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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在交叉地带探索人生的意义

来源: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 段建军  2020年04月06日09:23

摘要

路遥是中国当代用小说挖掘交叉地带价值、探索交叉地带人生意义的先锋。他一系列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都以城乡差别年代的交叉地带为典型时空,以这一地带的奋斗者为主人公。路遥着力描写主人公在交叉地带产生认同危机,进行艰难探索,在奋斗中获得尊严与认可的历程,表现了在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两极之间的张力作用下青年人的困惑、焦虑和向往。路遥的这种现实主义探索,赋予他的小说创作以深刻的人生哲学意义,对之后的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路遥 交叉地带 现实主义 认同危机

路遥小说中呈现的典型时空都是城乡差别年代的交叉地带,典型人物都是交叉地带的生存奋斗者。路遥是中国当代用小说挖掘交叉地带价值,探索交叉地带人生意义的先锋。《在困难的日子里》描写作为交叉地带的校园生活,《人生》把交叉地带扩展到乡村和市民社会,《平凡的世界》更把交叉地带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对改革开放之后各种层面交叉融合探索的视野不断扩展,力度不断加大。路遥曾表示,自己最初只是从城乡交叉来认识和挖掘交叉地带,但是,“随着体制的改革,生活中各种矛盾都表现着交叉状态。不仅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内部的各条战线之间,农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矛盾冲突的交叉也是错综复杂的。各种思想的矛盾冲突,还有年轻一代与老一代,旧的思想和新的思想之间矛盾的交叉也是比较复杂。”伴随着他作品对交叉地带社会人生挖掘的日益深入,内容日益厚重,对读者思想感情的冲击力也日益增强。

交叉地带的认同危机

交叉地带是一方生存者混杂交往的地带,这里既有衣着端庄言辞讲究的文明人,也有衣衫不整满嘴脏话的混混,有怀揣铁饭碗满脸滋润的“公家人”,也有手端泥饭碗神情凄惶的泥腿子,有气宇轩昂的管人者,也有低声下气的被管者。因此,交叉地带是一个差异交往地带。这里的个体来自不同的生活共同体,带着不同的生存资本,甚至不同的交往规则,进行差异交往。在同质交往地带,“你”“我”“他”属于一个共同体,每个人的生存资本,交往规则基本相同,区别不大,没有形成明显的对比,也就不会给具体生存者造成思想的强烈冲击,更不会给生存者带来情感的巨大震荡。然而,差异交往地带的生存者,从不同的生活共同体走到一起,“你”“我”“他”的生存资本不同,交往规则有别,增加了冲突的系数,增大了包容的难度,自然就给生存者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处在公共空间中,而这个空间潜在地是尊重或蔑视、骄傲或羞愧的对象。我们的活动风格表达着我们自己怎样享有或缺少尊重,是否赢得尊重。有些人匆匆掠过公共空间,就仿佛要躲避它似的;有的人穿越它就仿佛希望逃避他们如何出现在其中的问题,尽管他们是带着非常严肃的目的经过这个空间的;还有人自信地逍遥渡过,沉浸在欣赏所在的时光之中;另有人妄自尊大,对自己在这个空间中当前足迹心满意足:想想警察因超速命令你停车,他走出警车,慢慢地、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要你出示证件时从容不迫的样子。”泰勒给读者展示的是加拿大公路上路警在超速驾驶者面前所表现出的傲慢,同样路遥曾为我们描述了学校饭堂里穷学生吃饭时的羞怯与自卑:马健强吃饭时受到同学们的各种嘲笑与羞辱;孙少平等到其他同学吃完后再去吃,周边没有一个熟人,他还是满心的忧伤。青春期的少年,每个人都有尊严,都想站在人前,躲避人群的生活像贼一样,让正常人感到没有脸面。最让人难堪的也许是高加林夜间去城里清理茅厕,受到陌生女人羞辱后“他鼻根一酸,在心里想,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一年辛辛苦苦,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打下粮食,晒干簸净,拣最好的送到城里,让这些人吃,他们吃了,屁股一撅就屙就尿,又是乡下人给他们拾掇,给他们打扫卫生,他们还这样欺负乡下人!”交叉地带这个公共空间,把城乡差别时代城里人的优越与乡下人的卑微做了对比性的呈现。它是乡下人的伤心地,又是乡下人心灵的成长地。乡里青年在此空间经受了身心刺激,也增长了人生见识。乡村青年如果像他的父辈一样,终生留守在乡下,没见过这样的世面,没有亲身遭遇更加优越的城市生活场景,他们也许会在某个特别的时段,突然自大地慨叹,“七十二行,庄稼为王。”见了这样的场面之后,他不禁要口诵宋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交叉地带的经历既伤他们心,又长他们见识,既让他们迷茫,又让他们迷恋。

