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2019 年是个特殊年份，它既承前启后，又是重要的节点和界碑。这就决定其散文创作在积淀中有所深化和创新。第一，历史文化散文得以延展，其主要表现为冷静观察、深度透视和审美表达上；第二，现实主义散文大幅扩容，除了纪念澳门回归，关注时代和现实、积极进取的作品大量增多；第三，情感向纵深地带开掘，这在知音之感、亲情、婚恋等方面的描写较有代表性；第四，物我两忘的艺术表达，物与人的关系特别是从物性角度进行反思的作品引人注目。当然，2019 年散文仍面临经典化的困局，这是今后需要努力突破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2019 中国散文 积淀 深化 创新

中国散文在经历了20 世纪90 年代的“散文热”之后，开始进入平稳、冷静、自然而然的发展进程。新世纪以来的近20 年，虽然年年有变，但基本是变化不大的“长江后浪推前浪”。2019 年是个特殊年份：它既要为新世纪的前20 年收官，又要为下一个10 年作开局准备，同时又是五四运动已逾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 周年，这就带来其散文的显著特点：稳中有变，在积淀中又有所深化和创新。

一、 历史文化散文的延展

20 世纪90年代以来，余秋雨的大历史文化散文风靡一时，散文的整体风貌开始发生根本转向，即由原来的狭小格局变得阔大起来，历史与文化成为散文家争相追求的目标。于是，形成一种声势浩大的“面向历史文化”的探讨热忱。进入21 世纪，这种大历史文化散文出现大量模仿者，并一度遮蔽了散文的天空。近些年，人们开始认识到大历史文化散文的局限，并进行适度调整与有效创新，于是让大历史文化散文更具广度、深度、厚度，也带来一定的温度、湿度、风度，从而成为一种新趋向。2019 年中国散文在此迈出了坚实步伐。

整体而言，关注历史文化的散文在2019年仍占较大比重。这既有从中国古代取材，也有着眼于中国现代，还有立足于国外的，从而形成一个全方位展示历史文化的波澜壮阔的景观。不过，比较而言，2019 年有不少历史文化散文对以往的大历史文化散文有所突破和超越，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一是深度透视和笔力雄健。一般说来，历史文化散文很难写得深入透彻，许多作品往往都停留在知识层面，有的则过于理性化和概念化，尤其易为时尚左右。2019 年有不少历史文化散文有深度开拓，也有大气磅礴的张力效果，从而给人不少启发。朱夏楠的《倏忽锋芒》（《美文》2019 年第7 期）主要是写春秋时期的公子郑忽的，他以惊人的胆识、独特的才华和难以想象的毅力，在一次次危机中化险为夷并令敌手生寒；然而，就是因为宁折不弯、刚愎自用的性格，特别是对于细节缺乏敏感的把握能力，更由于一些难言的原因，致使他最后以失败告终。作者在此将郑忽置于巨大的历史语境，也与其父对比，还在婚姻与联姻中进行考量，更在“不知”中思索，从而展现了独特的“这一个”失败的英雄形象。像一个武林高手，作者以“寸铁杀人”的功力，由历史、国家、事件、人物、心灵、性格、精神等幻化出成败得失的变局，通过郑忽这一人物牵扯出历史沧桑运演的悲喜剧目，更留下让人不断思索回味的巨大空谷足音。杨闻宇的《李清照的隐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11 月1 日）一文独辟蹊径，作者无意于欣赏李清照的诗词，也不认为他们夫妻志同道合、恩爱有加，而是从一向为人所忽略的《金石录后序》入手，探寻其情感隐秘，特别是赵明诚的性格弱点和人品瑕疵。这对以往人们所认为的，李清照和赵明诚是恩爱夫妻，无疑是地震般的重击。作者这样写赵明诚：“丈夫为官，一见风吹草动就胆小如鸡，顾自逃命；突闻升官，马上又变得颐指气使，凶相似虎，李清照心底，会是何等滋味呢？既然如此，丈夫殁后，李清照就更有可能萌生改嫁之念头，她很有必要去选择心目中‘人杰’式的伴侣。”显然，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将李清照的隐形话语发掘出来。

