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九四三年仲夏，姑苏街道上响着军马零乱的蹄声。青石地砖上，仓皇又弱势的布鞋不时被车马逼到两边的屋檐下。很远处偶尔传来隐约的炮响，声势不大，笼罩住一座城市的背景基调。日光惨淡。

这天，桃花街上停下一辆人力车，上面下来一人。那人向车夫付过钱后，抬头看了看铺子上方的匾额，径直朝里走去。下午的日光斜挂在他的黑布毡帽上，帽檐在他脸上画出了一块阴影，阴影正好将他鼻子以上的部分盖住了；也就是说，以他的胡须为分界线，整张脸被划分成了一明一暗两个部分，好像这个人的脸有一半没一半，或者现实一半，梦境一半。在他进门的一瞬间，脸上两块区域立即发生了切换，明的变暗了，暗的变明了，仿佛现实和梦境往彼此的方向进行了极限的掘进。

对书架间那个擎着鸡毛掸的十六岁店员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当那人的两只脚跨过门槛、脸上光影交互并完整地显现时，刚好被店员一抬头瞥见。那一刻的日光跳动了一下。

这是苏州城的一家老字号书店，叫桃花书庵，一八九九年挂牌，在那人进门之前，开业已近半个世纪。店主是那位店员的祖父，八十五岁高龄的他咳嗽不断，每天靠一锅慢火熬制的中药，让忙碌的肺获得半个时辰的喘息。此刻，他从短暂的午睡中醒来，与此同时，他那沉积着烟垢的肺也被屋子里的一粒灰尘叫醒，并通过喉咙向外面作着尖锐又浑浊的报告。

通常，在这之后的两分钟内，连接一楼与二楼的曲形木质楼梯会发出咚咚咚的一串促响；透过薄纱帷帐，可以隐约看到一团球状的黑影从梯口冒出，然后向其卧榻的方向，一点点移动，变大，并借由木格窗透进的光线最终成形。拨开帷帐，他首先看到的是眼睛，和一八五八年的他真像，瞳孔像两滴刚刚晕开凝结的墨，水润有光，仿佛能够穿透一切迷雾。这束光是他苍白的一天中唯一的安慰。现在，他的希望落空了，五米开外的梯口那里并没有冒出一团黑影，木梯也没有一点抖颤的迹象。房间里异常空洞，唯一的声音来自墙角的一面座钟，三根指针向他提示着准确无误却毫无用处的时间——四点过一刻。他的肺部近乎衰竭的呼喊，只有他一人听见。

那双和祖父年轻时一样有光的眼睛，此刻正翻越两排冷清的书架，和悬在屋外的一顶帽子热情握手。那双眼睛的热情与那帽子无关，也与那帽子下面的脸无关。整整一天了，店里没有进来一个顾客，也没有一个身影在门外逗留超过两秒。夏天的街道十分吝啬，它收集了成千上万只的布鞋与马蹄，却没有匀给这家书店一丝热闹。店员无事可做，地扫了三遍，书架擦拭了五遍，边角挺立的瓷瓶洗心革面，光可鉴人；鸡毛掸在他手中，像他的第三只手臂，店里几乎每个部位都被抚摸了一遍。他想象着屋子里看不见的灰尘，他和看不见的灰尘搏斗，直到余光越过书籍的顶部勾住了屋外那顶帽子。那顶帽子很松软，当它飘进店里后，马上就被一只手取了下来。一个圆而半秃的脑袋接替了帽子的位置，继续占领他空闲的目光。

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从书架间挪开的理由。这个理由并不丰满，甚至不够完整，它剩余的部分被身前那排书架挡住了。他往书架的侧边稍稍移动了一下，用目光继续画出今天唯一一位顾客的样子。他把目光聚焦在那人的胡须上，胡须黑而浓密，从鼻翼下的制高点往两侧缓缓滑落，像给两瓣不大的嘴唇撑起了一把伞。他想这两撇胡子一定在哪见过，但又和印象中的有所区别，区别在于胡须的力量感。记忆中，那丛胡须像一把匕首，边缘齐整而利落，让人望而却步。而眼前那人的偏柔和，每一根胡须都是散状的，没有明确统一的方向，忽左忽右，显得蓬松，像一群散兵游勇集合在一起。店员不明白为何自己看见他时会想起别人的胡须，别人是谁，他又是谁？

