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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9 年中篇小说创作精于故事结构、叙述方式的探索，从多维视角突进生命肌理与精神内核。现实题材小说逼近“文本”与“人本”，在互文性叙事中考察社会世相。老年叙事大放异彩，以精神问题的提出直击社会的痛点。创作主体投入历史题材的多样开掘和文化传承视域中的群像塑造，同时，在传统叙事之外，试图以叙事的“形式”实验向经典致敬，显示出中篇小说审美视线的多向延伸。2019年中篇小说与往年相比实现了叙事向度的突进与审美视点的位移，为中篇小说文体多维拓展提供了诸多新鲜经验。

关键词：2019 中篇小说 文本 心理分析 老年叙事

2019 年中篇小说亮点纷呈。从创作队伍来看，“70 后”作家成为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发表了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作品。然而“80 后”作家也不甘示弱，不乏佳作引起文坛关注。从创作特征上看，2019 年中篇小说创作精于故事结构、叙述方式的探索，从多维视角突进生命肌理与精神内核。现实题材小说逼近“文本”与“人本”，在互文性叙事中考察社会世相。老年叙事大放异彩，以精神问题的提出直击社会的痛点。创作主体投入历史题材的多样开掘和文化传承视域中的群像塑造，同时，在传统叙事之外，试图以叙事的“形式”实验向经典致敬，显示出中篇小说审美视线的多向延伸。与往年相比，2019 年中篇小说实现了叙事向度的突进与审美视点的位移，为中篇小说文体多维拓展提供了诸多新鲜经验。

在互文性叙事中考察社会世相

2019 年中篇小说将“文本”融入叙事，而“文本”形成过程与人物命运之间构成互文性关系。其中，鲁敏《或有故事曾经发生》（《十月》2019 年第3 期）、孟小书《请为我喝彩》（《十月》2019 年第5 期）就是这样的篇什。两部小说都涉及一个“文本”，但又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元小说”。小说的叙述逼近“文本”与“人本”，在互文性叙事中检视日常中被遮蔽的人性图景，揭示全媒时代功利化的文化运行机制中所潜藏的深层矛盾。

企图精准概括鲁敏的小说美学是件吃亏不讨好的事，因为她的每次创作都在寻求与众不同的立足点。《或有故事曾经发生》在叙事特征上不同于鲁敏以苏北“东坝”为背景的乡土小说，也相异于有关都市题材的情感叙事，而是着力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生存处境的终极思考。鲁敏敏感于信息化时代文化市场机制的运作及其造成的人心的变化。小说以一起“平淡但勇敢的死亡事件”开启叙事，经由叙述者—报社记者的调查和讲述，试图还原死者米米自杀的真相，同时，叙述者袒露了为报社撰写“非虚构文本”的过程，也是作者对之进行戏仿或解构的过程。作者“以虚构的方式，致敬、戏仿或解构了一个非虚构叙事的发生与发展，这整个戏仿，恰恰又强化和放大了我的小说主旨—在这例死亡的周遭，我们可以肉眼见到的人间隔膜，以及人们对打破这种隔膜的艰难努力”①。在“人间隔膜”的呈现中，鲁敏写作所要抵达的审美目标，不只是对米米自杀事件本身的反讽（等于再死一次），也不只是对“非虚构文本”的戏仿，更是对作为非虚构作者的叙述者调查和创作的价值与意义的解构。这三重意义上的反讽、戏仿和解构缘于作者对工具理性作用下媒体机制变异的观察。因此，死亡事件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传媒运作中照见了现代社会彼此疏离的生存世相。

