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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阶段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学史意义，而且充满了丰富性与复杂性。因此，在关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研究中，学界存在认识分歧：一种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之时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文学”传统；另一种则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阶段首先接续并发展了“十七年文学”传统。前者强调起源的“断裂”意义，后者则关注起源的“承续”价值。近年来，起源的“承续”价值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从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出发，从代表性文学现象入手，着重关注1979 年中《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和1960 年代初周恩来、陈毅关于文艺讲话的重刊，以此来分析这一阶段文学的承续性。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 十七年文学 “重放的鲜花” 艺术民主

一、 承续“十七年”

“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是本论文的两个关键词和核心概念，因此有必要先对两个核心概念作出简要阐释。布迪厄说：“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无法命名之物的权利（这一点仍然未被注意或仍然受到压制），是一种不可小看的权力……当‘命名’行为被用在公开场合时，它们就因而具有了官方性质，并且得以公开存在。当‘命名’行为现实或隐晦地显示了那些只存在于不清晰的、混乱的，甚至是压制的状态的事物时，情况亦是如此。”①布迪厄在此处论证了一种“命名策略（Nameing Strategy）”，指出了“命名”背后所隐藏的权力。今天在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分期时，除开整数的断代分期外，我们会很自然地说出诸如“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等分期概念。面对这些业已形成的固定概念，我们在拿来言说的同时却很少思考其背后的“命名策略”。从上述例举的概念来看，“文学”之前都被过多地冠以时代政治的因素。正如何平所指出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和时代政治的共同建构是一个基本历史史实。”②“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也不例外，“十七年”和“新时期”本就是产生于时代政治话语中的概念，它们被挪用、嫁接到了文学史的分期与命名中。然而概念的生成与构造远非如此简单，我们“应从概念的相关关系上，从文学史研究与文学运动开展的关联上，清理其生成过程”③，从而发现其能指背后的所指意义。

首先，“十七年”和“新时期”是一对时间概念。从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对于“新时期”的含混暧昧，“十七年”是一个所指非常明确的历史时段，它是指1949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 年5 月16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颁布的这一时间段。而“新时期”这一概念的阐发与形成则有着较为复杂曲折的过程，它没有一个准确的起始时间，学界对于它的具体历史起点也存在不小的争议。但基本可以明确的是，1976 年10 月“文革”的结束是“新时期”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十七年”和“新时期”是一对政治概念。从时间划分上看，“十七年”肇始于新中国的成立，终结于“五•一六通知”的出台，前后都与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密切相关，尤其是其终点，“五•一六通知”的出台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在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将“十七年”具体划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④。从这个意义上看，“十七年”不单是一个时间段，它还有着丰富的政治历史内涵。“新时期”起源于“文革”结束，同样是在政治历史的剧变之后，“新”意味着对旧历史的割裂及对新时代的展望，这一命名本身就更多地带有时代政治的意涵。

因此，“十七年”和“新时期”这两个被挪用嫁接至当代文学史的概念命名就兼有时间和政治的双重意涵，这也就决定了本论文所要研究的“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注定要更多地与政治历史相勾连：政治历史为文学生产提供了最基本的环境，缠绕于其间的文学也必然会对此作出反应。

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及其意义，学界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之时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文学”传统；另一种则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阶段首先接续并发展了“十七年文学”传统。前一种观点关注转折之价值，强调起源的“断裂”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断裂论”其实预设了“新时期文学”与之前文学阶段的关系：认为“新时期文学”之“新”就在于其对旧有文学的“叛逆”与“悖反”，“新时期文学”完全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断裂开来了。后一种观点则认为“新时期文学”在起源之时主要是以调整和后撤为主，“十七年文学”是其主要的回收对象。上述两种观点的并存也揭示出“新时期文学”起源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从时间脉络来看，“新时期文学”承接“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而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十七年文学”通常被作为研究的起点，它不仅见证了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探索文学道路的过程，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各项制度政策和生产机制。今天我们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于“文革”后的学界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一直是学界的争论点。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从“潜在写作”“人的文学”“主体性”等角度出发，认为“十七年文学”深受“文学/ 政治”二元等级结构的影响，对“十七年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与前文所述的“断裂论”类似，该观点也是从相似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凸显“十七年文学”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断裂”之意义。更进一步来看，“新时期文学”或者说“新时期”在起源阶段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拨乱反正”，“乱”来自何处？自然是指前一个历史时段造成的各种乱象。那么，要恢复的“正”又指向了什么？它究竟指向的是“十七年文学”？还是其他？如果说“正”指向的是前者，那么，新时期文学起源与“十七年文学”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我们该如何认识新时期文学之起源？又该如何认识与评价“十七年文学”？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亟待解决。阐释并厘清这些问题，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学界目前的分歧与质疑，也可以为全面认识“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提供一种参考。