主人公在对城市文明的迷恋中产生了对乡土人生的认同危机。一个乡下青年在交叉地带遭遇了城市文明,他在这里见识了文明之后,逐渐向往城市文明,对自己原来不以为然的“土气”感到羞怯。他们在这里增长了知识,知道了比自己村庄更广大的世界,于是产生了离开家乡独自闯荡的梦想。他们在这里开阔了心胸,知道了人生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还应该通过更大的平台实现自己展示自己。站在向往文明和寻求人生广大发展平台的立场之上,乡村中原来珍视的东西都显得“狭隘”“土气”“没出息”,乡村青年自然会产生对家乡的认同危机。“我们称之为‘认同危机’的处境,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人们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它,但也可被看作是对他们站在何处的极端的不确定性。他们缺乏这样的框架或视界,在其中事物可获得稳定意义,在其中某些生活的可能性可被看作是好的或有意义的,而另一些则是坏的或浅薄的。所有这些可能性的意义都是固定的、易变的或非决定性的。这是痛苦的和可怕的经验。”高加林、孙少平们,中学阶段几年在交叉地带的生活,已经把身上的泥土洗刷干净,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都城市化了,已经不适应乡村只有肢体劳动、缺乏精神滋养的生活方式,更不喜欢乡村从一天能看透一年甚至一辈子命运的人生模式,对乡土的感情逐渐淡漠了,对城市的向往则日渐强化了。他们站在城乡交叉地带,对城市宣告,“我要到城里搭建自己的人生舞台。”城里人说,“你是乡棒,应该到泥土里趟路,不要产生小资产阶级幻想。”他们人生的前方突然扎了一堵墙,这种想做城里人无门,退回乡村心有不甘,发自内心的“我要”与来自城市的“你应该”的冲突,让他们为“我是谁,哪里才是我人生的方向”感到痛苦和迷茫,产生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路遥小说中主人公的认同危机,既来自于他们对未来方向的迷茫,更来自他们有了方向却难以迈步前行的沉重。在城乡差别年代,在交叉地带这一特殊的公共空间,乡村青年更多地感受到了自己生存资本的羞涩、人生地位的卑微,认识到伴随这种羞涩和卑微而来的羞辱与伤害。在他出生的环境里所有被视为正常的东西,现在都成为他身上的“耻”字,被人看不起,他们自己也觉得卑怯。他们已经站定了自己人生新的价值立场,认准了自己应该前行的方向,怀揣着自己新的是非标准,要脱离被羞辱被轻贱的境遇,走向受尊重被认可的人生。于是,他对乡亲们宣告,“我要脱离乡土,到城市去闹世事。”然而,乡亲们说,“你的根在乡土中,你不该拔了根到城市的水泥地里找营养。”乡土是有营养,然而,那个城乡差别年代的乡土是被水浇雨淋之后的乡土,它已经变成了泥淖,比大地更沉重更黏人,它拖着有志青年前行的腿脚,干扰他们离开乡土到外面“闹世事”,从而更加剧了他们对乡村的认同危机。