“文本”与“人本”的互文性在《请为我喝彩》中表现为主人公与剧本人物之间的自我镜像化。小说主人公孙闯闯是叱咤风云的乐评人，在独立音乐人圈子中享有盛誉。独立音乐不同于流行音乐，具有非主流的精英化和个人化特征。从孙闯闯所欣赏的音乐类型，可以推断，人格特质上他是一个沉迷于自我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也是如此。孙闯闯的乐评使台湾地区著名音乐制作人炎雅伦走向前台成为热门歌手，同时也成就了自己在乐团的地位。随着炎雅伦去世，孙闯闯投入以炎雅伦为原型的剧本创作，企图跨界闯入影视圈，不料剧本受到冷遇。原因在于，炎雅伦在编曲创作上融入苏州评弹、爵士、雷鬼元素，属于小众化的“地下”音乐，不能被“地上”的世人所接受，因而有关她的电影也不会有市场。某种程度上，“炎雅伦在小说里更像是孙闯闯的镜像，他对炎雅伦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构成了他对自己的认识”②。因此，炎雅伦在歌坛的昙花一现暗示了孙闯闯的黯淡命运。邓科与费乐乐暗中窃取孙闯闯的创作成果，将他们与孙闯闯拍摄的电影《寻找炎雅伦》改头换面，以《鸟人儿》为片名参加国际影展并大获成功。最信任的朋友在孙闯闯事业即将获得转机的关头反戈一击，对他来说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孙闯闯无法再自欺欺人，只能接受那个自造的高傲而不可一世的幻影趋于破碎的残酷事实。这是作者对其性格弱点的明察。尽管如此，孙闯闯在理想主义气质上如同沉迷于音乐探索的炎雅伦。有关“寻找炎雅伦”的剧本创作与影视拍摄作为一种修辞，暗示了孙闯闯心中不灭的梦想。孙闯闯的出现对孟小书的创作来说无疑是一次突破，这个形象没有了《逃不出的世幻》《满月》等此前小说的悲观颓废气息，而多了一份与世界取得和解的愿望。

应当说，互文性叙事并不新鲜，但在以上两部作品中，“文本”融入到人本化的叙事中，不仅充当了小说叙事的“形式”要素，而且“文本”中人物的命运也构成了小说人物的自我镜像，起到深化小说主题、形成一种反讽的艺术效果。

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

小说家的职责在于关注当下现实，回应社会焦点问题。尤其是中国经济转型后，社会结构和城乡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小说创作来看，文学界开始把审美视点对准1990年代以降城乡结构变化中流动人群的生存现状，讲述“他们”的故事。广而论之，“他们”何尝又不是“我们”？进城务工群体数量庞大，他们的生存际遇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中国经济巨变中令世人瞩目的现实，讲述向城求生群体的故事也就成了近年来小说创作的热点。

付秀莹《他们》（《人民文学》2019 年第11 期）讲述了一对平凡夫妻的北漂故事，他们从家乡来到北京，遭遇了心灵的挣扎和人生的困顿。男主人公行伍出身，一个小人物，奇迹似乎永远不会发生在他身上，而女主人公任性，富于幻想，按照内心法则生活，不惜付出高额费用学习深造，在公司还需要应付尔虞我诈的同事关系。进城后的受挫使他们的婚姻面临危机，此前的梦想在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的世俗琐碎中湮灭。小人物孤注一掷的悲壮与置身其中的卑微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反差就如那架钢琴被置于局促的出租屋内，钢琴的高雅富丽与环境的逼仄窘迫极不协调。作者说：“大历史是确定的，而每一个个体的小历史，是如此的跌宕多变，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而正是这些新变，隐藏了我们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的精神秘密。”《他们》尝试着“为那些无名的小人物命名”，“为那些小历史中浩瀚的精神世界赋予新的力量新的色彩”，抑或说，通过个体的“小历史”的叙述揭开我们时代的“精神秘密”。③的确，“他们”琐碎的小历史建构了当下中国最本质的“历史”，折射出我们所身处的时代的精神特征。

如果说付秀莹所关注的是混迹大都市的乡村青年的生存压力及其所面临的情感危机，那么，陶丽群《正午》则把视线投向农村女性嫁入城市后的情感生活。也许，乡村女性嫁到城市原本就是人生中的一笔交易，虽然在物质上摆脱了农村的贫困，但在情感上却无法兑现她们的预想。小说中两个女主人公的情感苍白和精神空虚触目惊心，而与此相关的是城市男人的优越感不断膨胀。与付秀莹一样，陶丽群也致力于“个体”的发现，以城乡结合部“个体”的“小历史”来丰富和拓展关于“我们”故事的讲述。在福柯那里，“个体”之于“历史”建构的意义不言而喻，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萃取生活的本质，也正是小说的责任。

