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一直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都是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思想占据主导，文学处于边缘位置。这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今天，非常有必要建构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这与文学的发展要求有关，也是对当下文学生存情况的呼应。文学中心不是狭义的形式主义，而是包含着比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思想更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更具开放性的审美内涵。建构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需要更开放的文学史观念，建构具有主体性的文学标准，还需要更强的审美意识和历史意识。文学中心不是封闭、排他，它可以与其他文学史共存，在相互补充完善中形成良好的文学史生态。

关键词：文学中心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现代性 政治

对于已经具有百年历史的新文学来说，建构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的文学史，无论是从总结文学发展历史、促进未来文学创作发展，还是从确立文学经典、将之更好地融入民族文化，都是非常必要和急迫的事情。目前的多种文学史建构观点各有意义，而在我看来，需要以更多元丰富的姿态来进行现当代文学史建设，其中最迫切的，是建构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

一、 “非文学”的文学史历史

学者朱晓进曾经用“非文学的世纪”①来概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百年历史。从上世纪50 年代初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几乎所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主导它们写作的核心都不是文学，而是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思想。

这与现当代文学本身的生存状况有着深刻而直接的联系。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就是现代性文化的结果。一些文化先驱希望通过文化革新的方式来改变传统中国，文学只是这种革新的方式之一—所以，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其产生和方向都与之高度一致。作家们的写作，也大都像鲁迅因为“听将令”而撰写《呐喊》一样，承担的是文化革新的使命。五四之后的现当代文学历史，虽然有过波折和坎坷，但大的思想观念和发展方向上都是遵循五四文化的方向，有着现代性文化的浓厚背影。除了文化，政治在现当代文学上打下的烙印也非常深刻。文学具有强烈政治色彩有着一定的时代必然性和合理性，我们作出不同的价值评判，但却需要给予一定的理解和同情。像何其芳等作家那样选择弃文从军，不应该受到过多的责难。②

文学史的书写环境与文学的生存环境一致，它也自然遵循着类似的主旨。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山之作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就非常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其“新文学”的“新”就包含着非常明确的现代性启蒙思想色彩，在其主导之下，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等不合其标准的内容都被排除在外。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甄选，以及对文学家的评骘、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标准也是首要原则，意识形态色彩很鲜明。《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这一特点基本上贯穿在此后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只是在不同背景和环境下，它或者向着启蒙，或者向着政治的方向不同程度地倾斜而已。而且，这一思想影响深刻而久远，几乎所有文学史书写都循此惯例，基本上没有脱离其传统的例外现象。

在1980 年代以后，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多次文学史观念讨论，最有影响的是“重写文学史”潮流。这些讨论对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观有一定的促进和改观。比如“20 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出现，就部分纠偏了“新文学史”的偏颇，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等开始被纳入到一部分文学史著作中。然而，在整体上，由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思想主导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局面并没有真正改变。特别是在文学史写作的实践中，革新的理念没有

得到充分体现。虽然出现了多种以“20 世纪中国文学”命名的文学史著作，但其意图基本上只在大的概念范畴上得到实现，并没有落实到更具体的文学史细部。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史领域在本世纪初诞生了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其主旨非常明确地脱离了习见的“启蒙和政治”，代之以“人性与人情”，对主流文学史写作有显著的突破。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界却始终没有出现类似的突破性创新之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非文学”特征的首要体现是在文学史甄选和评价标准。文学史是一种权力的体现，谁能够进入历史，以及以何种面目进入历史，是文学史权力的核心。现有的众多现当代文学史著作最显著的甄选原则无疑是政治正确。立足于这一前提，在某些时段，像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等作家都曾经被完全逐出文学史，即使在今天，周作人等一些作家的文学史位置也受到较大影响。而王平陵、谢冰莹、黄震遐等作家，则一直难以完整地进入到文学史视野中。至于像“鲁郭茅巴老曹”“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样的经典排列有着浓郁的时代政治和文化痕迹，则已经是学界公认的事情。

政治标准之外，现代性文化观念也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最典型的是对张恨水、金庸等通俗文学作家和旧体诗词的长期排斥。对此问题的关注者甚众，这里就不多赘言。此外，在对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以及某个时段文学的评价中，现代性文化的影响同样很强烈。比如对创作方法就有明显的高下之分。从现代性文化角度（政治角度也是如此）说，无疑是现实（写实）主义更符合要求，而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则不太相一致。正如此，在几乎所有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现实主义作家占据绝对中心位置，得到的推崇和认可度也最高，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则一直处在文学史的边缘状态，从没有享受过主流的荣耀。