探索的冲动

交叉地带既是差异交往地带,也是陌生人凭一己之力相互竞争、实现人生价值、获得认可与尊严的地带。在这块地带生长过的乡村青年,见过了比乡村更好的城市生存状况,洗净了自己身上的泥土,产生了奔向城市当“公家人”的梦想。于是,把在城里做“公家人”定为自己新的人生方向。他们知道,只有经过这块地带,自己才有可能进入城市,实现做“公家人”的梦想,便毅然决然地要告别故乡,奔向追梦的路上。

“我是什么必须被理解为我要成为什么。”人在努力中生存成长,通过奋斗发展变化。有理想肯奋斗的人,都是越界生存者,都不会被他的出身所限定,都被他的努力所嘉奖。他们认定,父母赐给自己两只眼,为的就是要它们在广阔的世界中去寻找,父母给予自己两只手,就是为了他们在陌生的领域去创造。人生过程既是在世界中探索与创造的过程,又是在世界中寻找自己塑造自己的过程。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主要是在长期人生实践中形成的。一个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寻找困难,就会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出一种坚强的性格。有志的人总想到陌生的世界去探索,总想被世界认可,总想给后人留一些可以传颂的故事。“当我规划我今后的生活,同意现存的方向或换一种新方向时,我就在规划未来的故事,这不只是临时性的未来状态,而是取决于我整个生命的方向。我的生活有趋向我所还不是的方向……”所谓生活就是在探索的概念中被把握的。因此,有志者把新的环境当作自己的新机遇,把新挑战当作自己生存勇气的新陪练。他打开自己对整个世界开放,也走进世界让世界对自己开放。

传统社会是一个长期封闭不愿开放的熟人社会,传统人生是一种不断循环缺乏探索的人生,它最显著的特点是帮熟欺生。农谚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因此,老人们对于陌生时空有一种天然的畏惧。当高加林不顾一切要进城当“公家人”的时候,德顺爷爷说他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土地,就变成一个没根的豆芽菜了。当孙少平要去交叉地带“闹世事”的时候,父亲孙玉厚忧郁地告诫他,“外面的世界不是咱们的,你出去还不是要受苦?再说,有个什么事,也没人帮扶你……”他们把社会看成一个由乡亲组成的情感共同体,把人生看成亲友相互帮扶的历程。他们不相信情感共同体之外的人,把这些“外人”当作危险存在来提防;不相信个体具有独立生存的能耐,害怕只身外出没有帮手会受到外人的伤害。在熟人社会,帮熟欺生,不仅是乡村生活的法则,城里生活也不例外。省委书记乔伯年想了解城市交通状况,解决市民坐车困难,自己就经历了一场帮熟欺生的惊险。他上了公交车之后,被身旁陌生的乘客拥挤得难以站直身子,买票时被售票员呛得难受,下车时司机又来找他的麻烦,多亏身边的便衣帮忙,才最终解除了他即将遭遇的祸患,从这个角度来看,老一代的观点也有道理。

改革开放时代,青年们身上有的是力气,心中鼓荡着勇气,他们要寻找困难锻炼自己的力量,寻找危险验证自己的勇气。他们最怕在熟人社会里,比对各自的身份与地位,最想在陌生人群中比拼个人的力量和勇气。他们喜欢挤满了陌生人的交叉地带,认为在一个各色人等混杂的天地里,“每一个层次的人又有自己的天地,最大的好处是,大街上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关心谁,他衣衫行装虽然破烂不堪,但只要不露羞丑,照样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自由行走,别人连笑话你的兴趣都没有。”在这里,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自我的价值由自己实现。

