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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跨界写作作为当代文坛近年来勃兴的重要文学现象，张柠无疑是其中的领军人物。本文从对张柠小说发表的印象切入，以历史文化、学术理论、文学现场等脉络提示跨界写作现象的复杂成因；论述了张柠小说创作的思维和叙事，尤其是其中显现的复调形态和对话关系；阐释了张柠在长短不一、不同系列的小说中所呈现的主题和人物形象，强调批评家的理论视野为小说叙事所贡献的独特创造力；观照了小说的文本结构与艺术维度及其指向的意义整体，指出新锐作家张柠的艺术信念和行动力量。

关键词：张柠 《三城记》 跨界写作 “幻想故事” “罗镇轶事”

张柠近年来高频次地出版、发表小说，饱满于多样态的自我进程。这一自我优化进程，显然不存在某种知识性写作热潮中的必然选择，而是指向“在场”的批评家将历史文化视域投射于跨界写作的文学自觉。

语言、视点、叙事、描写等维度绵密交织，无论是长篇小说《三城记》，还是以“罗镇轶事”“幻想故事”系列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和其他长短不一的小说创作①，娴熟的技法和灵动的形式，提供着文本可供探寻的更为深层的意味：一者，小说的具体形式和表现技法再次牵引读者思考文本形态的意义，小说形式作为对话的可能，成为值得探讨的主体，同时，这一形式和技巧的具体策略，与小说的社会性形成内在的合谋；二者，除开人性“第一性”和性别“第二性”等经典文学母题，“青年性”因其身居其间的过渡性，以及青年在成长现实中呈现的诸多新样态，已被小说家张柠敏锐捕捉，无论是无意识地被迫坍塌和自我扁平化，还是社会价值和身份尊严的确认困境，乃至更为根本的情感归宿性和精神漂流等问题，都在张柠的小说创作中寻求文学的终极关怀；三者，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形成知识青年成长话题以外的复调。主题、风格连同叙事模式，按作者的话说是“城市故事”“乡下故事”以及旷野中的女性“复活故事”，正如《三城记》中以不同城市地域的发展成本诱发青年展开行动，其他篇目同样展现张柠在多重时空下进行的整体性文学建构和统一的创作思路，有关个体的幻想和局部之观照，将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复杂秩序化身为对峙于个体内在的沉默大他者，重回“旷野”，才有“复活”的机会；再者，顾明笛集高等学历教育和城市青年形象于一身，这种重叠特性已经在当下的城市生活中生长为普遍。就笔者及其同代人而言，我们在生活中极可能遭遇顾明笛的同类，也同样可能成为顾明笛的同类—我们担心顾明笛，也长久地对他表达不满—阅读中不可遏制的代入感和映射而来的心理效应，使我们对自我的疼惜连同自我厌弃一齐拥抱。而我们解决实际面临的自我认同、身份焦虑等困惑时，能否像顾明笛一样作断然的抉择？我们放眼望去的“实然”世界的道路似乎要更加复杂和漫长，而这种身临其境的难局，不断为我们提供着有关《三城记》的复杂言说立场和推心置腹的可能，进而成为《三城记》难能可贵的读者优势。

与之相适应的还有，后现代理论视野中的批判性、坚决追求的尊严感和其他绝对价值，以及新技术和新兴领域里对相关创造性的认可难度等，都宣示着青年在工作和发展场域里对新定位的必要需求和迫切渴望—有了真正的问题，才能进行源以泉流的严肃思考。顾明笛崩溃于激动人心的时代生活，沙龙、职场、学院、创业、“归隐”等纷至沓来的人生关节，演绎出一个“入”与“出”的闭合循环：顾明笛先崩溃又复活，看似幸运实则绝望，骤然到来的再度崩溃印证了复活的虚假属性，以及所谓的正确生活的不可靠。缘此，《三城记》或是一个面向未来敞开的未完待续文本，“最终的话语由不得你说”②，顾明笛还将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那里必不缺少无人知晓的喜与悲。

表达思维与有效叙事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融媒体时代正在创造新的表达可能和思维方式，理论建构的重要维度，即是一种进程中的授权和启蒙，因而必须相应自我革新出有效的话语。

正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思想从对历史、传统的审视，转向对自我和时代的审视，伴随社会变迁，部分关键性的范畴与话语出现转型，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与各种深层思考，既有承接而来的延续推进意义，又在新的态势中生发广泛性，学术思想与研究范式开始与人的生存现实、精神心态和社会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内在思维、话语及其形式与方法等研究，及其研究的外部，日益突显出复杂性与多样性，由此生发出的对差异性重组和自我审理的迫切需要，发展为有迹可循的经验借鉴。循迹于当下，重要的借鉴意义便是其作为思路的直接踪迹，成为回应学术课题、研究转型、直面根本性问题的坚实基础，而文学领域新近勃发的批评与创作的“跨界写作”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所谓“倒行逆施日未晚”，正是“思维也开始摆脱僵化逻辑的束缚，返回到形象思维活跃的状态……语言开始摆脱‘因为所以，科学道理’的惯性，开始自由地生长”③。以创作的表达思维抵达批评理论的有效叙事，联合批评家和作家的双重思维，长篇—短篇—中篇，文体的创作节奏和系列意识，无不体现着文学本应具有的对话性与敞开性，统统“符合‘逆向而行’的生命诗学”④ ，也“将碎片生活变成意义整体”⑤。