文学史甄选标准之外，“非文学”的特点还体现在文学史的书写内容上。其典型标志是几乎所有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无论是介绍文学潮流还是具体作家作品，都是以思想（政治）因素为主要内容，审美艺术因素所占的比重要小很多。而且，在审美艺术内容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或政治因素的主导。前述不同创作方法直接影响到其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位置，那些思想情感比较消极、艺术风格比较个人化的作家作品，绝对比不上适应政治和现代性文化艺术要求的作家作品受重视。至于那些不以思想现代（正确）见长、只致力于追求艺术审美的作家，如废名、冯至、穆旦、邵洵美等作家，不只是无例外地被置于思想第一、艺术第二的价值模式中，接受与其他作家一样的标准评判，对他们的文学史介绍也同样在此原则下进行，其艺术方面的成就和特色被淹没在思想和政治视野之中，完全得不到与其艺术特色一致的充分展示。

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标准的文学史长期成为主流，有多重的复杂原因，也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这里不作具体的分析和评判，但是，毫无疑问，这不是文学史最合理和正常的状况，而这样的文学史建设对文学创作发展无疑是存在一些负面影响的。一个最直观的现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和观念中一直存在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特别容易受现实环境影响乃至主导，虽然因素很多，但与现有的文学史观念和写作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至少是这种潮流自觉或不自觉的推动者。

长期现代性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对文学史的主导，还产生了一种理论上的负面效果，就是对“文学性”概念的片面认识和理解偏见。因为一直强调文学的思想和政治内涵，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相对应，似乎思想性与艺术性是完全割裂、互不包容的关系，而“文学性”与思想性无关，只是等同于艺术性。以至于很多人一谈到“文学性”，就下意识想到“审美性”，将之与“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等概念联系起来。

但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偏见。“文学性”远非我们所习惯性想到的那样狭隘和单一，而是更为丰富和多元。它重视审美，但绝不局限于审美，更绝不等同于形式，它同样包含思想内涵，甚至说思想是文学性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举例说，著名作家托尔斯泰谈过自己所认为的“接近于完美的艺术”的标准，其内涵是：“（一）就内容的意义重大而言是卓越的作品，（二）就形式的优美而言是卓越的作品，（三）就其真诚和真实性而言是卓越的作品。”③其中第一、三点都属于思想因素。与之相似，美国著名批评家布鲁姆的标准也是这样：“关于想象性文学的伟大这一问题，我只认可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④其内涵基本都属于思想层面。

对于“文学性”内涵的理解和表述当然存在着一定差异，其中包括时代、民族、文化和个体的多种因素。就我个人的理解，文学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张扬真善美的精神。它包括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爱、荣誉、怜悯、自尊、同情和奉献”⑤等精神品格，以及对丑恶的揭露和批判。而艺术性则大体包括创新和圆熟两个方面的内容。任何文学审美，创新是最高的艺术境界，而圆熟是基本、但决非不重要的审美要求。

