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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启示录与诗学编年史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 霍俊明  2020年03月30日22:46

内容提要:当下诗歌的现实感愈益突出,同时代人呈现的是时间之诗和社会之诗的复杂结合体。新诗历来缺乏共识和公信力,新媒体、自媒体平台以及AI 智能使得诗人数量、诗歌产量以及传播生态、评价体系、诗学面貌都发生了变化,而全国诗歌座谈会的及时召开对于凝聚共识、引领创作、共建新时代诗歌的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碎片化写作亟待总体性诗人和重要长诗文本的出现,少数民族诗歌的愈加开阔和多元为当前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需要的是具有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意义上的当代诗歌。

关键词:2019 诗歌 媒介 现实

诗歌从时间序列上构成了一个人的语言编年史和总体意义上的时代启示录,在所有的文体中最难持续进行的就是诗歌。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下诗歌的差异性景观,又应该自觉地对诗歌创作以及生态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正视和反思。任何诗人无论以什么方式来处理什么样的题材,他永远面对的就是自我、时间、命运和时代—它们也正是作家和作品的生命力所在。对于今天的中国诗歌,只能说,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其间的差异太大了,正如白天的诗和夜晚的诗一样,黑白分明、差异巨大。2019 年的诗歌在延续了以往诗歌面貌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现象和新问题,值得及时梳理和深入甄别。

数字和产量的炸裂以及AI 背后:问题和解决机制

目前, 国内有1000 多种定期出版的现代诗歌内部刊物,有的是独立印刷,有的是以书代刊的杂志书(mook)。此外,还有几百种公开出版、以书代刊以及内部交流的古体诗词刊物,古体诗词的诗歌社团组织有2000多个。目前全国诗歌网站的注册会员人数已突破1000 万,日贴诗歌量超过6.5 万首。截至2019 年12 月26 日,中国诗歌网的网站注册会员数为232809 人,会员发布诗歌数量平均每天约2300 首(中国诗歌网提供)。诗词门户网站搜韵网用户突破385 万,中华诗词论坛注册会员25.6 万人。“百度诗词吧”的用户为33 万人,累计发帖超过700 万。诗歌类微信公众号的订阅用户已超过1000万人,目前从事古体诗词写作的人数已达350 万,全年在网络上发表的诗歌超过7000万首。

2018 年和2019 年,每年正式出版(包括译介)的纸质诗集有4500 种左右,作家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小众书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艺文出版社(澳门)、太白文艺出版社以及雅众文化等出版机构推出的长效诗歌出版机制对于推动国内外优秀诗人诗作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就2019年来说,重要的诗歌类译介主要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第一辑,赵振江主编)、《站在人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黄灿然译)、约翰•阿什伯利《别样的传统》(范静哗译)、罗伯特•洛威尔《生活研究》(胡桑译)、《桂花:阿多尼斯中国题材长诗》(薛庆国译)、费尔南多•佩索阿《想象一朵未来的花朵》(杨铁军译)、《杰克•吉尔伯特诗全集》(柳向阳译)、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夜的命名术》(汪天艾译)、赫列勃尼科夫《迟来的旅行者》(凌越、梁嘉莹译)、《火:鲁米抒情诗》(黄灿然译)、《赫贝特诗集》(赵刚译)、《未选择的路—弗罗斯特诗选》(远洋译)、《希姆博尔斯卡诗集》(Ⅰ、Ⅱ,林洪亮译)。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目前诗歌创作、出版和译介持续高涨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的诗集中属于长销书的非常少,而诗集的印数基本都在1000 册左右,有些诗集印出来之后根本没有进入流通渠道,这导致了人力和物力等资源的极大浪费。尤其是最近十年一大批出版社介入诗歌出版并取得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是诗歌出版的困境仍然是存在的,即在传播方面也暗含着隐忧与不足,大家公认的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作品还很少。诗歌类出版物的传播并不令人乐观,由于出版费用的普遍提高,尤其是年轻诗人和基层诗人的作品出版更为困难。诗歌出版的项目能够更为有效就需要出版社严格把好质量关,多推出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优秀诗集,同时要拓展诗歌和读者有效的互动机制,比如诗歌下乡、诗歌下厂、诗歌进社区、诗歌进校园等等。