他们都是男子汉,都想在世界中顶天立地。他们知道,只身面对陌生世界将会多么困难,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人生所遇到的许多困难与坎坷,都和缺少父母强有力的支持有关。换句话说,因为父母没有经济资本,才让他们在学校受尽熬煎;因为父母没有政治资本,才使他们从和“公家人”距离最近的代理教师岗位被辞退。留在农村这个家,他们的父母是靠不住的。对高加林来说,他的家一穷二白,当不当家都一样穷酸,做不做主都改变不了平庸沉默的状况,看不到改变的希望,无法实现他去城里“闹世事”,实现他赢得世人认可的梦想。对孙少平来说,这个家是父母和大哥当的,自己只是个帮衬,“父母亲和大哥是主事人,他只是在他们设计的生活框架中干自己的一份活,作为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尊严的人,孙少平在心灵深处感到痛苦。”而撇开父母,在靠一己之力与人竞争的读书生活中,他的成绩名列前茅,在文艺表演方面,他也凭自己的才华代表学校到地区表演,获得了认可。因此,他“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啊!这并不是说他奢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不,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男子汉要做自己生活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和高加林一样,认为日常生活除了早出晚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还应该有读书看报等精神活动。合理的人生除了用劳动换取柴米油盐,满足口腹之欲,还应该用实践实现人生价值,创造人生意义。为了过一种真正意义上人的生活,他们决定把自己的视野打开,越过家乡投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只有在那个更广阔的世界里,才赋予他按照自己意愿安排自己人生的权利,才给他提供展示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潜能的平台。留在村里,他们人生的上限,除了做一个出色的庄稼人,再也不会有其他可能性。而做一个出色的庄稼人,也不过是重复祖辈庄稼人的角色。

自我的认同对个体的生存成长具有意义非凡的指导作用。一个读过书的现代青年,他的心里装着一个比文盲父母更为广大的世界。他的眼睛盯着故乡之外遥远的地方,他想去远方流浪,想去寻找家乡绝对没有的机遇,想突破祖辈不断重演的卑微人生。“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这个梦在召唤他到外面去闯荡世界,实现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理想。人是有理想和梦想的,什么地方、什么方式能让人实现理想和梦想,他就要把那里认同为自己的故乡。他们从家乡出走,来到了要实现人生价值的异乡,在这里睡敞口窑,向工头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劳动中出血出汗,甚至比在家乡还要遭罪,却心甘情愿。因为他们知道,外面不是天堂,是男子汉磨练意志和勇气,放开手脚“闹世事”的地方。那里虽然缺少家乡的温情,没有在家乡安逸,却能让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经风雨见世面,磨练自己,活成自己。家乡的天地太小,限制年轻人观看世界的眼界和思考人生的心胸,更限制他们发挥创造世界实现自我的潜能。高加林和孙少平,认同在外面的世界单独面对人生,主宰自我的生活方式,这种认同引导着高加林和孙少平这些既没有创世经验,也没有谋生技能的青年,勇敢地把交叉地带当作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新大陆”。他们忘掉了一切温暖、温柔和温情,直接面对受苦、受辱、受轻贱的挑战,引导他们在迎接挑战的活动中改变父辈在乡土中默默无闻的平庸人生。