二是冷静观察与力透纸背。以往的大历史文化散文往往多从大处着眼，情感抒发也大于细思静观和深入洞察，从而造成散文的表面化、普泛化甚至浮华。2019 年有不少历史文化散文克服了这一局限，变得冷静客观和富有洞察力。丁帆的《你的灵魂，你的外貌》（《美文》2019 年第1 期）写的是江苏“探索者”文学四杰，即为陆文夫、高晓声、方之、叶至诚四人画像，特别是刻画其灵魂。如作者这样写陆文夫即陆苏州：“陆文夫的身材是四个人当中最好的，眼睛十分大，若不是常常瞪起眼睛看人，让人感得一丝畏惧，他倒是一个轮廓分明的标准帅哥。看上去他是一个慢性子的人，说话时不紧不慢的，夹杂着浓重的泰兴方言，让你不觉得他是个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苏州的作家，然而，一旦他激动起来，眼睛睁大，并斜睨着看人，细长的脖子上血脉偾张，青筋暴突，就让人陡然恐惧起来。当然，这样的时刻极少，我们更多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陆苏州’。”在不少人笔下，陆文夫是著名美食作家，也是以软侬温润为特色的苏州文化代表人物。然而，通过这段描写一下子将陆文夫的另一面展示出来，在“瞪眼”“斜睨着看人”“细脖子”“血脉偾张”和“青筋暴突”以及令人“恐惧”中透出陆文夫的灵魂深处的东西，这也是苏州文化的软中之硬。穆涛的《中国时令的内部结构》（《文艺报》2019 年4 月28 日）主要谈了三个重要方面：春夏秋冬四个字的背后、春天是怎样落下帷幕的、五月的隐衷和禁忌。作者以惊人的耐心、以类似考证和考古的方式，细致梳理中国时令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内

蕴，特别是那些难以表达的隐性结构，这种写法颇似历史文化的镌刻，也是一种重新发现和激活，给人的灵魂以震撼。刘健春的《一尺之窗，推开就是一米阳光》（《美文》2019 年第7 期）从中国文化的“米”写起，于是，米粒、米尺以及生活、人生和世道人心联结在一起，从而展示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及其文明进程。这种耐心、细心、素心、恒心、敬畏之心推开了“一米阳光”，于是也就打开了一扇智慧之窗，令人情不自禁地思绪万千。

三是温情脉脉和以美动人。在历史文化散文中，抒情和审美往往最难：情多则容易滥情伤怀，过雅则往往做作得有失自然，所以，如何强调文学性、情感真实和审美格调就变得尤其重要。2019 年的历史文化散文在抒情方式和审美品格上得到了较好处理，也达到以小见大、以无胜有、在素朴和节制中进行了艺术的升华。如熊育群的《血之源》（《收获》2019 年第3 期）是叙述源氏族人的鲜卑血统流布的，在源头的寻找和寻根访祖中，显示了情感的源远流长。然而，作者以平静从容的笔调，小溪潺潺的心怀，展示一个姓氏的分散与聚合，特别是文化意义的生命凝聚和共同体意识。韩小蕙的《外交部街》（《美文》2019 年第1 期）和彭程的《家住百万庄》（《人民文学》2019 年第7 期）分别写了北京的外交部街和百万庄，两篇文章有个共同点是，打破了长期以来历史文化散文存在的知识崇拜和碎片化，而是以委婉优美的笔调将外交部街、百万庄的历史文化叙述出来。如韩小蕙写道：“现如今，李鸿章灰飞烟灭，李公祠物非人非，一切都成为历史的下脚料。书写至此，着实令人唏嘘，使我想起两千多年前《诗经》中就曾表达过的感慨：怆然天地间，人生一浮萍……”彭程的叙述也是如此，有不慌不忙的节奏，还有细敏灵思般的观察，他说：“初夏的阳光明亮灿烂，轻风摇动树冠，在地面上洒下跳荡的光影。楼房不是在别处看到的那样横平竖直地排列着，而是纵横围合，错落有致，掩映在绿树丛荫中。每个楼门都是木质门窗，阳光照射在红色的油漆上，格外鲜艳。有的楼门上方的屋檐上长了杂草，随风摇曳。楼门两旁，往往用木棍或者栅栏围起来一个长方形的小园子，里面栽种着花草菜蔬。在楼群中穿行，仿佛处处相似，但又处处不同。”很明显，情感蕴于内，叙述是平淡的，节奏是舒缓的，心灵是开放的，感受是美好的，一种经由历史文化隧道走向明媚开朗的气息扑面而来。