“此刻世界上多少阁楼和非阁楼里”这句诗出自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一个写作者的精神现实、内在现实。佩索阿是在他的时代不为人知的诗人,在现实中极其孤独、局促、不安,而在写作中则成了一个精神世界无所不能、特立独行的语言超人。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在各种报刊以及电子平台上读到的诗人,其中不乏在这个时代已经成名的诗人,但是我们也必须相信一种可能,仍有很多安静的独立的真正诗人的存在,只是我们还没有与其在现实和文字中相遇、相识、相知。随着新媒体、自媒体对诗歌生产和传播的推波助澜,大量的庸诗、伪劣诗歌泛滥,诗歌的传播、甄别以及评价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传播”既包括诗歌的公共传播、社会传播,也包括中国诗歌的对外译介、国际传播。尤其是在出版和媒体工作的代表着重强调新媒体和公共文化空间对于促进诗歌传播、推动诗歌到大众和人民中去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最突出的事实是诗歌传播的途径和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传播介质的改变和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一方面使诗歌的传播形式相应发生了变革,形成了“刊+ 网+ 微信公号+ 诗人自媒体”立体生态链,尤其是“两微一端”的传播速度、广度、深度减弱了对好诗人、好作品遮蔽的概率,但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和负面影响。比如,快餐式的浅阅读和及时性、新闻化、表层化的创作倾向;诗歌微信公众号以及几百种的诗歌民刊良莠不齐,进而使得诗歌标准驳杂不清。这都需要各方面通过合力和有效手段加强监管和引导,突出主流媒体、重要诗歌刊物以及具有影响力的新媒体的引导作用。而从浩如烟海的当下现场提取出优质的诗歌(文学)文本,仅凭编选家、编辑家和评论家的一己之力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目前,机器人读诗、机器人写诗和机器人评论诗歌已经成为现实。近期人工智能“谷臻小简”的“机器阅读”“深度学习”以及“AI评选”—从20 本文学杂志刊发的全部771部短篇小说中评选出前60 部的榜单以及一部年度短篇—似乎在更改着这个时代的文学秩序、写作法则、文学伦理以及评价尺度,“人类和机器都有缺点,而人和机器合作,最大的好处是能节省大量时间,克服人类在速度、注意力、先入为主、自身喜好等方面的局限。与此同时,人类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比如,如何认识人类在这些判断之下的位置,如何在AI 高速发展的时代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如何理解甚至参与创造AI 的写作伦理……”①无论是谈论当下的诗歌还是整个的文学生态,我们都已经注意到媒介炸裂和科技革命以及人工智能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平台、移动自媒体的沉浸式传播以及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与使得创作心态、文学样态、生产方式、生产机制以及文学秩序、文体边界都发生巨大变化。尼尔•波兹曼则认为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指导和影响着人们了解和认识事物的方式,但是却往往忽略了媒介对人们生活的介入。从机械复制时代到电子资本主义再到数字化拟像社会,这都印证了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在媒体生产力和数字化生产力的时代情势催动下,在弱人工智能(ANI)向强人工智能(AGI)和超人工智能(ASI)的发展过程中,遭遇挑战的不只是诗歌观念、写作方式以及文学生态、文学生产效力和社会效应,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职业伦理(比如“知识劳工”所受到的来自人工智能机器的挑战)也随之发生变化。老诗人李瑛的《机器人》和喻言的《与机器人共进晚餐》对这一科技命题作出了诗学的回答和个人化的理解。质言之,诗歌生产的主体和阅读消费群体都正在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如何在多变的文学现场以及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来思考文学新变对现实、文学批评提出的新的要求?

无论是文学批评的方法还是紧跟时代巨变的批评风气和批评精神,我们思考的都是文学的本质问题与时代新变之间的特殊而复杂的关系。来自于阅读生态变化形成的影响的焦虑,这既是诗歌文体层面的又是诗歌传播、译介和跨语际交流层面的。陈大为、锺怡雯主编的《华文新诗百年选•中国大陆卷》(二册)由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谢冕先生作为总主编的近400 万字的六卷本《中国新诗总论》(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则从诗歌理论与批评的角度总结和展示了百年新诗的成就,这也是对新诗经典化焦虑症的一个缓解和改观。2019 年诗歌的对外译介和国际传播显然已经取得了成就和突破。诗歌翻译工作非常重要,中国新诗创作的外在动力,大半来自诗人对翻译诗歌的超强敏感和有力吸收,无论从革新冲动、诗学观念,还是语言态度、隐喻技艺等层面莫不如此。改革开放40 多年来当代诗歌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尤其是诗歌的国际化交流活动愈来愈引起国际诗坛的关注,“从国外译入”和“向外语译出”成了一种新的诗歌现实。

时间之诗与社会之诗:同时代人的敞开

今天的诗歌越来越强化的正是“个体”和“碎片”,即使涉及现实和社会话题也更多是充满了伦理化的怨气或者是浮泛的虚空的赞颂,而能够具有总体性的对时代命题作出回应同时又兼具了美学难度和精神难度的诗作却极其罕见。与此相应,则是“日常经验”的泛滥,“个人”“生活”“经验”“情感”“欲望”“趣味”被平庸化,尤其是一些知识化、纯诗化和不及物写作的倾向更是加重了此类诗歌的失衡。这与正在发生巨变的几百年未曾有的“新时代”极不相称,“新时代”呼唤着“新诗歌代”,“大时代”需要“大诗人”。“时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结构,而“新时代”与“诗人”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诗歌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每一个时代的最初发生都急需新的创造者、发现者、凝视者和反思者的出现,诗人正是具有综合的视野来整合时代命题和人类境遇的特殊人群。一个诗人不能成为自我迷恋的巨婴,不能成为写作童年期摇篮的嗜睡症患者。