应当说，文学理论层面，批评家和作家各自已有相当的认知，例如现代技巧和重返传统，先锋品性和发生学意义，话语的独立性和作品风格论等，因而问题的重要向度便在于如何在共有的认知基础上，形成兼容式的文学形态，并由此反观各自文体领域里的文学表达—批评家的小说叙事似乎由“命”而“道”，其不断自我修改、调整、优化乃至“变异”的先天思辨能力不仅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一重要的纽带功能，同时也在创作实践中被不断赋予了树立某种榜样和典范的职责与期许。同时，“跨界写作”这一日趋勃兴的创作现象，从客观上昭示出错综复杂的文化形态、精神内核和价值判断等文学存在的前提要素，已然无法经由单一文体获得整体性的透彻表达，而当批评理论的表达思维转为以小说叙事的方式来呈现，小说的内容、结构和形式等，无一不在具体且及物地查验其中的真相和有效性。

这种有效性，根植于文本的对话精神，而对话的具体频次和带宽，相应成就于作家精神谱系里的深层文体意涵。诚如张柠的理论处女作《对话理论与复调小说》⑥与长篇小说处女作《三城记》以“对话”与“复调”的精神在文本及其本然层面形成共鸣这般，又或“‘媒体派批评’不能框定张柠一样，‘海派批评’也只是触及了他的一个面向。因为从张柠的学术起点看，他其实走的是‘学院派批评’的正宗路子”⑦这般，《三城记》里嵌入的文体类别—信、日记、诗歌、小说和实验文本等，情节叙事的外部—书单、文论、语言学、哲学、宗教和神秘主义等，连同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梦与自我意识及其所观照的真实，新闻出版等行业态势、高校“院、系、所”生态、城市气质与个人选择、知音的真实与“乌有”、伴随地理漂流而来的爱情转移……乍看之下被映射着的触手可及的现代日常琐碎，具体的踪迹则羚羊挂角于知识场域的尖锐探讨和小说人物的主体性对话，读者于智性阅读和叙事激情中获得浑然一体的审美感受，同时在成长主题所关联的方方面面中觉察出可求诸于己的不谋而合。

《三城记》在《当代》杂志2018 年第6期首发，旋即有作者创作谈和作品评论陆续发表，小说的成长主题以及关于这一主题的诸多学者论述成为当代长篇小说理论增长热点，例如：“现代小说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成长小说，或者是成长受阻的抵抗小说”，“现代小说既要给‘日常生活’予意义，还要让‘个人经验’充分展开”⑧“把一种批判与审视的矛头对准了正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之中的各方面依然不尽合理的社会现实”⑨“人和时代都在变，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他们如何与时代形成一种互动，这样的时代给予揭示出的道路在何处”⑩“一种行动、一种实践、一种选择，他们的迁徙史、奋斗史和情感史正是在书写着自己的成长的历史—一个书斋人到社会人的成长。”11 “指认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知识分子的根本命运—主体未完成。”12 “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意味着未来具有很多可能性，实际上这种开放性的结局是指向复活的。它有无限的可能，有另外的故事可能发生。所以开头和结尾的方式包含了开头和结尾时空维度的思考本身就带有大量的精神内涵不仅仅是纯粹的文章学意义上的技术问题。这个问题就延伸出了另外的问题，就是叙事和描写的问题。”13 等等。

《三城记》里，小说的表达实效得益于叙事和描写的理论实践，潜行着的思辨和逻辑，通过语言和意蕴的灵动点染，避免了主题先行的刻板，成就了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表达思维和有效叙事。笔者在此必须向一种幽默感致意—事实上我们的作者和小说大多缺乏这种艺术表现手法—

他们两人交往的风格很特别，没有小资产阶级的那种温情脉脉，更没有巴洛克式的奢侈和洛可可式的夸张，而是直截了当的简约之美。张薇祎多次试图回到巴洛克之前的古典风格，都没有成功。这既有她自身的心理障碍，也与顾明笛的坚持有关。然而最近，张薇祎似乎有点把握不住了，决定要回到18 世纪的浪漫主义时代。这是顾明笛最不能接受的风格。哪怕是回到19 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也好啊。14

两性交往之所以在成长故事中必不可少，一方面当然因为这本身是青年成长的必经领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像顾明笛之类出生于城市小康家庭的青年，在“睡袋”的滋养中天然缺乏抵御现代社会生活接踵而至的挫折、焦虑、困惑等精神疑难的策略工具，仅有的一种常见办法就是寄希望于他者或爱情，谁不希望拥有一个精神避难所或者未经周折地被拯救呢？这既是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王子”“公主”式的童话原型力量，也是一种面向日常的英雄主义和骑士精神期许。“上蹿下跳的版面编辑，只接三种人的电话：记者的、领导的、生病老娘的。男友此刻打电话进来，立刻挂断，骂都没有时间，留待下班再补骂。”15 啼笑皆非间又如此真切透彻，幽默一旦有了讽刺与恐惧的对象，便能在混乱与无序中成为完整的思维框架，从而与读者的现实经验晤对，乃至发散为既可怕又可笑、既险恶又滑稽、既痛苦还又勉强快乐着的复杂切己感受。这种幽默感愈是平静，其所根植的真实愈是与之不相称，残忍与柔情并列，成为颇具表现力的语言技巧和颇多表演性的对话方式，从而使作者不断捍卫着自己对语言和思维“僵死”的拒斥。