历史文化散文一定要走出“历史”的限度，尤其不能被历史文化的迷雾所笼罩，变成知识、概念、逻辑甚至思想的奴隶，而应打碎这些束缚，进入思想的清明、文化的明晰、智慧的启迪、心灵的开放、精神的通达中。2019 年散文这样的特点较为明显，也透露出一种超越性意向。

二、 现实主义散文的扩容

近几年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得到重视，也有明显的增容趋势。这既表现在一些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此方面加大推力，也表现在有的先锋文学作家开始向现实主义转向，还表现在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致敬和重估。散文也是如此，2019 年更加关注现实、时代，也表现出现实主义的主流审美倾向。

2019 年是澳门回归20 周年，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因此，与此相关的散文很多，这成为今年散文关注现实、进行宏大叙事的一个显著特点。像胡世宗的《在长征路上寻找我的祖国》（《文艺报》2019年6 月10 日）、陈启文的《大湾区的澳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 年4 月25 日）、李光羲的《歌唱祖国前进的步伐》（《人民日报》2019 年7 月8 日）等都是如此。不过，此类散文除了站出来直抒胸臆，更有力量和审美韵致的往往是通过普通的人与事彰显宏大叙事。比如，甘一雯的《温润的光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10 月25 日）同样是写澳门，但更重生活细节和内在的情感表达，在委婉中显出内在的力量，在“小叙事”中显示博大情怀。丁帆的《食糖小史》（《雨花》2019 年第9 期）将自己的小嗜好与国家的历史发展紧密相连，在款款动情的书写中有着深长的滋味。樊锦诗的《厮守，一眼千年》（《人民日报》2019 年4 月10 日）写的是自己与丈夫主动放弃大城市生活，自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一直在敦煌工作和生活。数十年来，他们夫妻甘于寂寞、勇于奉献、安之若素，与伟大的敦煌艺术在一起，于是美好的青春年华在西北的沙漠中绽放。最重要的是，作者从未后悔过，也无高调大词，只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在平淡、从容、宁静、柔美的叙述中尽显本色，读来温暖如春而又情感激荡。作品这样表述：“有一天太阳升起，阳光普照敦煌，风沙围绕中的莫高窟依旧是安静从容，仰望之间，我莫名觉得心疼：静静沉睡一千年，她的美丽、她含着泪的微笑，在漫长的岁月里无人可识，而现在，过量美的惊羡者却又会让她脆弱衰老。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塑匠、石匠、泥匠、画匠用着坚韧的毅力和沉静的心愿，一代又一代，连续坚持一千年。莫高窟带给人们的震撼，绝不应该只是我们看到的惊艳壁画和彩塑，更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就算有一天她衰老了，这种力量不应消失，我一定要让她活下来。”平静的叙述中有绵延的激情和博大的情怀，也有一颗与祖国一同心跳的艺术之心。