人把自己定位在区别于故乡的另类的空间中,意味着他已经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存站位,选定了自己认同的奋斗方向,选定了自己喜欢的行动方式。人用自己的选择向世界宣示什么是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什么是空虚而无价值的生活。人渴望通过充实的生活给人生注入意义,渴望用有价值的行动把人生与某种更高的实在联系在一起,更渴望通过努力奋斗把世界塑造成为自己人生的纪念碑。他人生的所有追求,都是为了实践自己的心愿:“我要改变”,为了走出祖辈“你应传承”的悲剧循环。人一旦明确了自己前行的方向,自然就会明白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明白自己现在是什么,将来要成为什么。“我对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关于我成长和生成的意识。这种事情的真正本性不可能是瞬间的。不仅我需要时间和许多事变,以把我性格、气质和欲望中相对固定不变的东西,与那些尽管是真的但却变化不定的东西区别开来。而且,只有作为成长和生成的人,通过我的成熟和退化、成功与失败的历史,我才能认识我自己。我的自我理解必然有时间的深度和体现出叙述性。”正因为明确了成长和发展的方向,高加林才不顾一切翻墙撬门当“公家人”,陶醉于在通讯干事的岗位上,既发挥了才能,又留下了名望,进而抛弃了家乡金子般的女友,准备和城市姑娘黄雅萍一起去大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孙少平走出了家乡,通过交叉地带,端上了一个在煤矿当工人的铁饭碗,进入了一个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地方,占领了一个可以展示自己人生潜能的大舞台。于是,他把在农村箍几孔新窑洞,改变自己家里居住的凄惶,当作自己的梦想。因为窑洞的好坏是村民贫富的标志,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尊严。他想实现这一梦想,在家族中创造一段历史,在家乡建立一座纪念碑。孙少安在新旧时代转折的交叉地带,大胆改变了祖辈靠种庄稼养家糊口的生存方式,在家乡折腾了一个砖厂,一方面发展自己的事业,一方面帮助村里的困难户,最终改变了家族的历史,自己成了本乡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他爸成了本地集市上的明星,所到之处都受人抬举。兄弟俩在交叉地带用勇气和力量闹成了世事,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家族,赢得了荣誉和尊严。

探索的意义

任何有价值的创作,都是作家生活体验的结晶。路遥自己就是一个在城乡差别年代从城乡交叉地带过来的人,他又经历了从故步自封到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新旧时代交叉的过程,经历了从旧我到新我成长的历程,这一历程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促动他进行自我反思,驱动他与人对话。“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他在交叉地带生存成长,在交叉地带产生过痛苦与迷茫,在交叉地带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在交叉地带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社会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促使城市和农村之间发生了触及灵魂的频繁交往,尤其是广大农村教育的普及,大量城市初、高中生毕业到农村插队,农村初、高中生返乡当农民,市民和乡民相互渗透,城乡生存状况对比非常鲜明。城市作为中心和文明的标志,对周边乡村的冲击力日渐增大,周边乡村对城市文明的追求倾向日益增强。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矛盾,现代思想和传统观念的冲突,构成了当代生活极其重要的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尤其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的思想意识、道德精神,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认同与人生选择。路遥带着自己的忧思把这些写出来,与正在交叉地带生存成长的当代青年,与城市化进程日益加深的我们时代,进行对话交流,一起探索其中蕴含的社会人生意义。

一切探索和创造都始于某种危机,文学创作往往始于个体与时代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它的价值往往表现在是否刺到了时代的痛点。路遥认为,人们总是把城市化的过程简单化,认为那不过是一些人改变了一下环境,增加了一些个人履历,装了一些农村人不需要的组织关系。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从精神方面来说,这是一个无比沉重而艰难的历程。这意味着要丢弃一些祖辈珍传的好的或坏的遗产,同时得接受一些令人欣喜或令人不安的馈赠。由此必然造成了精神思想交叉多重的复杂性。要挣脱的挣脱不了,要接受的东西又接受的不自然。实际生活中巨大的矛盾引发了痛苦,引发了危机,于是艺术的冲动便出现了。”

路遥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村和农民熟悉,路遥又在城市学习和工作过,对城市和市民也较为熟悉。然而,比较而言,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给他的人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这里曾让他的人生闪光,也让他的人生受伤。这里曾催生他的浪漫与狂想,也让他跌跤、让他迷茫。因此,他对这里感受最深,对这里的人理解最透。他曾这样说:“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城市和乡村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这种人往往不是城市化了的乡民,就是乡村化了的市民。他们都是在旧我中融入了新我的人,他们中有些人的新我是被动融入的,有些人的新我是主动改变的。路遥选择后一种人作为主人公,想通过他们在城乡交叉地带改变旧我铸就新我,艰苦奋斗的心路历程,反映几十年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的进步及其所付出的代价。