李佩甫《杏的眼》（《小说月报》2019年第1 期）同样以“个体”视角观照中国社会变革，从农民工进城的内部机制的角度探究“我们”的故事是如何发生的。正如王蒙《夜的眼》以“归来”者视角观照时代变革，呈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李佩甫《杏之眼》关注经济变革背景下中国农民的出路，讲述了一代农民向城而生的致富史。农民工题材小说是新世纪文学的主流，但通常聚焦于农民工进城后的生存际遇，而这显然并非李佩甫的兴趣所在。这部小说没有写这个群体进城市后的发迹史，而是立足于乡村，追根溯源，以“杏之眼”追究农民进城的模式和途径，细察他们致富背后所潜藏的暗疾与隐忧。主人公祁小元是傅夏祁人眼中的大贵人。大批村民没有参加正规培训和考试，而是通过车管所副所长祁小元走后门拿到驾照，前往杭州和深圳跑出租。他们在城市获得成功，站稳了脚跟，这归功于从祁小元那里获取的“通行证”。在杭州发迹的家乡人夏保生先富带后富，致使傅夏祁人的命运与付秀莹《他们》中的个体奋斗者相较大有改观。

然而，作者并没有把祁小元塑造成普通的贪官形象，恰好相反，他从一名不起眼的协警被提拔为掌管实权的股级干部，正是缘于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打动了市委书记关相如。即使是为家乡人“开后门”，他也相当谨慎，不忘在字条上注明：“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给予办理。”岂能料到，这张字条却被王宽所模仿，为傅夏祁人进城大开方便之门。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但家乡人从中受益，祁家人也备受乡人尊敬，获得利益。正因此，祁小元无意中帮助家乡人致富，却要承受众人之罪，确乎值得同情，更何况，祁小元的可悲结局很大程度上是王宽、崔国定的利欲熏心所致。从众人受益的角度看，祁小元又何罪之有？小说结尾，祁小元的不知所终，是否也暗示了作者犹豫不定的立场？

在心理分析中建立人性深度

心理分析在小说叙事中的功能是将故事的讲述转向人的内心世界，透过人物心理逻辑分析，揭示悲剧发生的深层原因，常常让读者在意外的结局中震惊不已。

尹学芸《青霉素》（《收获》2019 年第2 期）以清纯少女的口吻讲述了发生在“文革”结束前夕的悲剧故事：赤脚医生正坤在强势母亲的淫威下灵魂不断扭曲，最终导致14 条鲜活的生命由于药物过敏而蹊跷地死去。当然，这并非正坤不懂常识，而是灵魂扭曲变形的结果。主人公正坤在赤脚医生培训中与邻村姑娘相爱，却被母亲赵兰香打破，代之以与村支书异常丑陋的女儿铁秀珍结婚。母亲的独断专行使正坤背负着精神的重压，在委曲求全中走向扭曲变态的深渊，以致在医院对铁秀珍大打出手，这是精神久久压抑后的一次爆发。小说到此似乎已经明朗：呈现一个生命如何被毁灭的过程。然而，在小说结尾，作者借助正坤的日记揭开了惊人的秘密。正坤在青霉素注射之前故意忽略皮试环节，葬送了14 条生命，其中包括正坤的父亲和弟弟。正坤的精神暗疾似乎难以觉察，然而日记本却清晰地暴露了他如何走向病态的精神轨迹。从叙述方式来看，作者通过清纯少女王云丫的视角讲述这一悲剧的产生过程，也是别有意味的。叙述者的不谙世事的眼光异常清晰地反衬和凸显了乡村世态的复杂肌理和主人公的变态灵魂，同时也使悲剧的发生显得更加真实，更容易产生震颤人心的阅读效果。

从叙事时空来看，尹学芸以正坤为标本的心理分析并未局限于“个体”解读，而是延伸和追溯到母亲专横性格的精神来源，让读者联想到那个专制主义横行的“文革”年代。然而必须指出，母亲的精神专制固然是导致正坤悲剧的直接原因，但就人物心理深度来说还需要更有力的支撑，因此，同样是写两辈人之间的冲突，《青霉素》的叙述不如卢梭《新爱洛漪丝》中朱莉面对父母在亲情与爱情、情感与理智、自由与责任之间自我决断中的内心冲突来得深刻。④