关注现实和为时代把脉，是2019 年散文的另一格调。杨献平的《中年的乡愁》（《广州文艺》2019 年第2 期）着重写太行山农村在道德等方面承受的惊悸与阵痛，也浓缩了作者对于治理现代化的迫切心情与深刻忧思。张曼莉的《站着睡觉的人》（《四川文学》2019 年第5 期）是写农民工的，特别写他们在多年外出打工后如今面临的困境与绝望。本来，一个农民之家的几个儿子通过在外打拼，在家中盖起崭新的楼房，这是一喜；然后，没想到紧随其后的是更大的隐忧，即打工者因患者上严重的粉尘肺，深受病痛折磨，竟然只能被捆绑在门板上。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不只是与脱贫后的返贫有关，更与城乡治理现代化息息相关。徐枝扬的《流动的社区》（《广西文学》2019 年第4 期）写社区服务，与社工和志愿者相关，这也是一个极富时代感和社会关爱的主题。还有厉彦林的《城市》（《人民文学》2019 年第7期），这是关于都市善治的重要问题，与国家现代化战略发展直接相关。文中写道：“众多城市发育成现代化的城市群体，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城市的根须正扩展成庞大的生态系统，吸纳阳光与汗水，绽放出公平、正义与幸福的光芒。”穆蕾蕾的《清扫归来忆初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8 月9 日）将“初心”作为重点，既与2019 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相呼应，又不是简单的政治宣读，而是非常内在化地通过文学的审美方式进行表达。这是非常难得的。作品写道：“如果人们不节制欲望，那么大自然中最基本的水、空气、土地，都会对我们人类进行报复。起点就是终点，一切终点全都取决于起点处那个初心。初心每时每刻如何生发，也在随时改变着整个人类的最终走向。”文章充满社会关爱，有环境生态自觉和人类情怀，也折射出“初心”教育的自我革命意识。

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强烈的中国文化自信从事散文创作，这为2019 年散文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如贾平凹的《愿一生从容安宁》（《美文》2019 年第12 期），将“从容安宁”作为审美格调，倡导求道、得道、守道的人生哲学，这对于当下不少人的焦虑浮躁、患得患失、难有幸福感，无疑是一剂良药。余秋雨在《〈三千万人收听的中国文化课〉自序》（《美文》2019 年第7 期）中，通过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获得自信，也产生意想不到的奇效。王兆胜在《知识的滋养与生命的丰盈—我的学术人生之路》（《名作欣赏》2019 年第3 期）一文中，以国家发展和自我成长的心路历程，表达了生命的花开与心灵的蝶变，这也是在不断变动的时代、社会和世界面前所应保持的姿态。王贺的《微信时代的学术》（《书屋》2019 年第4 期）探讨的是微信时代与学术的关系命题，其中有强烈的自信心与美好期待。作者写道：“微信对学术工作本身的及时更新，学术规范、伦理的重建（例如，如何引用微信群组或朋友圈中他人的言论、表达，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学院学术与普罗大众的

沟通，学术与知识的民主化乃至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今天的学术与我们的时代、社会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社会都要紧密，呈现出‘强连接’的状态。由学术期刊、著作、团体所代表的传统学术世界，似乎正在让位于公众号学术这一‘复杂网络中的强连接’所想象、重绘的新的知识版图。”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既具有时代感，又不失强烈的超前意识。

2019 年散文有着明显的趋势：从对“历史”的全力关注，向重视“现实”转变，并以宏大叙事为中心表达作家的内在感受以及独特见解。这给散文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庞大的气势、内在的风骨、多姿多彩的风格，从而走出以往过于强调历史叙述的刻板甚至暮气。

三、 情感向纵深地带开掘

散文最讲究的是“真情实感”，好的散文在情感上往往都有独特的开拓和深度表达。抒情散文是如此，叙事散文也不例外。情感就如同一条河，它自古及今在散文的大地上流淌，浸润着每一位心灵的焦渴者。这也是为什么，在散文中的“情感”是永远写不完的，也不断有名篇佳作出现。2019 年散文在情感深度上有所推进，不少篇章令人记忆犹新。

知音之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母题，所以鲁迅曾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深沉表达，不少散文对此也称许有加，如林非的《话说知音》就曾高扬伯牙与钟子期的深厚情谊。王月鹏的《怀念烨园老师》（《百家评论》2019 年第6 期）承续了这一话题，并将知音之感拉向现实的日常生活。表面看来，这是一篇回忆文，谈的也是师生之谊；然而，作者与刘烨园并无实际的师承关系，只是年龄不同的文友，是“文学”这一纽带将他们多年如一日联系在一起。文中，作者一面写刘烨园对他的关心帮助，特别是精神的引领；一面又写自己所受的内在深刻影响，以及在

