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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城市文学的新收获——评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 丁小龙  2020年03月30日23:11

内容提要:《三城记》是关于“80 后”成长史的城市文学作品,张柠为读者塑造了顾明笛这个文学上的新人物。主人公是新的理想主义者,对自身有更高的想象,对精神有更高的追求,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80 后”知识青年的集体肖像。《三城记》非常关注人物的精神上的困顿与心灵上的觉悟,文本中有大量关于文化、精神以及灵魂的讨论,而这也是此部作品有别于当代同类作品的显著特征。这部作品是关于城市文化的隐喻书写,是关于个人成长的精神表达,是属于城市文学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张柠 《三城记》 城市文学 成长史 新人物

进入新千年后,城市化已成为世界主流趋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城市文化已成为主导文化。正如张柠所言:“城市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乡土文化虽然依旧存在,但从时代主题与叙事逻辑上看,其基本上已经崩溃。”①与此对应的是,中国的城市文学,特别是城市文学中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其技法还是思想,很多都不成熟,而部分作家依旧使用乡土文学的旧逻辑、旧思维来应对城市文学的新主题、新价值,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研究城市文学,特别是城市文学中的长篇小说显得如此必要,而《三城记》这部长篇力作的推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作品一经问世,引发了关于“城市文学”“成长主题”“80 后”“学者小说”等诸多问题的热烈讨论。

多年以来,张柠特别关注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有自己深刻又系统化的思考,形成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文化谱系。2005 年8 月,东方出版社推出的《土地的黄昏》便是这个文化谱系的集大成之作。正如作者在绪论所言:“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之间,‘共同体’与‘社会’之间,在组织结构的方式上、乃至根本价值观念上的冲突,是今天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焦点。20 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完成农业文明批判的任务,更没有完成对它的‘扬弃’。相反,坏的东西沉渣泛起,好的东西消失无踪。因此,乡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文化改造和传承问题。”②这部学术著作从“时间和空间问题”“乡村器物现象问题”“乡村宏观权力下的社会等级问题”“农耕生产之外的其他身份和职业问题”“微观社会学视野中的农民生活问题”等方面,多层次、多维度地分析了中国当代的乡土文明,给出了非常深刻的文化洞见。看到了乡土文化的本质,也为理解城市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系,而张柠也有关于城市文化的专门文章。在《城市经验和城市研究》这篇文章中,作者写道:“城市不是抒情的世界,它是散文的世界,是黑格尔所说的散文的世界,是席勒所说的‘感伤的’时代。古典的‘素朴的’时代,转变为‘感伤的’时代。这个就是现代文化,城市文化,它瞬息万变,飞速发展,高速移动,对此,我们是没有办法抒情的,它只能叙事。”③正是对城市文化有如此谱系化的阐释,才会有《三城记》作为城市文学典范之作的可能。作为学者的张柠,为小说家张柠提供了丰富的感性资料与严谨的理性思考, 而这些在《三城记》中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学呈现与精神洞见。

长篇小说《三城记》一开篇就讲述了故事的动因—顾明笛辞去了上海东山公园管理处的工作,把人事档案放到第二人才交流中心,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紧接着,顾明笛决定离开上海,要出去闯荡一番。随后,故事在这样的动机下展开。随着顾明笛的视角,作者对上海这座城进行了主观上的描述与绘制—从上海开埠到黄浦江、从咖啡馆到大型商场、从苏州河到长宁路等地理空间镶嵌于文本。这些流动的空间不仅为上海这座城提供了诗学上的参考系,同时为人物的行动与心理提供了地理学上的背景。

离开上海后,顾明笛辗转来到了北京,在一家报纸工作。这份记者的工作磨砺了他的心智,也给予了他更加成熟宽阔的生活视野。北京这座城不仅仅成为他行动的地理空间,也成为他观看与思索的对象。进一步说,这座城成为他的一种视野,一种有别于上海的新视野,而这种视野从某种程度上让主人公看到了真实世界的横截面,促进了主人公的精神成长。与此同时,主人公的存在与思索,也为凝视这座城市提供了更多人文的视角。城市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其本身也是隐形又沉默的主体。与上海的精神特质的差别,为主人公提供了另外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正是主人公在这两座城所生活的本质区别,作者将上海的部分命名为“沙龙”,将北京的上半部分命名为“世界”。从“沙龙”走向“世界”,这本身就是主人公在行动哲学的逻辑下的选择结果,其自身也带有象征意味。在经历了报社工作与学术生涯之后,顾明笛因为精神上的种种不适而暂时离开了北京,投奔到广州,在朋友新开的公司上班。在这个南国之都,有着区别于上海与北京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症候。作者借助其中一个人物施越北之口,指出了三座城的本质区别:

