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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文学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它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深入探寻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整体利益价值观”是生态文学的思想之魂，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小说主要有反思批判、生态理想、生命伦理等叙事维度，这与中西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及审美元素在生态文学建构和生态理想书写中发挥了结构性功能，它凝聚了多元并融汇了古今。当下我国的生态小说创作和研究应警惕概念化、简单化、审美性弱化等倾向，深刻理解“生命共同体”的精神文化内涵，以创造性的文学想象，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和诗意栖居的美丽艺术世界。

关键词

新世纪生态小说 叙事功能 思想资源 历史跨越

 

生态文学的兴起与人类对环境危机的反思密切相关，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导致的生态失衡，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这促使人类反思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并对人与自然关系重新作出调整，由此开启了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与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谋求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和实现人民福祉的全局出发，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论述。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论断，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整体论哲学，成为新时代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生态文学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和研究。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明确的写作形态,在中国大陆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取得诸多成就。但是，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的一些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还存在概念化、简单化和审美品质弱化等问题。由于生态文学理论主要来自国外，因此，如何把外来理论本土化以推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的发展，就变得非常重要。如何针对生态小说的不足，进行具有开拓性、前瞻性的建构，对于当下的生态小说研究而言尤为重要。

一、生态文学的概念内涵及基本特征

何为生态文学？生态文学作为一种创作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上早已存在，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中提出的。迄今为止，人们对于“生态文学”内涵和“生态文学批评”方法还有不同看法，但在如下方面意见还比较一致：首先，“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根基的文学，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文学有别。其次，“生态文学”关心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后，“生态文学”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鲁枢元、曾繁仁以及文艺美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推进了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文学批评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对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命名和概念界定，常被冠以“环境文学”“自然文学”“绿色文学”等多种模糊性称谓，实际上它们与生态文学有重要区别。不能将“环境文学”等同于“生态文学”。从词源学意义上看，“环境”一词就是二元思维的产物，它预设了人在中心且被自然万物环绕的意向；而“生态”是整体性思维，“生态系统并没有中心，它是一个关系网”。因此环境文学仍潜藏着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是“弱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而坚持整体论哲学观的生态文学是对环境文学的超越，它必须突破二元论并批判这种二元论导致的后果。“自然文学”这一概念主要源于中国台湾，研究者倾向于以此指特定地区或国家聚焦自然书写的文学。“自然文学”涵盖面广，很多叙述层面书写自然、观念上反生态或非生态的作品也被包括进去。“绿色文学”概念由童庆炳提出，他认为，绿色文学“是一种崇尚生命意识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生命力活跃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和解与和谐的文学”。这样比较宽泛的定义无疑忽视了生态文学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与这些术语的局限性相比，使用“生态文学”能更加突出这类文学的特点和主要使命，也更符合国际学界的“生态+”命名模式和惯例。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王诺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他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综合国内近三十多年生态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我们认为，生态文学诞生于现代工业文明造成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深入探寻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是以树立生态整体观为价值目标、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理想的独特审美形态。

“生态整体利益价值观”是生态文学的思想之魂。从人与世界的关系来看，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特别重视自身对世界的主导性，人类中心意识愈来愈强，其核心观念被简化为最有助于实现现代化效率目标的“擅理智”和“役自然”。当人类对自然界的专制主义达到极端并引发自身生存危机时，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并试图重建人与世界整体关系的生态学知识潮流逐渐兴起。从承认自然界价值出发，现代生态哲学深入反思人本主义观念遮蔽下的认知偏颇——只关注自然的经济价值和商品价值，提出在地球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过程中，自然对于人类和其他生命持续生存的生态价值才是最重要的。现代生态哲学在与传统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联系与思考中，逐渐建构起“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主义价值观，确立“普遍的共生”、整体的和谐稳定和持续生存为终极价值目标。“生态整体观”作为新型价值观，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成为蓬勃兴起的生态文学思想之魂，生态文学的开阔审美空间和无限思想活力也多源于此。生态文学不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中心，不把人类利益作为终极价值标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或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灾难的严重后果使生态文学作家认识到，人类无权将自己定义为中心，也不可能将对自然的征服进行到底。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永远也不可能脱离自然，唯有保持整个自然的持续生存，才能确保人类的安全、健康和永续发展。因而只有把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视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能真正有效解决生态危机，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生存和根本利益。不但如此，生态文学还特别突出人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中的能动作用，着力表现人与自然交换物质能量、能动改造自然等实践的合理性。现代生态整体主义虽强调系统各要素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但又超越一般物种的被动式生存进化逻辑，暗含了既适应又主动改造自然的主体理性预设。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说不能把生物界规律简单搬到人类社会中来，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文生态观区别于现代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的关键。现代生态学中的“主体间性”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诠释恩格斯的这种辩证法思想。现代生态学中的“主体间性”理论挑战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理论，强调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主体间际关系，探索人类共同体与自然共同体在生物圈中共存、合作、繁荣的基础。该理论一方面突破主体性理论的单向思维模式，把人与自然置于平等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发展了主体性理论中能动性的精神内核，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融合为一，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人类的主动建设意义。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生态文学创作，成为评判生态文学思想性的重要标准。真正的生态文学不夸大任何物种和个人的作用，它要探究“生态结构”所蕴含的奥秘和智慧，警示人类在自然面前既要进取更应懂得顺应，同时还不能放弃维护、优化生态圈的主体性使命。至于人类克制和能动的界限何在、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无法统一时以什么作为抉择的依据，这恰恰是生态文学目前正在积极探讨的、最富价值和生命力的重要问题。