二、 建构文学中心文学史的必要与可能

如果说在之前的环境中，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文学史有着较充分的存在空间和价值意义，那么在今天，回到文学本身来建构文学历史，已经显示了自己更重要的存在价值，呈现出一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首先，从文学发展来说，需要借助文学史来进行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正在进入经典化阶段。文学经典化的基础毫无疑问只能是文学而不能是其他，也就是说，需要充分而有效地总结百年中文学的创作规律，阐扬优点，贬抑缺点，辨析文学创作中的得失优劣，去芜存菁，才能真正建立文学经典的标杆，明确何为真正的文学经典，何为创新，何为价值规范，从而为今天的创作者树立样板，为读者确立准绳。在这当中，文学史的意义至关重要。既然为历史，总结历史得失，明辨价值规范，是其不可推卸的重要使命。之前的文学史，因为文学不能起主导作用，因此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也导致今天的现当代文学经典建设存在较大缺陷，很少获得一致公认的经典作家作品。很多曾经的经典被颠覆，但颠覆的理由并不充分，新的经典也未能有效建构。所以，建构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是文学史真正完成“历史”使命的必备前提，也是建立起真正科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重要基础，具有急迫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从时代角度说，非常需要文学张扬自己的独特价值，也就是对“文学性”的凸显。当前中国正处于高速信息时代，文学受到商业文化、高科技等多方面的冲击，读者丧失严重，在社会文化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就绝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依附在现代性文化和政治之上生存，而是需要更充分地彰显自己的独特价值和魅力，获得社会和读者更广泛的认可。作为文学来说，其最独特的价值就是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艺术性，也就是所谓的“文学性”。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学教育方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传统中国文学场域中完全没有抽象的“文学史”，只有优秀文学作品的选集，在文学教育上，也特别重视文学作品的诵读，最直观地面对作品，充分展示文学作品的语言。这样的文学史和文学教育，自然并不完备，但它却是不受外在因素的束缚，真正以文学为中心，凸显出文学自身的特色和价值标准。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学一直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也客观上造就了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文学自身的特色凸显很不明显。简单地说，就是没有真正从文学自身来阐释作家和作品，严重限制了其独立思想和审美属性的阐扬。比如解读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将之与现实社会联系，甚至将之简单对应于社会文化政治，按照现代性文化或政治文化的要求来解读和评判，却很少深入而全面地展示作品的独特思想和艺术魅力—事实上，崇尚个性化的文学的最大价值就是对现有思想和艺术的“越轨”，就是在思想和艺术上与现有思想文化的突破和超越之处—这样的解读方式，既严重窄化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也会影响到文学作品的感染力，伤害到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热爱和兴趣。由于现当代文学历史越来越长，文学作品与其产生时代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遥远，关系越来越松散，如果再坚持原有的方式理解和阐释文学，对文学的伤害会更为突出和明显。

我曾经以鲁迅的《秋夜》为例谈论过这一问题。《秋夜》本来是一篇非常个人化、具有优美意境的散文诗，其内涵丰富，具有可深刻阐释的广阔空间，但是长期以来，人们都将它解读为现实阶级斗争的写实之作，将作品中的“秋夜”意象完全社会化，夜空中所有物象都对应于现实中的政治阶层。于是，一篇个人化的、内涵复杂深刻的文学作品就变成了一部简单的社会教科书，文学的诗意完全丧失，意蕴也被严重局限。对于年龄大的读者来说，由于他们对《秋夜》的创作时代背景有所了解，因此对这样的解读多少还能保持一定的兴趣。但是在今天，年轻读者们已经完全不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也缺乏相关的兴趣。显然，维持这样的社会（政治）化解读方式，只能让作品彻底走出读者的视野。 ⑥《秋夜》只是一个典型个案，事实上，这样的作品解读方式非常普遍地存在于现有文学史中。只有改变现状，让文学性回归文学当中，文学才可能凭借自身的价值魅力赢得读者，在社会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从文学史角度说，需要避免在文学评价中“翻烙饼”。以非文学的标准来书写文学史，当政治和文化风向一旦发生变化，文学史的内容就必然会阐释很大的变化，甚至发生颠覆性的“翻烙饼”。政治就不多说，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政治标准影响下，许多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都被作为“毒草”逐出文学史，文学史的面貌与真正的文学历史完全两样。现代性文化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现代性包含多种内涵，各种内涵之间又存在着很大差异。简单以现代性标准来建构文学史，很容易导致文学史书写的简单化和绝对化，严重伤害文学史的全面性和客观性。相比之下，虽然文学性的内涵也不是完全明晰，但其标准是立足于文学自身，因此能具有较强的恒定性。以文学性为中心建构的文学史，自然能够更为稳定和客观，避免走向极端化和简单化、出现“翻烙饼”的文学史现象。

以对“十七年”文学和张爱玲的评价为建构例。“十七年”文学是文学史界争议最大的部分。一些学者（典型如1980 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以现代性启蒙文化思想为准绳的价值评判，将它完全贬斥，甚至逐出文学史殿堂⑦。与之同时，另有一些文学史家对“十七年”文学推崇备至（如当前“新左翼文学”潮流中的一些思想）。吊诡的是，后者所持的也是现代性标准。只是他们的现代性内涵是“民族国家”和“人民性”角度，侧重其“社会主义文学”和“民族国家建设”等角度⑧。同样是“现代性”标准，但是对现代性的理解角度不同，对“十七年”文学的理解和评判就有天壤之别。同样，对张爱玲的评判中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很长一段时期中，文学史界都站在政治和民族国家现代性文化标准的角度，对张爱玲作严厉否定，斥其为“汉奸文人”或“堕落文人”。但是，近年来，随着文化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市民文化占据一定地位以后，一些学者从个人现代性角度来认识张爱玲，于是，其文学地位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20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现代性”概念内涵的暧昧和多元，从这一角度，我们很难对像张爱玲和十七年文学这样比较复杂的作家和时期进行有效的评判。只有回到文学本身，才有可能准确、客观地认识其得失，更稳定地对它（她）们进行定位，避免造成简单化的巨大反差。