在“新时期”起源之时的文艺政策的调整和相关文艺理论问题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一、源自“十七年”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百花文学”中已有的诸问题成为焦点；二、1979 年，周恩来、陈毅在1961 年、1962 年关于文艺问题讲话的重新刊发又掀起了全国文艺界关于艺术民主问题的讨论和思考。针对后一种现象，有论者指出：“重新刊发历史文件，往往是出于对当下现实状况的需要，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是当时缺少理论创新的资源，其二则是因为当时的理论创新需要从以往的理论资源中获得政治正确的支持。”⑤这段论述指出了一部分原因。纵观“十七年”时期，文艺政策和文学发展有一个逐渐激进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和评论家虽然围绕相关文艺问题进行了多次探索争鸣，但还只是在有限范围内，这些探索争鸣行为总是为政治高层的意志所影响与控制。“十七年”文艺中存在两个非常短暂的调整期，由高层领导人直接提出并主导：其一是1956 年上半年至1957 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期；其二是“大跃进”之后1961 年至1963 年的文艺政策调整期。前一个时期产生了干预生活，暴露问题的“百花文学”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人情人性论等的探讨，后一个时期则主要有周恩来、陈毅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和1962 年8 月大连会议中的“中间人物”论及“现实主义深化”论。上述这些作品、理论、政策本是对文艺发展有益的探索，但是在政治的直接干预下它们都“命途多舛”，很快遭到了压制和批判，“十七年”文艺最终不可避免地向“文革”的极端化衍进。因此，在“新时期”起源之时的“拨乱反正”中，无论是出于现实“揭批”的目的，还是出于反思“十七年”的目的，“十七年”文艺中的相关问题都是文艺工作者们的不二“起点”，而这两个短暂的调整期无疑是他们揭批或反思的突破口。因此，以“重放的鲜花”和两篇旧文的重刊为切入点，不仅可以考察“新时期文学”在起源阶段是如何承 “十七年文学”的，而且还可以探究此阶段的文学是如何对“十七年文学”，甚至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座讲话”）以来的当代文学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反思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

二、“重放的鲜花”：“歌颂与暴露”

相较于1979 年5 月才重新面世的“百花文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更早的时候就在“酝酿”重回文艺界了。1975 年，邓小平短暂复出主持工作，着手整顿全国各条战线的混乱局面。在同年10 月4日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针对文艺方针，他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⑥，这就为“文革”后“双百方针”重回文艺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新时期”起源之初，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主导，文艺界的拨乱反正首先还是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政策中寻找资源和合法性，由此，“双百方针”就自然成为文艺界呼唤的焦点。据徐庆全研究，“新时期之初较早的对于‘双百’方针的官方肯定，以华国锋1977 年12 月为《人民文学》的题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最为明确和最有影响”⑦。而据笔者查阅史料，“双百方针”正式重回文艺界是在1978 年5 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它被写入大会审议通过的新宪法之时。尽管当时“双百方针”重获合法地位，然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活跃在文艺界的作家和批评家却并未得到平反；此外，1966 年颁布的《纪要》还未正式撤销，他们的作品和理论也因此还没有获得“话语权”。就1978 年12 月5 日《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的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来看，《文艺报》编辑拟定了一份应予落实政策的作家作品名单，在刘锡诚的记述⑧中，该名单所列举的六类作品中没有出现“百花文学”的身影，但是《文艺报》却有“在报刊上屡受批判的作品……刘宾雁的《在桥梁的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等，都应重新得到评价肯定”⑨这样的会议报道。此外，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编著的《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中，在记述此次会议时也将刘宾雁和王蒙的这两部作品列入了重新评价的对象⑩。可见，“百花文学”中的代表作品开始得到文艺界的关注。随着1977 年底胡耀邦开始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978 年10 月中央决定，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此时“十七年”中的题材问题、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暴露文学”等问题也重新得到了文艺界的关注与探讨，这些都为“百花文学”的回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重放的鲜花》的责任编辑左泥在回忆编辑缘起时指出，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极大地活跃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们的思想。《重放的鲜花》之所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编辑界解放思想的象征”，正是因为它是为那22 篇被批判的“毒草”及其被打成右派的作者的一次正名11。陈传才在当时的评论中也写道：“特别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人们解放了思想，今天重读这些作品，不仅不感到陌生，反而觉得真实亲切……这些作品所以能别开生面，归根到底就因为它们不是粉饰生活，而是勇敢地干预生活……尤其在我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新的形势和艰巨的革命任务要求作家必须拿出‘干预生活’的勇气来。”12陈传才指明了这批作品重新出版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这批“重放的鲜花”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产物；另一方面，文学界也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重新认识到了作品中“干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可见，思想解放运动是这批作品得以重新出版的主导因素。1979 年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60 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召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纪念“五四运动”的会议，因此，我们可以以这次会议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分析当时学术界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另一方面则考察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的影响力。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也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的许德珩到会并致开幕词，他重点强调了“民主”和“科学”口号的“重大革命意义”—它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13 ，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可见，许德珩结合当时解放思想的“主旋律”着重凸显了“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价值与意义。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被称为20 世纪以来“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4 ，获得了并置。当然，周扬同时也指出，解放思想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纲领”15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学术讨论会虽然肯定了“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是其评价的落脚点仍重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上。至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不难识别出当时学术界用“彼时”之精神来强化和放大“此时”思想解放及其意义的那种意在。

