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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短篇小说:直面现实,超越困境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 程旸  2020年03月30日23:05

内容提要:2019 年的短篇小说对以往小说有重复,也有更新,它积极超越世俗生活叙事羁绊,寻找温暖感人结局的努力,恰是一个看点。更重要的是作者身姿开始下沉,触摸普通民众的悲欢,诉说他们的坚持,对知识精英的哀乐叙事,也不尽是简单维护,而注入了难得的反省成分。

关键词:2019 短篇小说 介入现实 反省

2019 年,在长篇小说持续热中,短篇小说阵地并未示弱。这几年,尤其是2019 年我国的短篇小说创作,在主题题材等方面略有转变。短篇作者开始减少孤芳自赏,介入社会生活的力度正在增强。其表现是,故事紧贴真实生活,跟随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但扑面而来的是人生的暖意。

一、怀旧题材的翻旧换新

对已逝生活的追忆与怀念,是人们普遍具有的心理状态。中国文学历来不乏这方面的创制。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乃至白话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无不渗透和融合着中国人的这种审美结构。这种怀旧式的民族精神审美模式延续至今,也被当代的小说家们进一步发扬光大。

纵观2019 年的短篇作品,迟子建的《炖马靴》、叶兆言的《吴菲和吴芳姨妈》、张炜的《月亮宴》、陆颖墨的《白丁香》、朱秀海的《永不妥协》、储福金的《棋语•连》、黄锦树的《迟到的青年》、李云雷的《杏花与篮球》、刘庆邦的《叶落桃园》、宁肯的《火车》、朱山坡的《荀滑脱逃》、曹寇的《龙》、石舒清的《九案》从各个角度展现了作家们对于怀旧题材的把握。

迟子建的《炖马靴》,故事背景仍然是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地。抗日战争期间,故事自述人“我”的父亲是驰骋于东北森林中的抗日游击队成员,与日本军队数次正面周旋,在丛林中辗转时,与一匹瞎眼的母狼结下友谊,多次喂食这只因目盲处境艰难的母狼。谁知狼这样颇为凶猛的肉食动物也懂得知恩图报,在父亲被日本士兵追击潜逃森林,陷于迷路之境中时,这匹昔日故交的母狼带着自己的儿子,一头年轻的公狼,一步步地,在酷寒山野丛林中,将父亲引领出了茫茫森林,带到了人烟丰茂的村庄。被人类视为牲畜的野狼如此的通人性,有恩必报,这样的人与动物惺惺相惜,互相扶助的故事令读者回味不已。正如小说的标题,“炖马靴”,父亲严寒饥饿中,将毙命敌人的马靴仔细处理剥离,架火烹煮马皮的精细描写,是本篇小说的点睛之笔。体现出了迟子建作为从上世纪80 年代—当代文学的黄金年代走过来的老牌作家,能够屹立文坛,多年不倒的秘诀所在。那即是对于现实生活的细致体认,耐心收集,整理生活素材,乃至最后文学化的艺术加工。叶兆言的《吴菲和吴芳姨妈》,讲述了一对双胞胎姐妹几十年的恩怨情仇,故事背景与人物跨越上世纪40 年代抗战时期的重庆,战后的南京,乃至台湾地区和上世纪90 年代的南京。几组人物的爱恨怨嗔,带出的是小人物被大时代巨轮推动的命运,无可奈何亦只能安然接受。张炜的《月亮宴》,以孩童视角叙述看守果园的独身老人与大自然为伴,自得其乐的生活状态。延续了自其经典作品《古船》以来的放松流畅的文字风格,带有暖意,颇具怀旧美感的叙述