除了劳雨燕，顾明笛所关注的其他几位女性与他在本质上有着同类属性。他们自身缺乏主体性，并且具有精神的极不稳定性，其结合势必短暂，也无法成就他们其实真正向往的那种如正义般的伟大爱情或如伟大爱情般的正义—而情感选择和爱的方式上的不彻底恰好佐证了张柠在小说中反复致意的“行动”哲学。诚如《幻想故事诞生记》中所言，把“在思考和行动之间没有平衡能力的人甩出去，留下那些平衡术超强的人，那些人能一边小跑，一边食嘢，一边揾银纸，一边想鬼点子，既不头晕，也不摔倒”16 。顾明笛穿梭在三个气质鲜明的城市，表面上试图“寻找沉思默想与积极行动之间的平衡点”17 ，大多数情形下却仍然是“行动能力有限”18 ，谈情说爱起来如“剧烈的语言抽搐”19 似的一阵疯癫。

顾明笛的文学和新闻理想，为其内在矛盾和外在冲突赋形，人物自身的多面性与小说中的他者、作家、读者乃至学术界、社会话语体系之间，构成了对话及潜对话关系。抛开具体的人物交流、内心独白和写作及方言、地域区隔，乃至诸如鸟语的拟态等真实意义和语言学意义上的对话，潜对话关系的存在和表达则更为丰富，张莉称之为张柠小说语言的两个层面，“表象的语言和暗流涌动的语言”20 。诚如张柠在《批评和介入的有效性》中所言：“介入的冲动是批评诞生的根源, 但‘冲动’并不等于‘有效’……不同时代必须有不同的批评和介入方式, 才能保证‘有效性’的持续。”21 我们既能缘此将张柠小说作为批评和介入的一种有效性表达，亦能从对“冲动”的执着中明了思维的活力：不光是《三城记》中频繁出现“写作的冲动”22 “讲述的冲动”23 “跟他人相融合的冲动”24“自暴自弃的冲动”25“冲动力量”26等，我们还能在“幻想故事”系列短篇的《鸟语》中读到“草率冲动”27 ，中篇小说《普仁农庄里的女人》中读到“隐秘的逃离冲动”28 “解密冲动”29“拥抱她的冲动”30 等，这些胡乱行动或不行动的“冲动”大部分在故事的结局层面都不知所终，却在小说中抵达语言、叙事和情绪心理等多重向度的有效性，并与小说在知识场域和情节推动中建构的行动和实践哲学、道家理论、《易经》卦象、星座、宗教等观念形成依托和对话关系。

张柠不乏使用文学史和艺术史的概念来叙述顾明笛的多段情感，抽象思维和一针见血的准确表达，恰如其分地取消了这些感情的可靠性，扑面而来的荒诞和讽刺成为具象的幽默感与其所揭示的严肃问题保持着适当的美学平衡。说到美学，便不能不提及小说频繁关涉的艺术史、艺术观念以及具体作品的当代意义和艺术圈生态的镜像。《三城记》里不乏拍纪录片的、搞实验小剧场话剧的、哼唱诗与歌并高谈阔论的真假艺术家，但正如短篇小说《赞美诗》里所述，“这里是流浪诗人、流浪画家、音乐人、歌手、记者和自由撰稿人相聚的地方，只要到这里来，就能认识很多臭味相投的江湖朋友 ”31 ，艺术的当代意义无法脱离一个所谓的江湖或生态场域来确立；那副爱德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复制品，32将神圣的生活融化在世俗生活场景中，不光是这幅经典作品在绘画史上的透视技法，张柠更加注重它对于小说里那间卧室里具体氛围的助益与通灵，此即，艺术于日常的点染和启发；而“北面的蒙古高原群山连绵，浑圆的墨绿色山脊，镶嵌在淡蓝的天空中，飘浮的白云像散漫的游客一跨界写作：思维、创造与心之所向样匆匆走过，东西向起伏的褶皱有种动感，像一幅‘万里江山形胜图’”33 ，“岸边很多残荷，圆圆的荷叶，瘦长的枯枝，干瘪的莲蓬，随意地歪倒在冰面，像一幅水墨画。整个淀子像一幅巨大的画，金黄和灰白的底色上，点缀着松烟般的黑色。顾明笛望着这片土地，脑海里浮现出一副辛勤劳动的画面，内心涌起一股暖流”。34文学青年若顾明笛者，倘若能在庸常中不忘那双艺术之眼，面前的生活也就自然能多一种维度、多一条去路；中篇小说《普仁农庄里的女人》里，画的那幅“泸沽湖走婚”的壁画，经常被王子得指着“给来吃饭的客人讲解纳西族文化、摩梭人婚俗。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同时就像在参观纳西民俗博物馆”。35短篇小说《赞美诗》里“那些挂在墙上的画，说不上是一种什么风格，我的第一直觉就是，毕加索风格与中国古代春宫图的杂交物，人的欲望和人的审美精神，在这种画面上遭受着双重的扭曲，因而显得更加真实”。36艺术与空间，空间里的边地和中心，地域文化、民族风俗、城市流行与区隔，都天然地与张柠的文学相关，而事实上，张柠在小说里也反复确立着文学与艺术对话的必然。