尤为关键的是诗歌的“重”与“轻”及诗人的自我定位问题。

诗人既是“现实公民”—必然会注视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不能只是抒写现实境遇。诗歌是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是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的共生,因此并不存在纯粹封闭意义上的“纯诗”和“现实主义的诗”。很多时候人们习惯性地把杜甫限定在社会学层面的“现实主义”框架内,但我们对“现实”“现实感”“现实主义”的理解应该是历史化、多元化和开放性的。杜甫真正开创了诗歌中的现实并且是现实书写的集大成者。今天中国的现实已经空前复杂,这对汉语诗人提出了新的挑战,当代诗人“向杜甫学习”不应该成为空谈和口号,应该像当年的杜甫那样真正地理解生活、想象生活以及再造生活,并在诗歌世界中予以过滤、提升和转化,真正意义上通过诗歌把现实转化成历史。这才是当代人向杜甫致敬的动因,而杜甫是我们每个人的“同时代人”,真正的诗歌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诗歌的“个人功能”“社会功能”和“内在功能”(尤其是语言功能)应该是同时抵达的,但是在诗歌的多元化、媒介化、活动化成为常态的今天,在诗歌写作人口和诗歌产量难以计数的今天,诗人如何写作、如何维持写作的有效性、思想难度和精神深度就变得愈加紧迫。尤其是2019 年在新媒体平台发表的诗歌数量又创新高,但是诗歌的写作经验以及现实经验又存在着同质化的倾向,围绕着诗歌的标准、传播以及热点争议则一直存在且借助自媒体的传播而影响日甚,诗歌的公信力有待增强,关于现代诗的种种误解尚未消除,而及时引领诗歌创作方向、增强关于现代诗和诗词创作的融通、强化公众和业界对诗歌的共识就成了紧迫的现实问题和诗学问题。诗歌评价尺度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综合系统,必然会涉及美学标准、现实标准、历史标准和文学史标准。即使单从诗人提供的经验来看,就包含了日常经验、公共经验、历史经验以及语言经验、修辞经验在内的写作经验。评价一个诗人还必须放置在“当代”和“同时代人”的认知装置之中。显然,诗歌越来越被附加了各种意义和功能,读诗的人也总是希望从诗歌中读出更多的东西,比如“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社会正义”“时代伦理”等等,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在很多诗人那里诗歌首先面对的是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诗歌面向的首先是时间本身,而时间显然在不同的诗人那里会对应于各自具体的事物或景观。诗人应该将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转换为诗歌中的容留经验和开放式的“精神现实”,而非对现实生活表层仿写。这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上的“灵魂的激荡”和时间之诗、命运之诗,当然也是现实之诗、社会之诗。总之,诗歌“边界”以及精神维度和时间维度的打开正是开放和辐射式的写作,而这最终又统统归纳到诗人内在化的认知装置和取景框之中。这正是对当下诗人写作群体的有力提醒。

当《草堂》第1 期以及其他刊物不约而同重点刊发张执浩诗歌的时候,这并非巧合,而是印证了以张执浩为代表的当代诗人与“日常诗学”和“当代经验”的深入命名关系。张执浩给写作者们的提醒还在于诗人并不是在诗学惯性中建立起来诗性场景,而是在与

个体生命的体验和经验有关的现实和现场中进行发现和创造性写作。张执浩诗歌中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现场显然上升到了精神事件的高度。而日常生活具体到写作实践中,这都需要诗人从表象到现象学地去还原。“诗歌能够续命”,这是我近年来阅读潘洗尘诗歌时最为强烈的感受,他的诗无疑属于“真诗”和“生命之诗”。在潘洗尘这里诗歌的到来是伴随着经验分蘖和生命阵痛而一次次抵临的。对他而言诗是从生命里生长出来的。而当下的很多诗人并没有像潘洗尘这样具有重新把控、再造和“发现”个人经验中的真正闪电并给予照彻的精神能力,而是在更多的时候像不断膨胀的气球一样滥用了个人经验。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制造了一个个看似光亮而实则无用的碎片。生命经验的纯化和复杂化应该是同时进行的,正如那些火焰和灰烬,那些真实和虚无。其中有理想化的过滤和提升,又容留了经验、现实痛感以及生存状态自身的复杂性和张力空间,甚至其中也涵括了原生经验中芜杂的那一部分。

《北漂诗篇》(2019 年卷)(师力斌、安琪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继续从城市空间入手展示北漂一族的文化想象、精神地图以及诗歌的美学特质和文化价值,当然也一贯地强调了这一特殊写作群体在社会学方面的意义。一个诗人如果有了十年左右的写作训练乃至拥有了个人写作史,尤其是有了一定的读者认知度和影响力之后,就很容易因为写作惯性又不自知而导致瓶颈期的出现。《诗刊》社第35 届青春诗会诗丛十五种以及云南“东大陆”青年诗丛六种、“无见地”七位青年诗人诗选、“六诗丛”(台湾秀威资讯)都呈现了当下青年诗人群体的生活和活力。云南的青年诗人尽管颇受外界争议,但是他们总是每每通过文本的成色澄清那些误解和刻板印象,尤其是他们诗歌中的精神能力不得不让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刮目相看。我想,对于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和写作者来说诗歌并不仅仅是青春的产物,我也很难相信诗人中有什么“天才”,我只希望写诗的人、爱诗的人和读诗的人能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真正地热爱着诗歌,像呵护自己的童年和母亲一样。