广州这座城市,天生就是为我们这些普通人而存在的,不管你来自南方还是北方。北京那座城市你是知道的,它不是我施越北能够待下去的地方。北京只适合两种人生活,一种是“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人,还有一种是“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人。上海那座精英城市也不属于我施越北,它的两个主要特点,都是我的克星。一是优雅的江南士绅文化,跟我们北方粗犷的农民文化相克;二是时髦的西方现代文化,跟我们古老的东方文化相克。④

直到最后一章,主人公完成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再到广州这三座城市的青春巡礼,不仅仅是对作品名称“三城记”的呼应,更是对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学的某种抵达—主人公、作者与读者由此完成了某种心灵洗礼与情感仪式,这也是对城市文化三位一体的深刻体悟。正如贺绍俊在《〈三城记〉的文学理论》这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北上广的能指远远大于所指,它是对中国进入21世纪的现代化和都市化的高度概括,它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北上广正是中国现代化提速的时空交会点,因此让一个年轻‘80 后’在这个时空里穿行,可以看到很壮观的现实,可以写一部宏大的史诗性作品。”⑤

这部小说共分为四卷,并不是按照“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城市名作为卷名,而是用了“沙龙”“世界”“书斋”“民间”这四个带有象征寓意的空间名作为每卷的标题。从“沙龙”到“世界”,是因为主人公原有的稳定工作让他有了人生迷茫,需要逃离,需要寻找意义。从“世界”到“沙龙”,是因为主人公从报社离职,暂时没有了精神依托,而当时又恰好有了考博的想法。从“书斋”到“民间”,则是因为主人公不适应高校学术生活,精神恍惚,最后被强制送进了医院。离开了“书斋”后,主人公去了“民间”,开始了新的生活。这种空间的置换也折射出了城市的复杂性,而只有更加复杂又敏感的心灵才能抵达城市的本质。

除了北上广这三座城市之外,顾明笛还曾在城郊的夜校免费给工人上课,也曾去西北两大沙漠的腹地南沟子进行关于污染的暗访调查,而在小说的终章,在情感的驱动下,顾明笛赶到了河北新兴开发的安新县,向劳雨燕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这些不同于北上广的地理空间,为主人公的成长提供了地理学意义上的参考坐标,也为文本提供了更丰富的精神坐标。从北上广到城郊乡野,顾明笛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心灵裂变,也由此经历了自我的怀疑、摧毁与重建,完成了个人成长的精神史。这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成长史,也是关于多种地理空间的诗学。这部作品不仅仅对外部空间有着精彩又精妙的表述,同时对主人公的内心空间有着生动而又细致的呈现—外空间与内空间之间形成复杂的镜像关系,让作品生发出更多可阐释的空间,形成意味深长的文学价值。

在城市文学中,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命题,而这也是由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本质性差异所决定的。正如作者所言:“农耕文化这种‘熟人社会’的文化它的文化实践其实就是一个排斥‘陌生文化’的过程。城市文化恰恰相反,它不是以‘血缘宗法制’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它是以迁徙为特征的陌生人集合的文化,它以高度的社会分工为基础,同时又以契约关系为基础‘团结’和‘依赖’在一起。城市文化是一种陌生人与陌生人相遇和交往的结果,或者说是以‘陌生性’为基础。乡土社会恰恰相反,它是熟人与熟人相遇和交往的结果,是以‘熟悉性’为基础的。”⑥

作为一部城市文学的典范之作,《三城记》非常恰当地处理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他人作为镜像的启发下,主人公顾明笛完成了精神上的成长,逐渐敞开自我、认知世界、追求爱情,并最终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的人。在《三城记》中,与主人公顾明笛密切关联的他人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长辈,包括父母、乌先生、博士生导师、单位领导等;第二类是同代人,包括同事、同学与朋友等;第三类则是和主人公有情感关系的女性。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分类,每个类型中的人物也都承担着各自的文学功能,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物性格与生命历程。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并没有将这些人物简单化、扁平化甚至是脸谱化,而是在相应的文学空间里,让人物按照自身的逻辑去行动与言语,拥有其自身的性格与命运,而不是为主人公而设置的功能性存在。这种众生相的描写让文本有了多种的解读空间,也让文本有了更丰富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人是主人公的镜像,而主人公也是他人的镜像。这种互为镜像的关系不仅仅为读者提供了具有典型人物特征的主人公肖像,也提供了具有时代意味的精神群像。

