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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新的思路、新的眼光、新的情怀和新的方法来看待文学史写作，探讨如何把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精神史结合起来，写得有思想、有神韵、有趣味。着重思考了高级文学史的特质和标准；文学史如何发端；文学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文学史写作的取材问题；开拓文学史的新视野、新境界；文学史写作的个案研究法；文学史关注的空间与关注者的立场，以及文学史著述者的本体素质等问题。

关键词：文学史写作 发生学 高级文学史 新视野 新境界

《汉文学史纲要》是怎么讲先秦的文学的？他首先从文字至文章讲起，认为“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①，并且以“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②，作为与乐、舞未分的诗歌的开端。鲁迅又从文学的角度，突出庄子，突出孟子，这就突出了文学的价值体系。他认为《孟子》“叙述则时特精妙”，尤其推许“墦（坟墓）间乞食”。对于庄子，认为他“着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③所有这些，都是由鲁迅独到的眼光来形成的文学史叙述形态，精心剖析了若干文学史的亮点，敏捷而精神。

在讲《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鲁迅每一个章节都注意小说发展跟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思潮的关系。小说的存在价值，不是孤立的，小说要从文化中获得自身的意义。为什么出现神话传说，为什么到了晚明的时候会出现才子佳人的小说？他都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潮这些角度来去探索它的奥秘。为什么六朝时期产生志怪小说？他认为那志怪，在古人的信仰中，是真实存在的。鲁迅如此揭示志怪小说与宗教及民俗信仰的关系：“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④这就像后代的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一样，总要交代这一个怪异的事情是哪里来的，是谁告诉他的，他都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应该认真分析一下各种文体的宗教和民俗信仰的渊源，把小说所在的折叠着的文化图卷，展开来好好地端详一下。鲁迅写小说史略的思路跟后来的文学史不太一样，理解了鲁迅，就切中后来不少文学史的弊端。尤其近来有一些人说：回到文学，书写纯文学史。那么就会把文学从朝代思潮中游离出来，从丰富的文化维度中游离出来。其实，这些文化维度的投射，影响了文学的本质，离开整个文化的环境，文学的内涵、气象、形式，都会发生变化。问题在于文学史要把宗教、民俗信仰等各种文化因素的演进和渗透，写得有根据、有深度、有趣味、有情怀。令人读了之后很有意思，回味无穷。文学的生命是感性的，感性的深处隐藏着理性，如果对文学的存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感受，许多问题好像豁然开朗。

鲁迅讲小说史就探本穷源，从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中，列举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伊尹说》《鬻子说》到《虞初周说》《百家》等十五家，并且评议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⑤接着就讲“神话与传说”，列述了盘古开天辟地神话、女娲炼石补天神话、羿射十日神话，以及昆仑神话、嫦娥奔月神话。从《汉书•艺文志》和《列子》、《淮南子》等古老文献中入手，就展示了小说发生学上的多祖现象，神话传说、史书、子书、街头巷尾的口头传统，都成了小说的祖先。⑥

历史现场的复原，是一个艰难的命题。要有感性、理性和悟性多管齐下。比如说，要汇集很多的材料碎片，就像文物考古，把许多陶片按照它的形制、弧度、花纹、断口细心缀合成一个古陶器，用这种方法最后呈成一个历史的现场。比如说，《论语》中，孔夫子讲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那么“子曰”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对谁说的，他为什么说。因为编《论语》是为了儒家传道，篇幅不能很长，它只能一万多字，一万多字就比老子的《道德经》，加上《孙子兵法》都要长。《道德经》五千多，《孙子兵法》六千多字。《论语》是一万五六千字。其实当时的简书书写的成本不菲，重要的弟子、即所谓“二三子”每人手头一本，那么编成的书就只留下孔子的话，似乎是语录体，孔子讲话的背景被删除了。这就关联到《论语》的编纂过程，这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是一笔糊涂账。幸好《论语》是孔门的传道书，历次编纂都留下了各个学派对孔子之道体认的痕迹。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而有趣的话题。《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2 年），“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无几，射求贤士，孔子闻之，从弟子奉先生雅琴礼乐奏于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为阵关下。孔子有顷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献之大王。’越王喟然叹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说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辞而去。”⑦这是一个政治思想文化的寓言，是王道与霸道的对话。孔子死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他不可能过了七年之后带着弟子去见越王勾践。但是它说明在春秋战国列国纷争的时代，王道文化与霸道文化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历史进入到现代大国的文化体系建设，就要建立一体多元的生气勃勃的文化，把孔子文化与古越文化沟通起来。《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⑧实际上孔子是主张为政以德，刚柔相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写文学史，能够提供新思维，给人面目一新、余味无穷，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讲唐诗，实际上讲两个掌故就能够讲出它的精神风貌来。诗是唐人的最高的精神方式，唐朝因为国力是最强盛的，它的文明形态带有引吭高歌的的豪情和骨气。大唐帝国是关陇集团，鲜卑族六柱国入主中原，带有少数民族的骏马奔驰的气质，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新的文明形态。要讲好唐诗，就要展示诗唐，诗的唐朝。说到“旗亭画壁”，意味着诗歌不光是文人的案头之物，它已经是一种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在诗意浓郁的盛唐，诗歌传唱的广泛，成了衡量诗歌优劣的指标。有一个掌故涉及李白的诗歌风度，李白赋《清平乐》，传说宫中牡丹盛开，唐玄宗、杨贵妃赏花，传令李白制作新词，贵妃磨墨，高力士脱靴，李龟年手捧檀板纵声歌唱。这里包含着五个“第一”：诗歌第一的李白，权力第一的唐玄宗，美貌第一的杨贵妃，花中第一的牡丹，唱歌第一的李龟年，这些人物组合成一个锦绣盛唐。尽管它的一些地方经不起考证，但是聚合了“五个第一”，就是一种精神现象。花的精神融入诗歌，也显示了诗人的襟怀。李白赋《清平乐》与“旗亭画壁”两个掌故，彰显了唐人以诗歌为最高精神方式的气象和风采。

