎么糊弄你。

何总是狗鼻子,闻着味道就来了。一眼就盯住了地摊上一只簇新的手袋:

冇价钱?

你说个价吧。

大利哥心里也没底。

我讲?不啰唆啦,八十。

何总很爽。

大利哥在建设街这么多年,何总是个人精,他是知道的,不是划算,不会那么爽快。平时他从不喜欢讲价钱,但这是给二宝代卖,何总有的是钱,能多要点就多要点,心一横:

给个满数,一百。

大利哥觉得自己是狮子大开口,话说得底气不足。

好啦,嗨呀,一百就一百。给小妹买,图个圆满。

就是就是。图个圆满。

大利哥高兴得脸发红:

是新找的,还是原先那个?

我是吃隔夜饭的吗?

何总一脸得色。他身边老是跟着不一样的靓妹。

恭喜恭喜。

大利哥也是一脸得色。以为自己帮二宝大捞了何总一把。没想到,跟在后头的,是更大的好事。

过了两天,有辆闪闪发光的小车停在地摊前,车里坐着一个电视里的明星那样的女人。开车的推开车门从车上跳下来:

我是刘总的秘书,大前天来找过二傻仔。他现在在吗?

他上门收废品去了。

大利哥从躺椅上起身,懒懒说:

有什么事跟我说,回头他来了我告诉他。

找东西。他那天从刘总家拉来的废品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那些废品我跟二宝一块儿清过,没见什么重要的东西。

有一只手袋,看到没有?这么大,黑色,簇新,看上去很平常,皮面上什么花哨也没有,就是铜拉链的拉手上有两个交叉叠着的外国字母,不注意看不到,那两个字母一个是“L”,一个是“V”……

秘书急急忙忙叽叽呱呱地翻着嘴皮子,舌头打嘟噜。

你别跟我说这些,我一句也听不明白。不就一只女人的小包包吗?见到过的。

大利哥打断秘书。他记得很清楚:一只软塌塌的饮料包装盒里,是卷了好几卷防压的泡沫纸,纸卷里是一只很精致的棉布袋,袋子里才是那只包。不就这么个小包吗?还这么讲究。当时他还嘟哝了一声。

我见到过的。

大利哥很肯定地说:

不过早不在这儿了。

到哪儿去了?

秘书满头大汗。

你去问收破烂的何总。他前天从我这儿买走了。

他给了你多少钱?

还行,一百块。我没留下,都给二宝了。

大利哥看秘书的紧张样,以为摊上事了:

二宝可是个好人。

收废品回来的二傻仔在地摊边放下蛇皮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惶地看着秘书:

对对,钱给我了,没有大利哥啥事。

一直坐在车里的女人摇下车窗,对秘书说:

你再给他们一百块,让他们去找到那个姓何的。

大利哥有点蒙了:

我们去找他就是,不要钱。二宝你跑一趟。

二傻仔很快就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嘴里塞满了似的一通呜哩哇啦,只有大利哥听明白了:

何总当天就把那个包转手卖给了一家专收二手包的店。那家店就在街那边的皇冠酒店边上。

我知道了。

秘书立刻上车。

那家店是皇冠酒店的室外通道,华丽精致,棚顶和外壁爬满了紫薇,像一个花房。里面开了一家专门收购、销售高档二手包、二手表的店。

那只迷你手袋不声不响、低调而庄重地立在光线耀眼的货架上,一点不知道它的主人为它几乎失眠了一个夜晚。它现在的标价是人民币三万多,在专卖店,标价是五万多。

刘总太太伸手取下,小心拉开拉链,由外到里,仔仔细细检查。营业员从她一进门就看出这是个有实力也有诚心的买主,静静在一边奉陪。终于等到买主一脸的凝重像冰霜一样化开,难以觉察地吁了口气。

刘总太太的手袋被确认,秘书也兴奋起来,想要锦上添花,对营业员说:

好不好少点?

