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郑 某

郑某是武汉人，二十一岁时，国民党抓丁，顶替哥哥当兵。他读过正规的国小，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但个头较小。他属国民党28军5团，曾驻守宜城、襄樊、宜昌。团长也姓郑。在一次进行士兵登记时，郑团长见郑某的三个字（名字）写得好，一句话，“看在咱们是家门的份上”，就让其留在了团部当差，又当文书又当勤务兵。

武汉人精明，见过世面，能说会道，把郑团长哄得团团转，郑某跟着团长也未打过什么仗，尽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1948年，解放军攻宜昌，郑某为保护郑团长，胳膊受伤，一直退至四川巫溪县，伤得不到治，左胳膊肿后发黑，后用土锯锯掉了，郑某受尽痛楚，总算拣得一条小命。

半年后准备撤退至云南，再到台湾。临行前一夜，郑团长灌了郑某太多的酒，第二天开拔把他扔下，等他醒来，部队不见，他只好留下来，但不敢回武昌见亲人，在川鄂边界一带帮工、流浪。在湖北神农架深山中，有一大地主为武汉市郊蔡甸人，将其视为老乡，收留他，并认做干儿子。郑某独臂但毛笔字甚好，能为地主抄抄写写、收租立契，于是留下来。不久，地主又为郑某找了一房老婆，老婆为寡妇，有三个儿子。郑某就成了三个继子的爹。有了家，就留在了神农架。

三个继子长得人高马大，却因继父的问题，一个都不能当兵，只好在家务农。

郑某枪法极准，虽独臂却常上山打猎，家中养有六条猎狗，赶仗（围猎）时，唤三个儿子同往，人称“独臂枪王”。他平时在家爱读古书，抄古书，四书五经共抄过五本送人。1971年冬，上山打“羊子”（苏门羚），在围猎时，枪走火，打死了二儿子，回家后被老婆和另两个继子痛打了一顿，双腿打断，投入猪圈，后经一个好心的土草药接骨医生接骨，竟双腿复原了，行走如常。二子葬后，与其感情特深的一条猎狗在坟上号叫三夜，不吃不喝而死，后葬在二子坟旁。

二子死后，他发誓不再摸枪，与大儿和三儿关系又渐渐恢复。70年代中期，当时生产队响应公社号召，开展秋冬季打害兽如熊和野猪的活动，队里一致推举郑某再次出山，郑某推辞无用，只好当了打猎队队长。这一年，郑某打了二十多头野猪，七头老熊。为此，公社奖励了生产队三千斤粮食，村里人十分感谢郑某。

80年代中期，郑某的哥哥从武汉来看他，因弟弟是顶替他去当兵的，见他如此景况，兄弟俩抱头痛哭一场。兄那时是一个电子元件厂的厂长，答应为他办好一切回武汉手续，但他坚持不回武汉，兄长只好带走了他的三子去当工人。

新世纪后，郑某已衰老，政府不许打猎，猎枪全收了，于是野兽剧增。但郑某尚有一杆老铳，当年放在牛栏屋架子上，因其生锈，未收缴，他也差不多忘了。每到秋天苞谷、土豆、黄豆成熟时，山上的野兽就下到低山，糟蹋粮食，因此家家田里都有守庄稼驱野兽的棚子，野兽一来就敲盆子、燃鞭炮以驱之。

大儿子有一子十二岁，有一天晚上替父去守庄稼时，被熊咬死。郑某十分喜爱这个孙子，视若掌上明珠。于是怒火汹涌，决定以七十高龄上山，把此熊打死。他先是想下套子，后记起了那支铳，找出来将枪膛捅亮，又晒了多年未用的火药，填充了许多八厘米钢筋头子及滚珠。但被大儿子和老伴劝住。后劝不了，只好把他锁进屋里。大家都知道，打熊要力气，熊若一枪打不死，会顺着火药味向猎人扑过来，凶多吉少。而往往熊一枪打不死，所以换药要快，手脚要麻利，郑某年老体衰，已不能制服老熊。