即便讲述神话传说，中国有中国的特质、方式和窍门，不须亦步亦趋地紧跟西方的后尘。只有尊重古代智者的文化原创权，才能夯实文化的根基，挺直文化的腰杆，迈开文化的健步。屈原的《离骚》和《天问》就开创了一种原创性的形式。《天问》开篇就说：“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这个起头是很特别的，说深邃古老的宇宙初创时期，天地还没有形成，那时还没有人类，那么是谁传闻它的情景呢？开篇一个“曰”字，简直是石破天惊，是谁在“曰”，按照古老文献的规矩，应该是“天问曰”，天是发问的主体，全篇诗歌373 句，1560 字，多是四言，兼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偶尔有八言，错落有致，起伏跌宕，一口气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人生提出了173 个问题，被誉为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王逸解释为，天不可问，所以写成天问。王逸的解释弄反了，把发问的主体说成是被问的客体。天在问，这些神话是怎样产生的，夏商周列朝为什么颠三倒四，楚国为什么由盛变衰？用茫茫苍天的口气，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错乱发问，就以一种理性的怀疑主义来瓦解了传统的神话观、历史观和文化观。据传屈原被放逐，忧心愁惨，彷徨山泽，过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因而“呵壁问天”。对于祠堂壁画，王逸的儿子王延寿经过实地调查，作《鲁灵光殿赋》加以印证：“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⑨这是汉初的楚风壁画。由此印证，《天问》在人类文学史上第一次使用时空错乱的笔法，它是从中国图画的流动视点，而不是一二千年后西方由心理学的角度，进入时空错乱的。中国学者是有历史担当的，是有创造能力的。所以中国的文学史怎么写起，怎么写出中国的特点、中国味道，应该把主体创造性和开放性结合起来，给中国的文学历史一个自己的解释体系，一张属于自己的漂漂亮亮的身份证。

文学样式的博大精深，也存在于小说的种种变体。西方讲小说的时候，喜欢讲“元小说”，就是站在虚构外面来谈虚构。由于纪晓岚批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天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 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⑩这种小说观念，站在虚构之外谈虚构，乃是“元小说”产生的诱因。经过仔细的搜索，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可以挑出元小说来，纪晓岚就砸碎了“破镜重圆”的镜子，把一个可以完整叙事的故事当成不能完整自足的琐闻，出人意料地创造了一篇“元小说”。

古代文人抱着《庄子•齐物论》所说的“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亦以妄听之奚”11 的态度，不仅写出了“元小说”，而且还写出了“反元小说”，站在虚构的深处谈论真实世界的人物事态。《聊斋志异》有一篇《狐梦》，就是这样一部小说。