与《青霉素》叙事模式相反，阿宁《盛开如谜》（《花城》2019 年第6 期）中少女的心理问题在小说开端就凸显出来。这部小说看似讲述一个俗套的女学生被教师性侵的故事，不乏吸引读者的猎奇元素，但作者没有放任通俗化的文学想象，而是借助人物情感的裂变与转化把主题导向人性的宽厚与和解。女孩白筝本是个开朗活泼的假小子，与男生交往没有任何障碍。突如其来的异常表现自然让人想到妙龄少女所遭遇的不妙情形。同时，母亲徐小钰与情人朱勇的关系也并不理想，不过充当其众多情人中的一个而已。初看起来，小说家眼中貌似只有人性的“寒冷”，但随着叙事的展开，我们发现，母女的不幸具有同源性，皆肇始于校园中的一段情缘，因师生恋而起。这种心理追溯为小说建立了人性深度。如果叙述到此戛然而止，故事的完成度似乎也无可厚非。然而，在这本可画上句号的地方，阿宁找到了小说叙事的另一种可能。到了尾声，读者也会觉察到创作主体情绪的悄然变化，它表现在中年女性多舛命运中渐渐升腾起的“人间的温暖”⑤，这股暖流固然来自朱勇对徐小钰的爱抚和关心，更源于女儿善待孕育中的小生命的态度，它弥漫在掩卷之际的余思中，彰显了创作主体对宽容与善意的召唤。

历史题材开掘中凸显义气风骨

近些年来，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成就突出体现在长篇小说领域，出现了刘醒龙《黄冈秘卷》、贾平凹《山本》、王安忆《考工记》、徐则臣《北上》、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等长篇精品，而中篇小说在这方面成绩平平。2019 年中篇创作中，邱华栋《琴断》（《清明》2019 年第5 期）和曹明霞《大车店》（《小说月报•原创版》2019 年第11 期）对历史题材的开掘值得关注。

那么，中篇文体在历史题材处理上如何区别于长篇文体，显示出自身的文体优势呢？不妨以《琴断》为例，这部小说是邱华栋“历史武侠小说系列”之一，以中国古代名士嵇康的形象为基础，重述经典故事，发掘不畏强权慷慨赴死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史题材系列化叙事对以当代都市小说称雄文坛的邱华栋来说不无挑战性，然而，写作频道的转换更突显了他非凡的叙事才华。这部小说中，作者别出心裁地选择一个少年侠客充当故事的叙述者，通过侠客的视角去展现魏晋时期的文人气节。应当说，这样的叙述在同类题材小说中并不多见，它基于魏晋风度所包含的“道义”，如果以之观少年侠客的师父与嵇康之间神交之默契，就很容易理解小说结尾侠客为何用嵇康的蚕丝琴弦杀死奸诈的钟会的义举。这种精神度量为叙述者以武林之侠义打量文人知识分子之狂放风骨提供了契机，产生了举重若轻的美学效果。而侠客以蚕丝琴弦为武器刺杀钟会，在小说尾声犹如嵇康弹奏了一曲《广陵散》，曲终之时弥漫着愤慨不屈的浩然之气。

与《琴断》对古代名士义气风骨的张扬相比，曹明霞《大车店》中主人公走向革命的义举也许并不起眼，他们是历史缝隙中卑微的小人物。日本军人攻占东北后，上百万的日本老百姓也被源源不断输送过来，美其名曰：开疆拓土。《大车店》以此为背景，从民间视角复现了1930 年代日本“开拓团”在东北上演的侵略丑剧。从政治局势来看，当时东北大地上活跃着国民党、土匪、山林队、地下党等多股势力。然而，作者没有描写宏大的战争场景，甚至有意偏离主流的历史叙述，而是把身处边缘的山林队纳入考察对象，以日常化的叙述呈现了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底层民众颓废与英勇同在、残酷与温暖并存的人情和世相。山林队虽是抗日力量，却势单力薄，自生自灭。他们无枪无炮，甚至缺少最基本的衣物和粮食，对革命的理解也相当幼稚，然而这些不足却丝毫不妨碍他们心中同仇敌忾情绪的滋生，他们的反抗有力挫伤了日本侵略者的“开拓”野心。2019 年中篇小说创作在革命历史题材少有开拓，这个意义上，对历史缝隙中边缘革命力量的作为及意义的发掘使《大车店》成为这一年小说叙事的独特风景。