刘烨园生命的最后几日由他陪伴时的所思所感。在作者看来，刘烨园不仅给他的文学写作以真诚的欣赏，更能直言其不足和局限，还是不断将仁爱带给别人的人，在他们之间流淌着一条不冻河。值得一提的是，文章中浓厚的情感不是通过强烈的外在化渲染，而是在平淡自然、心心相印的叙述中达成的，给人一种温暖于心的内在力量。刘烨园虽已去世，但作者还这样写道：“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我做了什么，无论我走向哪里，我相信烨园老师都在高处看着我。就像往常一样，他一直在看着我，眼神中有关切，有牵挂，也有欣慰。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像他曾经叮嘱过的那样，认真对待文学，把该做的事做好，‘在自己的命运里完成自己’。”刘庆邦的《听林斤澜说汪曾祺》也有关于“知音”的叙述：因为林斤澜的小说比较难懂，所以他将那些肯定者视为知音，作者写道：“林老认为，知音是难求的，几乎是命定的。该是你的知音，心灵一定会相遇；不该是你的知音，怎么求都是无用的。”有趣的是，刘庆邦与林斤澜多有交往，还住在一个小区，常一起散步，应该说他们是有知音之感的；然而，对于林斤澜的小说，刘庆邦却直言不喜欢读，并非他的小说知音，反而把林斤澜多有批评的汪曾祺看作知音，从中可见“知音”的微妙与神秘，这也是作家深度挖掘“知音”内涵的努力和效果。作者表示：“林斤澜愿意承认我是他的学生，他对我多有栽培和提携。我也愿意承认他是我的恩师，他多次评论过我的小说，还为我的短篇小说集写过序。但实在说来，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我不爱读他的小说。他至少给我签名送过两本他的小说集，我看了三几篇就不再看了。我认为他的小说写得过于雕，过于琢，过于紧，过于硬，理性大于感性，批判大于审美，风骨大于风情，不够放松，不够自由，也不够自然。我不隐瞒我的观点，当着林斤澜的面，我就说过我不喜欢读他的小说，读起来太吃力。我见林斤澜似乎有些沉默，我又说我喜欢读他的文论。林斤澜这才说，可以理解。”“同样是当着林斤澜的面，我说我喜欢读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送给我的小说集，上面写的是‘庆邦兄指正’，我读得津津有味，一篇不落。因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太少，不够读，我就往上追溯。”在此形成鲜明对照：真正

的“知音”是可以直抒己见的，也是由于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喜欢。刘庆邦诠释了与王月鹏不一样的“知音之感”，也是2019 年关于“知音”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散文。

亲情的深度叙事在2019 年散文中比较抢眼，也留下长长的思考。无为的《我和父亲未解的心结》（《美文》2019 年第11 期）主要是写父亲的，但观念有些不同。作者笔下的父亲既不崇高，连普通父亲都谈不上。比如，他有“偷公”的毛病。在过去的大集体时代，父亲常常偷公家的东西，对此，他不以为耻，反认为那不叫“偷”。这让儿子很瞧不起他，也成为父子隔膜和儿子反感父亲的理由。后来，儿子发现在那个特殊年月，“偷公”竟是潜规则。父亲还痴迷于“种地”，尤其是在包产到户后竟不计成本，赔钱也要种地。长期以来，儿子不懂也不理解父亲，一件小事让作为儿子的“我”略有所悟：一天晚上，父亲来“我”书房，看到儿子在写作，就问写作能赚多少钱？儿子说，不赚钱，只是兴趣之所在。结果被父亲抢白了一句：“你写作可以赔本，我种地就非要算成本？”儿子无言以对，也开始理解父亲对土地的痴迷。作者写道：当父亲死去，夜深人静，“我闭上眼睛总能看到他老人家失望和哀怨的眼神”。孙郁的《劳我一生》（《随笔》2019年第4 期）里的父亲是个富有才华但命运多舛的文化人。但在父子之间总隔着一堵墙。对于儿子，父亲像影子；但在父亲眼里，儿子永远弥足珍贵。作者写父亲去世前的瞬间：“他去世前的几个小时，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匆匆赶回他的身边。他躺在医院病房用微笑的眼光望我们，显得异常平静，衰老的面容里流动着柔和的光，告诉我说，一生没有遗憾，很知足。”在冷静得出奇的叙述中，孙郁的心底有着情感的涡流，那是与父亲不远不近，但总有一层薄雾式的忧虑在。这是父子不同情感与感受的内在表达。陈福民的《与你遥遥相望—关于母亲的一些话》（《十月》2019 年第4 期）笔下的母亲也与众不同，这是一个命运坎坷、心里总藏着不平和冷淡的母亲。她很少关爱儿子，为了一句面子上的话，竟当着众人猛掌儿子的耳光，而且她也很少鼓励表扬儿子。这也是为什么母亲去世后，儿子并无痛哭流涕，更无伤心欲绝。这是一对有着隔膜、距离、误解甚至“无情”的母子。临终，母亲面对儿女，竟说：“对我最好的人不在这里。”一时令儿女万分惊异，也让作者在文末猜想，到底对母亲最好的那个人是谁？不过，这并不等于儿子不爱母亲，否则他就不会写这篇文章。母子之情被深埋在心灵深处，一些观念、压抑、性格、心性、命运与神秘感将它隔开，从而形成一个难解的死结。

