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父亲是怎么叫我的，我竟然想不起来了。

我没有小名，更没有昵称，家里家外，长辈平辈，都叫我天扬，父亲大概也是这么叫的吧。只是，我可以清晰地记起父亲说话的声音、语调、神态，可是，就是记不起来，他是怎么叫我的。

到今年一月，父亲离开我，十一年了。这十一年里，回忆逝者的文章，我也写了几篇，可是，一直没有写父亲。近则情怯，如此而已。

我是父亲的长子，我出生时，他已近四十。所以，对于父亲前半生的一些情况，我都是从长辈那里听来的。

父亲生于苏北小城兴化，也因此，我，我儿子的籍贯，也是兴化。兴化按正规地理概念，属苏中，但在上海及苏锡常的人们看来，长江以北，就是苏北。南富北贫，南精北粗，苏南人对苏北人，历来是有歧视的。对于我的这个籍贯，儿时的我，也感到自卑。若追根溯源，父亲的籍贯是南京浦口，他的祖父我的曾祖父在浦口开设一钟表店，名“兴兴恒”，后举家从南京迁到兴化，“兴兴恒”成为小城第一家钟表店。这一事迹，还上过《兴化日报》。

这家小钟表店，传到祖父手上，搬到武安街5号，楼下店铺，楼上住家。父亲就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儿时一个春节，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回过一次兴化，那时，祖父母都健在。我算是在父亲出生、成长的屋子里，过了一个年。现在想想，那个年，特别珍贵。因为那是父亲唯一一次带我们回去。后来再一起去，已经到了父亲的暮年，变成了我带他回去，并且是住酒店了。那是他最后一次回兴化。因为带着孙子回乡，父亲十分高兴，车出高速公路，即将进城，高喊一声：“我回来了。”父亲如此欢然而呼，我只见过这一次。

武安街，现在作为一条古街，被兴化政府保存了下来。这样，父亲出生的地方，应该长久不会变了。对此，父亲很欣慰。从父亲的故居往右走几步，是县衙旧址，本来是宋代旧物，但被拆了，现在是个假古董，参观还要买门票；往左走几分钟，是刘熙载故居。说起来，小小兴化，历代出了很多文化名人，刘熙载之外，还有施耐庵、郑板桥，鼎鼎大名。明代李春芳，高中状元，官至首辅，也很厉害。有明一代，包括李春芳在内，兴化出了三位宰相（首辅）。这种名人辈出的情状，比起我成长的苏南小城太仓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及长，了解了这些，我的籍贯自卑，自然烟消云散了。

十七岁时，父亲外出谋生，先无锡后上海。在上海数年之后，一个偶然机会，父亲和叔父在闸北盘下一个小铺子，开了一家钟表店，叫“天昌祥”。这个很像店招的名字，取了曾祖、祖父、父亲名字各一字而成，可谓妙然天成。去年，我倩友人刻了一方店名印作引首章，自以为甚好。这个小店，业绩平平，维持度日而已。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父亲和三叔把店交出，进了全民国企。对此，他们是很高兴的。

因为家庭出身、经济条件等原因，父母结婚很晚，即使按现在的标准，也属大龄青年了。父母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介绍人叫李凤娟，是父亲的兴化老乡、母亲的纱厂同事。她以我家的缔造者自居，常来做客吃喝，父母命我和弟弟叫她孃孃。后来，她去喝喜酒，席散，坐同事自行车后座回家，从车上跌下来，不幸摔死。这是后话。

说起来，父亲中年得子，应该很高兴的。但恰恰是因为母亲是“高龄产妇”，早产了。那是1966年盛夏，天气大热。我只有四斤出头，据说手臂只有手指般粗细，不得不呆在恒温箱里保命。过了半个月，父亲把我抱回家，我挡不住酷暑发起烧来，再次送进医院。我自己当了父亲之后，猜想起来，父亲的开心一定被我大打了折扣。后来他一直不喜欢我，这也许就是起因罢。

当年，父亲的厂，在市区，母亲工作的地方，在嘉定县，是郊区。虽然市郊之间只隔了区区三十多公里，但那时交通不便，父母也颇有点两地分居的感觉。到我8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又怀了弟弟，便没办法照顾我，把我送到太仓外婆家，我一直呆到7岁读小学。这6年多时间里，父亲每年只来太仓两三次，我见到他的机会极为有限。从感官上说，在孩提时代的我眼里，他只是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从情感上说，我也几乎没有机会体会什么是父爱。

虽然父亲每周只回一次嘉定与母亲团聚，但他见到弟弟的机会，就比见我多得多。再加上，弟弟长得好看且乖顺，而我则既难看又倔强，于是，导致父亲大大地偏心。他的偏心，对我的身和心，都有不小的影响。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是暴躁的，他牙咬下唇双眼圆睁，就是发作的开端，接下来，肯定是一顿“生活”（上海话体罚之意），而起因，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洗手时没及时擦干手水滴到了地上，比如鞋子踩脏把外面的烂泥带到了家里。有时，在我眼里，父亲发脾气打人甚至有些不可理喻，比如有一次，在混堂（公共澡堂）洗澡，因为湿气太重温度太高，我有些头昏气喘，就蹲在地上，因为热气往上升腾，低的地方比较舒服。父亲竟然也大光其火，当众揍我。在那样一种环境下挨揍，我感到屈辱。