与长篇小说相比，由于篇幅限制，中篇小说对历史题材的开掘很难在情节经营上出彩，也不容易在人物命运的曲折多变中建立历史感，而更侧重对历史人物道义、气节和人文风骨的挖掘，以此传达那个历史时期的精神特征和社会风尚。

文化传承视域中的群像塑造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新世纪小说对文化传承题材的关注有所加强。王旭峰吴越茶文化系列小说、雪漠河西民间文化题材小说以及陈河长篇小说《甲骨时光》便是其中的突出案例。相比于长篇小说，文化传承题材无疑是中篇小说创作的薄弱环节。2019 年中篇小说《书匠》（《人民文学》2019 年第12 期）和《春景》（《山花》2019 年第7 期）在文化传承题材方面有所开拓，但创作主体的兴趣并不在文化传承本身。或许，对某种文化本身细枝末节的呈现并非小说家的任务。所以，两部作品中行业文化只是充当了叙事的背景性因素，而文化传承者所信奉的行业精神与人生态度则成为创作主体的审美视点。

随着全媒时代的来临，纸质媒体的地位大幅下降。与之相伴的是，很多传统行业文化濒临绝境，书匠便是其中之一。《书匠》是葛亮“匠传”小说系列的首篇。葛亮关注文化传承，不屑于廉价的宣传，而是将文化传承及其在现时代的命运承载于一群活在旧时光里的人身上。“整旧如旧”是其工作原则。旧书经他们修复，回归所属时代，也就获得了“尊严”。这“尊严”是由他们所赋予的。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看似讲述修书的工艺和过程，而很多细节和场景却蕴藉着一种修书精神，一种生命的尊严。小说中一南一北两个修复师，在学养、承传及其渊源上联结着中西两种文化脉络。这种文化影响下，修复师过往生命中的“痕迹”以及骨子里的倔强与其命运休戚相关。不善言辞的性格注定了匠人在现实中的卑微处境，而生命的辉煌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然而历史文化传承赋予他们丰厚的精神底蕴，足以支撑他们在尘世喧嚣中构筑起一道精神壁垒。这种人格特质不免让人想起麦家小说中的天才，世俗生活中的笨拙不能掩盖天才在自己专注领域的生命光辉。书匠并非天才，却自有生存之道，生活在旧时光里，自得其乐。

同样是从文化传承视域中观照人间世相，王松《春景》不同于葛亮对形而上的知识分子精神的阐发，而是侧重于形而下的市井生活中人情世故的观察。这部小说以燕鸣茶馆为背景讲述相声、鼓曲艺人的故事。师徒之间、门派之间、台上台下、馆内馆外，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人物形象无论师辈桃又红、罗鼓点儿，还是徒弟朱胖子、马大手，皆棱角分明，鲜活饱满。这些人物就像散落的珍珠，由小桃红这个人物串联起来。故事是这样发生的。桃又红一辈子不嫁人，不收门徒，但在晚年破例收了小桃红为弟子。可这一收就惹了麻烦。马大手曾推荐人到桃又红门下学京韵大鼓，结果碰了钉子，直接导致了他在小桃红“摆知”仪式上闹场子的事件。马大手以嚣张跋扈的形象出场，却因劣迹斑斑而底气不足，曾因勾引唱铁片儿大鼓的女人而遭其男人“没脑袋没屁股地暴打一顿”。这软肋由朱胖子所掌握，同时，朱胖子与小桃红情同兄妹，对马大手的捣乱不会坐视不管。一环套一环，人物就按照这样的事理逻辑逐一出场。作为马大手的对立面，相声艺人朱胖子充满智慧而不乏幽默的气质。这从他用泻药整治黄三以及通过吴大头对付马大手的细节可以看出。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艺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与其所从事行业的精神特征莫不契合。桃又红孑然一身的命运与其一辈子所表演的鼓曲《忆真妃》的悲凉意蕴暗通款曲，同样，罗鼓点儿的善良与豁达、马大手令人啼笑皆非的“出招”与其所从事的相声艺术相映成辉。小说在生命与艺术的交汇点暗示了一种相声式的人生态度。罗鼓点儿借助“台上分神”事件间接点醒朱大胖：小桃红爱的是唐医生，而不是他。在《八扇屏》表演中，朱大胖由先前的魂不守魄变为此时的“不洒汤不漏水，一气呵成”，暗示了市井艺人通达的人生态度。