全国诗歌座谈会:共识、共建新时代诗歌的新局面

在中宣部指导下,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号召,又适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5 周年之际,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于2019 年10 月28日至29 日在京召开。此次诗歌座谈会是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背景下召开的,是进入新时代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诗歌座谈会,也是新时期以来规模最大的诗歌座谈会。会议邀请了全国30 个省、直辖市的诗人、诗评家、翻译家以及重要诗歌刊物负责人110 多位代表参会。本次座谈会,铁凝主席致辞,钱小芊书记讲话,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诗人贺敬之致信祝贺,吉狄马加副主席主持开幕式并在闭幕式作总结报告。

此次诗歌座谈会旨在回顾和梳理百年新诗,尤其是总结新中国70 年来诗歌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梳理当下诗歌现象,厘清和回应相关问题,明确新时代诗歌发展的坐标和方向,强化诗歌各界的共识。全国诗歌座谈会的召开对于诗歌各界凝心聚力新时代、培根铸魂新诗歌、砥砺共创新局面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强化中国作协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引导诗歌健康发展、争得广泛共识起到推动作用。座谈会及时总结了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诗歌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同时也着力强化了问题意识,主动提出问题、认真讨论问题、积极解决问题。尤其是当前诗歌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基于复杂的诗歌发展现状,如何准确研判和及时引导,如何总结和梳理诗歌的历史与成就得失,如何消除诗歌发展中的不良因素,如何引导诗歌健康、繁荣发展,如何确立诗歌的评价体系,如何扩大诗歌的影响力并建立诗歌公信力,如何发挥中国作协对诗歌创作的引导,如何进一步确立社会主义诗歌的发展方向就成为重中之重的问题。此次会议聚焦“新时代诗歌”的五个议题:“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和主体性”“新时代诗歌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抒写”“新时代诗歌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新时代语境下的长诗现象与总体性写作”“新时代诗歌的大众传播、对外交流与译介互动”。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就新时代诗歌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尤其就钱小芊书记在报告中提出的中国作协关于诗歌工作的六项具体举措进行了集中讨论,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形成了广泛共识。很多代表聚焦新时代诗歌的主题,尤其是讨论和强调了人民性、主体性以及时代感、现实感的重要性。新时代诗歌已经成了诗人进行有效写作的紧迫命题,无论是诗人的现实感和现实主义精神,还是诗歌写作涉及的人民性和主体性,这都对新时代境遇下的诗歌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诗人一定要下大功夫,不能为题材而题材,不能为主题而主题,而是应该深刻地认识现实和时代的丰富性,通过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和有难度的语言能力对现实和时代完成有效的发现、转化、提升和命名。此外,代表们强调新诗和中华诗词应该互相学习、优势互补、并肩作战、比翼齐飞。希望中华诗词和新诗之间不断加强沟通和合作。作为意识形态主阵地之一的诗歌杂志的编辑更要坚定对稿件处理上从严从细和不妥协的态度。对于“灰、黄、黑”的所谓诗人要坚决杜绝其在杂志上“出生”或“发声”,绝不从流从俗跟风,坚持对唯美性、思想性、先锋性兼具的“人间诗”多加推介,对讴歌新时代以及新时代进程中的人们真实情感的诗性表达的精品要不惜版面加以推出。要扭转风气、引导风尚,主流杂志、文学大刊不能缺席,要起到引领和导向的作用,同时对编辑也要加强管束、严格管理,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共同维护好局面,营造良好的氛围。越是诗歌平台众多越是需要编辑和相关媒体从业者辨优识劣,把真正的精品力作奉献给人民、奉献给时代。诗歌刊物和文学刊物应该建立

合作机制,联手打造重点栏目,尤其是鼓励各民族的诗人积极参与创作。越是众声喧哗越是需要刊物、编辑以及诗人坚守自己的初心,沉下心来打磨作品,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要增强创作的使命感、现实感,尤其要接受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进而创作出具有新现实、新经验、新品质、新面貌的具有说服力的优质文本。无论对于个体创作还是对于刊物和出版,质量是第一位的,品质是作品的生命线,文学原创力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国文艺不仅时代启示录与诗学编年史要有体量的增长,更要创造质量的标杆。”当前诗歌创作社会参与热情高,面向大众的活动和平台多,作品更是海量的,同时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等问题,高质量的诗歌精品的缺乏与我们这个诗意盎然的时代发展还不相适应。

“总体性诗人”与长诗写作:阅读的焦虑

“我想在一切终结的时候,能够像一个真正的诗人那样说:我们不是懦夫,我们做

完了所有能做的。”②这是只活了36 岁的阿根廷女诗人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所说的话。

我相信,那个时候黑暗、孤独和忧郁症正紧迫地包裹着她,而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完成了一个诗人应该做的。这就是诗性正义,而无关乎物理生命的长短。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过“我们都是时间”,约瑟夫•布罗茨基则强调“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而这一“时间”和“记忆”既指向了个体生命和存在境遇又关乎整体视域下现实、时代以及历史。而需要指明的是在诗歌的美学向度已经极其个人、多元甚至分化的今天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总体性的时代之诗以及既来自时代又超越时代而面向未来读者的“终极之诗”。在碎片化的时代写作越来越成为个体的行为,诗歌也越来越成为窄化的自我遣兴和自闭的修辞练习,诗人不再是大火中的淬炼者,不再是引领时代精神的灯塔和风向标。碎片化的时代,一个个诗人的面影正在被集体取消,这时最需要的正是总体性诗人。