因为父亲偏心，弟弟挨打的次数要远远少于我，还发生过弟弟犯错我挨揍的情况。但即使如此，暴躁的父亲并未赢得弟弟的好感。我们兄弟俩同仇敌忾，甚至怀疑父亲是美蒋特务，一起在卫生间里寻找发报机，如果真的找到了，我们一定会“大义灭亲”。

如果说，在我的孩提时代父亲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那么，随着我长大，父亲在我心里的形象也慢慢立体、完整了。

父亲是长子。祖母生了十个孩子，活下来七个，都是男孩子。父亲年少便离乡背井来上海，挣来的钱，大多数都寄回兴化，补贴家用。最小的叔叔出生时，父亲已经在上海了。小叔叔曾跟我回忆说，有一年冬天，阴雨连绵，小店门可罗雀，数日无进账，家里的米吃光钱花光，祖母发愁，正跟祖父商量要不要去问邻人借点米，邮差送来了父亲的汇款单。因此，父亲在他的弟弟那里，享有崇高的威望。那次带父亲回兴化，我见识了他的威严。在饭桌上，只要父亲问话，两位叔叔必站起来欠身作答：“报告大哥……”此情此景，直把一向跟父亲没规没矩没大没小的我和弟弟看呆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父亲一生节俭，在用钱上，不仅对自己，连带对孩子都很苛刻。因此，我和弟弟从小就过得比同龄人要差，我们从来没有玩具，我们从来没吃过冰激凌，我们从来没穿过买来的衣服和鞋子。有一次，三姨妈看不下去，给我们弟兄俩一人买了一双白球鞋。父母不舍得给我们穿，收了起来。等到后来姨妈追问再拿出来，两双鞋已经穿不下了。

那一代男人的喜好，无非是烟酒茶。父亲都喜欢。他茶不离手，像是最爱。他对烟和酒的爱好，颇有特色。他喜欢抽“凤凰”烟喝“上海香”，与一般男人喜欢的最大路的前门烟和乙级大曲相比，这烟这酒不那么辣口，都有一种特殊香味。仅此一端，竟也显出父亲的特别来。父亲特别的喜好和兴趣，还有更高级的，后面再说。

到了我和弟弟都读了小学，父亲终于下决心从市区调到嘉定。当年的户口，市郊之间，差别巨大。因为父亲“下调”嘉定，就有另一个人可以藉此从嘉定调到市区，那个人，一定是欢喜极了。父亲原来是钟表匠，算是有点手艺的，后来进了上海照相器材厂，同样是做精密仪器，他有一张摆弄精密部件的工作照，笑得很开怀。调到嘉定的上海磁钢厂，他的手艺便无用武之地，只能打打杂，混混日子了。好在，那时候国企改革尚未开始，无所事事的父亲并无下岗之虞。但是，世事的因果，往往出人意料。父亲手艺荒废而打杂，竟然影响了我一生的职业走向。

当时，父亲的工作之一，就是分发报纸。每天一早，把报纸放进厂领导的办公室，第二天，以新换旧。换下来的旧报纸，父亲拿回家来慢慢看。于是，我们家的报纸就特别多。在信息匮乏年代，我也如饥似渴地读报，并就此对办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读新闻系，投身报业，父亲拿回家的旧报纸，是发端。

计划经济的国营工厂，是个神奇的所在。当年，母亲的厂属市纺织局，父亲的厂属市仪表局，从条件看，仪表局要好不少。嘉定是个古城，但旧城风貌，在我儿时，已所剩无多，旧城墙几乎没有了，倒是护城河还在。父亲的厂，在北护城河外，因为各种福利，我和弟弟也常常去厂里。去得最多的，是洗澡。到了冬季，厂浴室向家属开放。记得那个浴室像混堂一样，有大池可泡，有“莲蓬头”可冲。但我并不喜欢去厂里洗澡，因为大人们是同事，都认识，会攀谈，我自然觉得无趣。我喜欢的，是看电影。那时的国营厂，会在大礼堂或大食堂里放电影，放映效果自然不及电影院，但在娱乐稀缺年代，“厂里放电影”，是令人兴奋的。逢年过节，厂里还会有演出，是市里的专业剧团来演的，算是“送戏到基层”吧。印象最深的，是上海魔术团的大变活人和口技。我看了演出，也鹦鹉学舌，作马嘶鸟鸣，拟火车行进。还有一次，红极一时的上海说唱演员黄永生来，那简直就要奔走相告了。我看了演出，也学唱起《金陵塔》来。不管是洗澡，还是看电影、看演出，我们父子三人都是一辆永久自行车来回：父亲骑，弟弟坐在前横档，我坐在后面书包架子上。现在想来，父亲骑车带我们兄弟俩，应该是很吃力的，车过护城河桥，上坡时，父亲骑不动，常常叫我下来自己走上桥。父子三人同车，是温馨一幕，但我们两个少年郎，并不懂得。当时只道是寻常。