语气,展现出了全球化时代以前的田园乡村情调。这样的乡村情致永远存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虽不会再复现,但依然是慰藉工业化时代人们心灵的良药。已经远去,越来越模糊,这般的田园风光也是永恒寄存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一抹亮光,照亮每一个在都市丛林中挣扎苦斗的异乡人。陆颖墨的《白丁香》,是向来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军队青春题材小说。讲述上世纪80 年代的纯情往事。朴素细腻,满怀感情的笔触,必然会触动读者心灵中最柔软温情的所在。朱秀海的《永不妥协》,是不多见的革命怀旧题材。一对年逾古稀的老兄妹,一年一度的相见,习惯性的互相讽刺挖苦,背后深藏的却是早期革命者浴血奋战的惨烈往事。过去与现在交织的笔法,带给阅读者的体悟必然是对过去的探寻思索和对当下安定生活的欣喜肯定。小说中,四岁的男主人公和红军妇女团残存的几十位女民兵,退守到悬崖孤洞中,顽强抵抗地主恶霸军队的进攻,最后仅存两个幼童。这一系列惊心动魄情节被细致入微地写出来呈现给读者。历史的残酷血腥与数十年后两位老红军安度晚年的自在状态形成的鲜明对比,只是为了告诉读者,历史进程的每一次变革进步,都伴随着无数先烈的牺牲奉献。储福金的《棋语•连》,猛然一看故事结构很像阿城的《棋王》,细读下去却是同工异曲。北巷小王一辈子痴迷围棋,却是个组织评论高手,只组织高手对弈,自己却抽身其外,评点棋局。一生的时光就在这个爱好中匆匆流过,是幸还是不幸?故事主人公和读者想必各有评判。黄锦树的《迟到的青年》,这位马华文学代表作家的作品,充满着意识流的色彩。“二战”中一个貌似革命者的主人公,在英国、马来西亚、日本当局的通缉信息中时而以中年面貌示人,时而又是一个青年的形象。他所走过的地方,时间开始流走得缓慢起来,自然万物以异样的面貌示人。小说中充满着对于热带国家的自然事物,独特气候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也让读者有了崭新的陌生化的审美体验。最关键之处在于作家所构建的时间异位的世界,揭示出的是人世间每个人生命中时间流逝的无奈。时光匆匆,万物荏苒,过去的不可再回来,未来的时间似乎也不那么充沛。每个人的生命长度有限,尽力把握也未必能如偿以愿。小说文字中的现代主义风格,对于时间的虚无感,搭配着精致且具有修辞美感的词句,构筑出了一个源于生活,却又在既定时空中脱离生活的小说心灵世界。这篇小说的故事背景、人物都来源于日常生活和历史年代。但作者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组织构建,制作出了正如王安忆在小说创作谈中所阐释的,一个小说世界中的心灵殿堂。李云雷的《杏花与篮球》,讲出了一个乡村中具有理想形象的青年为了爱情,放弃进入省队打篮球的机会。作者讴歌的是过往的田园乡村中的真善美的情怀。这样的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怀旧意绪虽然在现今的社会中并不多见,但仍然是民众人性中至真至美的所在。刘庆邦的《叶落桃园》,是一篇怀旧中带有反讽意味的故事。“我”

的大伯流落到台湾,远离老家几十年,1980年代回家时俨然是一副富裕台商的派头,实质上在台湾地区只是个普通的小贩。1990 年代,“我”从大伯的台湾友人口中了解到真相,颇为惊诧。到了2008 年的北京,“我”邀请大伯来看奥运会。彼时叙述者的工资和稿费已经远远超过了大伯在台湾地区的收入,中国大陆已经飞速发展,今非昔比。大伯还是改不了旧观念,给“我”买几十块钱的皮鞋。整个故事叙述中有着大伯浓浓的乡愁和“我”所讲述的海峡两岸亲人间难以割断的血脉和感情联系。但是在这层温情背后,带出的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风水轮流转的人间现实和这后面难以回避的由此而来的适应与被适应的人间喜剧。作家用这个故事借喻了经济基础决定人们心态变化的世间真相。宁肯的《火车》,正如标题所言,一趟扒火车的冒险之旅,改变了女主人公小芹的人生轨迹,也让原本看似和谐的小伙伴团体分崩离析。这个事件背后留下的是人们心中的一连串谜团,到故事结尾也没有解开。作者的故事结构中始终有一个大大的疑问。这个疑问也可以说是整篇小说的支柱所在,有了它,才有整个情节中的悬疑色彩和不可说的私隐,才有了让读者通篇阅读的动力。小说家的文字