诗人主体精神的建构和诗歌话语谱系的达成有时候更容易在主题性的组诗和长诗中得到验证、累积和完成。在写作越来越碎片化的整体时代情势下,我们急需要“总体性诗人”来应对阅读和写作面对经典化的焦虑。在一定程度上长诗可以作为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综合性指标,尤其是在“个体诗歌”和碎片化写作近乎失控的时代更需要重建诗歌的整体感和方向性,需要诗歌“立法者”的出现。长诗也许最能考察一个诗人的全面的写作能力,这是对语言、智性、精神体量、想象力、感受力、判断力甚至包括体力、耐力、心力在内的一种最彻底、最全面的考验。“长诗”能够写小则是大诗人,没有细微、具象和日常化的境遇,“大诗”也不足以称为“大诗”。汉语新诗一百年,诗人们在写作上的自信力显然不断提升,而很多浸淫诗坛多年的诗人也不断尝试进行长诗写作。这似乎都为了印证自身的写作能力以及诗歌实力,也是为了给一个想象中的诗歌史地理建立一个可供同时代和后代人所瞩目的灯塔或者纪念碑。确实,长诗对诗人的要求和挑战是近乎全方位而又苛刻的,不允许诗人在细节纹理和整体构架上有任何闪失和纰漏,同时对诗人的思想能力、精神视野、求真意志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过来,也必须给一些嗜爱长诗写作的诗人泼一盆冷水,因为从汉语诗歌传统来看长诗未必是衡量一个诗人重要性的首要指标,甚至能够得以流传下来的恰恰是一些短诗以及其中耀眼的句子。

刚刚过去的2019 年,恰好就是长诗创作的丰收之年,《诗刊》《人民文学》《星星》《扬子江诗刊》《草堂》《诗歌月刊》《钟山》《花城》《西部》《作家》《青春》《滇池》《大家》等刊物推出了几十位诗人的最新长诗,比如张学梦《伟大的思想实验》、欧阳江河《埃及行星》、杨炼《挽歌》、刘立云“战争三部曲”(《黄土岭》《金山岭》《上甘岭》)、周伦佑《春秋诗篇》、胡弦《蝴蝶》、海男《夜间诗》、谷禾《周庄传》、赵晓梦《钓鱼城》、蒋浩《沙滩上》、育邦《七月》、王单单《花鹿坪手记》、刘年《摩托车赋》、田君《大河简史》、李宏伟《女大十八变》等等。

笔者在《汉诗》第一期到第三期连载了关于长诗的研究专论《从“世界的血”到“私人笔记”—我的长诗阅读札记》(上篇、中篇、下篇)。对于刘立云“战争三部曲”这样的“历史之诗”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诗?它的出发点、立足点以及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归结到一点,这是历史时间和生命时间以及求真意志的同时降临与相遇,它们激活和碰撞出来的场景以及词语本身更具有长效的生命力和活力。这是人与历史的重逢,是词语和时间的交锋。这也是个体时间在现实时间和历史之间的交互往返,它们涉及的是一个时间节点或者时代空间的可见之物和不可见之物,是时间和空间的贯通,是立足于个人但又最终超越了个人的对瞬间和过往以及未来的彼此对视,是真切和恍惚融汇的“命运交响曲”。如果在关于战争题材的写作中我们寻求一首终极之诗的话,刘立云的“战争三部曲”已经具备了诸多元素,它展现了一个诗人几乎所有的诗里诗外的能力,而以往相关的诗都是在为这首“终极之诗”做准备工作。对历史和战争以及个人的重新翻检实则需要一个诗人具备精神能力和思想能力以及与此对应的词语能力、细部处理能力、整体构造能力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只有对历史、战争以及诗歌自身有着极其完备而独特的认知者才能在相关写作实践中有所作为。“高耸的圆顶很快将沉入暗夜”出自欧阳江河的长诗《埃及行星》(《钟山》2019 年第3 期)。在一个个时间的碎片中,人和历史都是瞬间的化身,而真正伟大的诗歌“圆顶”如何能够不被时间的暗夜所淹没就成了诗人必须面对的诗学难题了。欧阳江河这首最新出炉的长诗仍然典型性地体现了诗人在历史化的精神想象力(精神考古学和思想对位)以及词语想象力两个维度上的突出表现,这也是多年来欧阳江河对智力机巧和修辞技巧的超级迷恋,“出埃及的路上,一道死后目光 / 落在一大群未归远人的身上 / 众法老,唤醒同一只黄金大鸟 / 过往年代有如一个飞翔的黑洞 / 将木乃伊身上的众声喧哗 / 深深吸入,用以供养鹰的缄默 / 暮晚时分,大地像一朵莲花 / 高耸的圆屋顶很快将沉入暗夜 / 远处的棕榈树也将被石棺文覆盖 / 更远处的大海,漫过鹰翅和万卷书 / 与金字塔顶的幽深目光齐平 / 这不是人类固有的目光 / 这是从另一个行星投来的目光 / 没有这道目光,鹰眼也就没有海水 / 鹰的游历,紧贴在光的脊椎骨上 / 光的速度慢下来,以待黑暗跟上”。由此我想到的则是几十年来欧阳江河在不同时期所贡献出来的代表性的长诗文本,而长诗写作也成为展现一个诗人综合才能的绝好平台。无论是体制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还是到了CBD 的消费时代以及科技爆炸时代,欧阳江河都拿出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长诗文本,比如《悬棺》《快餐馆》《玻璃工厂》《咖啡馆》《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傍晚穿过广场》《泰姬陵之泪》《黄山谷的豹》以及《凤凰》《看敬亭山的21 种方式》《四环笔记》《老男孩之歌》《祖柯蒂之秋》《自媒体时代的诗语碎片》《宿墨与量子男孩》等等。