被关的第三天，郑某还是上山了，他也许是想爆发一下，也许是命该如此。等家人不见了他的身影，上山去找，第一天没找到，第二天找到了，在一个山崖下，熊也死了，他也死了，他死了，一只膀子却没有了，成了无臂人，那只独臂在熊的口里。

黄 某

黄某有兄弟姊妹共五人，他排行老二。五岁时，患了乡下称的“巴骨流痰”，就是现今的小儿麻痹症，无钱诊治，高烧五天五夜，家人也未指望活过来，关在黑屋里，但五天后，黄某高烧自退，死去活来，能下地行走后，一只腿外翻，一只腿已成盘形。

小时常遭欺侮，大哥及家人均讨厌他，不在危难中帮他，只有一弟待他好。他小时即养成好胜的性格，并十分促狭。如有人欺负他，他会在晚上趁没人时，往人家窗户里掷粪蛋，有一次，队长的儿子欺负他，他趁队长家没人时，将人家晒的腌鱼全尿上尿。长得奇丑却十分调皮。另外，他还胆大，有一次其母去县城，不带他去，他就一个人在后面赶路，一瘸一瘸地硬是走了二十多里山路，赶上了母亲。母亲不仅未心疼他，还将他痛打一顿。这是他十岁时，第一次去县城，第一次见到宽阔的马路，他说马路像天空一样宽阔。

黄某学习十分用功，初中毕业后即去公社镇上拜一裁缝为师，学上了缝纫手艺。黄虽然残疾，却帮师傅师母倒尿罐，带孩子。因文化水平较高，学得很快，刚开始主要是钉扣子、锁边，后来偷偷地学裁剪。有一次去县城，竟然在书店买到了一本翻译的《日本登丽美裁剪法》一书，这是他事业的转机。于是他学裁剪没半年就学新式服装样式，不像师傅做皮袄等老人服装和慢活，讲究新、快、巧。于是黄某在小镇渐渐有了名气，不仅做各式新潮服装，如刚刚流行的西服，涤凉褂子，连他做的中山装也是全镇几个师傅中最好的，主要是合身。

他虽不过一米五高，却讨到了一个还算漂亮的老婆，是他师妹，也学缝纫，四肢健全。刚开始，老丈人家全不认他，甚至要打他，因老婆心铁，护着他，老丈人也没办法。等生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老丈人才允许他去家里。黄某说，他并不恨岳丈大人，后来，岳丈大人对他最好。

1970年，黄某在镇上与老婆开了一家裁缝铺，两人给大队每年交一千六百元，按每天一点二个工分计工，其余铺子收入归己。这是当时大队几位主要领导人同意的。做了两年，小有结余，在镇上也砌了两间土墙红瓦房子，成为大队最富的人。当时几个领导特别是正副书记，与他关系不错。所谓不错，就是领导做衣不收钱，白做。

但是两年以后，书记副书记都因强奸知青和乱搞男女关系被抓去坐牢。新上任的书记因过去黄某收过他做衣的工钱，怀恨在心，查出他交钱记工开缝纫铺未有文字根据，以此作为把柄，说他未经许可开“地下工厂”，当资本主义尾巴狠狠割掉，房子打了封条没收归大队。全家五口人（俩孩子和帮带孩子的岳父），被赶到锯木场漏雨的厂房里。妻子即将临产，当时正值寒冬，妻在四壁透风漏雨的厂房里坐月子，申诉无门，在厂房住了两年之久。后学大寨农村工作队见其可怜（主要怜他是残疾人），要大队退还房屋。书记要他拿九百元赎回房屋，他有一天拖着残腿走了四十多里山路，只借得两元钱，大哭一场。后弟弟帮他四处找其师兄师弟借钱，筹来九百元，交给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让其搬回家仅两天，两天后，又扫地出门，说那九百元为过去未收缴的开地下工厂的非法所得。