以“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为思想根基的生态文学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特征。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有感于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并逐渐开始对生存发展方式进行反思，于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态意识。现代生态意识是生态文学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生态文学创作形态诞生的重要标志。相对而言，人类早期对天地万物、自然神灵、原始图腾的崇拜，上古神话传说，以及后来歌咏自然山水的诗词歌赋等文学艺术形态中蕴含的生态思想，都还只是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它具有感性、偶发性和局限性等特征，往往“只是先知者的一种生态直觉感悟，并没有形成一种自觉和系统的生态思想，当然也不具备学理上的‘原点’意义”。而现代生态意识是在现代生态科学逐渐发展以及现代环境问题渐趋显现过程中出现的，具有明显的理性、自觉性和整体性特征。它以现代生态学知识体系为基础，又以整体论哲学观作支撑，是人类在深刻反省自身后获得的，凝聚着人类的创伤性情感体验以及身处现代化悖论中的精神痛苦。现代生态意识使文学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独特叙事范式和艺术形式，成为生态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因此多数研究者认为：“从时间上而言，工业化进程之前没有生态文学，只有非生态文学，而工业化进程之后，生态文学与非生态文学并存。”这种观点就凸显出生态文学的历史性特征。另外，以现代生态意识为出发点的生态文学致力于改善人与自然不断恶化的紧张关系，反思并批判造成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从而形成了反思性、批判性的思想特征。生态文学正是这种反思现代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中，发现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局限和发展模式偏向，于是对日益滋长的欲望动力、科技崇拜、经济理性、消费主义作出深刻反省和批判，但是生态文学并不是反科学、反理性、反发展，而是深入社会发展内部，洞察理性、工具、技术的本质和奥秘，探寻人类可永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二、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的叙事维度

20世纪初，生态学整体观逐渐扩展至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促成生态学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现代人文学科的交融，生态文学即这种背景下文学与生态学深层交融的结果。生态文学既关注世界性生态危机的真相，迫切寻求解决方法，又以其独特的审美形态参与生态文明建构。从梭罗的《瓦尔登湖》（1854）到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西方生态文学在工业革命进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形态。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生态文学创作。1987年徐刚的《伐木者，醒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炜的一些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表现出的生态意识逐渐引起人们关注。张炜的《海边的风》《蘑菇七种》《三想》《问母亲》《我的老椿树》《梦中苦辩》等作品，均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在小说集《美妙雨夜》中说：“我觉得对待小动物们的情感跟对待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是一致的。我不相信无缘无故伤害动物的人会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人道主义者也会广爱众生。人道不仅用于人，人道应该是为人之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原理和法则。他要更好地、健康地存在，就必须与大自然中的一切和谐地相处。人不能破坏生态平衡，也不能破坏心态上的平衡。”在此张炜已意识到，人不能仅仅以“自我”为中心，应与自然、万物众生建立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和大自然中的一切和谐共处。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进一步发展。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郭雪波的《狼孩》、阿云嘎的《燃烧的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杨志军的《藏獒》、张炜的《刺猬歌》、阿来的《空山》、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赵本夫的《无土时代》、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李克威的《中国虎》、胡冬林的《野猪王》、红柯的《生命树》等长篇小说，以及叶广芩的《老虎大福》、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阿来的《河上柏影》、阿云嘎的《黑马奔向狼山》、鲁敏的《颠倒的时光》、白雪林的《霍林河歌谣》等中短篇小说，均显示出中国生态小说动人的艺术魅力。

新世纪中国生态文学的兴起有深刻的现实原因。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生态资源承载力面临严峻挑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虽取得巨大的发展，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西方工业国家几百年来遭遇的环境问题，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集中显现，生态危机从显性的“宏观损伤”到隐蔽的“微观毒害”,引发社会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人类活动必然引起环境变化，但能否避免损伤？人们对环境资源问题的思考，有力推动了新世纪中国生态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此时的中国生态文学，由人类中心或弱人类中心思想，走向以生态学整体论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观，在融汇中西生态文明思想智慧的基础上，围绕人与自然关系形成以下叙事维度。