以十七年文学为例。从文学性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缺陷无可置疑，如缺乏思想丰富性，对社会和人性缺乏深刻认识和表现等。但是，如果能够真正立足于文学中心，结合文学史历史来看，我们又能够看到它独特的贡献和价值。简洁地说，在细致还原乡村生活方面，这时期文学比以往任何时期文学都要做得更好，它所呈现的乡村世界更全面也更生动客观；同样，在与读者关系的密切性方面，它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虽然这些现象背后有多重原因，不宜简单臧否，但显然，完全否定这个时段文学的价值是过于简单化的。只有从文学性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有这样的认识。

必要性之外，现实环境也赋予了建构文学中心文学史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时期距离今天已经相当遥远，成为了纯粹的历史，立足于文学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文学，不会对现实产生任何负面作用，还可以避免受到政治历史的影响；当代文学也是这样。在一个发展的共和国文学中，不存在任何超越于文学之上的异己因素，强调文学主体性，可以避免许多人事、关系上的纷争，能够充分有助于现实文学和社会文化发展。

当然，可能有人会质疑，“文学中心”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个人性强的概念，在不同文学观念、文学趣味下存在较大差异，不会像以思想性为主导的文学史那么理性。但第一，文学史从来都不是理性的。甚至说，文学史最需要反对的就是千篇一律。简单统一的文学史观念，掩盖文学的个性，掩盖文学的丰富解读空间，正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消解。第二，如前所述，所谓的思想理性存在着许多内在的悖论，并不适合文学评判。而从文学角度建构文学史，能够让多种文学趣味和观念进行碰撞。丰富的文学思想，不同文学观念、艺术思想的交流，正是促进文学发展成熟的重要方式—而这也正是文学史建设的初衷和重要使命。

三、 如何建构文学中心的文学史？

明确了以文学为中心的现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和可能性，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建构？我以为，以下几个前提是最重要的。

首先，是真正确立文学中心的开放性文学史观。如前所述，文学性的文学标准，其内涵是丰富多元的，无论是比较现代性文化还是政治标准，它都更为开放和自由。比如，在思想性上，它更追求个性化和创造性，更崇尚真正的人的自由和独立。在人的视野下，它不一定遵循以发展为前提的现代性文化标准，更不一定照此来看待历史和现实中的文化和人物。文学的视野可以超越政治利益，也可以超越文化价值观。在文学的艺术标准面前，时间不具备任何意义，几千年前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完全有可能超越于创作在现代的文学作品。

所以，建构文学中心的文学史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而是需要文学研究界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只有在整体上建立了以文学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克服了许多原来的习见和偏见，包括克服了一些思想观念上的阻力，才可能建立起有生命力的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这其中，当然还应该包括对文学性的内涵的理论思考。毕竟，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文学性是一个长期受到冷落的、相对陌生的概念，学术界对它的思考还远待完善和深入。

其二，建立真正具有主体性的文学评价标准。在学术界对文学性的理论探讨当中，非常迫切、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真正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评价标准。这里所说的主体性的意思，是立足于现当代文学主体，从其自身特点和发展出发来思考问题。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是以学习西方文学为主，受西方文学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当然是必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它最终必须要真正自立，也就是摆脱西方文学的主导性影响，建立起真正独立的文学思想和形式，也包括自己的文学评价标准。这是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工作和目标。因为最简单一点，即使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客观环境，以具体性为主导。中国文学的传统和现实土壤都与西方不同，不可能完全以西方文学标准来进行衡量评判。如果一切以西方文学为准绳和目标，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真正创新和自立的。只有站在与西方文学平等对话的高度上，只有呈现出与西方文学不一样的思想和形式创新，中国现当代文学才能说走向了真正成熟。