2019 年第1 期《青春》刊发了于坚的长诗《莫斯科札记》。于坚的这首最新长诗的开头让我想到了他当年的另一首长诗《飞行》—反思了现代人在工具化现实中的平面化感受,而区别在于《莫斯科札记》再次体现了于坚强烈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个人化历史的全景展现,展现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那一年我们用三轮车搬家 / 从里仁巷搬到了东风西路 / 苏联人设计的小房子 厕所在一楼”。这与《尚义街六号》《罗家生》有着内质的历史谱系,这也是于坚对自己几十年写作的一次致敬和总结。值得注意的是“高速公路”以及迅疾的现代化工具(飞机、高铁、汽车)和碎片分割的现代时间景观使得诗人的即时性体验、观察和停留的时间长度以及体验方式都发生了震惊般的超边界的后果,在稳定的心理结构以及封闭的时空观念被打破之后,随之而来的感受则是暧昧的、陌生的、撕裂的,这也导致了被快速过山车弄得失去了重心般的眩晕、恍惚、迷离、动荡、无助、不适以及呕吐。这正是现代性的眩晕时刻。而我们放开视野就会发现,于坚、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大解、梁平、雷平阳、张执浩、李南、沈浩波、哨兵、江非、邰筐以及孟醒石、王单单、张二棍等同时代诗人都将视线投注在高速路的工具理性的时代景观中,那高速路上出现的兔子、野猪、刺猬、蜗牛、鸽子都被碾压得粉身碎骨或者仓皇而逃。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如此而成为一个封闭的乡土社会的守旧者和怀念者,也不能由此只是成为一个新时代景观的批判者和道学家,但是这些情感和经验几乎同时出现在此时代的诗人身上,而最为恰当的就是对这些对立或差异性的情感经验予以综合打量和容留的对话。

这些文本对于考察时代同样具有社会学和诗学意义上的价值。确实,从一个更长时效的阅读时期来看长诗与总体性诗人往往是并置在一起的,二者在精神深度、文本难度以及长久影响力上都最具代表性,“达尔维什晚期的巅峰之作长诗《壁画》,让我阅读之后深受震撼,这个版本也是薛庆国先生翻译的。达尔维什早期的诗歌基本都是抗议性的诗歌,当然它们也是极为优秀的,但是从人类精神高度的向度上来看,《壁画》所能达到的高度都是令人称奇的。我个人认为正因为达尔维什有后期的那一系列诗歌,他毫无悬念地成为了20 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诗人之一”。③每个诗人和写作者都会在现实、命运以及文字累积中(尤其是长诗)逐渐形成“精神肖像”乃至“民族记忆”,尽管这一过程不乏戏剧性甚或悲剧性。赵晓梦1300行的长诗《钓鱼城》④则是近年来不多见在诗歌写法上具有某种发现性的作品。该长诗对应的是长达36 年的钓鱼城保卫战。尤其对于赵晓梦而言这首长诗写作是旷日持久的,“生平第一部长诗,一千三百行《钓鱼城》终于写完了。在秋九月一个细雨终于绵绵的夜晚。自中午还是蔓延的酒意还未散去,又增添了几分小感动。但那个夜晚,我终于睡了一回安稳觉。醒来的天空,依然在飘雨。醒来的身体里,钓鱼城的石头还是没能搬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写作”。⑤赵晓梦体现在《钓鱼城》这一长诗中的写作之所以说具有发现或开创性是因为这是三重奏、独白体的命运史诗、精神史诗和心灵史诗。笔者在这里提到的“史诗”更多是指涉面对历史的文本,是抒情化的东方叙事类长诗。这体现了诗人的历史态度和写作态度。这不再是传统诗学的“以诗为史”或“以史为诗”,也拒绝了全知全能的宏大历史判断,而是体现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以及精神复原的能力。这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诗,而是抒情化和个体主体性极其强调的带有叙事因子的诗,整个意象和场景以及空间繁茂而富有弹性、诗性和张力。三个核心人物构成了三个声音主调—类似于舞台上的独白,各自支撑而又相互独立,从而形成了区别于传统叙事长诗写作的非重心抒写。这是诗性的历史话语,注重人物的命运和灵魂的立体化呈现,这是精神剖析式的长诗。这使得主次、明暗、高低和正反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是立体透视和散点透视的结合。对于这段震古烁今的罕见历史来说,任何人企图重构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赵晓梦在这首长诗中呈现的是时间化的历史、修辞化的历史和精神化的历史。他没有充当一个结构者或者解构者,没有求证历史也没有解释历史,因为他们都不是历史本身。这是叙事的抒情化和历史的命运化,既是人物独白又是咏叹调。赵晓梦的这首长诗印证了诗歌不是真理,也不是常识,而是个体的精神认知方式。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的当代汉语诗歌正在逐渐走向多元和成熟,但是当诗人只会处理“日常私欲”“茶杯风暴”“精致的瓮”的时候,当诗人丧失了杜甫式“诗史”的视野的时候,一个个精神盲区和矮化、俗化、欲望化的诗歌碎片随之产生,随之总体性的精神视野和时代景观被有意或无意地搁置。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有效的“时代之诗”和“总体之诗”,缺乏的是“个人之声”和“社会之声”的混响和对唱,缺乏的是“我”和“我们”的灵魂式的对话和互相叩访。张学梦的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则凸显了诗人对崭新时代新的思考,体现了诗人对时代命题和人的命题的双重回应,揭示了诗人极其敏感和准确的对时代场域的总体发现能力,而这些能力和眼界以及襟怀恰恰是当下诗人们所普遍缺乏的。从这个层面来说,当下诗人在整体修辞能力和表达能力均提高的前提下仍然需要“精神启蒙”和“思想教育”,在个人之诗泛滥的情势下我们急需的正是总体性的“时代之诗”。