第一，揭示生态危机及其社会文化根源、富有现实关怀和批判色彩的“反思批判叙事”。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良性的现代化力量带来美好生活，但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力量却往往带来痛苦。张炜的《刺猬歌》对现代化负面力量的反思是深刻的，揭示现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盘剥，反思人们如何一步步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阿来的《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作品，则表现了现代消费社会对边疆物产（如虫草、松茸、柏树等）的灭绝性开采。过去青藏高原上野生植物数不胜数，满山遍野都是美味的蘑菇。自从知道山野美味能卖大价钱后，山民们就倾巢出动进行挖掘，大片土地被踩板结再也长不出松茸，人们就用钉耙翻开腐殖土，采走那些还没长成的蘑菇胎儿（《蘑菇圈》）。不仅食材、药材被掘地三尺挖个精光，连那些被奉为神树的千年古柏也被砍伐殆尽，变成一段段昂贵的木材被运走。更可怕的是，现代人为满足私欲残忍猎杀野生动物，使其濒临灭绝的边缘。《哦，我的可可西里》写了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被开发后遭受灭顶之灾的残酷现实。大规模开采金矿使美丽的可可西里草原沟壑纵横，即使在盛夏也像“无垠的荒漠”，采金队和偷猎者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疯狂捕杀藏羚羊。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以拟人化手法，从动物视角讲述湖北神农架最后一只豹子失去同类的孤独感，及最后被人消灭的悲剧。叶广芩的《老虎大福》则讲述了1963年秦岭最后一只华南虎被人猎杀的悲惨经过。贾平凹的《怀念狼》描述商州最后15只狼在被列为环保对象后仍惨遭灭绝的过程。这些“不与人争饮，不与人争食，并不与人争居”的自然生命，在人类的残酷猎杀中渐渐消失。

这些生态小说具有相似的叙事逻辑：对生态危机的揭示折射出自然观的扭曲、人类私欲的膨胀，以此来表现对现代功利主义和物质消费欲望的批判。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生态小说中，那些肆意破坏环境的反面人物往往具有欲望型人格，他们贪婪、自私、狠毒、浅薄，对大自然缺乏敬畏和爱心。《狼孩》中猥琐的猎手金宝、《河上柏影》中善于投机钻营的贡布丹增、《哦，我的可可西里》中充满铜臭气的董事长王勇刚、《怀念狼》中喜欢拈花惹草还伺机猎杀野生动物的“烂头”，这些人共同的特征是利欲熏心、欲壑难填，为满足个人口腹之欲或实现眼前经济利益，无视自然规律和祖先不杀生的戒律，动用各种力量（如器械、工具、资本、权力等）对自然界进行掠夺性索取，最后都遭到大自然报复，或受到法律严惩。作品正是以此来彰显警示意义。当然，欲望批判中往往也伴有对工具理性的反思。上述生态小说都对杀戮野生动物的猎枪、取代骏马的摩托、砍伐森林的电锯、追踪定位的GPS等现代化器械作了象征性书写，表现人类的可悲与狂妄，也提醒现代人应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

第二，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智慧、表达诗意栖居的生态理想叙事。阿来聚焦川坝藏区高原生活的“机村史诗系列”，迟子建追溯东北林地原始游猎文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姜戎回忆知青插队额仑草原的《狼图腾》，红柯展开西域生命神性述说的《哈纳斯湖》等作品，这些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边地原生态文化景观。“边地”意味着远离城市与现代工业文明，是万千物种保持勃勃生机的原生态沃土，是展示朴野之美和生态和谐的诗意空间。在这些作品中，自然不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如诗如画的风物景观，而是人类的栖息之所和生命本源。人与天地万物都是自然所赐，共同构成整体性存在。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部落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大兴安岭丛林之中，世世代代放养驯鹿，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河流、山川、树木是他们的栖息之所。白天男人们去狩猎，女人和孩子留在营地挤鹿奶、做靴子、晒肉条，晚上大家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享用打猎的成果。自然既是他们的生命来源，也是其最后归宿。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和信念也主导了《狼图腾》的书写。草原游牧民族始终把天地自然视为更高的生命存在，把人、畜群、各种野生动物看作生命整体系统的环节，小心翼翼维护它们的平衡。因此，当包顺贵和乌力吉想把狼一网打尽时，毕力格老人认为是“罪孽”，“再这么打下去……牛马羊还有我们都要遭到报应”。在草原生态系统中，人也要靠与狼的斗争保持机警和生命力，因此狼不能被任意消灭或驯养成没有战斗力的家畜。《狼图腾》生动诠释了额仓草原人民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生存智慧，这正是游牧民族既可生存发展还能把蓝天绿地传给子孙后代的重要原因。

“边地系列”小说对和谐生态图景的构建过程，也是为自然复魅的审美过程。为自然复魅，就是恢复大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神秘性，承认大自然是人类养育者。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大自然化育天地万物,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居所和资源，却从不向人类索取，是神圣无私的母亲；而灾难、瘟疫、惨烈厮杀、离奇死亡等则象征自然的神秘力量，折射出人的渺小悲壮。小说通过大量的仪式性书写来表达人对自然神性的尊崇。通过萨满跳神仪式来降灾祈福，这是鄂温克游猎部族最重要的精神信仰。猎杀到大型猎物要先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才可分食，不得不猎杀大熊后也要为其举行风葬仪式，这些古老的戒律中蕴含着对动植物神性的敬畏。阿来的小说《随风飘散》中兔子的火葬、《天火》中多吉烧荒时的颂歌、江村贡布为多吉举行葬仪等仪式性书写，都隐含着自然崇拜。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中的自然复魅，是对人类维护生态平衡的悲壮歌唱。人既不是自然的主宰，也不是自然的奴仆，他们有维护整体生态平衡的职责和使命，并表现出自我牺牲的崇高之美。生命的神性是人性和自然神性的互渗，也是万物一体的融合，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生态小说以这种原生态文化，诠释出理想的生态图景。