没有办法，为了生存，黄某只好在镇上一师兄家楼顶平台搭了个棚子一家人栖身。有一天，岳父盼其晚上回家吃饭，一失足，从无栏杆的楼顶跌下，当即身亡。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他只好迁移到另一个公社另一大队小镇上，此大队书记欣赏他的手艺，同意其落户。从此，黄某开始翻身。他在大队办了一个缝纫社，打倒“四人帮”前后，就开始来料加工。因其弟与他关系笃好，将弟户口也迁来，让其当业务员。从深圳过来的来料加工活做不过来，缝纫社（当时已改成服装厂）在深圳福田干脆租了一些农民房子，从本地招去一些女工，就地加工。

福田加工厂因减少了运费，获利颇丰，但其弟依然维护哥哥的威信，让其继续担任两地厂长。后改为服装制作公司，并打出了很有名的衬衫牌子××牌，以及中档棉衣××牌，十分畅销。

此服装制作公司实际上成了黄家天下，其兄妹五人和堂叔、舅、姨家约有二十人在此。每年，黄某重奖其弟，说是谁有能耐奖谁，大张旗鼓地奖。黄说，我不相信残疾人比正常人无用，有时候，为生活所迫，他们会做出常人难以办到的事。为了推销服装，他常常一瘸一拐全国奔走，有一次在苏州订面料，在马路上行走，避之不及，被汽车将那稍好一点的直腿撞断，输血时又染上了丙肝。

他为了建所谓亿元村，只好把有恩于他的老村长拉下来了，他去市里、县里活动，要建亿元村，只有让他来当村长和书记，这样，他就完成了从服装公司到村委会全部的人马换班，公司即村，村即公司。老村长对他恨之入骨。

服装因为广告投入少，主要是加工，利润不大，让全村人脱贫富起来并非易事，他向外宣称，学生上学免费，村民上医院住院报销，事实是，两个学生免一个学杂费，一年也不到百元；住院，住一次不管三万五万，他补助你三五百元。为此，他主要是贷款，一个村一年贷款达五千万元之多，负债累累。但是，他发誓要让全村人富起来，家家住别墅。

他的办公椅是特制的，可以升高达一米，上椅子有几级台阶，但他见客人一般不下椅子，也不送客。他的专车连老婆也不许坐，有医生、按摩员、秘书等五六个小姐为他服务。听人说，他与这些小姐个个有染。他本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深居简出，凡来客不陪餐，除省里领导外。

他的一个儿子当了民警，因嫖娼被抓了起来。

他恨作家和记者。有两件事让他伤了神。一作家说要以他为原型写一部二十集电视剧，前期投资二十万，作家一去不返，后发现此作家的一个十集电视剧中，虽有一个裁缝企业家，却是一个健康人。二十万打了水漂。另一个电视台记者拍他的专题片，拍他瘸腿走路竟达五分钟之久，严重丑化了他的形象，给这个电视台的五万元钱至今欠着。他现在十分孤独，众叛亲离，服装公司效益又不好，但他还发誓要修一条从镇上通往村里的大道，扬言要比长安街还宽，两旁全部修高楼大厦。现在这条未有修成的大道上荒草丛生，原拟叫“幸福路”。

企事业负债累累，他声称不退，再给他三五年翻身。过了一年，他被抓起来了。

钟 某

钟某生于五十年代，他有一兄，俩姐。他一岁时遇天花，成为麻子。麻子日后帮了他不少忙。他说因他哥哥长得一表人才，家里没让其读书，而让钟某读书，原因是，麻子多读点书，以后好混生活。他读书是跟着父亲读的，父亲一个人在小镇上开外科诊所，主要治疮、疔、痈等病，会炮制红、白升丹，其狗皮膏药“驱毒膏”有奇效，主要成份是蟾酥、穿山甲、乳香、没药和铅丹。他跟在父亲身边，边上学边读《药性三字经》《十八反》《十八畏》《汤头歌诀》，休息时也随父上山采药。

初中二年级时，他因抢枪乱军罪入狱，半年后查出为从犯，放出来即回乡生产。钟某虽小时被人歧视，但回乡后，却成了年轻人的头，他竟然参加宣传队，不仅自编节目，还自己演出，不在乎别人叫他“钟麻子”，还能以自己的幽默给大家带来笑声。