婚恋之情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展示，这较以往有着明显的突破。应该说，婚恋是一个世纪以来文学表达的重要主题，这在散文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但恋爱与婚姻的分离甚至矛盾是主要的：不是强调爱情至上，就是将爱情与婚姻做简单化理解，“在婚姻之外的想进来，一旦结婚就想着出去”，于是形成观念性的婚恋描写。2019 年的婚恋散文在观念上有所更新，也有了值得回味的巨大时空。王子君的《初恋的回声》（《美文》2019 年第11 期）较有代表性，这是一篇将恋爱与婚姻进行深度描写的作品。作品是写初恋的，但由于历史原因，也由于“我”的母亲的极力反对和强烈阻挠，男方友皓知难而退，自动离开了他纯真的爱，“我”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认为男方变心，于是将爱归“零”，从此离开家乡到外面读大学，然后是工作、结婚、成名，过的是另一种人生。可是，友皓并未因结婚就忘了初恋，在一次偶然相遇时热情洋溢，当得了绝症而不久于人世，他更希望听到初恋女友的声音。然而，这样的希望因女方的感觉麻木则失之交臂。直到友皓死去，“我”才如梦初醒，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作者就是在“初恋”与“婚姻”的复杂纠葛中，表达情感、人生、人性与命运的无常，也包含了某些自我的反思。当与友皓偶遇，他向“我”诉说衷肠，作品有这样的描写：“我感动，我也哭泣。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得越多，我感觉他离我越远。或许，我是不愿毁掉初恋的纯真美好，那份洁白无瑕的爱；或许是我的心已不能安置他。

生活的河流，已将我们隔为两岸。”由此可见，初恋在婚后的友皓那里变得愈加浓厚，但在“我”心中早已今非昔比，完全变了模样。总之，作者将初恋的“回声”置于移动的舞台，自然也就有了与当初不同的景观，也向现实社会、历史时空、人生变化和生命成长发出自己的诘问。

情感说来简单，但实际上非常复杂，要更好地表达出来往往更难。从无情到有情，从薄情到深情，从小爱到大爱，标志着情感的晋级和深度，也为散文创作增加了难度。2019 年散文就是在情感的深度上有所推进，突破了以往的情感表达内涵及其模式，给人带来不少启示。

四、 物我两忘的艺术表达

中国古代文学丰富多彩，叙述内容与方式也多种多样。近现代以来，随着“人”的被发现和强调，“人的文学”变成一家独大和唯我独尊，而天地万物退居其次，甚至被忽略或删除了。这就带来文学的单向度发展，从而失了天地之宽。散文是一个较为传统的文体，在这方面虽有对于万物的关注，往往也多为“人”的视角，物性和天地之道多失而不存。2019 年散文在“物我两忘”中有所推进，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作品。