那人走进来了，避开店员的注视，径直走向了靠墙的书架边。他分裂的脸完成了统一，因而那丛胡须不再是分割线，而是回归了他样貌的局部特征。

“先生，您需要什么书呢？”

“随便看看。”那人没有看店员，走向了一排书架。

那是一排线装古籍，唐寅、文征明，还有徐渭等。他剥出的是徐渭，准确地说，他的手是在唐寅的书脊上停顿了一下，然后滑到了边上的徐渭那。他摊开徐渭的诗画集，读了起来。徐渭是个疯子，也是天才，但归根到底还是疯子。徐渭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条狗陪着。那人手捧徐渭，眉毛忽地一紧，抽出右手轻轻捂了捂胸口，似乎那里正隐隐作痛。停顿了几秒，神色旋即恢复了正常。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框，嘴角轻微张合，似乎在念书中的句子。听不清。店里太安静了，一粒纽扣掉下来都能在几米外察觉到，但他的声音却比一根头发落地的声音还轻，一个字都捕捉不到，只有两撇胡须随着唇角细微颤动。也许他根本没有出声。他弓着腰，微微埋下头，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全身上下只有眼球和嘴角在动。他的脸几乎要和书贴在一起了。他没有注意到店员在看他，似乎也不想注意到。注意意味着对视，对视里饱含着交流，而任何可能的交流都是他所极力避免的。

这很正常，没什么可奇怪的。这里又不是茶馆。店员盯着那人，是因为无事可做，研究那人的胡子是此刻唯一有价值的事。一天了，门外来回晃动着人影，他还没见到谁像这个人一样这么安静地立着。那人是个立体、完整的人，无限后延的发迹线、心猿意马的胡须，这是今天唯一一个从那扇门进来的人。

店员十六岁了，还没出过城。对他而言，这扇敞开的店门就是城门，出去就是城外，城外是另一个世界，没有书的世界。这么多年，在看守书店的同时，他趁机游遍了书里的世界，他渴望到没有书的世界看看。门是打开的，那个被日色饕餮的世界仅一步之遥，他可以随时跨出去，汇入那些鞋子，流向任何一个地方。可是，每次当他跨出一条腿的时候，就有一声咳嗽从楼上勾住他的裤脚，那是他的祖父。祖父告诉他，门外有军马在狂奔，而军马的脾气你是摸不准的。

他没见过军马狂奔，但他在祖父收藏多年的一套画集里看过韩干和龚开画的马，一个浑圆饱满，一个瘦骨嶙峋，都不会跑。在他眼里，画家的脑子都有点不正常，瞧瞧他们画的马就知道了：一匹肚子肿得像指甲就可戳破的大皮球，上面负着一个胖子，四条腿蓄足了地气，却跑不起来；另一匹呢，头耷拉着，腿曲立，连一丝跑的欲望都没有。也许，它是刚负重狂奔了几百里地，瞧瞧，一排胸骨愤怒地凸了出来，一根稻草就能终结它的老命。他觉得自己挺像胖的那匹马，只是缺一条指引它的缰绳；或者他身上多出的正是这根绳，这根绳子，正和楼上祖父的病肺绑在一起。他一跑，立马会拽出祖父带血的闷咳。

他在那人身上嗅到了外面世界的气息。不是中药，是别的什么气味。那种味道让他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喷嚏使他手中的鸡毛掸抖落到了地上；他没有去捡，而是走向了那人。

“您打哪来？”

“北边。”

“北边哪里？”

“北平。”

“去北平骑马要多久？”

店员仰视那人，那人垂目徐渭的一幅画。第三个问题让那人一动不动的眉毛微微抬了一下。

“北平有樱花吗？”

那人终于转过了身，连同他的胡须，从背阴面转了过来。两个人的眼睛有了第一次对视。

“现在是七月，你问了一个四月的问题。”

“那么，四月的北平有樱花吗？”

“北平有海棠。”