传统文化受到信息科技革命的冲击，亟待文学的发掘、宣传与推广，而传统意义上的行业文化更需关注。然而，文学所承载的历史责任不在传统文化的整理和记录，而在文化传承中“人”的因素以及行业精神与人生态度的挖掘与阐发。

老年叙事新进向：记忆盘活与人格再造

2020 年，中国老年人口达到2.48 亿。中国的老龄化时代已然来临。与老年相关的命题开始纳入小说家的考量范围，越来越受到关注。周大新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聚焦生命最后阶段，折射出诸多养老问题。老年叙事是2019 年中篇小说的亮点，形成了创作热潮。陈应松《白狐》（《北京文学》2019 年第12 期）、罗伟章《倒影》（《人民文学》2019 年第1 期）、刘汀《人人都爱尹雪梅》（《十月》2019 年第3 期）、范稳《橡皮擦》（《收获》2019 年第2 期）、余一鸣《小桔灯》（《中国作家》2019 年第9 期）等作品突破了以往对空巢老人的常态化书写，而在记忆与现实的穿插中突进生命内核，呈现出老年叙事的审美新进向。

老年人越来越难以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于是步入漫长的孤独之旅。《小桔灯》向我们显示，老年人受传统的道德观束缚，在爱情面前选择逃避，同时，由于被智能世界所抛弃，老年人陷入无尽的孤独。作者借助孙女久久在家里处境的变化映衬老人的孤独心态，把身处社会边缘的弱势者的苦楚呈现在读者面前。久久因家里多了双胞胎弟弟以及父母关爱的转移，变得苦闷和忧郁。爷孙俩被家人所忽略，在桔园互相慰藉，那血浓于水的亲情令人动容。《橡皮擦》中身为警察局长的洪玉林退休后的晚境又何尝不是如此？远在海外的女儿洪汉美在家安装监控，远程监视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的日常起居。入室抢劫案的发生终于惊醒了洪汉美的情感神经，勾起了她对父亲的愧疚之情，于是劝服二哥陪伴父亲。这样的结尾显示了创作主体的人文关怀。相比之下，《倒影》中父亲受到子女嫌弃的处境更为可悲，以子女的态度叩问世道人心。当社会沉浸在金钱物欲的追逐中而无法顾及这个时代的受伤者和落伍者，知识分子肩负着提醒和呼吁的职责。

灵魂无处安放是老年人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局。令人欣慰的是，在《白狐》《人人都爱尹雪梅》中，主人公试图在艰难突围中实现心灵的慰藉和人格的再造。

在记忆的激活中展开文学想象是老年叙事的一大特征。《白狐》以激活“记忆”的方式观照知识分子进入老年后的生存状态。老龄化问题不只限于通常所谓的骨质疏松、牙齿脱落、老眼昏花、走路蹒跚，甚至卧床不起等生理衰竭状态，更关乎着记忆、情感和精神逸出常态的情形。小说中主人公施金教授虽然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昆虫学家，但也不可避免地像大多数老年人那样受到孤独和病痛的困扰。生命陷入一团死水之际，校园中情人坡出现白狐的新闻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冲开了迈入暮年的施金教授的记忆阀门，让他回光返照般重温了那时隔久远的浪漫岁月。于是，那刻骨铭心的异国之恋被一只仙灵般的白狐所唤醒、所激活，毫无设防地暴露在老伴面前，那是一段隐秘的情感，也是人世最美的情愫。白狐在小说中若隐若现，喻指施金教授在高加索科考期间的恋人卡秋莎，更意味着受老年痴呆困扰的主人公重获新生的一次机缘。从叙述功能来看，传说中白狐的形象赋予小说叙述以神秘色彩，激活了主人公的情感神经，以致于让他在追寻白狐的痴迷中被摩托车所撞。这次车祸使其老年生活更其不堪。至此，科学家所代表的文明、理性与主人公的极端反智化生存构成一种反讽的张力。小说在生命密码的追踪破解中提示了当下老龄化社会问题令人揪心又难以回避，确乎引人深思。