其父在大队医务室做赤脚医生，他便跟着父亲出诊。大队书记的一蠢儿一定要钟父收为徒弟，钟父见此人没有悟性，带了两个月，拒绝续带，大队书记于是找理由把钟某也开掉了，让其回队生产。

队长为钟某的本家，钟父又为队长割了痔疮，只收了他七毛钱，队长就安排钟某去学开抽水机。开抽水机的师傅没钟某有文化，害怕钟学会把自己这份美差夺走，于是向他封锁技术，要钟每天摇机器，十分毒辣的是偷偷将喷油的火头移了位，让钟某每摇一次机器，把肠子都摇断。师傅就揶揄他，说一台八马力的都摇不动，还想学开机器。钟不服气，买书学，终于发现了师傅的伎俩，后来再摇机器就不吃力了。

师傅后来又使了一招，向大队书记汇报，说钟偷柴油回去烧炉子，这样钟某又被剥夺了开机器的权利。此时钟谈了一个女友，女友的父亲也是被钟父治好的一个病人，出于感激，将女儿许配给钟家。

春节快来时，钟想春节给女友家提点见面礼，无钱，就躲着村干部，同几个小伙子约好去深山里贩炭出来卖。走了一夜的路，到山里买了七十斤木炭，个子虽小，刚开始挑出时还可以，走了二十多里路后，七十斤越挑越沉，沉得已经挑不动了，伙伴们都先他而走。他想了一个办法强迫自己挑——数电杆，一根电杆五十米，挑两根电杆歇口气。这样一直到半夜才回家。木炭放在村头一户人家里，第二天借了个板车，与表弟一起拖上两担木炭去镇上卖。到了镇上，卖炭的多，买炭的少，钟某好说歹说，让一家烧饼铺收了木炭，烧饼铺说没有现钱，要他春节后过了正月十五来拿钱，钟某一下子心凉透了。这天是腊月三十，他拖着板车空手而归。他的父亲筹了五块钱给他，买了瓶酒，一条烟和点心，去了女友家。

女友本来对他没有感情，因他是一大麻子。但女友有一天起床时，发现爬不起来了，无缘无故两腿瘫了。这时，钟某借用他的中医知识为其诊治，诊不好，钟父诊，也无效。在床上一个多月，一动不能动，查不出病因，钟某天天伺候在女友床边，给她端屎端尿，喂饭喂药。

家里人以为女儿从此瘫痪了，钟某并不嫌厌她，还悄悄到镇上摆地摊挖鸡眼赚钱，将她拖到县城去看病。到县医院也查不出病情，只好拖回来。又过了一个月，女友竟不治而愈，奇迹般地站起来了。钟某夫人后来说，那的确是爱的力量。她见钟某对她那么好，她整天在心中默念，一定要站起来，以后报答钟某的好心。

那段特殊历史结束前，钟某之父被落实政策调到县中医院坐诊，并可带一个子女到县城落户，钟父见大儿子不学无术，恐以后生活困难，就将其带走了。他也为二儿子钟某规划了未来生活，通过关系让其到县养猪场当兽医。虽说是临时的，虽说是兽医，钟某也高兴异常，钟某将落户到县养猪场（依然是农村户口，但是城郊），怕与之有隙的大队书记从中作梗，钟父便假找了一个女的，假说到养猪场做女婿，这才得以将户口转移。

此事只有钟家和钟的女友家知道其内幕，于是外人就说钟麻子变心了，弄得女友也怕钟假戏真做。但两个月以后，钟就与女友结了婚。此时钟某不仅医猪、牛，也医人，且主要是医人。因父亲的“驱毒膏”对脓肿和风湿有奇效，在他的软磨硬缠下，终于让父亲告诉了配方。作为此膏药传人，钟某极有头脑，与妻一起四处刷广告，找他治风湿的就门庭若市了。

这时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就是他兄长。兄长招工在县化肥厂里扛化肥包，遇上夜班精疲力竭，见弟卖膏药来钱容易，也缠着父亲教他配方。父亲不想教，因大儿子无甚文化，怕教了出事，但大儿子有匪性，威胁父亲，如不教就杀他，还要杀全家，同时也以自杀相威胁。有一次，大儿子腰上缠着雷管，闯入父亲的门诊室。如不是民警赶到，定会酿成血案。钟父只好答应，也将此秘方传给了大儿子。