那人不知道他究竟想问什么，他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想知道点什么。

“如果北平没有樱花，那么您又是打哪里来？”

他认为那人撒了谎，要么他来自北平而北平有樱花，要么北平没有樱花而他确实来自北平。他凭直觉确立了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我懂了，你是想问我的祖籍。我来自南方，比苏州更南的南方，可那里依然没有樱花。”

“您一定去过一个有樱花的地方，是哪里呢？骑马去需要几个时辰？”

那人不知道他更关心樱花，还是骑马。或者，他想说的是骑马去有樱花的地方看樱花。

“会骑马吗，孩子？”

”不会。”

“那你见过樱花吗？”

“没有。”

“樱花，可远着呢。”

“有多远？”

“你可以到门外随便拦下一匹军马问问。”

店员微微扬起的目光被这句话拨向了店门外。街上刚好有一匹军马昂着棕黄的脑袋走过，上面跨着一个穿同样棕黄军服的军官，腰间别着一把长剑。马的后面，跟着十几个步伐齐整的士兵，枪斜斜地搭在他们的右肩上，像一群假寐的眼镜蛇。漫漶的日光是那样毒辣地加深了一个守书人十六岁的渴望与困惑……

“祖父的书店在桃花街，离这不远。但也不近，因为我再也走不到那条街了。”店员打了个盹，从藤椅上醒来，椅子也骨节嘎吱一声地醒来。一滩从梦中流出的口水将他发白干枯的须髯镀上了一层晶亮的光。很快，那光又被头顶一片浮动的梧桐树叶给消灭了。

“那人把徐渭的书买走了吗？”

“这不重要。你为什么不问问他是谁？”

“他是谁？”

“他是谁也不重要。因为那个下午他离开之后，我就把他忘记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么，您把那匹军马拦下来了吗？”

“军马？”

正说着，店里进来一人，四十岁上下，戴着顶黑色遮阳帽。藤椅上，两颗固定在老花镜后面的眼珠往右上方微微动了一下。算一算，在我们说话的一个多小时里，他看向我的眼神差不多被打断了十三次。这意味着，其间有十三个人进来过。每有顾客进门，便会受到他目光至少三秒钟的洗礼。如果顾客没有任何反应，自顾自地走向书架，他便会马上收回目光，接着和我说话。

我是那十三个人之前的那个。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藤椅上闭目养神，似梦非梦，在这样的下午，冷清的街边。上面走过的不是军马，是电动车，摇摇晃晃，慢悠悠驶过，松动的青地砖弹起又落下，发出清脆的磕响。他在藤椅上的睡梦也跟着起起落落，通过眼皮呈现轻微的波动。

他的讲述同样构成了我的梦。他醒来，我也就醒来。

——我为什么来到这？嗨，差点给忘了。到苏州半个月了，为了寻一本书，我一直孤身浪迹在各种交错颓败的巷弄里，身后拖着或长或短的影子，好几次，它差点把我给跟丢了。那本书我不知道名字，它的内容完全在我经验之外，经验的盲区是我确证它存在的理由。我相信它就在某条巷子的书店里，像嵌在墙里的青砖一样等候我取出。我是顺着另一家旧书店老板的手势来到这里的。那家店在一条叫山塘的街，临水，“伯虎书屋”的匾额很敞亮。老板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他正坐在茶桌旁悠悠地品茶。进得店门，我尚未开口，他便露出一嘴黄牙，说你走错门了，到那老头的店里看看吧，说不定有你要的书。我要的书？他的直觉吓了我一跳。我故作轻松，假装没听懂他的话，贴着书架兀自搜索起来。晃了一圈，指尖细细点过一遍，层层叠叠多为大路货，确实应验了他的话。又不甘心，觉得也许遗漏了，于是从书架最边缘的那本书开始，怀揣隐秘的期待，再次检阅那些衣衫褴褛的书脊。一本书能否被我打开，取决于它的书名。理想中的名字，要足够暧昧、野性、神秘、不知所向。我知道的，它在那里，猫伏在一群异类中，随时将一跃而出，扑向我。但，那本书是什么？“这里没你要的书。”中年老板说话时没有抬头看我，他在给自己倒茶。茶香和他的话几乎同时滑入我的鼻尖和耳朵。