还原历史文化现场，重要的是还原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场。中国早期的文化经典离我们2000 多年了，历代有多少人都在吃这一口饭。许多时候，抱着的是崇圣心理，累积了斑斑光影，重重的迷雾，层层的污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必要跨越2000 年，直接回到原点。我们以现代人的现代性观念，世界性视野，超越2000 年的种种崇圣观念，对经典所作出新的解释，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代大国的学术。我们的长辈，有时胆子太小，2000 年的篱笆不敢打破，现代性的学术观念就没有多少大国气息。比如说孔子到洛阳向老子问礼，《春秋经》只记载鲁昭公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12 由于孔子是布衣，老子是下大夫，不为史家所载。孔子哪一年向老子问礼，这是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年份、重大事件，但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和《孔子世家》对这场“老孔会”都作了相当充分的记载。经过我考定，认为孔子赴洛阳向老子问礼，是在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 年）冬天。孔子向老子问礼，老子的道和传授给孔子的礼，孔子以仁、孝为核心而改造过的礼，成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概念史的源头。这就是说，孔子向老子问礼，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开幕式。这个千古之谜的破解，对于弄清楚中国“黄金时代”思想史的关键点，意义极其重大。我对“老孔会”的考证，被中国《诗经》研究会的会长，河北师大的校长王长华说可以成为定谳。《史记•老子列传》《孔子世家》中相当详细记述的“老孔会”，终于可以尘埃落定。司马迁没有辜负汉武帝时候“天下郡国文书先上太史公，副上宰相”的图书版本制度。司马迁是中国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的无可替代的功臣。有人要否定这一点，竟然说《礼记•曾子问》的记载，是寓言，不可信。又说老聃向孔子讲的礼，接近儒家，远离老子的道。这其实是挦扯清人的陈言，而将自己变成木头脑袋，老子言道，指向浩渺的天地，言礼，指向现实的行为规范，思想家是具有开放性的思路的。古人崇拜圣人，容不得孔圣人还有一个道家的老师。读《礼记•曾子问》必须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孔子赴周问礼于老聃，见于大量的战国秦汉文献，连汉代石画像也把它作为重要的关目。二是老子作为大思想家，他的思想不是单维的，而是能够出入天地人间的。三是老子的思想，是一个过程，他既可能是礼学专家，也可能从现实的礼推导到玄幻的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他向老子问礼，是真诚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之后，对礼的根本有了深刻的把握，经过以仁、孝改造礼之后，弟子大增。能够把人类思想的精华，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才是圣人。圣人是一个整体，圣人是一个过程，圣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如果封闭起来了，这圣人就死掉了。（后人讲圣人之道的都是生而知之。）这种讲法是完全违反孔子的思想行为的。《论语•述而篇》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3 孔子拒绝了生而知之的说法，那是会禁锢人的思想的发展的。在《论语•为政篇》孔子说得很明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4 孔子对学问的领悟，每十年都登上一个台阶，这哪里是一个固步自封者的姿态呢？

经典确实是要重视的，文学史实际上就是作家作品经典创造的历史。但是经典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我们就要既把握经典，又凿破经典。欧阳修最好的文章《醉翁亭记》，是他失意的时候写的。欧阳修被贬到滁州做了太守。“环滁皆山也”，他面对着青山，与山水同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借助山水，醉翁又与民同乐。“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在贬谪生涯中，醉翁亲近自然，与民同乐，使整篇文章贯穿一个“乐”字，充满诗情画意，别具清丽格调，成了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名文。苏东坡前后《赤壁赋》，《水调歌头•赤壁怀古》是他文学的高峰。他因乌台诗案，几乎丧掉性命，被贬谪到黄州当团队副使。他在翰林院诗酒应酬，也写得很有才华。但是只有到了黄州，才从生命中嚼咀出一团火光，然后把这一团火在这一个火里，水里，油里浸泡，才炼出闪闪发光的金刚石式的名篇。没有这种人生的磨难，是无法写出这种凝聚着生命精华的诗文的。所以一是要把握经典，二是要凿破经典，给经典一个新鲜的、深度的解释。鲁迅说，中国的好文学是谁写的？是破落户子弟写。为什么？破落户子弟享受过荣华富贵，培养了高明的文学修养，破落了之后，看到了世人的冷眼，看到了世态的炎凉，对人生，对生命，对家庭，都充满着悲怆情怀的感受。《红楼梦》就是破落户子弟写的，鲁迅的作品也是破落户子弟写的。破落户子弟从小康之家，或者是富贵之家被放逐到飞沙走石的旷野里，看到世人的冷眼，听闻旷野上的鬼哭狼嚎，心弦为之颤抖，抖出了旷世经典。经典中有生命的绝叫。

对于生命的体验，唐朝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薛伟》，又名《鱼服记》，形态独特，称得上是公元9 世纪中国的“变形记”，竟然带有后现代的意味。这篇小说的想象力惊人。这篇公元9 世纪的“变形记”小说，嘲讽了官场的案牍习气和憋闷烦热，追求山水的清静爽快，但是一个官员一旦脱离了官场体制，就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只能任人宰割。它的哲学意义和社会批判性是非常深刻的。15但《三言二拍》改写它的时候，说是薛伟悟道长生了，从人世间挨刀子，变成悟道长生，以道教思维稀释了它的现实批判价值。更不用说，后来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条条框框，把它看成迷信的糟粕了。16对古代中国文学的杰出智慧，要以现代智慧进行重新解读，这是现代中国学术的重大课题。