在小说的第一章,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交代了顾明笛祖辈与父辈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小说具备了历史的纵深度,让文本有了延绵的时间感—时间在空间中流动,时间在空间中生长出意义,而这从某种意义上也回答了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将要去往何处这样的经典问题—顾明笛也因此具备了成为文学经典人物的可能。在这些长辈中,父母在顾明笛的人生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是两代人观念冲突的重要象征。在顾明笛把自己辞职的消息告诉父母后,他们表示不理解,也反对他的决定。经过无效的沟通后,母亲起了身,摔门离开了顾明笛的房子,而这个行动本身也是促使顾明笛离开“母体”,走向“世界”的重要时刻。当然,随着小说的进展,父母的形象也在慢慢地改变,最终与主人公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和解。除了父母之外,乌先生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主人公的生命里扮演着类似心灵导师的作用。每当主人公遇到心灵上的纠葛而去求助于他时,乌先生总能给出非常玄奥又非常动人的答案,这也让文本有了更多的精神性的能指—更多的时候,乌先生的精神导向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相伴相生。例如,乌先生以下的言辞:

没关系,顺其自然最好。无论写作还是生活、睡眠还是调息,都是你生命展开的过程本身。不要刻意去放纵它或者阻止它,但可以调节它。你一定要记住,得道就在一瞬间,而不是线性时间的终点。那种线性的时间观念,是牛顿以后的西方人想象出来的,今天已经成了全世界的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古代人,或者说东方人,从来就不这样理解时间。时间是圆形的,不是直线形的,是周而复始的,没有起始和终点。印度人叫“梵我一如”,中国人叫“天人合一”。⑦

除了父辈之外,作者用了更多的篇幅描写了同代人的精神图像。无论是沙龙会上那些讨论文学艺术的文艺青年,还是报社时期那些媒体同仁,无论是读博期间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还是在广州公司里的同事们,随着外部空间的变化,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为我们了解主人公,了解这个时代的青年人提供了鲜活又生动的文学形象,而这也为《三城记》能够成为城市文学的典范之作提供了有力的艺术依据。

除此之外,顾明笛对待两性关系非常微妙,从对爱的迟疑到对爱的确定,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也折射出主人公在不同空间漫游后,得到了一些更加笃定的生活信念,从虚无走向了行动。在男性成长中,女性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这并不是为把女性脸谱化、功能化甚至物化提供道德上的依据。在《三城记》中,每个女性都如此不同,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品质,拥有着迥异而丰富的生活向度—她们是顾明笛不同阶段的镜子,而顾明笛也是她们成长路上的镜子。他们相伴相生,又彼此独立,共同成长。

无论是长辈、朋友、同事,还是恋人,他们在主人公的成长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成为主人公的不同镜子。在镜子中,主人公看到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面孔,得到了体认、观照与启蒙,也由此慢慢地获得了精神性的成长。

作者深受俄国文学的影响,主人公为了得到精神问题的终极答案而受到心灵煎熬。通过与俄国文学对比,可以看到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与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的作品对《三城记》的影响,特别是同样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日瓦戈医生》对其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顾明笛具备了成为典型人物的外部特征与内心深度,是当代文学谱系中的新人物。

从本质上来讲,作为城市文学典范的《三城记》,是大空间里的小历史,是一部深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 年第2 期熟虑的成长小说,也是一部关于青春漫游的心灵史。

正如冯至所归纳的那样,成长小说“探究的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外边的社会怎样阻碍了或助长了个人的发展。在社会里偶然与必然、命运与规律织成错综的网,人在这里边有时把握住自己生活的计划,运转自如,有时却完全变成被动的,失却自主。经过无数不能避免的奋斗、反抗、诱惑、服从、迷途……最后回顾过去的生命,有的是完成了,有的却只是无数破裂的片断”。⑧显而易见,《三城记》属于成长小说,同时也因其深刻丰富的探索而拓宽了这种题材的边界,拥有了更深远的文学意义。