第三，尊重生命，追求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生命伦理叙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胞物与”观念是产生于古代社会的朴素生命伦理，其中就包含着祛除生命等级意识、善待一切生灵的思想。现代生命伦理则是在人类逐步控制自然后，主动调整自己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进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敏锐的西方思想家主张把道德对象从人扩展到自然，认为应肯定动植物与人一样，具有感受苦乐的情感能力和平等生存的权利，进而通过道德、法律等多种方式保护它们免遭伤害，共同维系生态和谐。英国思想家塞尔特在《动物权利与社会进步》（1892）一书中就明确表示，动物与人一样拥有天赋权利，所有生命都是神圣可爱的，因而必须抛弃那种耸立在人与动物之间过时的“道德鸿沟”观念，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法国学者施韦泽在《敬畏生命：50年来的基本论述》（1963）中进一步提出，只涉及人的伦理是不完整的，要对人及所有生物的生命都给予关爱、同情和帮助，这才是敬畏生命、对所有生物行善的“尊重生命的伦理”。此外，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丸山竹秋的“地球伦理”、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等现代伦理观，几乎都涉及相同内容，即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与人类平等。某个事物，当它有助于生命共同体的永续生存，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这种现代伦理观以生命共同体的永续生存为道德判断尺度，带来了重视人、动物、荒野等多种类共存的文学叙事。以人为主体的类关怀逐渐向万物共存共荣的生命关怀转变，道德情感、叙事空间、艺术形式等也相应转变。贾平凹的《怀念狼》、郭雪波的《狼孩》、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郭雪波的《银狐》、赵剑平的《困豹》、李克威的《中国虎》、京夫的《鹿鸣》、方敏的《熊猫史诗》、胡冬林的《野猪王》等作品，都渗透着现代生命伦理。这些作品以动物家族的生死存亡、人与动物共存共荣为叙事中心，反映动物的生存危机，由此反观人类世界的生存镜像，批判人性堕落的精神危机，探求更加完善的生命伦理和更具价值的生命意义。不同于寓言故事的情感指向和道德教化，这些作品大多能站在生态整体性立场上体察和关怀动物，聚焦动物的生存权利、精神品性和生命尊严，表现出独特的审美特征。

以《怀念狼》《狼图腾》《狼孩》为代表的“狼文化”小说，体现了新型伦理观念为文学创作带来的改变。在传统文学审美中，“狼”具有相对固定的形象特征，是集凶残、丑恶、自私、贪婪、狡猾于一身的反面角色，甚至被高度抽象为一种极富侵略性和野蛮性的文化象征。但是在生命伦理观念中,狼却具有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艺术形象也为之一变。《怀念狼》写人狼残酷斗争和狼死人衰的悲惨故事。过去商州南部的狼患给老县城留下很多残忍记忆，但当狼群被大规模猎杀后，商州的猎人都出现一种怪病，“先是精神萎靡，浑身乏力，视力减退，再就是脚脖子手脖子发麻，日渐枯瘦”。当狼全部灭绝后情况更加严重，原来骁勇矫健的打狼队队长傅山“发了胖，长得像个大熊猫了”，雄耳川的人“行为怪异，脾气火爆，平时不多言语，却动不动就发狂，龇牙咧嘴的大叫，不信任任何人，外地人凡是经过那里，就遭受他们一群一伙地袭击……”作者通过狼被人灭绝后人的畸变，暗示生物界各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的生态链关系。怀念狼实际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狼图腾》在狼与人、狼与狗、狼群与马群激烈斗争的书写中展现狼的生存智慧、军事才能和自由不屈的魂灵。它们能够在头狼的带领下分工合作，表现出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陈阵偷养的小狼，最后宁可走向死亡也不接受人类豢养，表现出草原战士的本色和荒野精灵的风骨。正是在此意义上，作者认为，“草原狼是草原人肉体上的半个敌人，却是精神上至尊的宗师。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就照不亮草原”。在《狼孩》中，作家郭雪波也赋予草原狼不寻常的文化内涵。它们拥有丰富的情感世界，具备善良正义的优秀品格。母狼改变复仇计划哺育人类的孩子“小龙”，训练他适应荒野丛林生活成为狼孩，为了保护他不断更换自己的巢穴。当狼孩被父亲强行带回人类世界却无法适应人类生活时，母狼机智地隐藏在城市中，伺机救回“小龙”，最后为保护狼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作者生动刻画了母狼无私无惧的慈母情怀，并高度赞誉狼超越种属的高洁大爱。无论是野性狼还是充满文化内涵的狼，它们都超出其形象本身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象征意义，映照出人类被异化的精神世界。作者希望通过非人类物种的美好精神品质为人性提供有益补充。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中的生命伦理叙事，不但扩大了文学叙事空间，使文学由人类社会转入更加开阔的生命空间，还进一步提升了文学的道德目标和伦理境界——文学作品不仅思考人类福祉，而且把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发展、共同进化作为最终的精神追求，在文本中予以呈现。