“有些东西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我在等一幅唐伯虎的画，等了二十年还没等到，”他抿了一口茶，尖状的喉结耸动了一下，有要刺破脖子的感觉，“不过我相信这是迟早的事。说不定下一秒就来了，收破烂的吆喝一声，说捡了些废字画你要不要？我打开一瞧，嘿，惊得不敢作声！告诉你吧，唐伯虎的画到达我手中的时候，就是我书店关门的时候。”

中年老板放下茶杯，双手朝上托着一团卷轴状的空气，眼冒绿光。

“我只要不离开这店，这天就迟早会来的。会的。也许就是下一秒。”

真是遗憾，下一秒走进来的不是收破烂的，那人的衣着鲜着呢。这个神神叨叨的中年老板还在说，他背过身去，得道似的坐定，喝一口茶说一句，好像在对我说，又好像不是。这个疯子。那壶红茶又见底了。“你到老头的书店去看看吧。你从这边沿河走到头，拐到另一条巷子就能看见了。”就这样，我被中年老板赶出了门，赶进了姑苏城的另一家旧书店，去寻摸一本我自己也不知道名字的书——

和中年老板的书店不同，这家旧书店的面积与品相显得更寒酸，名叫桃花书庵。我看到它了，但不确定是不是它。我的手已经伸了过去，就在指尖触碰到书的一瞬间，脑后传来一个浑浊又苍老的声音：

“知道吗？他比徐渭还惨，死的时候，身边连一条狗都没有。”

我转过身，确信是藤椅上的那个老人在和我说话。透过老花镜片上正面射出的一道光，我确信他不是自言自语。

“他是半夜解手时摔死的，脑袋在石头上开了花。裤带都来不及系。那个狼狈啊。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样子可以优雅一点，身边最好能有一条狗。”

“请问您说的‘他’，是谁？”

“我已经九十五岁了，活得比我祖父还长。连我自己都没想到，”他避开我的问题，“年轻人，你还是把烟掐了吧，我祖父吸了一辈子的旱烟，你猜他的肺成什么样了？比牛粪还黑！”

“九十五岁？看不出来，我看您最多七十五岁。”说着我便把烟丢到地上，用脚狠狠踩灭。我一边踩一边暗自发笑，我的妻子苦口婆心劝了我多少年了，一次也没能中断一支烟在我嘴里的嘶嘶燃烧；而这个老头，轻飘飘一句话，就让我俯首称臣了。

“祖父走之前，有句话卡他喉咙里，出不来。他咳，连同那句话咳了出来，一团血，黑乎乎，黏黏的。到现在我还常常在想，那口黑血里究竟藏了句什么话，”门外，一位少年骑车走过，起了一阵风，掀起他前额黄灿灿的一撮刘海，几颗隐居的刺痘暴露在正午毒辣的日光下。“我想是还没到时候吧。我是说等我快死的时候就能知道了。我那年也就他这么大，没事可做，每天就在祖父的书店里守着，也没什么人来买书。那年头，谁有心情看书？祖父好几年都没下过楼。他也不让我出门，说门外有军马，性子比狼狗还烈，你可千万别去招惹。”

一只苍蝇落在老人裤腿上。他手中的鸡毛掸一挥，那颗明亮的黑点便嘤嘤地飞走了，消失在空气中。书店不大，五六平米的样子，靠东是一墙泛黄的线装古籍，吐着绒绒的线丝，另外两排是近现代中外文学作品，拉拉杂杂；正中立一个木桌，垒了些苏州的文史书籍。店里没别人，因此我确信我是他唯一的倾诉对象。我似听非听，垂落的右手暗自憋着一股劲，想再伸到书架去取那本书，却三番五次被他的话打断。老人大概很久没说过话了，库存的口水从他破败的牙齿缝里不断渗出来。

“当年桃花书庵可比我现在这气派多了，好几千册古籍，“老人的手向上一扬，”把墙都塞满了，你要取一本老庄，得拿梯子来才够得着。不只是书，还有怀素、宋徽宗的书帖，扬州八怪的画，都是真迹，那可不卖，让买书的过过眼瘾。和祖父的店相比，我这只能算个小书摊，自个娱乐罢了。”