对话精神，不仅作为作者和文本之间的统一内在逻辑缔结小说整体的复调风格和结构策略，也建构起人物的成长状态。以顾明笛为例，他的形象既以作者的世界观为框架，由此建构小说内真实的形塑，人物的自我意识亦被纳入作者意图的坚固体系，由此抵达心理逻辑和精神谱系的真实观照；而对话的敞开性是否能完全打破封闭式的设定，当主人公自我意识被描绘为作者意图的局部，顾明笛从内部突破作者意图、实现文本意图的纯粹和独立，这一阅读期许能否实现？诚如人们在谈及批评家的小说创作时所热衷指出的惯性行为，以思辨消解虚构、以议论入侵叙事等思维，其“介入”的痕迹无法回避。而以顾明笛的阅读魅力论之，除去他身上处处与我们相关的血肉联系和由此抵达的艺术感染力，小说中的知识场域和作家自述等要素，既是小说对话性“在场”的现实，也是等待未来到访的读者的必需—回望世界文库经典，我们的确感恩于伟大作家在小说中介入的丰富议论和知识性写作，并且伴随阅读经验的积累，我们愈发感叹其可贵的价值。正所谓小说的叙事，写“实”抑或写“意见”，都是表达和风格，只是如何经由对《三城记》意义整体的具体体悟来探寻个体自身的真实前路，意犹未尽中如何知人论世，亦与当代成长小说的完整形态之持续探索同时在路上。

主题、形象与探索

对话性与语言的灵动暗示，构成张柠小说的底色。丰富的题材及跨层叙事，描绘出作家创造力与文学母题的关联性拓展。如果说人们对长篇小说的期待之一是从宏大的叙事中了解历史纵深和社会文化建构，对中短篇小说的期待则更倾向于在诗性精神的延展景观中切身地进行一次流淌和体悟，如此，便有叙事、观念与模式，主题、个性和涵义的广泛讨论—如何在当下显示出难能可贵的新意，以便在保持意义整体的基本活力时，培育文化趣味的多维空间。

孙郁曾论及张柠的批评文风，“善于将经验具象化为肉体的动作，杜绝抒情的醉态，有意将批评的现场冷却为手术的现场” 37。如今这一现场重叠于小说，文本中的“张老师”或隐或显，理论体系自成文体的又一复调。比如《三城记》中的“乌有”先生，这类毫无生活感官的道具式人物，也既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当代化身，指向“新”道家、“真”道家和现代生活真正缺乏的精神力量，又承担着作者“张老师”意欲推动叙事和输出理念的功能，并具体地寄托着当代青年在成长焦虑中对坚实可信的引领者的依赖渴望；而在《黄菊花的米兔》中，“张老师”作为真实的小说人物出场38，是一场乡镇“metoo”的倾听者，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沉默的大法官，不直接下判断，也不过分表达态度，将短暂的时光完全给予小人物，以供她从完整、敞开的诉说中获得片刻安慰；隐藏起来的作者，通过将黄菊花的难局和盘托出给予温暖，为她和更多现实中的“TA”们发声，此即是“真实故事的‘转述’和艺术化”39 ，而身在高校，时刻处于这场运动的前线之一，亦理应以文学的担当“对近年的‘米兔’浪潮”进行“一次呼应”40。而此类“现场”，还有具体的行业特性和新闻性，例如《三城记》中重复出现的把书卖出去又买回来的图书“打榜”行为；又如“罗镇轶事”系列短篇中的医院，这一真实的“手术的现场”一再被“转述”，既是新乡镇故事中创造性的始发地，也是小说作者进行尖锐“批评的现场”。至于《普仁农庄里的女人》里的“张教授”，则“是个文学批评家，说话比较尖刻，为了追求批评效果，就故意把‘诗兴大发’说成‘兽性大发’”41 —作为小说配角的“张教授”彻底做起了自己。

由此及彼，《三城记》中同样多方“在场”，却并不包含从题名便使读者先验联想的有关《双城记》的取法，其具体的场域不单是比“双城”多出一城的上海—北京—广州的三城位移，《三城记》集中反映的是沙龙—世界—书斋—民间的文化空间想象。不单是空间场域，具体人物形象在成长主题之外宣示出的精神场域和文本对文学经典化的探索，提示了文学母题随着时代发展所能被激发的人文价值。例如，无论是《三城记》里的顾明笛，还是《普仁农庄里的女人》里的李雨阳，都经历了从生活重创到精神疯癫再到回归和复活的历程，而关于后者，作者自证“一个女人的命运”，一个“死了一次”的女人如何“复活”，作家在想象之中拯救生命，“写作的确是功莫大焉”42 。