魅力正在于此。朱山坡的《荀滑脱逃》,书写了1980 年代初一个小镇惯偷无头有尾的离奇经历。作者更想阐释的是这个主人公所处身的特定时代的偏远小镇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对于生存的麻木,对于火车这个符号所携带的远方的想象,对于凡俗环境中偏离正常生活轨迹的人物的好奇和揣度。曹寇的《龙》,粗看有些受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影响。失智的,偏执地相信脑中幻象的孩童,貌似永远不长大,可是父母已经逐渐衰老。这样的先锋小说人物设定只是一个引子,背后折射出的是拥有身患疾病孩子的家庭在时代剧变的大潮中被渐渐抛远。孩子不能正常升学就业,普通父母也无法从孩子的奋斗中改变生活条件,最后就如那颓败的老屋一样,被日新月异的时代进步所抛弃,陷于生活艰难的窘境。石舒清的《九案》是怀旧题材小说中非常罕见的类型。作家熟读并且查阅了宁夏省的历史档案, 从故纸堆中整理复述了九个清末民初的意外杀人案。每个案件都有着平常的开头,然后因为不可抗力导致了人物去世的惨重结局。 作者并没有在语言雕琢上过多投入,而是用朴素平实的言语,

客观的叙述者态度讲述了九个案子的来龙去脉。这样的旁观者立场容易保有冷静自持的态度。在平静的讲述中,百多年前的人世悲欢从发黄的旧纸张中跃然而出,栩栩如生。读者在感怀于命运无常的同时,也从作家的笔下回味了逝去的旧时代的风土人情,接近了百余年前古人们的喜怒哀乐。 最终会发现,不论什么年代、地域,人类的感情走向,人性的复杂深邃,人们对于某件事情所抱有的态度与处理方式,是完全一样的。

从以上这些作家们对于怀旧题材的把握,我们可以看出,怀旧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存在,代代相传的情感模式。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曾经指出,一位作者在追忆的同时他自己本身也成了被追忆的对象。“正在对来自过去的典籍和遗物进行反思的,后起时代的回忆者,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发现过去的某些人也正在对更远的过去作反思”①。进一步说,“这里有一条回忆的链索,把此时的过去同彼时的,更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有时链条也向臆想的将来伸展,那时将有回忆者记起我们此时正在回忆过去。当我们发现和纪念生活在过去的回忆者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回忆我们自己也成了回忆的对象,成了值得为后人记起的对象”②。可以这么说,对过往的不断追忆或者说往事再现构成了某种内在的精神动力来推动中国文学的不断发展与充实。 宇文所安曾提到五月花这种花卉植物因为新移民抵达美国所搭乘的“五月花号”而闻名于世,因此当他看到一幅标注着1903 年所摄的五月花照片便产生了追古抚今,感伤之意。但其强调如果看到一幅未标注所摄年代的五月花照片就不会产生任何追忆之感,只是觉得一幅普通花卉照片而已。这便是历史,年代的印记让人产生回忆,或者说往事再现,在自己脑海中假想1903 年的人和事物是怎样的,以及与自己的往事相联系,由此催生或者说激发出追忆之感的原因。因此,2019 年这些短篇小说中叙述的怀旧追忆故事在宇文所安笔下便成为我们进一步跟踪理解它的隐喻。他在《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这本书中指出“到手的东西丢失了,它们同样从记忆中丢失了;失去的东西现在却保存在记忆里。这就是记忆的本性。在这里以及整个《后序》里,凡是涉及到失去的东西和力所不逮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到这种本性”。继续阅读还会看到,作者在此书中对于追忆的一段描述能够更加具体地让我们也体会到这种伤感却又洗涤升华往事的情感:“我们读到这首小诗,或者是在某处古战场发现一枚生锈的箭镞,或者是重游故景:这首诗,这枚箭镞或这处旧日游览过的景致,在我们眼里就有了会让人分辨不清的双重身份:它们既是局限在三维空间中的一个具体的对象,是它们自身,同时又是能容纳其他东西的一处殿堂,是某些其他东西借以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场所。这种诗,物和景划出了一块空间,往昔通过这块空间又回到我们身边”③。回忆往事,让怀旧情绪在心中蔓延固然是一种美好难得的情感。但是收拾过心情后,作家们还是要把笔触投向更为现实的生活, 毕竟那里,才是芸芸众生群集的人间,有众多猝不及防的现实生活的困境会出现在他们面前。