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助推了“百花”的“重放”，“干预生活”是其中的核心话题，它涉及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两个方面16，早在延安时期，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就被当作重点问题提出来了。艾青的《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与“延安讲话”几乎同时，1942 年4 月，艾青应毛泽东之邀，写作了此文，在正式发表前，毛泽东曾就此文对艾青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谈的主要是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我就根据当时所理解的程度，把文章加以改写，成了《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17 艾青在文中就“写光明呢？写黑暗呢？”这一问题，指出“这是形式上的问题，本质地说，是要看作者怎样写？从怎样的态度出发？到达怎样的真实程度？—这真实程度，就决定在作者处理题材的方法和认识现实的程度上……”“我们需要‘自我批判’”“但同时我们更需要鼓励”18 。而毛泽东在随后的“延安讲话”中则将“歌颂呢，还是暴露呢？”直接定义为态度问题，并提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19 。“延安讲话”对“歌颂与暴露”的对象所作的明确规定，直接影响了延安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1956 年，随着苏联“解冻文学”的传入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干预生活”的创作主张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被正式提出，随后流行，并产生了一批后来被称为“百花文学”的“干预生活”小说。“干预生活”主张作家主动介入现实生活，勇敢地提出问题，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这本是对文学创作教条成规的突破，但是在随后的批判声中，它被认为是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就又回到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正如洪子诚所言：“当代这一问题的争论，是延安文学时期关于‘歌颂和暴露’的争论的继续。”20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延安文学时期的“歌颂与暴露”问题就延续到了“十七年文学”中。

1976 年起，随着《人民文学》《十月》《文汇报》《上海文艺》（1979 年1 月改名为《上海文学》）《当代》《收获》《钟山》《花城》等一大批文学报刊的复刊或创刊，文学创作开始日趋繁荣。其中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不仅引领了当时的文学思潮，也引发了文艺界的关注和讨论。1979 年以前，最受文坛关注的要数短篇小说21，1977 年10月至1978 年间，《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举办的文学作品座谈会大多是围绕当时的短篇小说展开的。在这些座谈会上，关于一些短篇小说是不是“暴露文学”22 的问题日趋成为探讨的焦点。在《文艺报》1978 年第2期开设的“群言堂”栏目中刊登的《是“暴露文学”吗？》一文，针对当时广受欢迎并引发热议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和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作者首先发出了“《班主任》和《哥德巴赫猜想》究竟是‘暴露文学’还是革命文学”23 的疑问，随后作者以“延安讲话”中关于“暴露和歌颂”的阐述作为论据，从揭批“四人帮”的现实出发，认为这两部作品非但不是“暴露文学”，反而暴露批判了“四人帮”的黑暗。虽然作者的论述难脱斗争时代的痕迹，但是其中“暴露不等于‘暴露文学’，批判也不等于批判现实主义”24 的相关表述还是值得关注。此外，1978 年9 月，《文艺报》编辑部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举办了短篇小说座谈会，会上对《班主任》《伤痕》《顶凌下种》《最宝贵的》《献身》《姻缘》《爱情的位置》等短篇小说进行了讨论，认为“这类作品的出现，向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歌颂与暴露、人物与环境的典型化、社会主义时代能不能写悲剧等问题”25 。针对“歌颂与暴露”，与会人员的看法同《是“暴露文学”吗？》一文大体一致，认为这些作品不是“暴露文学”，因为它们不仅暴露了“四人帮”的黑暗，也歌颂了主人公顽强的战斗精神。26其中刘心武的发言值得关注，他说，在现实需要的揭批暴露进行的差不多之后，在新的政治要求还未到来之时，“我们的作品还要不要揭露生活中的问题？我大胆提出，即使到了那种情况下，也应该大胆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爱人民之爱，恨人民之恨，提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27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把当时对“歌颂与暴露”的讨论从时代政治的拘囿中脱离出来，对此作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会上老作家李准也肯定了刘心武的这种意见，认为不揭露矛盾文学就不能前进，刘心武和李准的会议发言与“十七年”中主张“干预生活”的作家和批评家的观点基本一致。上述这些都反映了“新时期”文艺界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对“歌颂与暴露”的重新认识与思考。