《三城记》讲述了主人公顾明笛辞掉上海的稳定工作后,去了北京纸媒工作,离职后复习备考,随后进了高校攻读博士学位。后来,顾明笛又因为精神不适而休学,去了广州。在小说的最后,作者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顾明笛是继续去北京读博,还是去河北的农场,抑或是留在广州,或者是回到上海。这种结局让文本拥有了更多开放性的意义,也让读者参与到文本的想象。读者随着主人公,穿梭在不同地理空间,观看着他人与世界的面貌,经历着生活的多种磨砺,体会着人生的百种滋味。既作为观看者,也作为参与者。对于顾明笛而言,这是一种在不同的空间中的精神漫游,也是一个人青春漫游的心灵史。对于读者而言,也跟着主人公的成长而获得了精神性的成长,而这也是《三城记》重要的意义。

作为青年知识分子,顾明笛在成长中受到了各种各样思想的影响,既有来自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也有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在作品的“沙龙”这个部分,有着大量关于思想的讨论,部分小节是由对话的主体构成。这些思想性的话语具有复调的特征,是主人公思想生涯与精神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也可以看出作者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特别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而这种精神性的文本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尤为珍贵。在一个访谈中,作者说道:“他(顾明笛)身上既有现代的自我意识,有启蒙主义的遗留,同时又有东方文化的色彩,还有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就是通过劳动实践来确定自身;启蒙主义、东方传统文化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在他身上出现。尽管他的人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就是他对自身完满的追求和想象,从来都没有中断过,所以顾明笛其实是个积极、正面的人物。”⑨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让主人公承担了更多的文化功能,让主人公的选择与行动有了更多文化意涵,也让其作为文学新人物具备了复杂而又深刻的精神,让这部成长小说拥有了文化意义上的纵深与开阔。

主人公的成长不仅停留在思想上的选择,而是付出了真正的行动,走出“沙龙”,走向“世界”。在这个阶段,乌先生扮演着重要的导师角色。在文本中,他如此论道:“可以从对待过去的人和事开始。要直面过去,而不是畏惧和逃避。畏惧和逃避过去的人,一定是现在的逃兵。学习让良知从过去的沉沦和遗忘之中被唤醒和召回,这是一种 ‘心学’修炼。这样,面对未来的希望,面对当下的决断,面对过去的良知,构成了完整的行动哲学。其中,‘行动’特别重要。我不喜欢‘实践’二字,但意思差不多。”⑩而这个论述对主人公后来的行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让文本有了主人公的奋斗、反抗、诱惑、服从、迷途与觉醒等成长小说所必备的经典元素。当然,这并不是说《三城记》是套路写作,而是借着成长小说的外壳讲述了我们这个时代下青年人的故事,有着仅属于这个时代本质特征的独特表达。同时,作者非常重视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塑造,重视对“未完成的人”的重新想象与塑造。

走出“沙龙”,走向“世界”后,主人公在报社工作的时候,遇见一些风波,甚至在一次暗访调查的时候,被当地的黑势力毒打,而这些也从某种程度上让主人公见识到世界的真实面貌,对主人公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世界的看法不再是仅仅停留在沙龙式的想象,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成为参与者,成为行动者。从报社离职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备考,他又重新从“世界”重回“书斋”,开始了读博的学术生涯。然而,一切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在高校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在最后,因为种种不适而被送到了医院。后来,主人公又从“书斋”走到了“民间”,开始了新生活。尤其是在最后,在经历了北上广这种繁华都市的生活之后,主人公在河北农村的劳动中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快乐—这本身便带有极为强烈的隐喻特征。

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获得了精神性的成长—他不再需要那个象征母体的“睡袋”,也不再去写脱离这个时代的幻想小说,而是可以真正地面对世界,理解世界,也由此认识了自己,拥有了改变自己的真正力量。与此同时,主人公也具备了爱人的能力,有了行动的执行力,而他的人生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面对一次次成长的困境时,主人公实现了精神上的突围,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成长,也成为文学意义上的新人物。这部关于个人成长史的长篇小说,不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文本结构,不论是文学主题还是文学意义,都相当成熟与深刻。

注释:

① ⑨何平、张柠:《顾明笛是一个新人物》,《南方文坛》2019 年第4 期。

②张柠:《土地的黄昏》,东方出版社2005 年版,第18 页。

③⑥张柠:《城市经验和城市研究》,《小说评论》2019 年第4 期。

④⑦⑩张柠:《三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40、41、70 页。

⑤贺绍俊:《〈三城记〉的文学理论》,《南方文坛》2019 年第4 期。

⑧ 冯至:《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译本序》,《歌德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 页。

[作者单位:延河杂志社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