二、如何直面困境

向上与向下的内在矛盾,一定程度上是在指向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困境。

“困境”的命题并非出现在今天,它在1980 年代中期已被作家提出,例如张洁反映女性婚姻困境的著名中篇《方舟》,以及更早的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然而,不惟是女性文学,1980 年代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思考早就有难得的思想深度,比如,兴起于知识界的“萨特热”。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哲学命题,虽然当时还停留在纯粹观念层面,作为它的现实纵深延伸,终于在今天物质生活达到很高水准之后,对人类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在我看来,2019 年的短篇小说,是对当年观念层面在现实生活方面的落实,其意义已不言自明。

先看知识精英的困境。都市的成年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生活困境,在事业、家庭和感情上,知识精英的痛感尤剧。这是因为,他们基本解决了生活问题,敏感的神经,使其更容易在心理和精神层面发生倾斜。邵丽的《天台上的父亲》、徐则臣的《青城》、肖铁的《鼹鼠之王》、邓一光的《风很大》、麦家的《浮冰》、 哲贵的《图谱》、张楚的《金鸡》、周瑄璞的《砂糖橘》、李宏伟的《沙鲸》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天台上的父亲》讲述了“我”的父亲从单位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难以适应无人应求的巨大落差,心理崩溃,终至坠楼自尽的悲剧。《青城》说的是三个爱好绘画书法的男女纠缠不清的故事。情感上的纠结也带不过生活处境的乏味与无望,相望天涯是最好的结局。《鼹鼠之王》里的主人公,一位男性中年华裔工程师,在异国他乡始终难以排遣孤独感,对他友好的凯瑟琳去世后,偶然在大巴上结识了她的继女后,发生了一系列古怪难言的故事。 小说中通过抓鼹鼠暗喻的是亚洲人在异国的精神空虚,与身处环境的格格不入和美国中下层民众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心酸。《风很大》,将故事叙述空间设置在台风后的街道上,女主人公开车救援动物。这种心理转移也解决不了她家庭的不幸和高速发达的深圳中产社会中人际关系的虚假漠然。《浮冰》,故事的设定更为离奇。男主人公,一位军队科研干部,与错拨他电话的经商女人见面,鬼使神差的要借她一万元。都市中人们的距离感和突然的交集让人错愕。《图谱》中,男主角是北京的学者,与江浙的老家有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亲戚间既疏离又有着莫名的联系。最后故事谜底揭开,一切的难言之隐都来源于家族祖传的京剧头盔制作手艺。《金鸡》中,合租的两个北漂,一个中年,一个青年,相处久了竟有了些相濡以沫的朋友情谊。 青年原本殷实的家业一夜之间衰败,人的性情走向了颓败无助,前路茫茫。即使故事中有只带有神奇色彩的金色公鸡,也无法将人们失去的一切追回。《砂糖橘》中,女主人公发现丈夫出轨的微信留言,为了家庭完整,隐忍到事情结束,息事宁人。《沙鲸》的叙述语气带有尼采著作般的癫狂风格。男主人公成为了作家,有作品出版。他的父亲却对于其怀有天生的敌意, 故意贬低激怒他,以满足自己的嫉妒心理。小说中采取了戏中戏的手法,穿插的故事有些迷离的寓意。