上面说到父亲高级的爱好，就是他常买的刊物：《地理知识》《新观察》《文汇月刊》。难以想象，连小学也没读完的父亲，为什么会有这么高雅的阅读趣向。我常常奉父命骑自行车到嘉定县邮局去买杂志。这是我最乐意做的“家务事”，原因当然是可以先睹先读为快。几十年后，我在自己家里订《中国国家地理》。想到它的前身就是父亲最喜欢的《地理知识》，心里便生出几分暖意来。而我的弟弟，现在最喜欢看的节目，是央视九套的地理纪录片。父亲和弟弟，都没出过国，但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并不比我少。

父亲告诉我们，他和母亲的所谓蜜月，是“手拉手一起去了一次杭州”，大抵也算是旅行结婚。其实，我从来没看到过父母手拉手，他们一起走路，高大的父亲大步流星走在前面，矮小的母亲跟着，相距足足有十多米。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很爱母亲的。母亲是纺织女工，要早中夜三班倒，比父亲辛苦得多。母亲的厂在城外，父亲长年骑车接送母亲上下班。母亲的班头日夜颠倒，所以常常白天在家睡觉，父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朝我和弟弟吹胡子瞪眼，不许我们吵到母亲。平日时，父亲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活。他烧得一手好菜，在大家族里颇有名气。烧一大桌菜，看着我们大吃大喝，是他最高兴的事。他总是烧好最后一大砂锅汤，才上桌。他只吃了不一会儿，我们就吃好了，把父亲一个人留在饭桌上。他慢慢地喝酒，吃剩菜，很满足的样子。

即使是在我们父子关系相对紧张的时代，父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也远远盖过了他怒目圆睁的形象。这个身影，高大而温暖。

长大后，我知道了男人也会有更年期。我想，我青少年时代遇到的父亲，是一个更年期症状特别严重的中年男人。随着父亲慢慢老去，他的脾气越来越好，性格越来越温顺。他身上的优点慢慢凸现，甚至焕发出光芒来。

父亲晚年，最高兴的事情，有两件：1997年，他有了孙子；1999年，他的儿子到他最喜欢的新民晚报工作。中国的许许多多严父，到了晚年，会变身无比慈爱的爷爷。父亲也如此，他对孙子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爱。为了让孙子张口吃饭，他可以爬到桌子上“跳舞”；孙子偶感风寒，他会彻夜难眠。而我在晚报上写了小文章，父亲也会剪下来，压在玻璃台板下面，读了一遍又一遍。

2009年1月7日，在医院工作的堂姐打来了令我终身难忘的电话。她告诉我，父亲患了恶疾，时间不多了。我怔住了，几分钟说不出话来。父亲住在堂姐的医院里，被照顾得很好。但是，他的身体，却衰退得很快。他因发烧最后一次去医院看病，是自己坐公交车去的，但很快，连上厕所也要人搀扶了。

在医院里，他告诉我一个他保守了大半辈子的秘密。解放后报户口时，他少说了三岁。我们一直被告知，父亲是属马的，其实，他肖兔，生于1928年1月。父亲嘱咐我不要告诉母亲。他觉得当年没有告诉母亲真实岁数，对不起她。我知道，万事豁达的母亲不会怪父亲的。果然，跟母亲报告了，她一点没有不快，说：“大三岁么就大三岁。”

父亲在最后几年里，虽然变得寡言，他的优点，却也因此显现。如前所言，他的身上，焕发出了人性的光芒——

他处处为他人着想，从来不想着自己。我和弟弟都有车，他却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要用，他最后一次去医院，也是拖着虚弱的病体，公交加步行前去的。

他总是说别人好。不但夸自己的妻子、孩子，还夸任何身边遇到的人，比如医生护士。我为他请了一个护工，是个太仓籍的中年妇女，我觉得她话多且手脚重，生怕父亲觉得不舒服。父亲却总是向她竖大拇指，表扬她力气大、做得好。虽然他们之间只相处了短短半个月，父亲走了以后，护工大姐也掉了眼泪，说父亲是她遇到过的最好的老人家。

他病得那么重，却从来没有说过哪怕一句苦、叹过一次气、叫过一声痛。问他身体感觉如何，他总是说：“蛮好，蛮好。”

他提出海葬，是我说最好让我们有个地方去看看他，他才答应改为树葬。后来，我们把他的骨灰，埋在一棵母亲亲自选的松树下。

父亲在最后几年里，胃口越来越不好。我们一再问他想吃什么，他总是摆摆手说，不用了，不想吃什么。那年春节前，我又问他，他说想吃金桔。我赶紧去买来，他吃了大半个，就摆摆手，不吃了。

金桔，是父亲提出的想吃的最后一样东西，也是我为他买的最后一样东西。父亲走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金桔。

父亲名李安祥，生于丁卯年腊月初七，逝于己丑年正月初六，享年八十又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