三、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的思想文化资源

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表现出的现代生态意识，不仅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联系紧密，且与古今中外生态文学思想密切相关。西方古希腊神话、自然写作、生态文学中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等文化观念，都是新世纪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

和谐自然观是早期人类社会的思想共识，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有大量的反映。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用黏土造人，雅典娜给泥人以活力和生命”，充分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赫西俄德描写洪水过后唯一幸存的一对男女用石头造人；奥维德记载普罗米修斯用泥土捏出主宰一切的天神，并从各种动物那里摄取善恶放入人心。西方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达一个共同信息：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人与自然万物密不可分。“只有不离开作为自然象征的大地母亲，人才能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中世纪宗教哲学充满神学色彩，基督教文化虽取代多神教和万物有灵论占据主导地位，但对人与天地万物关系的认识还停留于古代生态观。《圣经》首篇“创世纪”记录上帝六日创世的历程，从同为被创造者角度看，人与天地万物是平等的。从18世纪开始，反思工业文明社会价值观及人类现代化生存方式、向自然赎罪的文学艺术逐渐出现。吉尔伯特、华兹华斯、梭罗、杰克·伦敦等作家，以浪漫主义方式歌咏自然并表达对自然的迷恋。真正使生态观念深入人心并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是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作家以大量事实和科学依据揭示滥用杀虫剂对生物物种和人类健康造成的损害，质疑技术社会对自然的态度，倡导一种全新的生态哲学思想。这部被誉为“改变了历史进程”“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的作品，由此成为现代生态文学的滥觞。此后半个世纪，欧美生态文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出现了一些享誉世界的作品，如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母老鼠》、加拿大作家法利·莫厄特的《与狼共度》、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美国作家爱德华·艾比的《沙漠独居者》、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等。西方文学中的生态智慧，理所当然成为新世纪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民胞物与”等观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对主客浑一、物我一体等和谐自然观的高度概括提炼。其中“天”泛指自然万物，“合一”是“浑一”“交融”。《周易》称“天、地、人，三才之道”；道家尊崇天人一体，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天地人都统一于道，人如果能顺乎道，就能无为而无不为，达到“复归于婴儿”的澄明境界；庄子继承并发展老子的思想，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孔子认为天是统治一切的主宰，所谓“君子三畏”，即含有“对自然之天的适度敬畏”；汉代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至宋代，张载在“天人合一”命题的基础上发展出“民胞物与”的生命共同体思想，认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与我同类，因此要以平等生命意识对待他们。此外，佛教思想中也蕴含天人一体、万物平等的生态智慧。佛家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万物皆平等。“所谓一切法无相故平等，无体故平等，无生故平等，无成故平等，本来清净故平等，无戏论故平等，无取舍故平等，寂静故平等。”在此基础上佛家认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乃佛法之首，引申出戒杀生、戒淫盗等若干戒律。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使中国古典文学的许多作品都注重对自然的和谐审美，一方面抒发亲近自然、视自然为人生归宿的热烈赞美，另一方面也对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天性的行为予以批判。早在《诗经·大雅·公刘》中，周人就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选择意识。公刘从原居住地向他地迁徙，“即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庄子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庄子·外篇·知北游》）形容大自然的壮美微妙；魏晋时期，已出现把自然作为独立表现对象的山水田园诗。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等诗句，表现出中国传统文人把自然趣味与高洁人格相融合的艺术追求。此后，歌咏自然、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诗歌大放异彩。古人也强烈反对违背自然规律的“暴殄天物”“网张四面”“涸泽而渔”等取用无度的行为，批判“发系蜻蜓”“线绑螃蟹”“盆鱼笼鸟”等“屈物之性以适吾性”的畸形趣味（郑板桥《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

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虽受西方生态文学影响，但其走向独创性建构却依赖深厚的本土文化文学资源。“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在那些富有建构性的作品中得以延续传承，成为文化叙事的支点，决定文本的价值取向和形象特征，并在生态文化愿景书写中发挥结构性功能，凝聚多元、融汇古今。《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大兴安岭林区最后一个游猎民族的生活史诗。在小说中，推进叙事进展的是中国古老的生态智慧和自然法则，它们是看似杂乱无序、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的精神内核，为四季更替、日常狩猎、生殖死亡以及祭祀仪式等循环生活赋予诗性品质和生命力量。文本中有多处游猎民族与大自然的自洽关系的描写，作者通过文学审美为游猎民族重建诗意栖居之地，为那些“被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碾碎了心灵、为此而困惑和痛苦着的人”寻找到精神家园和生命原乡。动物小说中“狼孩”（《狼孩》）、“人狼”（《怀念狼》）、“人狐”（《银狐》）等艺术形象，充满魔幻浪漫色彩。这些形象的塑造也包含着“天人合一”的文化寓言，从中可见优化物种和升华人性的想象。中国民间自古便流传着很多人与动物互生情愫、结婚生子的传奇故事，古典小说《西游记》也塑造了猪八戒、孙悟空、白龙马等人与动物混合的艺术形象。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中的某些跨物种合体形象，对应现代社会智能发达但肌体羸弱、物欲横流却心灵萎靡的病态，同时也昭示了以动物的自然品性激活生命元气、增强生命韧性、丰富心灵世界的人类自我救赎。