迈入20 世纪之后的人类社会,消耗的资源量已达数千年来的一半左右。这种巨大自然资源耗费的背后,是科学技术的极速发展与生活质量的飞跃式提升,为此催生了人与人之间通讯联系手段的丰富便捷,但吊诡在于,过于便利的通信工具,反而造成人们心灵沟通上越加困难。失信哲学蔓延到每一个心灵深处,熟人仿佛都是陌生人,因为没人敢把自己心灵完全交给对方,也包括亲近的朋友,这都使个体灵魂的孤独感日益加深。可以说,这些反映城市人精神困局的小说,是现今中国社会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反射,也是人们自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后一个根本性的难题。这种情景中,小说不啻是沟通心灵的另一种手段。它以虚构的形式,反映着真实的社会。它以非现实的话语方式,试图重建真实可靠的心灵慰藉。短篇小说,尤其在冷淡的社会扮演着沟通天使的角色。这些作者一方面痛感人的困境的无法超越,一方面又在积极超越这种困境,用文学的力量让孤独的个体重拾信心。这正如夏志清在评论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时所分析的那样:“天磊在美国教中文糊口,志气相当消沉,但同时他有丰富的情感生活,像华兹华斯一样,在片断的回忆中找到了安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④实际不光中国小说,西方小说在这方面也有不错的表现,例如库切的《耻》。因对女学生不轨被学校除名的50 多岁的卢里教授,想到女儿在南非黑人社区的农场找到安慰。不想因父母离异,女儿不原谅他,也不愿意与他沟通。正待他在农场和开普敦之间彷徨不决时,精神上再遭重创,女儿被三个黑人青年轮奸怀孕,但坚持要把这非法的孩子生下来。可以说,卢里真的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然而,小说最后几章,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他,却与自己未完成的戏剧《拜伦在意大利》的残篇相伴。自己困守农场,酷似拜伦在最后的岁月困守意大利,来去失据,循环往复,像不断缠绕的戏剧,也像萦绕不断的动人音乐,把现代人的真实处境刻画得深切感人。这是一部终于走出困境的小说,像前面几篇2019 年的短篇一样,“走出”,构成了它们共同的主题。

再看普通民众的困境。普通民众是与知识精英略有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的分层,使他们直面的困境稍有差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规模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普遍富裕的小康社会已经到来。不过,即使在大好形势下,依然会有城市中的普通市民和乡村居民因为病痛、意外灾祸而使生活陷入困境。这个条目中收录的多是2019 年度短篇小说中描写普通老百姓生存困境的力作。如李修文的《我亦逢场作戏人》、吴克敬的《为嘴》、李学辉的《挂在山顶的风》、还有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我亦逢场作戏人》,是一篇情节惨痛的小说。男主人公原是乡村戏班子主角,擅演西楚霸王项羽,戏曲班子经营惨淡后,转行卖水果,生意本做得不错,却赶上地头蛇恶霸的侵扰,被抢了铺位。他的命运开始直线下滑,被妻子抛弃,来到武汉开车为生,身染癌症,到了晚期。故事进行到这里可以说是人戏不分,项羽最后英雄末路,自刎了结,男主角也恍惚的在生命尽头悟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这个作品是一篇彻头彻尾的悲剧,代表了真实生活中很多命运不济又没有良好生活习惯的人最终的悲惨结局。《为嘴》刻画了农村一家三代女人在面对生活困境时,不得已委身于掌握她们命运的乡村权势人物的残酷故事。李学辉的《挂在山顶的风》中,一个年轻的支教老师来到只有一个留守学生的凋敝乡村,亲身体验了这一块远离现代文明,没有发展希望的土地上生活的小男孩无助凄清的命运。《在阿吾斯奇》延续了董夏青青一贯的描写新疆基层官兵生活的故事脉络。因家境贫寒,自小在少林寺习武的年轻士兵,进入军队后希冀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却不幸因意外离世。 几十年前牺牲的烈士,其家人因为生活艰难,多年后才凑够路费来为孩子扫墓。 作家的这类故事一向是含蓄淡然中带着点点无奈的文字风格,道尽了普通人生活的不易与改变命运的机会渺小。作者们显然知道,普通民众的生活困境乃在天灾人祸,他们受制于个人自然条件,早早失去应有的竞争力,所以偶有不测,便会承受不起。但作家们不愿粉饰生活,更愿直面困境,让读者在阅读时主动思考。从上面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在经营知识精英的社会困境时,不忘潜下身去关注民众的危困。他们貌似冷静客观,笔端却处处露出温情,甚至露出某种诗意。他们不避微妙题材,愿意藏身民间,在普通人的人间戏剧中重温生活的真谛,并把这温情这真谛带给读者。描写困境并非消费消极,相反它诉诸积极的力量,叫人在世事艰难中不忘对未来的奋力争取。2019 年的短篇,确实在这方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对困境的借喻和超越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描绘现代人的艰难不是目的,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借喻手段,实现对困境的转移和超越,比如努力在精神境界上进行超越。艾玛的《芥子客栈》、范小青的《旧事一大堆》、乔叶的《头条故事》、关仁山的《芦花如雪》、南翔的《珊瑚裸尾鼠》 是2019 年短篇小说在这个创作方向上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家底气十足,他们认为借困境故事吸引读者,已远离作家的职业精神。小说不等于是生活的戏仿,不是对读者的迁就,而是对生活和读者的再引导、再创造。叙事学理论所谓“创造读者”,在这里有了新的读解点。然而在我看来,当自媒体变成“生活真相”的揭露者之后,对于作家来说,最为困难也最具考验性的,也就是如何站在自媒体之上,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