少数民族诗歌:愈益开阔的多元抒写

对于少数民族诗歌而言,一定程度上“少即是多”。“少”是指具备少数民族身份的写作者,“多”则是多样的民族文化和差异性的诗学面貌以及写作向度的多种可能性。从诗歌的本体依据来说,诗歌的秘密或者法则正是“以小博大”“以少胜多”。而真正的诗歌应该能够在“少数人的写作”与“多数人的阅读”之间取得有效的平衡。这些“少数者”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时代和社会现实,当然更重要的是现实境遇对诗人的精神事实的影响以及诗人对现实的文本观照。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时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责任在于使得个体生存、“少数”基因、母语、文化传统、历史序列在当代语境中得以持续发展和有效赓续。真正的诗人能够将民族性、宗教、哲理、玄思、文化和生命、现实、时代、历史的两条血脉贯通,能够避免诗歌眼界的狭隘性,从而更具有打开和容留的开放质地以及更为宽广、深邃的诗学空间。

通过阅读发表在《民族文学》《诗刊》《人民文学》《诗歌月刊》《西部》《西藏文学》《白唇鹿》《滇池》《边疆文学》等刊物上的诗作⑥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诗人诗选2018—2019 卷》,我发现很多少数民族诗歌写作无论是在精神型构、情绪基调、母题意识还是在语言方式、修辞策略、抒写特征以及想象空间上,它们的基调始终是对生存、生命、文化、历史、宗教、民族、信仰甚至诗歌自身的敬畏态度和探询的精神姿态,很多诗句都通向了遥远的本源性写作的源头。这无疑使得他们的诗歌在共时的阅读参照中更能打动读者,因为这种基本的情绪,关于诗歌的、语言的和经验的都是人类所共有的。这种本源性质的精神象征和相应的语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向民族、传统和母语致敬和持守的意味。这也是一个个少数民族诗人的“梦想”。而任何一个民族和部落以及个体所面对的诸多问题都是共时性的,打开了面向生存、世界、历史、文化、族群和人类的尽可能宽远的文化空间和诗性愿景。随着加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对原生态地区和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性时间对传统的地方性时间和农耕时间的挤压,少数民族写作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是现实层面的也是诗学层面的。在当下诗人仍能葆有“少数者”的身份和精神方式以及写作方向就显得更加重要,而且更富于文化诗学的启示性寓意。空间秩序和时间伦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应的人们的生存境遇、处世态度以及诗人的眼光也必然发生调整。在世界时间和全球化图景中诗人的眼界是什么样的?通过想象和修辞打开时空或者通过现代化工具压缩时空,诗人对待现实、历史和世界的态度是什么?这是包括少数民族诗人在内的写作者们要共同回答和应对的现实问题和诗学问题。从诗歌空间来看,现在的少数民族诗人越来越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本土空间、城市空间和异域空间同时在现代性进程中进入诗人的视野,而从精神向度和思想载力来说这些诗歌也更具有对话性和容留空间。少数民族诗人除了处理本民族的特有题材之外,也将视野投注到日常情境之中,关注现实生活以及个体复杂的情感,回到生活现场去感受、发现、抒写日常之诗和现实之诗,整体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创作局面。日常中的现实和诗歌中的现实是两回事,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真正的写作者应该具有“旁观者”和 “介入者”双重身份,从而能够发现日常中“新鲜的诗意”。石才夫(壮族)的《老人与树》就是一首日常之诗,但是最终却超越了现实表象从而提升到精神现象学和寓言化的效果,“下楼买药 / 看到一

位老人 / 手拿起钉锤 / 正在拔除扎在树身上的 / 钉子 / 拔了一颗 / 接着拔下一颗 / 拔完一棵 / 接着拔下一棵 / 我站在路边 / 看他动作 / 几乎忘记了 / 买药”。综合来看,2019