这一“复活”之功，如何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以及主题的侧重等合力中具体地实现，可行的思路是在浸入式的读写状态中与故事人物保持高度的贴合，并从中不断回望经典、反观当下。就顾明笛而言，我们虽无法确切得知他的未来和最终结局，却不意外于他会再次面临疯癫和崩溃，并大致能从文学原型中提升这类猜想的正确率。一方面，顾明笛在情感上与唐璜有着相似性，这一西方文学传统里不灭的形象，从不停歇地要去征服那些他多少有些钦佩的女性，同时又忍不住要去蔑视她们，好比她们既追求自由又嘲讽世界，既否定确定的价值、寻求孤芳自赏，又无法忍受由此招致的悲哀、质疑以及难以超脱的存在境况；另一方面，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疯癫”形象中，既有以“疯癫”的外壳行侠仗义或重生涅槃者，又有因格局之小遂至穷途的既自私又受损的可怜可恨者，还有真实病理上的“疯癫”和源自反抗精神和文学隐喻的清醒的“疯癫”者等类别—因而我们怀疑顾明笛的“疯癫”，正如我们怀疑城市里的青年们是否真能如此恋爱一般，他们恐怕既难以像唐璜一样拥有非凡且绝对的吸引力，更做不到像顾明笛一样为了一场尚有可能变异为精神“抽搐”的“喜欢”，而甘愿追随对方、放弃城市生活。

同样地，我们从李雨阳的形象和农庄的设置等方面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招魂”原型和《红楼梦》缩影，“她的‘魂魄’回来了。木妈妈什么也不说，只是抱着李雨阳，轻轻拍着她的背部。那时候，我真的相信有一种前世姻缘。我怀疑李雨阳跟木莲枝就是前世的母女”43 ，“万舒依也不赖，关键时很有点王熙凤的架势。做事那叫一个大手笔，大大咧咧、大刀阔斧，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44 ，小说里“普莲居”的命名和满篇的“姐姐弟弟”相称也与之相适。读者的更多期待则在于，尽管李雨阳的“复活”在小说里已然确立，我们仍然或多或少地因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善意和过于彻底的精神力量而去怀疑小说内部的逻辑真实—当城市生活以毫无规则的野蛮方式诉诸李雨阳全面而疯狂的反噬时，“普仁农庄”作为反城市文化的空间，乡土魅力、地域文化和其人其事，是否真有“复活”之力—这一疑惑同样留待《三城记》里的顾明笛来回答。

“罗镇轶事”系列中的《民歌手二喜》45也是一个众人疯狂的故事，尽管疯狂不同于精神崩溃式的疯癫，其精神指向亦在所谓“真实”的虚伪性，歌唱比赛虚伪、逐级指导的人虚伪，被胡乱拼接的民歌也沦为赝品，而歌唱者无所适从，“真实”的声音不知所终。这一疯狂，正如阿多诺在《论流行音乐》中揭示的流行音乐的整体结构、形式和细节的“程式化”和“标准化”，“人们可以随时替换节奏、速度、节拍和乐器的编排，这就导致了虚假的个性”46 。“幻想故事”系列中的《赞美诗》也是如此，“她就像一片美丽的云彩一样飘走了，不知所终”47 ，小说中关于DJ 音乐的基本观念便是“即兴创作”的“真实”，而当有关“真实”的探讨被纳入艺术观，连同作为此种观念局部的小说艺术本身，都在指向人的生存和精神境遇。于是，张柠小说的艺术一方面试图颠覆旧的真实观，为表达生命体验和社会感受提供观念上的实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服从文学史的强大支配作用，和某些主题、形象和模式形成固定化的联想。

好在张柠以批评家得天独厚的知识体系建立起新生的可能，“‘罗镇轶事’短篇系列，采用的是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但略作了变形，用喜剧手法写悲剧，或者用悲剧手法写喜剧，写人心的崩溃和悲伤，以及表现悲伤时的错位导致的滑稽喜剧，试图呈现出现代乡土文明背景上的奇葩”48 ，“‘幻想故事集’系列，采用的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手法，注重幻想、变形、象征、潜意识这些现代病症，是对城市病的关注，叙事成了治疗手法，主要病根，是现代欲望和人心。这两个系列短篇，调动了我的乡土经验和城市经验，是写作的两极，我将持续不断地写它”。49此番自述并无夸大，我们不妨从不同小说的内在连续性中查验。

例如“幻想故事”50系列中叙述视角的转换，多个故事都以“安达”为人物，安达时而提供第三人称视域，时而成为限知的“我”，时而又从“我”再到“他者”，切换不时发生，且不知不觉地完成，“安达”“我”和那个如作者般俯瞰的“他者”，承担起“自我”完整叙事的主体功能，连同重复性叙事共同形成了小说自身的节奏感和时间感。还有“旷野见闻”中的短篇小说《六祖寺边的树皮》，故事的整体性以“我”的女性视角做外部呈现，写了春娟、济生和树皮的缘分，张柠说它“近佛系”，亦是更加微妙的潜意识和幻想变形。