植根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沃土，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在总体风貌上呈现出渐趋民族化的审美特征。那些蕴含朴素生态意识的远古神话、民间故事及宗教传说等叙事资源，带着灵动传奇的色彩重新回到文学视野中。《怀念狼》融合现实主义和怪异美学的叙事风格，多次写到动物幻化成人的奇幻经历。猎人傅山路遇长相漂亮、头发金黄的女子感谢救命之恩，后来才醒悟这竟是自己多年前救下的一只金丝猴所变；最后一只狼为躲避猎人追杀，一会儿变成头上长着一撮白毛的老头，一会儿变成一头披着雨衣的猪蹲在摩托车后座，营造出虚实结合、亦真亦幻的叙事氛围。《额尔古纳河右岸》写原始游猎部族日常生活、节庆祭祀仪式中的神秘现象。当有流星划过营地，就会带走一个生命；泥都萨满与弟弟竞争达玛拉姑娘不成，就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力量，能用自己的气息止血，踏过荆棘丛也毫无划伤，踢起的巨石像鸟儿一样飞起。小说中也出现了动物幻化人形报恩的奇幻情节。伊万的葬礼上出现一对身穿素服的俊俏姑娘，直觉敏锐的伊芙琳说是伊万年轻时放过的白狐来报不杀之恩。《银狐》中的银狐姹干乌妮格不仅能幻化成人形，且能用气味让哈尔沙村的女人患上魔症癔病。珊梅被丈夫冷落囚禁几度绝望，关键时刻被银狐所救。《空山》中有关色嫫措湖的神话则具有寓言色彩。色嫫措湖是机村的神湖，机村过去干旱寒冷一片荒凉，直到色嫫措湖来了一对金野鸭，从此生机盎然。当机村森林着火，指挥部决定炸开湖泊引水灭火，湖底却神秘塌陷。作者暗示，人类若失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必会遭到报复。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并没有对传统叙事资源进行简单套用挪移。这些作品祛除了古代人类被动依附自然、把自然视为神明的盲目崇拜心理，站在现代生态立场上，呈现宇宙、地球、自然万物的生命奥秘和审美价值，引导现代人重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魔幻、异形、仪式等艺术形式，使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呈现出虚实结合、灵动飞扬的美学风格。传统民族文化和审美元素，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焕发出蓬勃生命力。

四、新世纪以来生态小说存在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生态小说，在充分吸收中西生态文化资源的同时，借助传统文化资源逐步确立了民族化的审美风格。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艺术价值、极富社会影响力的作品，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思想和艺术上的局限，部分创作存在的观念认识偏颇、艺术粗糙等问题，影响了生态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此进行全面梳理和检视，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生态小说的健康发展。

中国生态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时，主要是受到西方生态理论影响，因此在后来发展过程中，西化的生态思维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这种思维的典型表现莫过于把生态和谐与现代化进程简单对立起来，在批判功利主义的现代化叙事中进行生态文化启蒙，在创作中表现为欲望批判、科技批判、机械批判以及赞美前现代生活等模式化叙事。从80年代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阿城的《树王》，到90年代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哲夫的《天猎》、郭雪波的《沙葬》，再到新世纪以来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张炜的《刺猬歌》、阿来的《河上柏影》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现代西方生态观念影响下的思维惯性和模式化叙事痕迹。我们无意否定这种创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但其中隐含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哦，我的可可西里》就采用了这种二分式叙事。20年前可可西里无人区有成群的野生动物，黄羊、牦牛、藏羚羊等对人毫不戒备，总是慢悠悠地在草地上觅食，呈现出一派和谐景象。在可可西里开发总公司成立以后，当地经济有了大发展，但生态却遭到毁灭性破坏，草原几乎被采金队挖掘成沙漠，野生动物也不见踪迹。张炜的《刺猬歌》表现出对自然的强烈情感认同。叙事者认为大规模工业化、商业化开发扼杀了自然活力和美感，因而对唐童等人横行乡里、利欲熏心等行为予以重点批判。这类文学创作所表现出来的重要问题在于，把功利主义的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等维度）视为万恶之源，这种思维定式难免把生态小说引向单一的道德伦理批判，导致作品对生活的丰富性和生态问题的复杂性表现不够，更难以触及中国生态问题的具体性和解决方式。或者可以说，没有人愿意把地球搞得乌烟瘴气，究竟是什么使人放弃箪食瓢饮的精神享受去追名逐利，宁可铤而走险也不愿放下屠刀铸剑为犁？没有对中国社会历史结构的整体性认知和对其独特性的深刻把握，仅从私欲膨胀和道德沦丧的角度去批判现代化进程，是无法揭示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和具体性的。阿云嘎的长篇小说《燃烧的水》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正面启示。小说写戈壁滩几代人开发油田的故事，探讨了现代化生态问题的复杂交织。石油这种“能燃烧的水”使戈壁滩的牧民摆脱贫穷落后，过上了富裕文明的现代化生活，但生态问题随之出现：畜群不断生出怪胎、地方与油田的污染纠纷不断、富裕起来的牧民后代变得无所事事，炼油厂发生爆炸夺去了众多无辜的生命……“石油”既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毁灭生态环境的魔鬼。有意思的是，作者没有简单地否定现代化及其推动力，而是在接近一个世纪的开阔历史视域中，揭示现代化的复杂性与生态变革的艰难。戈壁滩最早支持石油勘探和开发的，是处在社会最底层和受尽屈辱的仆人郎和。即使现在这里的牧民也已经离不开油田，作者最终还是提出了“要经济利益还是要生态环境”这一重要问题。就像研究者曾繁仁所说：“现代文明作为一种时代的进步已经成为历史的结论，它同一切文明形态一样都有其利与弊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因其造成环境污染的‘弊’而否定其推动社会前进的‘利’，更不能对‘前现代’的低层次的‘均衡’加以不恰当的推崇。历史已无法也不可能倒退，我们只能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并借助现代文明的力量而迈向新的‘生态文明’”。在此前提下，生态文学创作就不能再简单否定现代文明，也不能一味耽溺于虚幻想象，而应站在现代生态文明立场上提出、思考并回答问题，如此才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最有助益的文化启蒙。因此，中国生态文学亟须克服发展初期观念移植、模仿等问题，以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理念和问题意识为出发点，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现实性进行创作，为生态文学创作铸造思想和灵魂。