编者在《重放的鲜花》前言中将收录的22 篇作品分成了两类：一类是以《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改选》等为代表的“干预生活”的作品；一类是以《在悬崖上》《小巷深处》《红豆》为代表的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强调爱情题材作品的选入也有扩大文学创作题材，冲破题材禁区的实际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在评述这些爱情题材的作品时，并没有指出它们在题材方面的意义，而是强调“作者是通过写这些所谓‘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借以拨动人们心中的‘情弦’，歌颂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批判旧世界”28 ，这就还是将它们引向了对“干预生活”的思考，肯定了它们暴露与批判的意义。《重放的鲜花》出版后不久，《河北文艺》在1979 年第6期刊发了李剑的《“歌德”与“缺德”》一文，继而引发全国范围的论争。“歌德”与“缺德”本质上还是“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李剑在文章中说：“在创作队伍中，有些人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对别人满腔热情歌颂‘四化’的创作行为大吹冷风，开口闭口你是‘歌德派’。这里，你不为人民‘歌德’，要为谁‘歌德’？”29 刘锡诚指出，这篇短论的批判矛头“显然是对着三中全会提倡的思想解放，对着文坛上大量发表的描写‘文革’生活的‘伤痕小说’的” 30。这一次，“伤痕小说”并未遭致“十七年”时期“干预生活”小说那般被批判的命运。除了当时的文艺界立即发表的相关反驳31文章之外，中宣部还邀请文艺界的领导和专家召开了座谈会，对围绕该文引发的论争开展了积极有益的讨论，胡耀邦在发言中明确指出：“这篇文章错就错在和党的文艺路线相违背，和‘双百方针’相违背。”32 “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不可逆转，“新时期文学”前进的脚步也不会停止。随后，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报告中强调歌颂与暴露并不是相互对立而不相容的，文艺创作要兼顾“光明面”和“阴暗面”33 。所以在《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出现了这样的评价：“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短篇小说创作走向一个新的起点，为正确处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关系，创造了可贵的经验。”34

二、 旧文新生与艺术民主

1979 年1 月、2 月，《文艺研究》在第1 期和第2 期分别刊发了周恩来1962 年2月《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和陈毅1962 年3 月《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周恩来的讲话是首次正式发表。2 月4 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周恩来1961 年6 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军报》《文艺报》《新华月报》《红旗》《电影艺术》《延河》《山花》等报刊也纷纷重发此文，并随之在全国文艺界掀起了学习三篇讲话的风潮，各大报刊举办座谈会，集中刊发学习研讨文章。三篇旧文的“新生”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其中涉及的诸如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文艺为谁服务、艺术创作规律和艺术民主等问题，对“新时期”的文艺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实践意义，但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艺术与民主”是最受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上述三篇讲话分别产生于“十七年”时期的“新侨会议”“广州会议”的预备会和“广州会议”中，这些会议是党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倾向的调整和纠正，尤其是“新侨会议”中制定的《文艺十条》（1962 年由文化部和文联党组正式下发为《文艺八条》）、《电影二十三条》，“广州会议”中周陈二人就知识分子问题作的报告以及对《同甘共苦》《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等受批判剧本的重新肯定。在当时，这些讲话和文艺政策都有利于扭转 “左”的倾向，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改进文艺工作。可以说，“新侨会议”和“广州会议”是政治领导人在“十七年”时期对于文艺工作的有效反思和调整。然而受政治形势的影响，文艺没能沿着此次调整的方向继续走下去，这些会议所制定的文艺政策自然就很难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和落实。而在随后的“文革”中，这些会议又被“四人帮”污蔑为“黑会”，成为批判的对象。随着新时期文艺界拨乱反正工作的推进，这些会议成为“反正”的对象。《人民戏剧》在1978 年5 月召开了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曹禺在会上提出：“现在应该给广州会议恢复名誉。”35 夏衍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即为《从广州会议谈起》，他指出此时剧作者提出的“心有余悸”36 问题，关键在于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不足，因此他“希望所有戏剧工作者要重温周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指示，领导工作者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努力使自己成为戏剧艺术的内涵，从把剧本搞好的愿望出发，要有平等的态度、民主的作风，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发号施令的作风，来帮助剧作者提高思想、艺术水平”37 ，夏衍在此处着重强调了艺术民主的问题。