“您还没告诉我那是个什么人呢？”我打断他的话，“他和您还有您的祖父有什么关系吗？”

我天生性子急，跟人聊天，最受不了那种有头没尾的弯弯绕；他说了半天祖父和祖父的书店，却把最开头提到的那个人抛到九霄云外了。

“我守祖父的店，守了整整十五年，进进出出多少人啊。门外边的军马都不知道换了几拨，一拨比一拨还瘦，还真和龚开画的一样，一排肋骨都从肉里刺出来了，世上真有这样的马？得有快八十年了吧，现在我睁眼闭眼都能想到当年来买书的那位先生。我记得他的胡须，鼻子下那一溜黑，想不起在哪见过，真应该再修一修，太散了，没一点章法，完全可以修得再精神一点，哪怕剪掉也好。年轻人，我看你的胡子也该修修了，你才多大呀？”

经他一说，我下意识地摸了下自己的胡子，有点扎手。

“他来看书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樱花，还有马。凭直觉，我认定他是从开满樱花的地方来的。我要骑马去看一看，闻一闻；那会儿，我鼻孔里全是让人作呕的中药味。我向他打听樱花的事，说到一半，楼上咚的一声，什么东西砸在木板上，重重地砸下来，就响了一声。那声音又闷又干脆，现在还在我耳洞里响着。我的祖父没能活过那个夏天。那个人走了，我的祖父也走了。整个楼里，就剩我一人了。外面的太阳光顿时刺眼得很，一层层把我挡在门里。我不敢看，一睁眼就痛，痛得不行，针刺的那种痛。你能想象吗？就像今天，你瞧瞧，这天，金光灿烂，可我当时觉得，那一束束的光，就像刀子，从天上扎下来，把城里所有人都杀死了。”

“死了多少人？老实说，那些个年头吧，除了我祖父，我还真一个也没瞧见过。你想想，军马天天在街上跑，谁家的唢呐敢拿出来吹？从来都是买书人带来消息，说是阊门外的荒地里头又多了个没碑没字的坟包，然后叹口气。那年头，一个人死了，也就是叹口气的事。现在你到阊门楼上看看，哪还有什么坟哪，全是楼啊车啊，那里埋过谁，谁还记得？我都不记得祖父葬哪了。不是我老糊涂，你看我有一点糊涂样吗？我精神着呢，不信？我一看你就不是本地人，听你口音，有点像客家人。岭南还是岭北？那地方可不近，我倒是没去过。不过早些年，得有五十年了吧，我认识一个从岭北来的，跟我那时年纪差不多。他有个习惯，不管下没下雨，头上非得顶个斗笠，前边压得低低的，把脑袋捂在里头，一幅怕见人的样子。我们搭档在苏北乡下收麦子，干了好几年的活，就没白白亮亮看过他的脸几次。后来他回老家了，就没再见过。也不知道在不在了。”