第三，更强烈的文体和审美意识。如前所述，现当代文学已经有百年历史，许多文学规律需要总结。如各种文体的发展规范，如优秀文学的标准和适合发展方向，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所以，重视文学文体和审美，从这些角度探究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在科学全面的前提下建立起系统的文体理论，确立基本的特征和方法，都是对现当代文学文学性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漫长的古代文学传统一直重视思想性，对文学形式等审美因素持比较轻视的态度。对于处在成长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从这一传统中突围出来，是它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以散文文体为例。散文是一种很重要的文体，但是，对于它的理论探究却非常薄弱，或者说是非常混乱。中国古代文学的散文理念，西方文学传统中的随笔，现代的非虚构，等等，都杂糅其中，既可以说资源丰富，也可以说杂乱无章。以至于在今天，要辨析到底什么是“散文”，散文有什么美学规范和内涵特征，都让人莫衷一是，难有准绳。散文成了一个似乎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但其实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的概念。散文只是一个典型个案，其他文体理论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但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多元共生意识。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是现当代文学所必需，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它才是文学史写作的唯一正确途径。文学史撰写应该以自由、丰富、多元为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最好的环境。只是因为当前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太过匮乏，我们才特别强调其价值意义。事实上，文学中心的文学史与其他文学史观之间并不冲突，而是完全可能共融，相互促进。

以当前现当代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两种文学史观为例。现代性文化文学史观是传统最为深厚、也是当前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观。文学性文学史观与它之间虽有差别，却也有很多共同指向，可以共存。人类走向现代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文学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部分承担文化的功能，彰显社会和文明批判意义，张扬人性、公平、正义等现代性文化，能够帮助社会文化朝着现代性方向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全力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意义无可置疑。文学性文学史观并不反对这一基本方向，事实上，文学性思想在基本方向上与现代性文化高度一致，它都是张扬人性的真善美，促进人类精神的美好，促进人性真善美。它与现代性文学史观不同的只是：文学不以承担文化任务为己任，而是具有更宽阔的思想，既容许有其他空间存在，也可以更为个人化。“把审美只当做狭隘和独特的人道领域，那就大错特错了。它要广得多，实质上所有有利于它的或使它厌弃的东西都加入进来。”⑨西方学者的这段话我们完全认同，也能够促进我们对文学中心文学史观的理解。

当前文学还有另一种文学史观比较有影响，就是强调作家的主体地位，认为文学史要融入作家的思想和生活，以生动精彩为文学史的主旨。文学中心的文学史观，也与之有诸多共同之处。因为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作家是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学中心的文学史也关注作家的价值。事实上，文学作品与作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包括作家个体心理和生活世界，都应该是文学史的重要一部分。我们只是担心：文学史如果彻底以作家为中心，很有可能将文学史写成作家的逸闻趣事史，文学史真正的核心—文学作品却被忽略。而且，作家与文学作品之间虽然有密切关系，但是真正优秀的文学必然会超越这种关系。局限于作家角度理解文学史，是对文学作品价值的严重矮化。从根本上说，文学最有意义和魅力的是文学作品本身，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

客观说，任何角度的文学史都有其独特意义，也有其局限性，没有十全十美、面面俱到的文学史。但是，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建构文学史，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都不能忽略文学这个基础和中心。这是文学史健康发展、也是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相信这种观点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而建立起以文学中心为主导的多元共生文学史格局，将会有助于良好文学生态的形成。因为文学史树立评价标准，在文学经典建构中承担重要的身份角色，既示范于作家创作，也影响到整个文学的发展方向。所以，文学中心的多元文学史建设就意味着文学的真正自立，以及思想观念的开放和丰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孕育出真正个性化的文学思想和艺术形式，也才能产生真正伟大的、创造性的作家和作品。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项目编号：16AZW015）、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ZDA27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②何其芳的道路问题曾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引起较大争论，被称作“何其芳现象”。

参见应雄：《二元理论、双重遗产：何其芳现象》，《文学评论》1988 年第6 期；贺仲明：《喑

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③ [ 俄] 列夫•托尔斯泰：《谈艺术》，《列夫•托尔斯泰文集》（散文随笔卷），陈琛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1 页。

④ [ 美] 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译林出版社2016 年版，第2 页。

⑤ [ 美] 威廉•福克纳：《人类必胜》，《美国演说名篇》，王建华编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年版，第245 页。

⑥贺仲明：《回到文学的鲁迅——对当前鲁迅研究的思考》，《南京师大学报》2010 年第2 期。

⑦代表性文章有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 年第4、5、6 期；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上海文论》1988 年第4 期；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 年第4 期等。

⑧参见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蔡翔《革命/ 叙

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⑨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语，转引自[ 爱沙尼亚]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凌继尧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32 页。

[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