我编《世界文学大系•中国小说卷》，选录的第一篇是《搜神记》里的蚕马的故事。不是简单地以精华、糟粕来强套中国古代的文学现象，而是以现代意识对之作出深刻而精彩的解释，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开创学术的新境界。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史，都带有当代史的隐含特征，都试图以当代精神重新阐释由古至今的文学史。孔子修《春秋经》的原则，肯定与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要以现代大国的胸怀修史，要给我们的文化一个千古长存的根基，同时又是开放的、世界性的，它能包容我们整个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过程，包括整体性的过程性，开放性和世界性。当然要继承这100 年的文学史中反复挖掘汉族文化经典的材料。同时要把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材料，纳入文学史的主流写作。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占全国的57%，人口有一亿多。把少数民族文学写进主流文学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少数民族的文学有许多不是纯文学，是文学和文化交织在一起，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格萨

尔》《江格尔》《玛纳斯》，都带有民族政治、经济、军事、生活、风俗信仰的百科全书性质。

公元11 世纪的宋代文学，那时候汉族的欧阳修、苏东坡在写宋诗宋词，短短的几十字，一百多字，属于一种精致的精神表达，就觉得很了不起。但是维吾尔族出了一个诗剧《福乐智慧》一万三千字。它展示了国王、大臣，大臣的继承人和隐士四者的历史文化对话。它的篇幅宏大，与一万三千字的但丁《神曲》可以媲美。为什么我们的大文学史不把它容纳进来呢？成书于1252 年《蒙古秘史》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历史，它本来是不给世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的人看的。所以把成吉思汗的功劳和过错都写进去了，是蒙古族的历史和史诗的结合，对它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显学。蒙古族的始祖，是灰狼和白鹿，这是他们的双图腾，鹿的仁爱和狼的凶狠。《国语•周语上》记载，穆王将征犬戎，??公谋父谏，不从，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不至。17《史记•匈奴列传》也有这项记载。18 可见狼图腾和鹿图腾，是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图腾。周朝的国运最长，经过的文武成康之治后，周穆王的时代也就成了实力很强盛的民族。但他主张的不是王道而是霸道，才有征讨戎狄之举。我们只要读一读《穆天子传》就可以知道他的霸道的威风。这是汉武帝抗击匈奴以前，解决戎狄边患的浓墨重彩的记载。

鲁迅认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既标示国族，又揭示根柢，还用了一个“全”字，这是鲁迅留给世人的斯芬克斯式的难题。事情的起因是，1918 年5 月，鲁迅首次用“鲁迅”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鲁迅好友许寿裳读后觉得“很像周豫才的手笔”，于是写信去问。鲁迅于同年8 月20日回信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19《狂人日记》揭示“仁义道德通皆食人”，似乎是批评儒家，但鲁迅在私人通信中，却提醒人们注意道教的问题，这是发人深思的。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六）》中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20这里所要“踏倒“的一些物事，多是道教的宝贝。

对于明代“四大奇书”的阐释，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尤其是《金瓶梅》采取的是一种骂尽诸色的调侃的写实，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写法，四大奇书转一个身之后，出现了《金瓶梅》，它写作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形态与其他三部书不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说书人在大庭广众中热情奔放，口若悬河地讲一个古老、带有传奇色彩的梦。而《金瓶梅》是一种以冷静的、清醒的，又轻蔑和嘲笑的眼光，由书斋来看市井，看这些说书人周围的世界，告知说书人从古老的梦，转过头来看看周围这一个世界，这一个世界离说书人不远，但是说书人对它很是隔膜。在这么一个人群世界里，《金瓶梅》看出了市井生活和市井说书之间存在的悖谬。也就是说，说书人的那一套，离现实生活太远了，中国的叙事智慧就在这里返回书斋，但是《金瓶梅》再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书斋，它依然有市场的信息和市场的因素参与。所以《金瓶梅》写得淋漓尽致，也卖得很好。它是案头和市场结合成的书斋，由于文化视角的不同，《金瓶梅》对说书人津津乐道的那种传奇性进行细腻、滑稽的模仿，就像《唐•吉诃德》戏拟骑士小说一样，对说书人津津乐道的那一套，进行细腻的戏拟，站在一边看玩笑。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实际上是对桃园结义和梁山泊结义的一种戏拟，因为这个结盟原失去了生死与共的真诚，而是互相耍心计，拆台，奉承，占人家妻子，夺人的财产。原来结义中的那种神圣感、庄严感在这里被滑稽化了。细腻的嘲讽是一种新的智慧，一种优越的幽默又无可奈何的智慧。暗藏着人心不古，现实沉沦的一种感慨。所以戏拟者，讽刺者往往带有文化保守的色彩，针砭整个社会在金钱和权势的支配下，变得野兽化了，市侩化了。这里出现了信仰的危机，西门庆的哲学就是暴发户加淫棍的哲学，他说：咱闻那西天佛祖，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不仅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把鬼奸污，钱是上帝，淫乱是百鬼。潘金莲的哲学是一日主义，她宁愿先死先埋，路死路埋，倒在阴沟就是棺材。今日她要恣意享乐，呈露了如此女人极富侵略性，极富赌博性。这种赤裸裸的世俗哲学，令人惊骇于中国社会心理改造的无比沉重。