大儿子也就是钟某的兄长自己开始熬膏药后同样到处刷广告，开始了与其弟的作对。所有这一切，皆是钟某嫂子的主意，因钟这兄长是马大哈，炮筒子，幕后策划全是媳妇。

这媳妇何许人也？是当年大队书记的一个十分跋扈的女儿。这女人是寡妇，还大钟某兄长三岁，大队书记见钟某兄长已成了县城户口，有了工作，找人来说这门亲事，钟父考虑家眷多人还在书记手下，就免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兄弟俩开始了在县城作对。两年后，两人都有了点名气，钟父也身患了绝症，便开始有意让两子联合。征得县里同意，让二子建了一所共同所有的风湿医院，安排大儿子为院长，钟某（二儿子）为主治医生、副院长。此安排也是按大媳妇的坚持来的。显然，大儿子有统管权，但真正的医生是钟某。钟某虽仅仅是副院长，却名声远扬，超过了兄长。所来的病人都是来找钟某的。兄长嫉妒不过，终于爆发，两兄弟在医院大打出手，头破血流，两夫人也来助战。此事闹得满城风雨。

钟父临终前，要两儿子各站一边，当着他的面拉手和好，共创钟氏风湿医院，和衷共济，两儿子不拉，钟父说，我死不瞑目。钟父死后果然不闭眼，其母和家人说，你们不拉手父不闭眼，两兄弟只好拉手，见父果然马上合眼了。

但在钟某一次出差时，其兄以院委会名义撤消了其弟副院长职务和主治医生职务，改由另一个跟随他的人坐诊，自己亦坐诊。钟某回家，成了一般的医生。钟某一气之下，离开了此医院，承包了县机械厂的医务室。但是没有病人来源，如何得了。钟某就在过去风湿医院四周贴告示，但每贴后总有人马上就撕掉，其兄雇人在县城巡查，当时未有在报刊做广告一说。怎么办呢？天无绝人之路，其妻在整理旧物时，找出一本过去在养猪场治病时的登记名单。钟某打印一封封信，按名单分头寄出，要他们转告亲朋好友、病友，这样陆陆续续有了一些病人。

在一次为一个痔疮患者治病的过程中，以“枯痔散”将痔枯干脱落时，患者大出血，血流了一脸盆，后因离县人民医院近，才将患者救活。钟某其兄得知此事，以患者家属名义给市卫生局、市政府写匿名信，说钟某草菅人命，要卫生局吊销他的执业资格。后卫生局有人保了钟某，并将其兄搞他的事说了，钟某气得要杀兄，被人制止。

其兄以正宗风湿医院名义，占尽天时地利，敛刮了不少钱财。假设兄为钟民，麻子弟为钟国，钟民就把此医院改为钟民医院，而钟国也以自己名字建了一所很小的医院。钟民决定把医院扩建成八层大楼的医院，果然做了。弟钟国便开始了报复。他读过初中，有头脑。在兄的“钟民医院”八层大楼还未投入使用时，与城建局订了一纸合同，将钟民医院所在的那条街改造成水泥路，捐资三十万，命名为钟国路。这一切，钟民蒙在鼓里。

需要交代的是，路名对钟民极其重要，医生收入来源很大一部分靠邮购，即用垃圾信件一麻袋一麻袋送往全国乡、村、组，钟国也小有名气了，凡知道钟民的，就知道钟国，钟民医院地址在其弟的路上，这不是天大笑话？让人尴尬。他又不得不写地址（某路某号）。等到钟民医院开业的时候，钟国路也竣工开通。兄不得不面对着自己大量信封写上以其弟名字命名的路，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于是这栋花费两百多万建造的医院就只好租给了别人，自己在另一条路上租借了一个旧商场重新改造、装修，又花去了一百多万元。钟国轻松以三十万元让其兄付出了三百万元的惨重代价。