刘总太太说:

甭还价了。

一边让营业员装购物袋,一边去收银台。

其实,给这只手袋弄得有点心力交瘁的秘书心里不无嘀咕:两口子上千万的年薪,还这么在乎一只手袋。他不知道,刘总太太要确认的不只是那只手袋,而是里面夹层的银行卡。

刘总之前带队去国外考察,一个下属在当地买了这只原装的路易威登迷你手袋,回国之后,装在一只饮料包装盒里送给了他,特别暗示他注意里面的夹层。他事多,那只盒子当时随手搁在储物间,不知什么时候掉到地上,给挤压得不成样子,准备搬家的时候,一脚踹进了废品堆。搬家那天,那个下属也来了,他才忽然记起那只饮料包装盒。

路易威登完璧归赵,刘总很高兴,问秘书:

建设街的人把那小青年叫什么?

二傻仔。

秘书回答。

傻仔?

刘总很反感:

这就是建设街的素质问题了,嘲笑弱者是不道德的。

二傻仔从来想不起自己是不是做过梦,不管是好梦还是噩梦。但这一次,他是稀里糊涂睁着眼睛做了一个好梦,而且好梦成真:他随后被安排到刘总那个企业在本市开发的一个大楼盘当保安。有吃,有住,有固定工资和年终奖。他还照样可以在楼盘里收废品,卖废品,有一笔不少的外快。

穿上簇新的保安服,二傻仔头一个想到去看的人是建设街上的大利哥。

大利哥却在建设街待不下去了。

是何总坏的菜。之前他提了一皮包光盘来让大利哥代卖,都是从废品堆里拣出来的。他匆匆忙忙说,有多少张我也没数,你回头数数就行了,价钱也由你定。什么时候卖完什么时候结账。过了些时日,他来问销售情况,在躺椅上迷糊着的大利哥指了指脚下的那个皮包:都在这儿。这种光屁股的碟子你自己留着吧。俺可不敢犯法,也不爱看,小时候在俺们那的配种站看腻歪了。

大利哥把眼下的这块地摊看得特神圣。

何总脸色一黑,拿起皮包恨恨地走了。

大利哥继续迷糊,马上就起了呼噜。

惬意的日子结束得很突然。

吃过早点,大利哥剔着牙走出小饭馆,看见建设街的一帮老娘们没去跳广场舞,围着他的地摊,拿回之前各自托他代卖的东西。见他走近,七嘴八舌说:

大利哥,你趁早收拾了赶快跑路吧,这地摊摆不成了,到时候人家让你补交那些说不清的税钱你就惨了。

为啥?

大利哥一头雾水。

老娘们指着对面的叠彩逸园说:

你那个恩人老唐,昨天正在台上做报告,给人带走了。

大利哥眨巴着小眼睛:

谁?哪个老唐?

还有哪个老唐,你不救过他的孙子吗!

大利哥浑浊的小眼睛一亮:

他呀?挺随和一个人啊!为啥?

一辆公务车在地摊前停下,下来两个穿制服的,说,大利哥,对不住了,这儿本来就不准摆摊设点,现在上面罩着你的人衰了,我们不好装看不见了。

他这些日子欠下的那些税费、管理费、卫生费你们不能放过!

何总忽然从人后钻出来。

公务车走了。

何总朝公务车车屁股大叫:

你们这是拿国家的钱做人情,我要举报!

大利哥受过伤的腰忽然一阵剧痛,直不起来,小胡子一跳一跳地抽搐,小眼睛里噙满浊泪,却流不出。

早就有老唐被查的传言,只是大利哥不相信。

二傻仔来看大利哥的那天,他正在收拾行李。

你不能走。

二傻仔鼓着腮帮子。

我不走,你养活我?

我去找刘总,你也去当保安。

别说你没那面子,就是有,我也不去沾光。没准哪天他也给人从台上带走了。

那我跟你走。

二傻仔发狠。嘴角流出长长的口水。

你跟我走?好哇。可他娘的咱爷俩去哪儿呢?去喝西北风?

不久建设街这边,沿街也建起了绿化带,跟对面叠彩逸园沿街的绿化带对应。大利哥摆地摊的那块地方没有了痕迹。偶尔有几个建设街的老人路过,会说:这里原来有个地摊,摆摊的是个北佬,叫大利哥,心眼特实。身边跟着个傻仔同乡,心眼比他还实。

作者简介

陈世旭,当代作家,著有长、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随笔集二十多部。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惊涛》获全国第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马车》获全国1987年—1988年优秀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