“苏北？您不是一直守着祖父的书店吗？怎么跑那么老远去收麦子？”我越听越费解，不知道他究竟要把话引到哪条沟里去。那一口软绵绵的吴语更是让人云山雾罩。

“那是多老的黄历了，早没了那书店。当然也不能算没有了，只是名字改掉了，性质也改了，姓公了。我呢，也不用指着一天卖几本书过活了，有固定工资领了，很是自在了些年头。后来去苏北乡下，工资也照领；只是干的活不同了，以前是守书店，后来是守麦地，守了九年啊。眼里整个的，都是麦穗在晃啊晃。麦子你见过吗？大片的，压根看不到头，我站在麦地里，那个黄，比金子还黄，迷死人。那时，我的世界就是麦地，世界到头了也还是麦地。那穗子，一粒是一粒。对了，你们岭北是吃稻子的吧。那种法可大有不同。我知道你们客家人好吃辣子，我那老搭档也是，三餐少不了，否则干活没劲。他这个人，平时闷得很，嘴角一抹辣，话就跟着溜油，不知道溜到哪去。让人莫名其妙。有一次，他破天荒把斗笠从头上取下，偷摸凑到我跟前，说，老布，你感觉到了吗，世上最锋利的是太阳光，你以为它在照耀你？不，可不是，它是在杀你，它一边杀你一边为你举行声势浩大的葬礼。我当时心里一惊，说，嘿，老兄。然后，不知怎的，嘴巴就哑了。接着我就想起了祖父死的那个下午，想起那个来买书的先生，他对我说你到外面拦下一匹军马问问吧。我想不起的是究竟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是祖父的死，还是那个人的话。也许吧，同时发生的。就是说，当那个先生让我去拦军马的时候，我的头顶咚地一声响，闷闷响。然后，我眼前一黑，窗格子那有什么东西把我眼睛给刺痛了，那感觉，就好像我第一次看见日头，醒悟到有这么个刺眼的东西。你相信吗？到那天，我差不多五年没出过门了。我和那日头，有整整五年，谁也没瞧过谁一眼。是那先生启发了我，是祖父的死启发了我。我走了出去，走到了桃花街上，人呢？一个没有，空城！”

老人越说越激动，嘴皮子不住地抖颤，藤椅以轻微的嘎吱声呼应着他话语的波动。眼镜不时从鼻梁上滑落，他没有去扶正。这使得他的眼睛一半在镜框里，一半在镜框外；他投向我的目光也显得一半真实，一半虚幻。

“那人走了，在我上楼之后。他留下两张法币，没打招呼，就把徐渭带走了。我再没见过他。也没想起过他。他就像压根没有来过一样，我从来没想过他是谁的问题。他是谁重要吗？按照我搭档的理论，其实那天出门后，他就死了，被太阳杀死了。死得不知不觉不声不响。活着的只是他的身子，他真应该把胡子修一修的，他为什么不呢？我祖父走了，他操持了半生的书店也就彻底打烊了。老一辈的苏州人都记得，在桃花街，有这么一个铺子，里头卖书。可是后来他们去找，发现门上的匾换掉了，里头也不再是当年的样子。再后来，那条叫做桃花的街也没了，改了名，叫解放路。听着耳熟吧？那些个年头里，我都在桃花街边的店里想樱花，骑马去看樱花。那人走后，唯一的线索也就断了。我想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开一间书店。从苏北回来，我就四处筹钱，亲戚啊朋友啊，百十来块，在隔壁的巷里租了个店，收罗了一些书，新的旧的都有，还是取名桃花书庵，只是再也没祖父时期的辉煌了。我把徐渭重新放回了书架。你知道吗？徐渭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条狗陪着。那人比徐渭还惨，半夜到院子里解手，脚一歪，头砸在石头上，没了。在地上躺了好几天，是一个送信的邮差发现的，报了警。他的死讯，出现在几天后的一张报纸上，不超过五行字。我读到，已经是十年后了。那天在店里整理旧报纸，偶然翻到，上面写着7月8日，这么巧。这天，正好是我人生头一次出远门的日子，一个人，从苏州来到苏北乡下，那麦子，油油的，看不到头……”

那滑落的镜框终于被一只枯瘦的手推回了鼻梁上。

“打烊了。”老人从藤椅上缓缓起身，忽然生冷地来了句，示意我可以走了。

“现在才四点半。”

“没错，就这个点打烊。”

“可我要找的书还没找到。”

“你要什么书？”

“就那本。”

“什么书？”

“不知道。喏，那本。”我的右手利索又精准地朝书架的某个部位一指。

“拿走吧。送你了。”

我微微踮了踮脚尖，将书从书架剥离出来。此刻我终于知道了，我苦苦寻找了半个多月的这本书叫《瓮葬》，是一个叫布朗的英国人写的。我和老人同时从书店里出来，他拄着拐杖，肩膀一高一低地往东蹒跚着走了两百米，拐进一条巷子，消失了。我呢，往西汇入姑苏城喧嚷的大街，看着偏西的日头镰刀般收割着匆匆奔袭的一茬茬人群，而他们并不自知。我的睫毛突然一抖，脑袋里冒出一个奇怪的词组，叫“日光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