由此还应该剖析一下《金瓶梅》的结构之道和结构之技的问题。道技之辨，是中国结构分析中的杀手锏，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因为西方的结构主义小说批评，宣称“作者死了”，专注于进行结构函数的分析，但是中国的“结构”二字原本是动词，或者具有动词性，把结构看作人与天地之道缔结的精神契约，道和技充满着驱动力和对应性。《金瓶梅》写的是西门庆家族的暴发和败亡。《金瓶梅》的宅院里和花园是全书的结构中心，城东有道教的玉皇庙，城南有佛教的永福寺，形成了阴阳两极的对应，宅院花园以翡翠轩和藏春坞雪洞为中心，是西门庆寻欢作乐、情欲狂肆的地方。《金瓶梅》里凡是热闹的事情都是在玉皇庙发生，凡是冷清的事情都在永福寺发生了，所以张竹坡曾经评点说：“玉皇庙热之源，永福寺冷之穴。”（张竹坡《金瓶梅》第49 回夹批）哪些事情发生在玉皇庙呢？重要的事情有西门庆热结十兄弟，还有李瓶儿生了官哥之后，在这里来记名，后来李瓶儿死的时候，在这里给她荐亡灵，生生死死都是非常热闹的。永福寺发生哪些事情呢？西门庆在永福寺得了梵僧的淫药，导致纵欲无度。西门庆死后，庞春梅改嫁给周守备，这个永福寺是周守备的香火院，这就成了潘金莲埋尸的地方，又成了这一个西门庆妻妾风流云散之后，普静和尚幻度孝哥儿的地方，这样的生生死死带有魔幻似的荒谬，阴森和悲凉，永福寺跟死亡、破落、冷冷清清这情景连在一起。依托两个佛道寺庙，勾勒了生和死，阳间和阴间，人世和方外，人欲和天意，把酒色熏天的一个家族笼罩在有宗教色彩的空幻世界里面。它的哲学的穿透力就是摆在那里发挥作用，就像下棋了一样，下了几着棋就形成了哲学结构，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用家居环境、地理空间作为天理人情运行的结构，应该是《金瓶梅》一个重大的发明。其后《红楼梦》也是设计好家居环境、地理空间，把大观园和太虚幻境相对照，一直延伸到了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无才补天，有意补情天的那块灵顽兼备的玉石，形成了一个潜在的沟通天人的结构。这种结构内在的前结构，赋予家族、人生以真假空幻的意义。

由此可知，文学史著述者的本体素质，一是要懂得哲学，包括宇宙哲学、生存哲学和神话哲学；二是要懂得诗，诗是文学的精华，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文学通向高远精深的精神通道；三是懂得中西文化的特征，从而以返本还原的方法，揭示中国文学的原创性本体特质和发展脉络，从而以故事的形式打开的民族历程、民族精神的教科书，展示比天高的中国心，比地厚的中国情。

注释：

①②③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版， 第355、

354、375 页。

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版，第45 页。

⑤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745 页。

⑥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版。

⑦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

⑧1314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284、251、43 页。

⑨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515-516 页。

⑩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转引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 卷），人

民文学出版社2005 版，第219 页。

11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24 页。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513 页。

15参见牛僧孺、李复言：《玄怪录•续玄怪录》，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59-163 页。

16参见冯梦龙：《薛录事鱼服证仙》，《三言二拍•醒世恒言》（第26 卷），齐鲁书社1995 年版。

17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1-2 页。

18司马迁：《史记》，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2881 页。

19鲁迅：《鲁迅全集》（第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365 页。

20鲁迅：《鲁迅全集》（第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版，第47 页。

[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