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艾玛不同凡俗的《芥子客栈》。在作品中,一个年轻的寡妇独自在青岛郊县的海边开了农家乐旅馆, 与当地人交往不多,但是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一个比她小几岁的当地保安对她产生了好感,开始关注她的生活。作品用大量篇幅描述女主人公对于旅馆装饰布置的精细整洁有品位,还有她高超的厨艺,利用常见食材做出可口的美味,着重强调她对于生活的热爱和一丝不苟的生活态度。作者在这里借喻的是女主角面对丧夫的打击依然坚强生活,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这不就是在精神境界上对困境进行转移和超越么?

范小青是最近几十年短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她洞察世事极深,但并不炫耀个人智力,而是自觉从人物故事中跳出,在一个高点上审视甚至批判生活种种陋习。读她的作品,经常给人恍然顿悟的感觉。《旧事一大堆》是篇有些荒诞幽默色彩的喜剧故事。一幢老宅子被三人成虎地传说成为民国时期大家族的旧居。嗅到了房产商业价值的各路人等开始希冀从中牟利,可惜最后若隐若现的结局暗示的是一切传说都只是传说而已。这种处理令人想起鲁迅某些讽刺小说,他着笔于人物困境,又不露声色地从中悄然离开,站在一旁严厉而温情地予以审视。从范式小说可以悟到,人性贪欲乃是人之本能,有时也可能是出于软弱无力自拔,因此,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如何给读者以精神出路。

《头条故事》中,一个省级戏剧杂志的女主编偶然开了公众号。本来发表的帖子点击人数寥寥,偶然中,她发表的一篇谈论街道上树木刷白漆是否合理的文章引起了网友的争议,回复不断,眼看着帖子将要酿成带有负面性质的热议新闻,她及时地不再回复网友,事情最终偃旗息鼓。《芦花如雪》中,四个小伙伴在乡村结伴长大,长大后各奔前程,为了家乡的旅游事业发展又聚到了一起。虽然已是物是人非, 但往日的情谊仍然长驻心中。《珊瑚裸尾鼠》以一种已经灭绝的哺乳动物为引子,讲述深圳一个中产家庭的喜乐故事。家庭生活中虽有矛盾冲突,但温馨才是一个和睦家庭的本质。本篇小说的暗喻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人民在生活普遍富足的状况下,开始追求个人主义的生活兴趣,探索个性的发展。

2019 年的短篇小说对以往小说有重复,也有更新,它积极超越世俗生活叙事羁绊,寻找温暖感人结局的努力,恰是一个看点。更重要的是作者身姿开始下沉,触摸普通民众的悲欢,诉说他们的坚持,对知识精英的哀乐叙事,也不尽是简单维护,而是注入了难得的反省成分。这都可以看出,在一个大时代中,作家不满足已有成果,而继续探索的身影。

注释:

① ② ③宇文所安: 《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版,第21、21、8—9 页。

④夏志清:《文学的前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127 页。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