随后，“抱着对文艺创作应该怎样写‘大家可以讨论’的态度，胡耀邦接受了陈荒煤的建议，批准发表1961 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38，而1979 年2 月《人民日报》针对周恩来此次讲话所发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题目中就重点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39 这一问题。此外，在《文艺报》同期举行的两次学习周总理1961 年重要讲话的座谈会上，与会人员指出，周总理这个讲话的“最突出之点，就是明确地深刻地论述了艺术民主问题”40 ，并提出“要发展文艺，首先需要发扬民主”“民主是艺术创造的保证”“民主不能发扬，文艺就不能繁荣”41 。此外，阳翰笙、艾青、管桦等老作家也都从艺术民主的角度发表了相关学习文章42。在这些研讨学习中，艺术民主得到了相当的关注与强调。

重读周恩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发现，讲话的引言部分就是围绕“民主”展开的。引言中指出，“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43 ，但是由于现在民主作风不够，造成了很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发扬民主作风就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不能搞“一言堂”；解放思想就要使人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而现在文艺工作中，主观地套框子、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和挖根子的做法就严重妨害了民主作风的发扬和文艺工作的展开。这段引言中指出的问题在后来的“文革”中被推至极端，备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之初的文艺工作中仍然“心有余悸”，加之“新时期”之初很多历史问题还未立即得到全面正确的评价，因此，如何看待文艺工作中的“突破”，如何对相关文艺理论问题展开健康有序的争鸣就成为新时期文艺界不得不面对和处理的问题。随着“双百方针”的回归以及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持续推进，民主精神得到恢

复和确立，1978 年12 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的第二部分中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

不抓鞭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44这段后来被写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的关于“民主”的讲话，实则与周恩来1961 年的讲话一脉相承。此外，在《文艺报》1979 年第1 期的评论员文章《解放思想，迅猛前进》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我们必须把文艺界的生产力彻底地从各种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解放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扬民主，没有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也就不能彻底认真地贯彻‘双百’方针，就不能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45 这些都为文艺界对文艺民主的呼唤与讨论提供了有利条件，而1979 年年初三篇旧文的重刊，更是为艺术民主重返文艺界提供了理论资源，也加快了艺术民主的恢复进程。以前文提到的对李剑《“歌德”与“缺德”》一文的论争为例，针对当时文艺界的讨论和批评，胡耀邦在中宣部牵头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发人深省：

我们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这种方法，根本区别于林彪、“四人帮”那套打棍子的方法，也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前有时曾经采取过的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这样做，是终结了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当然不希望再发生），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上来。46

可见，通过“旧文新生”，经过艺术民主的恢复与重建，针对文艺问题的讨论终于成为一种健康有序的争鸣活动，这也反映了“新时期”文艺在一步步的“拨乱”中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在1979 年年底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针对“十七年”时期的相关文艺工作，周扬在大会报告中进行了反思，他指出，1958 年之后，文艺界在对文艺问题的解释和处理中，“产生了粗暴批评，损害了艺术民主，而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47 。

综观上述，在对“十七年文学”的承续中，一方面，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是“十七年文学”中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得以重现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文艺界也意在以此重审并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在这种重审和反思中，新时期文学得以渡过起源阶段，以愈发繁盛之势继续向前发展。

注释：

① [ 法] 皮埃尔•布迪厄：《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91 页。

②何平：《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逻辑起点和阶段史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18 年第5 期。