随着国家城市化战略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跨界”群体。她们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乡村，暂时寄居城市，肩负照顾家族第三代人的伦理义务。《人人都爱尹雪梅》的主人公尹雪梅就属于这群城市短暂的寄居大军。从伦理意义上说，这个群体属于奶奶辈，进城的出发点是照顾第三代，这种依附性地位使她们很容易忽略“自我”，自我意识无形中淹没在琐碎的劳作中。从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这类人群的精神需求通常也被社会所忽略，正是这种习以为常的“忽略”引发了刘汀的创作冲动。他想追问的是，这类人群在伦理意义上的工作之外，在新的环境下是否存在重建自我人格的可能？应当说，这种关切非常及时。随着小康社会全面建成，老年人物质生活基本得到保障，而精神生活方面，尤其是在精神人格上如何得到应有的维护和尊重，值得深讨。

向经典致敬的“形式”探索

当代作家背后往往站立着一位文学大师，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写作，如余华与川端康成，莫言与福克纳，麦家与博尔赫斯，残雪与卡夫卡等。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有着深厚渊源。20 世纪90 年代，商业主义潮流冲击下，先锋小说家形式实验的激情日渐消退，选择了从小说本体意义上的形式舞蹈向中国故事的传统讲述的整体回归。这种创作态势下，陈集益的《炸裂》（《西湖》2019 年第6 期）、王秀梅的《失形记》（《芙蓉》2019 年第5 期）以别样的形式探索向文学经典致敬，让人眼前一亮，显得尤为可贵。

阅读《炸裂》如同置身重重雾霾之下，走进了一个异己空间，这种审美体验令人想起萨特《恶心》的世界。这里用“恶心”的意象来阐释主人公张学亮所感受的世界，也许更能切近作者的创作指向。张学亮鼻子出了状况，偶尔发出咻咻的响声，以至于“感觉有活物要从鼻子深处窜出来，搅乱你的生活, 它让你惊慌、茫然无措”。当作者把视线拉到主人公的日常中，我们发现，主人公的不适感看似由生理因素所引起，而实际上缘于城市空气质量的恶化与自我意识的分裂。城市的拥挤、雾霾以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文化风气，作为异己力量无时无刻不逼迫着他的神经，让他意识到生存的荒诞感，使他产生逃往家乡的冲动。为了表达这种生存的荒诞感，作者别具匠心地选择了第二人称叙述，由一个不露面、无人称的隐含叙述人呼唤“你”、描述“你”，讲述“你”的故事，“你”的背后好像站立着一个隐身叙述人，产生若即若离的叙述效果，显示了创作主体的叙述自觉。隐含叙述视角下的第二人称叙事，比起主人公第一人称叙事，使外部环境对主人公的压迫感以及这种心理感受过程的展开显得更客观更真切，也更能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缩短了读者与叙述者、人物的距离感。小说结尾不乏荒诞色彩：主人公鼻子终于炸裂开来！鼻子的炸裂既是生命压抑到极点的一次爆发，亦是对人类欲望膨胀到极限的一种警示。

在创作动机上，《失形记》是向卡夫卡《变形记》致敬的作品。王秀梅说，这部小说的创作等于完成了一次向“甲虫”的致敬。我以为，“致敬”并非模仿，而是出于“影响的焦虑”下的“形式”探索。小说的叙述由梦境所开启，在梦中余德被一只黑狗所咬。一梦激起千层浪。余德发现身体悄然发生变化，身上和脸上开始长毛，越长越多。虽然余德在外形上并非完全变成狗的模样，只称得上“失形”，却无法正常生活。作为企业总裁，他担心这个秘密被员工发现，于是越来越惊恐，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想象让人联想到格里高利一夜之间变成甲虫的荒诞故事。然而，从变形过程及其结果来看，两部作品似乎并不相同，主人公一个变甲虫，一个变狗，格里高利“变形”的结果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是“形”与“神”的合一。而余德离家独居后，与那只梦中的黑狗神奇相遇，他们之间经历了从对立到和解的过程。所以，余德终究没有变成狗，“变形”停留在神似层次，更多是心态上的变化。故事的副线是余德与两个女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妻子娜伽因流产不能再孕，而余德望子心切，正巧与郑八九坠入情网，企图借腹生子。这是余德的另一个秘密，岂料这一切皆是娜伽的安排。小说结尾，作者借娜伽之口道出了人与狗的神秘牵连。多年前，一只母狗被余德踢伤而流产，而余德离家后与黑狗“同居”以及对之实施救治，便在不觉中完成了一次救赎之旅。娜伽也因此顺利怀上孩子，同时余德脸上的毛发随之脱落，恢复了正常生活。某种意义上，与《变形记》类似，《失形记》也是一部蕴含丰富的寓言。你可以说它宣扬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可以说它呈现了一段焦虑中的无奈人生，但无论怎样，它总归显示了引人向善的道德指向。