再比如地域书写和方言叙事，“两人虽然不是一个省，但却是一个方言区，大别山古楚语方言区，口音和习俗都差不多。比如，韵母a 统统读成o，‘妈妈’就读‘莫莫’，‘挖’读‘窝’，‘辣’读‘咯’”51 ，还有《三城记》中频频出现的“打的士”和“坐出租”的区隔使用，包括“苏北人”的特点等叙述……如果说批评家的理论建树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一种“原罪”，使得读者对其天然具有更为严苛的评价标准和心理上的疏离感，即便小说中对城镇空间和乡村文明作如此的精确把握，读者也不过多褒奖学者型作家对不同方言的对话模拟，以及经由拟态所呈现的人物形象的地域性差别；那么“幻想故事”系列中的《鸟语》一篇则不可不谓是张柠打破偏见、给读者惊喜的范例。《鸟语》主要讲述了安达为撰写《词语的奥秘—对鸟语的诗学解读》所做的种种尝试，张柠在小说中调动起自己身为教授、学者的经验，通过“鸟语”关联切实的语言学学科和诗歌语言的驳杂奥秘，在对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体姿态及其符号意义、结构方式及人物结局的想象中，张柠实现着对文学、知识和话语本身的大胆“冒犯”。而“鸟语”和诗歌语言虽都难以在自身的理论体系下被清晰地解码，却能以小说叙事完成知识层面的通约，这不得不说是某种新的方言叙事的故事模型和实验小说的文本探索，而这又与张柠其他小说中的官能叙事形成通约。

“罗镇轶事”系列中，《妇产科医生杨红》52 便是围绕医院放大官能感觉，嗅觉、听觉和对“脏”的知觉，以及由此引发的日趋夸张且严重的洁癖病症，杨红和谭丽华在一系列不受控的官能影响下失去了生活的秩序和日常性。“罗镇轶事”系列的故事场景都在介于城和乡之间的“镇”上，因而有着前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症候，这里的医院本身也是分裂和病态的—《农妇刘玉珍》53是个生命悲剧故事，张柠用他的讽刺笔调把刘玉珍的生死沉重和生活方方面面的破碎呈现为没有希望也拒绝绝望的破罐破摔，“农民们却笑着说，死了好，死了好，早死早转世，来世宁愿变猪变狗，也不种田，哪怕是转生做个医生也不错啊”。54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区块中，某些物象才能成为意象，某些行为才会具备隐喻。《流动马戏团》55续写医院的人和事，小说结局正是题名，而马戏团究竟是否来过，是幻想还是梦境，人们错过和追逐的究竟是什么，生活中有多少人只能“朝着马戏团来的那个方向赶去，一边走，一边哭起来”56 。“镇”上的生活暗潮涌动，“无常”作为最为普遍的日常，在各个文本中被小说家张柠一击即中。《唿哨和平珍》57虽写了平珍经历的几段“豁得出去”的爱情，却实际讲述了人物在不自知中如何背离“爱”的故事，小说里人物复杂的心理交错，有人打唿哨，有人听响，而平珍迷失了自我，她到底需要生活的真相还是宁愿沉醉于自以为的“真实”幻觉，唿哨既是瞬间的点亮和希望的通感，也是空无一物的本身，更是关于虚无和逝去的隐喻及象征。

结构、维度与意义整体

通常意义上，长篇小说有着作者独特的历史文化视域并以之为内在的精神结构，同时关涉其当代意义和现实向度，此即，顾明笛在谈及社会时所言“书本之外、思想之外、观念之外的一切”58 ；短篇小说则具备诗性精神，有意在言外的灵性脉络；而中篇小说趋向于两者的中间感觉，拥有一种平衡的美学。具体到张柠的创作实践，则是凭借其广博的理论视野和敏锐的艺术感觉在不同体量的小说文本中不断完善着历史和时代精神场景中的整体观照，试图在文体篇幅的差异中抵达整体的小说叙事，并在系列意识中结构出意义整体，其方法论意义不仅在于小说创作的文学训练层面，亦在于学术理论的建构层面，小说人物形象，小说要素之间的对话关系，不同小说之间的内在连续性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存乎于“行动”和“沉思”两者的并行。

这种“并行”勾连着作者的文学态度，并以真诚为最重要的标准，“只有在此基础上，内容才会新鲜而重要，形式才会惊人而精准，而不至于‘虚伪和做作’”59 。诚如张柠正在创作的“采梦计划”系列，短篇小说《玛瑙手串》60延续作家写作的真诚，在形式和内容上以“梦”和“意识”不断追忆父亲和少年情怀，同时以非虚构的笔法将近年的丽江游历故事纳入其中，并经由禅意和象征，实现风景的再发现。同样的真诚还在于，张柠笔下的城乡并不非此即彼，从“幻想故事”系列和“罗镇轶事”系列中，我们看不出城里和乡下的哪一种生活更好，哪里的人更文明先进和纯粹善良，只是“罗镇轶事”系列里的故事人物更加年轻，他们经常挨打或挨骂，那些挨批斗的情节和反动标语则反映出了较早的故事年代和作家的生活记忆；而“幻想故事”系列建构的是城市空间特有的某种秩序、距离和陌生化，这一系列的诸多短篇故事仍然在书写成长，城市与成长，一方面映衬着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创作理路和文学观念，而这些长短不一的小说的“最终的检验标准，就是艺术的感人程度，它能否让人在被各种类型的暴政分割的地方，重新和解，拥抱在一起”61 。