③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 年第6 期。

④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教研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150 页。

⑤窦金龙：《1976—1978 年间的文学批评流变》，《扬子江评论》2017 年第2 期。

⑥邓小平：《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7 页。

⑦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294 页。

⑧3032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56—157、291—292、293 页。

⑨祁宣：《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彻底解放文艺的生产力——本刊和〈文学评论〉召开的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简记》，《文艺报》1979 年第1 期。

⑩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未定稿），1979 年10 月，第259 页。

11左泥：《〈重放的鲜花〉走过的荆棘之路》，《编辑学刊》2004 年第2 期。

12陈传才：《文学应当干预生活——评〈重放的鲜花〉》，《人民日报》1979 年9 月11 日。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版，第4 页。

1415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1979 年5 月7 日。

16陈传才指出：“‘干预生活’，包含着歌颂和暴露两个方面。但两者的关系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辩证地联结在一起的。”见陈传才：《文学应当干预生活——评〈重放的鲜花〉》，《人民日报》1979 年9 月11 日。

17艾青：《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艾青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年版，第29 页。

18艾青：《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解放日报》1942 年5 月15 日，转引自徐逎翔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年版，第681 页。

1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53 年版，第30 页。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学界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六个重要版本，其中1953 年刊印的单行本针对1943 年的发表本做了全面修改，涉及一些重要观点和概念，笔者从本论文的命题考虑，在论文中参考的均为《讲话》的1953年单行本。

20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93 页。

211979 年以前小说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数量较少，张炯在1980 年第2 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新时期文学的又一可喜收获——简评1979 年中篇小说的崛起》一文，正式提出了“新时期文学”中“中篇小说崛起”的现象，而1977—1980 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的获奖作品全部发表于1979 年至1980 年间。

22关于“暴露文学”的定义，毛泽东指出：“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53 年版，第30 页。而1980 年代初解释是：“指只揭露社会黑暗面，而不能指出光明前景的文学”“文革时，曾用此词指责那些反映了一定真实社会现实的作品。文革后，由于‘伤痕文学’的大批涌现，这一文学现象引起文学界的热烈争鸣，而持批评态度的争鸣一方也称它为‘暴露文学’。”见熊忠武《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2 年版，第279 页。

2324以洪：《是“暴露文学”吗？》，《文艺报》1978 年第2 期。

25《编者按》，《文艺报》1978 年第4 期。

26《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繁荣短篇小说创作——记本刊在上海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文艺报》1978 年第4 期。

27《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记本刊在北京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文艺报》1978年第4 期。

28《重放的鲜花•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年版，第2 页。

29李剑：《“歌德”与“缺德”》，《河北文艺》1979 年第6 期。

31如王若望：《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光明日报》1979 年7 月20日；周岳：《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人民日报》1979 年7 月31 日；于晴：《如此“歌德”》，《文艺报》1979 年第8 期等。

3347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文艺报》1979 年第11、12 期合刊。

3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11 页。

35《繁荣戏剧创作，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本刊召开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人民戏剧》1978 年第7 期。

36“心有余悸”主要指在当时的文艺创作中，有些文艺工作者仍未摆脱“文革”造成的恐惧和心理压力，“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也是‘禁区’，那也是‘禁区’，这也不敢写，那也不敢写”。见秋耘：《心有余悸与心有余毒》，《文艺报》1978 年第3 期。

37夏衍：《从广州会议谈起——在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人民戏剧》1978 年第8 期。

38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307 页。

39《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民主——学习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 年2 月20 日。

40吴繁：《如沐春风，如润春雨——记本刊与〈电影艺术〉编辑部举行的学习周总理一九六一年重要讲话的座谈会》，《文艺报》1979 年第2 期。

41区维：《在伟大的转变中繁荣文艺事业——记本刊在上海举行的学习周总理一九六一年重要讲话的座谈会》，《文艺报》1979 年第2 期。

42阳翰笙：《学习周总理的民主作风》，《文艺报》1979 年第2 期；艾青：《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文艺报》1979 年第3 期；管桦：《艺术民主和法制》，《人民文学》1979 年第3 期。

43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文艺报》1979 年第2 期。

44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4 页。

45《解放思想，迅猛前进》，《文艺报》1979 年第1 期。

46转引自杨志今、刘新凤《新时期文坛风云录（1978—1998）》（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 页。

[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