首先，物与人相得益彰，共在同生而成为生命的乐章。张炜从《诗经》和《楚辞》的解读中，找到了中国文化、文学的绿色生态意识，其中就包括对于一草一木的敬意。在《楚辞笔记》（《美文》2019 年第8 期）中，他用“绿色繁华的簇拥”赞美中国文学，因为在那里“写到了许多繁茂的植物，是一个绿色葱茏的世界”，“在这种气息中，人类生活染上了浓绿的颜色，思想和行为伴着这种颜色，与碧绿、澄澈、芬芳、鲜美一起，蔓延和生长”。在此，“人的文学”离不开“物的文学”，当然也离不开天地自然的颜色和万物的芬芳。周华诚的《鱼鳞瓦》（《人民日报》2019 年4 月17 日） 在人与地气的融通中得以飞翔，作品写道：“瓦由泥土炼制而成。旧瓦尤有厚朴与宁静之美。泥土能接通人与自然的气息。所以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便可以让松涛、流泉、风吟、虫鸣都涌进来。人睡在瓦下，也有山林之气。”蒋新的《像煤一样燃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8 月16 日）既写煤，也映照煤工的精神风貌。他写道：“炭或者煤自被发现、被挖掘、被点燃使用后，就以工业文明使者的身份，萌芽以至灿烂于文明的大舞台上。”“脚下的钢轨将我的思绪拉得像梦一样长，踏着锈迹斑斑的钢轨……去拜访煤一样燃烧过的那些老邻居和老矿工们。”还有安然的《斡旋》（《北京文学》2019 年第8 期）细写人与物的调和，作品写道：“人生大概如斯如许：阴阳调和，才能万事得安。若真有命运一说，借助于一些小道之术，友好地与命运作一点点交涉，作一点点斡旋，也不贪，也不奢，求点平安而已，求点健康而已，甚至，仅仅是为了从一颗种子中读出一点将来未来的信息，知道属于自己的那株植物是茁壮还是羸弱，好便在芨芨中调整内心秩序，无论消息屈伸，坦然早做打算。这，神明有知也是会开恩放行的吧。”文字简洁、心态冲淡、所求无多，但精气饱满、神光天照，特别是有对于天地人心的明慧与通达，是在对物及其物性的审美烛照下获得的一种心领神会。

其次，在物与我的纠缠中，进行自由浪漫的艺术表达。物与人的相得益彰，毕竟是理性清明的，但也有物与我的纠葛和缠绕，这是一种接近感性甚至混沌的状态。刘亮程的《月亮在叫》（《天涯》2019 年第5 期）就是这样一个文本。作品将月亮、风和一只叫“月亮”的狗，以及“我”交融在一起，于是成为一种由天、地、人、事、物构成的难分难解的交响乐。特别是对于光、色、声的运用，让人想到欧阳修的《秋声赋》、鲁迅的《野草》，但显然更为复杂、混乱、尖利、神秘，仿佛包含了天地间的隐语或密码。作品写道：“满山坡的白草，被月亮照亮。树睡在自己的影子里，朝向月亮的叶子发着忘记生长的光。我扬起的额头一定也被月光照亮，连最深的皱纹里都是盈盈月光。”作品还说：“它（名叫‘月亮’的狗，兆胜注）可能不知道天上悬着那个也叫月亮。但它肯定比我更熟知月亮。它守在有月亮的夜里，彻夜不眠。在无数的月光之夜，它站在坡底的草垛上，对着月亮汪汪吠叫，仿佛跟月亮诉说。那时候，我能感觉到狗吠和月亮是彼此听懂的语言，它们彻夜诉说。我能听懂月光的一只耳朵，在遥远的梦里，朝我睡着的山脚屋檐下，孤独地倾听。我的另一只耳朵，清醒地听见外面所有的动静里，没有一丝月光的声音。”在现代甚至后现代的焦虑中，人与物、物与物都缠绕于一处，甚至在彼此混乱中倾听心语，以及灵心的相互映照。