人在特定的时空中生存成长,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在特定时空中养成,世界观人生观是他时空观的具体体现。时空观为人建立了一个感知和观照世界的模式,也对人的人格形成起到重要的模铸作用。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具体时空,也是主人公形象立体化的基础。巴赫金说:“最终整体的模式、世界的模式,这是每个艺术形象的基础。”路遥小说中的交叉地带,聚集了一群时空观差异对立的人,他们相互展开深度对话和交流、进行有意思的冲突和斗争,形成一个既具有张力又十分和谐的审美世界,让作品变得有趣有力。巴赫金在《巴赫金在〈拉伯雷〉的补充和修改》中谈道:“研究文学中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地形问题(时空体)。这是地形中基本的表意的地方。只有当一个人处于其中的一个地位上时,人及其行为、话语、动作才会获得艺术的含义。现实生活里的任何一个地方,它的背后都还应该透视出一个地形学意义上的位置,唯有这样,地方才能成为展示重大艺术事件的舞台;这个地方应该纳入到地形学的空间中去,应该与世界的坐标发生联系。”路遥的城乡交叉地带,正是在地形学的意义上既为青年奋斗者提供了展示其生存智慧与力量的舞台,也为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大事件提供了演出其壮美画卷的舞台。

交叉地带把人置于生存成长的边界,向世界开放,与他人始终处于对话交流状态。一方面向世界输出自我的体力与智力,一方面从世界中吸纳非我的精神与智慧,让人永远处于更新之中,不会自我封闭。交叉地带的生存者永远都在建构中、形成中,总是在建构和形成着新的自我。因为交叉地带的生存者,基本都生存成长在危机和转折中,他们基本上过的都是巴赫金说的是“门槛上”的生活,他们都是站在“门槛上”的主人公,其内在心理与外在行动都有待变化和完成,永远站在门槛上不动的,不是木雕就是石雕,活人不可能一动不动地站在门槛上,下一刻他不退到门内,肯定会走出门外。路遥让主人公站在“门槛上”,同时面对后退的诱惑与前行的召唤,考验主人公面对困境的力量与勇气。交叉地带的生活是一种充满变数、充满危机的生活,主人公置身边界线上,他如果不向城市拓展疆土,就会被别人挤回到他已经费劲抽身而出的乡村之中。路遥笔下这些边界线上(门槛上)的生存者,生活赋予他们特殊的时空条件,自由地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新看法,自由进行人生的新选择。他们面对潜伏着倏忽变化、难以预料的新挑战,以“我要前行”的超强勇气和力量应对,让读者为主人公的生存智慧和勇气感奋不已。

交叉地带的人物,都是要求改变旧我成就新我的人。这样的人物是一个未完成的活人,一个随时都在创造自己和世界未来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内在紧张的人。“人类常常是一边恋栈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的界线上。失落与欢欣共存。尤其是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儿女终有一天可能要离开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间在感情联系上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割舍,由此而论,就别想用简单的理论和观念来武断地判定这种感情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传统作家总是要在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比出个优劣好坏,路遥更关注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两极之间的张力,关注在两极张力作用下,个体生命本身的轻飘与无奈。他的这种观念赋予作品以现代哲学意义,“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我们发现一种基本的两极性,这种两极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我们可以说他是稳定化和进化之间的一种张力,它是坚持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和打破这种僵化格式的倾向之间的一种张力。人被分裂成这两种倾向,一种力图保存旧形式而另一种则努力产生新形式。在传统与改革,复制力和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层尤其是奋斗中的青年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困惑、焦虑和向往?路遥把这种困惑、焦虑与向往,放到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典型时空——交叉地带(门槛上)来思考,探究其中的价值与意义,使作品在探索人生价值方面具有了世界意义,也对同时代以及后来的小说创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 P11—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