其兄在县城待不下去，只好到省城发展，果然省城天地广大。钟某的报复竟让兄得以走上高处。于是钟某也来到省城。现在，他们各在省城竖起了一座相同的民营医院的牌子，各有了名气，治同样的病。

后钟某说：“假如两兄弟亲密联合，还没有今天，顶多只是在县城里当个小医院的小医生，正因为两兄弟窝里斗，同室操戈，都发展了。”一直到现在他们每年都有几千万元收入。正是利弊互见，福祸相倚，好事是坏事，坏事也是好事啊。

崔 某

崔某是江苏人，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后成为武汉市某中学教师。在特殊年代，他属于一般造反派。在一次批斗区教育局局长时，他作为三个会议主持人之一（他主要做记录），将局长押上台来时见他脸色浮肿不好，另一个主持会议的不仅拒绝他要坐下接受批斗的要求，还打了他几拳。三天后，此局长死亡。原来他有严重肝腹水，但主持会议的以为他只患了感冒。几年后追查旧账，将三个主持人（包括崔某）逮捕，主犯判了十五年，另两个（有崔某）判了十年。

崔某是一个书生，进牢后被狱霸以“包饺子”“坐轿子”等酷刑折磨得九死一生，打掉了两颗门牙，脾脏破裂。此人手无缚鸡之力，因读书甚多，特别是记忆力奇好，能记住读过的《三侠五义》《水浒》《说岳全传》等，每夜给犯人“说书”，竟成为新狱霸。

崔某说，在狱中意志从未消沉，相信总有一天会平反。然而自他抓进去，其妻被教育局一位科长相中，成了他人新妇，而此科长正是搞他材料、将他送入狱中的人。其女儿也成了他人女儿，改名换姓。

崔某在五年后就平反出来了，被安排到一郊县中学，继续任教。而那位夺妻科长到了另一郊县任教育局局长。

每每到周末，崔某就坐车去另一县，守在此教育局长家门口，见自己的女儿。此教育局长房子在一座小石桥那边，他就坐在桥上守。桥是局长一家（包括崔某前妻及女儿）出入唯一通道。女儿还是认他。那局长见他长时间如此，一到周末有家不敢回，对继女说，你跟你父亲讲，不是我把他送到牢里去的。可崔某不这样认为，他说不是你那是鬼？

前妻看他神经兮兮的，就托人给他找女人。在城区找了一个纺织女工，同居了，可是到了周末，崔某不仅不去城区与新女友见面，还继续去见女儿，坐在那小石桥上。

崔某没有神经病，课讲得很好，评上了高级教师。倒是那县教育局长被崔某逼出病来了。崔某认为，并不是他逼出病来的，那局长该死了。

局长害暴病死了，有人劝他与前妻复婚，他不干，前妻后与局长又生了两个孩子。而那个同居的小崔某二十来岁的纺织女工，因不同意调到郊县去，与崔某分手了。

崔某后来找了一个小他约三十岁的姑娘结婚，是他的学生。妻子没给他生子，到惠州跟人做生意去了。崔某也退休了。崔某说，不晓得老婆搞什么生意，据笔者找他人问，大约是搞“皮肉生意”去了。

崔某退休后在县里帮着编教育志，每天在原学校与住读学生一起吃食堂。他说他有许多朋友，都是坐过牢的，因为他是狱霸，每年春节，还有许多牢友给他提烟酒来孝敬他，不过他烟酒不沾，除了三餐食堂饭外，也不下馆子，生活极其节俭。他镶有两颗大金牙，他自己说是纯金的，他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皮鞋擦得锃亮，一尘不染，头发理得很顺，丝毫不乱。在全县城，他是最整洁的老人。