新世纪生态小说创作的第二个局限是对生态整体论理解的简单化倾向。生态整体论反对人类中心论，但它并不是要为人与自然重排序位并采取反向的自然中心主义，其“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把整体内部的某一个部分看作整体的中心”，因而“与以人类的名义过度地攫取自然一样不可取的是以自然的名义把人类排除在生态圈之外，任何非此即彼的写作都是远离生态整体的写作”。以此检视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显然还存在着对生态整体论删繁就简的片面化理解，例如大量作品在把生态危机归咎于人类功利主义的发展观之后，又陷入自然中心主义的思想泥淖。很多以表现动物生存悲剧或者动物高贵精神品性为主旨的作品，极力彰显原始自然性而否定人的文化追求和主体的能动性意义，造成生态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空洞化、脸谱化和生态情感的迷茫。《狼孩》《银狐》《狼图腾》《老虎大福》《豹子最后的舞蹈》《藏獒》等作品都以动物命运为主线高度赞誉其自然荒野品性，同时又运用拟人化手法把善良、慈爱、智慧的美好人性转移到动物身上。相反人物形象塑造却是缺失的或极其单薄，往往以群像或没有灵魂的“纸片人”形象出现，成为表现动物形象的背景或者道具。很多作品人物形象简化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缺乏敬畏之心、没有惜生、护生观念的欲望化人物，如《狼孩》中的娘娘腔金宝、《狼图腾》中的包顺贵、《老虎大福》中的打虎村民、《豹子最后的舞蹈》中的猎人老关，他们往往是作者批判的对象；另一类是具有朴素生态意识的自然守卫者，如《狼图腾》中的毕力格老人、《狼孩》中的弟弟小龙、《银狐》中的珊梅、《老虎大福》中野生动物保护者二福等。他们目睹生态惨遭破坏后成为野生动物保护者或者选择皈依荒野和自然，其命运结局颇具象征意义——自然主宰人类而不是人类主宰自然，作者由此隐喻地表达了人类文明的溃败和自然的胜利。此类作品反复强化自然的神奇伟大、人类的渺小卑微，希望借此唤起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万能的大自然，是人这粒粒尘沙的主宰……人应该回到自己的自然，恢复这准确位置”（《银狐》）。“老母狼的智慧和伟大，令我突发奇想，未来的地球统治者有可能就是狼类”（《狼孩》）,有时作品在缺乏思辨的情况下把自然性价值绝对化并以此否定和贬抑人的社会性、精神性，如“野兽则先行动，后——后也不思想，它们不要思想。人类已被他们的思想弄得乱七八糟了”（《狼孩》）。这样不加分辨地否定人类的思想和精神性追求，就使生态理想最终无法真正实现，毕竟现代的生态和谐绝不是简单退回到人类认识能力低下、被动依附自然的原始社会，不是“简单地维护原有的生存条件，追求所谓的无矛盾状态”，而应在充分掌握自然规律和生态限度的基础上，主动维护和优化整体生态平衡。如果只是简单肯定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和内在精神，而看不到人类与之进行能量交换和能动改造的合理性，甚至以此主张弃智绝文退守到前现代社会则无异于因噎废食，势必造成生态情感的迷失。同样道理，当《狼图腾》把狼的自然属性夸饰为具有永恒和普遍意义的精神源泉，并把狼的生存法则移至人类世界并以为找到为中华民族输血换种的良方时，同样也造成认知错位。毕竟动物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而人类文明社会的进步则“必须符合人道原则，是有着可靠的价值指向和健全的道义尺度的”。作家把狼的自然生态位转化为文化生态位，无疑模糊了动物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界限，造成价值观的严重偏颇。俄罗斯作家乌斯宾斯基曾提醒过我们，不能把“动物界和丛林中信奉的真理”当作真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有精神文化需求，在创造文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能以剥离人类文明特质回归荒野丛林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必须是在现有文明形态基础上创造性建设更符合人性、更能持久发展的和谐生存环境。因而生态文学创作还是要细细咀嚼生态整体论哲学思想精髓，充分认识到人与地球建立可持续性关系离不开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积极性实践探索，以辩证态度正视现实、克服矛盾，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伦理叙事，使生态文学走出价值和情感的迷茫。