再次，从“物”的视角看待世界人生，这是对“人的文学”的超越。长期以来，散文即使写到“物”，也多是“人的文学”的折射，至多是拟人化的表达，少有能站在“物”的视点，反观人的世界，特别是表达天地之大道与智慧。2019 年散文在此迈出重要一步。熊亮的《万物如果开口说话》（《散文》2019 年第6 期）是真正意义上打破“人的文学”观，通过“及物”进行的书写。文章写到树神、宝塔神、家具精灵、水地精灵、山民、菌人、堕雨儿、蛾人、勒毕国蝉翼小人、雨燕精灵、海瓜子精、牛神，虽离不开神话的怪异思维，但其间的“物性”与天地“道心”还是别具特色的。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可弥补如下局限：长期以来形成的散文以“人”为中心，机械地用人的思维、观念、话语、逻辑去解释万物，从而获得一种新的更加自由的天地宇宙观。作品写牛：“他漆黑的大眼睛上有一圈白色的睫毛，这使他即使在惊恐时都带着一种沉静的表情，当我看着他，他也在注视我。你会明确知道，这是一位神灵。”在此，对于牛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作者进一步说：“牛是非常神秘的，在草原上、在山坡上、在阳光雨雾或雪天映衬下，他们的庞大形影巍巍然就像在高高天上移步，他们对命运有种洞悉般的沉默，埋头咀嚼汁液浓香的草叶，偶尔晃摇一下铃铛。喋喋不休是出于有限的所知障，通常你见到沉默者，不得不猜想他们所领会的世界比我们深广得多。”作家对“牛”取仰视态度，看到其中的哲学和大道。在写到勒毕国的细鸟时，作者说：“大小如苍蝇，样子似鹦鹉，形状虽小，可它们叫起来的声音却响亮无比，能传到数里之外，就像金色天鹅的声音。” 因此，“看不见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所以我们到了大自然里，行动要轻柔，心要常怀敬意，以免惊吓了这些小小的精灵们”。这是智慧的体悟之语。到什么时候，当作家能冲破“人的文学”的罗网，进入一个天地宇宙的世界，用心去理解和体悟万事万物的秘语，我们的散文才能真正进入更加广阔多样、富有无限张力的时空，才能飞翔起来，达到一种羽化和蝶化的境界。吴佳骏的《此岸和彼岸》（《天涯》2019 年第5 期）是一篇“人”与“物”进行对语的作品，这在他自己的创作或2019年散文中都是一个重要收获。作品写到“燕忆”“飞虫”“甘雨”“和风”“风笛”等，都有“物”的视点以及物我对语和两忘的尝试。为什么不是“忆燕”而是“燕忆”，就是要打破“人”的局限。作品写道：“我在屋内听到李花在说梦话—它说它开花，不是为了结果，而是对黑夜的承诺，对夜雨的守候，对一棵树的年华的记录；它说它的盛开，是异乡人的一个梦，是黑夜里的一缕香；它还说它的寂寞的开放，是为一个常年坐在树下的抽叶子烟的老人，和一个在春天的田野上割草的孩子；以及一个蹲在池塘边垂泪的洗衣裳的女人，和一只年年都在春夜里飞来盗取它的花香的小飞虫。”深沉的忧思和对人、事、物的悲悯是透过“李花”的语言达成的，“我”这个人只是一个听者，一个努力理解“李花”心怀的受启者，从而带来了散文的观念更新与大胆探索。

人类当然是这个星球上的主宰，也是最聪明的物种。不过，这仍是人类的观念和视野，是被执拗和任性遮蔽下忽略或无视其他物种的结果。我们人类很难有耐心和智慧去倾听天地间其他物种的声音，尤其是其间生发的智慧与秘语。比如，一棵青松何以能四季碧绿，一块石头的生命为何可达百万和亿万年，不断被宰杀的羊群为什么越来越多，一个针尖大的书虫怎会也有五脏六腑和生命的灵光？2019 年散文虽然还不能进入这一天地，还只是一些边缘性、一般性的探索，但神秘的智慧之门已经开启，剩下的就是不断地开拓、创新和发展了。当然，2019 年散文还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名篇名作少，普通和一般性的作品多，这就有一些佳作被淹没之感。第二，在名篇名作中，也存在着缺乏经营建构、过于随意的缺点。第三，现象化、碎片化写作遮蔽了富有思想和智慧的书写，导致散文的品质整体而言是松散的、平常的。第四，散文尚未获得文化自信心，所以写作多是一些随波逐流、附风贴叶式的，因此也就缺乏足够的风骨力量。这就需要作家真正获得主体性、文体自觉、文化自信，还有文学的独特价值与审美魅力。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