年少数民族诗人的“民族之诗”“地方之诗”以及“日常之诗”“现实之诗”因为个体境遇的差异而充满了诸多可能的空间。他们的写作实践证明民族记忆、个体现实和未来时间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开的。诗歌中的“民族”“空间”“现实”以及超拔于现实之外的时间想象力是融为一体的。从整体上看,这些少数民族诗人在普遍关注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关注现实生活及个体复杂的情感,不同代际的诗人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创作局面和独特的语言特性。与此同时,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具有民族信仰的总体化的诗歌写作也愈发引人注目。

这个时代的诗人不应满意于写出一般意义上的“好诗”,而是要写出具有“重要性”的诗。在《草堂》的第11 期我读到了刘立云的组诗《大地上万物皆有信使》,“我们是既渺小又伟大的物种:春天用万紫千红 / 给我们写信,报道这个世界阳光灿烂 / 晴天永远多于雨天;夏天 / 燃起一堆大火,告诉我们食物必须烧熟了再吃 / 或者放进瓦釜与铜鼎,烹熟了再吃 / 秋天五谷丰登,浆果像雨那样落在 / 地上,腐烂,散发出酒的甜味 /冬天铺开一张巨大的白纸,让我们倾诉 / 和忏悔,给人类留下证词 / 而妹妹,这些都是神对我说的,它说大地上万物 / 皆有信使,就像早晨我去河边洗脸不慎 / 滑倒,木桥上薄薄的一层霜 / 告诉我河面就要结冰了,从此一个漫长的季节 / 将不再需要渡轮。甚至天空,甚至宇宙 / 比如我们头顶的月亮,你看见它高高在上 / 其实它愿终生匍匐在你脚下,做你的奴仆 / 即使你藏进深山,修身为尼 / 它也能找到你,敲响你身体里的钟声”。我注意到了一个当下诗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察角度和发声位置,尤其是在城市化的时代,诗歌的诗意或反诗意到底是从哪里生发出来的呢?诗人回应的仍是诗歌与现实的多声部的复杂关系:“许多年前万众注目,呜哇呜哇的救护车呼啸来去的北京昌平小汤山,此刻我站在它一座河里长满芦苇的水泥桥上,目光恍惚又迷离:我们这座都城已经延伸几十公里,正用它宽阔且四通八达的水泥路和‘纳帕溪谷’‘金科王府’这般名字傲慢的别墅和洋房群,吞食那些零零落落圪蹴在一旁的小村子。河是几年前整治过的,宽阔平坦,一马平川。但不浩荡,因为没有水。河的两岸有气派的水泥护墙、铁艺栏杆环绕的观景台和居高临下的电子眼。”⑦

毫无疑问,诗歌是诗人的精神生活,“这多么有趣,在身体内与身体外,仿佛一个人豢养着另一个人,仿佛在两个身体之间。在屋内与屋外之间。敲一敲一扇柴门,立刻就有人答话的隔空之间。那又怎样?要辨认?证实?看什么是不是真的那样?”⑧这也是对自身写作惯性和语言经验的不满—这关乎自我认知度,就像晚年的德里克•沃尔科特一样其目标在于写出《白鹭》这样的综合了个人一生风格和晚年跃升的总体性作品。甚至在一首终极文本中我们同时目睹了一个“诗人中的诗人”的精神肖像和晚年风貌。

时间简直太快了,2019 年已经过去了!这个时代的诗人与自我和现实进行着特殊的对话。无论是温暖的还是冷峻的,我最喜欢的仍然是大雪飘飞之际一个诗人所轻轻说出的“你的诗暖和明亮如冰雪下的河流”(陈超:《荷尔德林,雪》)。

无论诗歌是作为一种个人的遣兴或纯诗层面的修辞练习,还是做一个时代的介入者和思想载力的承担者,这是对很多诗人的共同考验。而无论做一个何种类型和趣味的诗人,我则始终相信一个好诗人必须具备语言能力和思想能力,二者缺一不可。而在诗歌人类学的层面,伟大的诗人显然更具有悲剧性和启示意义。毋庸置疑,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时代具有社会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意义的诗歌。

注释:

①走走、李春:《未知的未知——AI 榜说明》,《思南文学选刊》2019 年第1 期。

② [ 阿根廷] 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夜的命名术:皮扎尼克诗合集》,汪天艾译,作家出版社2019 年版,插页。

③ 吉狄马加:《在时代的天空下——阿多尼斯与吉狄马加对话录》,《作家》2019 年第2 期。

④ 《钓鱼城》最初发表于《草堂》2019 年第1 期,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 年出版。

⑤ 赵晓梦:《一个人的城——〈钓鱼城〉创作后记》,《钓鱼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 年版,第130 页。

⑥ 尤其是《民族文学》汉文版,在2019 年一共刊发了20 多个民族、70 多位诗人的数百首诗作,其中有长诗、组诗以及抒情短诗,有自由体、民歌体和半格律体。

⑦ 刘立云:《站在城乡结合部》,《草堂》2019年第11 期。

⑧ 汤养宗:《毫无胜算的事》,《诗刊》2019 年1月号上半月刊。

[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