陈 某

陈某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他说他的祖上曾是浙江舟山武举人，代代好武，祖父曾练过铁裆功，在生殖器上可吊二十斤秤砣。祖上到湖北某县做官，前妻死后，又娶一寡妇，此寡妇嫁过八个男人，均无生育。陈说，继祖母待他如掌上明珠，跟亲孙子一样。因此，他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还去读中学，并未辍学。学校几十里地远，住宿，吃什么呢？继祖母给他炒好并碾好自种的荞麦面，加上养了几箱蜂，在荞麦面里拌些蜂蜜，用布袋子装着。天天打开袋子埋着头去啃食，吃饱了，把袋子又系好。常常是，他与蚂蚁争食荞麦炒面。而继祖母重男轻女十分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陈某有一个妹妹，1960年才三岁，为了保陈某中学吃饱，三岁小妹妹饿得皮包骨头，已养不活了。

陈某高中毕业后因成份不好，未分配工作（当时高中毕业不管农村、城市户口，皆可分配工作），他的一个老师后调回某县教书，便把他也约去当代课老师，这样，陈便成了老师。

陈在二十多岁当代课老师时就在当时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过民歌和演唱作品（当时《人民文学》刊登演唱作品），并由继祖母作主，在家乡找了一个媳妇，此媳妇是大队妇女主任，陈说，在当时算很漂亮能干的。

陈因为在邻县代课，每次回去步行要三十多里，所以只好每个月回去一次。当妇女主任的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女儿。第一个女儿不像他，大家都说像大队一个老书记，他说就是那老流氓的；第二个女儿跟第一个女儿又不同相，大家偷偷说像公社武装部长。陈说就是武装部长的。他的老婆因名声太不好，70年代初，竟跟河北来的人贩子跑了。是她自愿跟人贩子跑的，把两个女儿丢给了年近七旬的陈的祖母。

两个女儿不是陈的，却陈姓，继祖母也没有办法，就把这两个野种孙女带着了，陈某却从来不管，也很少回家去了。陈某写了许多作品，后来就被文化馆给招工了，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两个女儿已经嫁出去了，他未出一分钱。两个女儿生了孩子，过年回家来，他既不欢迎，也不拒绝，逗逗外孙子、外孙女，却无有一分钱给他们。他坚信，这些人与他无血缘关系。

有一次，他的故事让他的一个朋友在外地的一个笔会上讲起，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一天，一个才二十来岁的云南农村女孩突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是一个女业余作者，听到他朋友讲的他的故事，毅然跟来，不是说来结婚，而是说要照顾他的生活。此女孩长得很端庄，陈不接受她，但她坚持不走，陈不让其进门，文化馆领导出于同情，就把千里迢迢来的女孩安排在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下来。

陈一个人，很不讲究，衣裳穿得到处是油渍，鼻涕擦在鞋后跟上，天天吃面条。那女孩在领导的支持下，给他做饭，收拾房间，洗衣。慢慢地，就有了感情，两人虽然年龄悬殊，最终还是结婚了。

陈已经受到了伤害，对男女之事兴趣不大，还疑神疑鬼，常爱盯着这年轻老婆的行踪，不准她跟男人说话，不准她出去两小时以上，否则就拳脚相加。这老婆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大家都说像他，像极了，可他不承认，说不是他的。前几年，亲子鉴定的风还没吹过来，他说女儿不是他的，就变本加厉虐待老婆，他的同事说，他打老婆下得了手。

就这样，他把老婆打跑了，女儿也不认。这千里迢迢来的女人在这儿离婚了，无依无靠，后来找了一个个体老板。个体老板对陈的女儿很好，陈的女儿也不认陈了，便跟继父姓。孩子已经长到十二三岁了，越来越像他，走到街上，他不喊她，她不喊他，形同陌路。

很多人都说你应该认这个女儿，你可以在她上学或放学时，到她学校门口去，塞给她十块二十块的，良心上才过得去，他却摇摇头。

他说他是三毛的远亲，有一个家谱（三毛也姓陈，也是舟山人），他说三毛没死时，他给三毛去过信，攀亲，三毛竟然给他回了信，并寄上了一本书，是《梦里花落知多少》，扉页竟然写着：“表叔陈某雅正”。他成了三毛表叔。

陈应松，1956年生，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等一百余部，《陈应松文集》四十卷，《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选》三卷。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大奖、人民文学奖、《钟山》文学奖、《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小说奖、梁斌文学奖、华文成就奖（加拿大）等。多部作品被译介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