在上述分析和归纳之外，2019 年中篇小说有几部不能不提。田耳《开屏术》让傲娇的孔雀应声开屏，这样令人脑洞大开的文学想象在众多小说中显得别具一格。这部小说以貌似夸张俏皮实则暗藏机锋的叙述探讨了金钱、性、权力互相交织中的人性面向。从人物来看，王局长金屋藏娇，骄奢淫逸，为了哄得美人开心，意欲购得随时可以开屏的孔雀，而易老板为了讨好王局长则费尽心机，不惜高价让隆介驯养孔雀，易老板急功近利又不乏宽容胸怀，隆介则机灵天真而又冒失散漫，显示出各自的人生状态和人生态度。乔叶《朵朵的星》以小女孩朵朵的视角道出了人类接受启蒙而不断成长、不断修身的寓言。小说中眠庄居住着两类居民：眠者和醒者。眠者与醒者的区别在于，醒者额头的星星是亮的，隐喻着摆脱混沌状态而获得启蒙或成长，而眠者则需要受到灵者点化，在种种机缘下被唤醒之后方能变成醒者，额头的星星也随之变亮。主人公朵朵始终在寻找那个神秘的灵者。这个过程中，有重度洁癖的妈妈不许她亲近泥土，是追寻灵者途中的阻挠者。为了摆脱妈妈束缚，朵朵独自去远方旅行，不禁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听到爸爸的呼喊声，朵朵忽然跌倒在泥坑，想起爸爸教她“土”字的话语：这个土字，就是三个一，三生万物嘛，意思是土里什么都长。与大自然的亲近意味着朵朵冲破了妈妈的束缚，在知识积累和旅行体验中获得心灵的启迪，终于如愿以偿地变成了一个醒者。事实上，这部小说的读者可以是儿童，也可以是成人。成人中也不乏“眠者”，有待“灵者”的点化蜕变成“醒者”。这是因为“眠者”与“灵者”相遇，毕竟需要机缘。若无这种机缘的成全，一个人或许一辈子也无法成为“醒者”。另外，杨映川《九尾猫》、胡学文《一水三浪》、少一《积木》、孙频《鲛在水中央》等作品皆不乏可圈可点之处，篇幅所限，不再展开。

以上分析不难看出，2019 年中篇小说创作突出文体形式的探索，无论是叙述者的设置、叙述语调的选择，还是人物、题材的处理，都在多元艺术向度中昭示出中篇文体的可能性空间。特殊题材系列小说成为众多作家的文体追求。邱华栋的历史武侠系列、杨映川的科幻系列、葛亮的匠人系列等，规模化、系列化的文体探索各有特色，成绩斐然。在题材处理上，写作资源的多元开拓，多维、立体的叙事向度，成为2019 年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琴断》《书匠》《大车店》等作品突显出题材的特异性，在题材的艺术处理上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白狐》《人人都爱尹雪梅》《青霉素》等作品致力于心理分析与人格重塑，在叙事向度的精神突进中丰富和深化了2019 年中篇小说的意蕴空间。

注释：

①鲁敏：《所有的叙事都是易容术》,《中篇小说选刊》2019 年第4 期。

②李振:《孟小书〈请为我喝彩〉：孙闯闯的三十七岁》，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120/

c404030-31465483.html。

③付秀莹：《他们就是我们》，《中篇小说选刊》2020 年第1 期。

④《新爱洛漪斯》在第二卷第六封信中，朱莉诉说了违抗父母意志所经历的灵魂阵痛。见[ 法] 卢梭《新爱洛漪斯》（二），伊信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241—242 页。

⑤阿宁:《盛开的方式》，《中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1 期。

[ 作者单位：广西省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