长篇小说《三城记》里的三座城市各有特点，“沙龙”“世界”“书斋”“民间”既对应不同的城市景观，由各自气质指向的章节命名也蕴含着作者对城市格局的判断，并显示出主人公生活的主要社会场域，文学地理空间的切换成为小说的主要结构，而人物的迁移也随之成为叙事的主线。由此，《三城记》的文本形态显示出重要的启发：现代化进程稳健加速的时代步伐中，如何在长篇小说中描写中国当代的一线城市，它们所关联的特有的全球性，其文学想象如何建构，生活其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关系如何确立—其中不乏顾明笛这类“土著”的城市新生代和知识青年，同时兼有劳雨燕、彭姝这样具有乡土和异乡成长背景的城市新人，他们在城市的行业领域和生活场景中如何共生、碰撞并展开故事？

《三城记》中，顾明笛和彭姝有过一次意外的争执，彭姝问顾明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弄明白想清楚，就不要瞎掺和”。62顾明笛回她：“你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那么敏感、善良……你让我失望！”63这本来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年轻男女的口角，之所以让人感到意外，是因为顾、彭二人从未确立起恋爱或者暧昧的关系，甚至没有暗示过任何萌生的情愫，摩擦冲突却倏忽而至并陡然升级。张柠捕捉到现代人的普遍脆弱性和交往中的界限感缺失等症候，并将其准确地附着在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的两个年轻男女身上：他们彼此吸引，又都毫无信念，瞻前顾后实际上是一种被不断放大的怀疑，连同内心自私的顾虑将原本的吸引作为牵制彼此的交换和杠杆。类似的还有施越北对唐婉约的“判词”：“不过是唤醒了我内心另一种生活的渴望而已，是她让我敢于正视过去的生活，所以我特别感激她，她是个好女人。但是，我们俩并不合适，这也是我要离开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64 —现代人生活的功能性和趋利性被不留情面地呈现，在职场和行业中并肩作战产生的情谊中，有几分是最终得以抱持的真诚与纯粹，又有多少成为了单刀直入的借口和利害考量？而现代人在社会身份中的动弹不得，让读者再次记起“行动”哲学与现代小说之所以产生的重要渊源。

小说的艺术亮色在人物对话的细节和盛宴中交织着作家内心奔涌的感伤，而关于城市空间的整体性叙事及其总体的审美积淀，张柠创造性地采取了经由文学地理建构学科定位的叙事策略：以学科（文学）的知识场域充盈起城市空间的不同文化气质，并以此恰如其分地抵达城市的文化书写。这一叙事策略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理论、方法与体系的整合，通过代际的文学、区域的文学、城市的文学、文人和知识群体活动等学科理论为小说人物的知识框架和思维逻辑提供资源，还需要设置顾明笛等文学青年形象，他们既有文化知识又有情怀理想，既能形成爆发式的交流氛围又可被轻易地拆解遣散，既在务虚中有所坚持又在务实时善于妥协，在时空交融中成为立体的心灵地图，进而成为小说意义整体的象征。因此无论是市井气、现代派还是反讽性或粗鄙的生活情态，作为小说主人公的顾明笛都不能改变文学的必要立场，对社会生活的浸入或模仿，对精神世界的探索或追求，不仅是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的重要课题和修行，更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境遇之缩影。同时，这一文学立场作为小说的叙事艺术和设立人物形象的新方法，随时提供着真实的城市文化感觉和认知矛盾，例如诸多小说涉及了对当代诗歌和当代艺术的讨论，作者不放弃故事人物的知识体系和精神维度，文学立场成为引发读者共鸣的又一重维度，直指日常生活中可能的文学性以及当代文学在城市空间中与其他维度对话的可能。

这些可能的维度，不单单结构于小说中被普遍关注的信息密度，作者对感觉、想象、对话以及瞬时的时间性的重视，成为传递情感和希望的更为重要的艺术向度，托举出“对应然世界的信念”65 。无论是“幻想故事”系列里嵌套的安达手稿、音乐观念、鸟语诗歌、歌词和“罗镇轶事”系列里的审美倾向，还是《三城记》中的书信、日记、口语诗、绘画作品和写作与评论情节，包括作者罗列的书单和习惯性地按条目阐释说明的叙事风格等，都是小说复调的结构方式和文本在对话关系的实验性层面所做的具体尝试，并以此激活城市文学的某种经验基础。不光是小说中多样呈现的日常生活本身，日常生活展开受阻的故事，处理的是“人类永恒的棘手的问题”66 ，“比如生死，是非成败，成长或蜕化，苦难和罪孽，信仰和救赎”67 。

希望和信念是如此重要，正如张柠选取的“沙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作为流行的文化现象主要集中在上海和京津地区，文化人自由聚集和交谈，也不乏核心的主持人从中脱颖，尽管沙龙之间也有合辙和歧异，但亦是沉潜岁月中深入良知、情怀、历史承担和现实关切的时空记忆。与前文所述一致，张柠小说就“沙龙”等诸多文学现象的成因和形态所进行的隆重描述，或许使当下读者的故事性阅读遭受削弱，其将知识场域这一本然世界中的“存在”纳入小说艺术的有机成分，凸显知识场域中理论的仿真性和对话关系所焕发的艺术生机，并使文学以文学的方式回归读者和大众的视野，才是更为真实而重要的意义，用《三城记》的话来致意，就是文学还没向世界“抛媚眼”，又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作家应该“确知什么事应该有”，并且坚信它。张柠小说中那些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的时代文化状态和青年成长境况，其不断深入与指涉的当代精神的方向、目的和意义，已然跃然于小说叙事本身而葆有思想的可能，进而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相信。

结 语

全面观照张柠的小说创作，其完备的文学理论体系见诸表达思维的集中转向。

一方面，历史和时代精神场景中的意义整体在叙事的创造力和有效性中被不断扩充完善，不同篇幅、不同系列、不同风格的小说中，故事主题既彰显作家有所承担的心之所向，又在文学母题的渊源和流变中抵达当代意义，人物形象在对原型传统的继承和重塑中凝聚起精神力量的“此在”和当下性，连同其他小说要素和不同小说之间内在的连续性，形成了张柠小说的独特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复调形态和对话关系作为张柠长短不一的诸多小说所共有的叙事结构和表达思维，其意义维度经由内在场域在总体上呈现的丰富性超越了小说艺术和审美本身，成功牵引起我们对应然世界怀抱的理想，同时指向作家张柠对美和完满，对人和未来，以及对文学本身的坚定信念。

张柠的小说创作昭示了一种形象优化，而如何饱满于多样态的自我进程，张柠本人及其跨界写作都已然提供了一条坚实可信的成长路径。

注释：

①张柠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于2019 年8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小说集收录了“罗镇轶事”系列短篇小说六篇、“幻想故事”系列短篇小说八篇和囊括在“旷野见闻”题下的三个女性故事（短篇小说《六祖寺边的树皮》《黄菊花的米兔》、中篇小说《普仁农庄里的女人》），以及作者后记《幻想故事诞生记》。因《幻想故事集》中收录的多篇小说已由《人民文学》《花城》《作家》《天涯》《青年文学》《大家》《文艺报》等文学期刊和报纸首发，部分小说的首发题名与《幻想故事集》所录之名存在差异，本文今从小说集，统一使用《幻想故事集》所录题名。

②张柠：《现代与古典：两种类型的开头和结尾》，《文艺报》2019 年3 月1 日。

③⑧39404248 张柠：《倒行逆施日未晚》，《三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461-465、461-465、464、464、464、464 页。

④⑤49 张柠：《倒行逆施日未晚》，《三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版。

⑥张柠：《对话理论与复调小说》，《外国文学评论》1992 年第3 期。

⑦赵勇：《批评进城与学术还乡——张柠的学术之路与批评之旅》，《文艺争鸣》2018 年第7期。

⑨王春林：《立足于个人成长的社会现实批判——关于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长篇小说选刊》2019 年第1 期。

⑩陈晓明：《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大空间里的小历史》，《文艺报》2019 年3 月1 日。

11潘凯雄：《从书斋人到社会人的成长——看〈三城记〉》，《文汇报》2019 年2 月14。

12岳雯：《主体未完成——读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文学报》2019 年2 月28 日。

13张柠、朱永富：《从形式史到精神史如何可能？——张柠教授访谈录》，《当代文坛》2019 年第6 期。

141519222324252633345158626364张柠：《三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52、90、55、50、61、38、69、60、121、445、322、91、179、179、209 页。

16张柠：《幻想故事诞生记》，《幻想故事集》（后记），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第355—364 页。

1718张柠：《幻想故事诞生记》，《幻想故事集》（后记），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

20张莉：《众声喧哗，杂树生花——评张柠的短篇小说》，《青年文学》2019 年第1 期。

21张柠：《批评和介入的有效性》，《文艺研究》2008 年第2 期。

2735张柠：《鸟语》，《幻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第122、275 页。

282930414344张柠：《普仁农庄里的女人》，《幻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第268、286、286、258、284、315 页。

313647张柠：《赞美诗》，《幻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第193、188-189、197 页。32具体情节见张柠《三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52—53 页。

37孙郁：《关于张柠的人与文》，《文艺争鸣》2018 年第7 期。

38具体情节见张柠《黄菊花的米兔》，《幻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第219—245 页。

45具体情节见张柠《民歌手二喜》，《幻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第95—106 页。

46格非：《文学的邀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0 页。

50为避免读者混淆小说集《幻想故事集》与“‘幻想故事集’系列”，本文以“‘幻想故事’系列”指称张柠所著八个城市梦幻短篇，即《身世》《鸟语》《蓝眼睛》《故事》《修梦法》

《遗产》《骑楼下》《赞美诗》。

52具体情节见张柠《妇产科医生杨红》，《幻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第37—55 页。

53具体情节见张柠《农妇刘玉珍》，《幻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第3—16 页。

54张柠：《农妇刘玉珍》，《幻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第12 页。

55具体情节见张柠《流动马戏团》，《幻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第17—36 页。

56张柠：《流动马戏团》，《幻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第36 页。

57具体情节见张柠《唿哨和平珍》，《幻想故事集》，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版，第73—94 页。

59656667张柠：《有信念的艺术与胆小鬼艺术》，《文学报》2019 年2 月28 日。

60截至本文完稿，张柠短篇小说《玛瑙手串》已被某文学期刊留用，暂未刊发。

61张柠：《玛瑙手串》（未刊稿）。

[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