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创作的第三个突出问题是审美性弱化，一些作家重视“生态学”的思想启蒙，聚焦生态危机真相并寻求解决办法，却忽略对生态观念的艺术转化力，表现出同质化、模式化、概念化的艺术瑕疵。例如，近年来的动物题材小说集中出现了“最后一个”的挽歌式书写，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叶楠的《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沈石溪的《最后一头战象》、袁玮冰的《最后一只黄鼬》等均属这类作品。这样密集趋同的主题和构思方式，折射出作家对素材调动的不足和艺术创新的欠缺，而趋同的哀伤基调、明确的伦理诉求以及毫无悬念的情节设计也容易使读者产生审美疲劳。这种同质化还表现为同一作家专注于固定题材叙事，如一个作家多篇有关草原、山林或动物的书写，往往就形成模式化倾向。阿来的《河上柏影》《蘑菇圈》《三只虫草》虽具体故事情节有差异，但人与自然对立、传统礼俗与现代经济理性冲突却是相同的主题。这样就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机械、科技、大地、母亲、消逝、感伤等与文化冲突相关的固定意象。同样，郭雪波的《狼孩》《银狐》《狼与狐》等作品也具有共同的核心情节和相似的叙述。如科尔沁草原在反生态农垦开发中变成荒漠的历史，狼、狐等野生动物与人类身份互换的传奇故事，以及原始萨满教的自然崇拜等内容，就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同一作家的“反刍式创作”说明，当前中国生态文学亟待摆脱僵化的生态思维方式，展示富有启示意义的生态文明智慧。另外，有些作品在感性和细节方面欠缺，叙事中插入大段的“训导式”论述。如《狼图腾》中多次穿插关于草原狼生存智慧和军事才能的议论，《哦，我的可可西里》中不时陈述人类破坏生态环境引发的严重后果，《银狐》中反复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序位等。这种充满生态正义的议论容易干扰或打断叙事进程，给读者生硬、概念化、重质轻文的感受。优秀的生态小说既要通过生态文学传达新的生态文明思想要义，唤起人们保护地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要凸显自身的文体属性和审美特质，不能把生态文学简化为生态学。回顾那些享誉世界的经典，如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梭罗的《瓦尔登湖》、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爱德华·艾比的《沙漠独居者》等，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备，既能给人思想启迪又能给人情感温度和美的享受。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真正的生态文学，它所有有关生态的思维理念都被充分地情感化、形象化了的，因而它的生态叙事既是生态的，更是审美的，具备文学作为人学应有的情感和美感、温暖和魅力。”

五、中国生态小说的建构性思考

在生态文明思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在世界范围逐渐成为社会共识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生态小说的发展必然面临思想和艺术方面整体性提升和综合创新等重要问题。换言之，生态小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历史跨越并在世界生态文学领域发挥重要叙事影响力，就必须站在时代制高点上，克服创作初期的诸多思想和艺术局限，重构生态文明观念的坐标轴。中国生态作家应在更为宏阔的思想视野和历史纵深中，针对当代中国和世界最为迫切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冲突问题作出思考和判断，融合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以及西方现代生态伦理思想，汲取一切优秀文学艺术精华开拓生态诗性重建之途，以思想和艺术的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生态小说发生根本性变化。

奠定坚实的思想根基是建构中国生态小说的首要问题，深刻的生态文明理念仍然是生态文学创作的核心支撑和不灭灵魂。中国生态文学创作者应在广泛吸收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基础上坚定中华文化自信，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把富有深广哲学内涵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坚实的思想根基，描画具有中国民族风范和世界开放特征的生态文学画卷。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概括，它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强调人类与山、水、林、田、湖都是有机生命体，是由生命体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构成的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紧密相连、互为生存发展的条件。同时人与自然万物又构成一个大的复合生态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的生存发展又构成复合生命系统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从整体上把握生命共同体的运行规律，增强自然生态系统循环能力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这种生命整体观，古人认为万物同源，都属于自然这个大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因而人与自然应亲和融洽、和谐共处，人不能凌驾自然之上，应视自然万物为同胞手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取用有度”等思想，均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整体”的基本认知。西方18世纪以来的生态哲学也包含这种思想，英国博物学家吉尔波·怀特、美国生态学家梭罗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此作过阐释。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是在继承发展传统和融会贯通中西生态哲学基础上的提炼和升华，它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思想精髓，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和现实问题，在新时代语境下凝聚为“生命共同体”的哲学表述，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理论特色和新时代精神内涵。中国生态文学作家理应立足这一时代思想，深入阐发和表现生命共同体的精神文化内涵，创作出富有世界文化视野、体现时代思想高度、彰显民族审美特色的生态文学作品。

首先，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应深入开拓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性叙事空间。中国的生态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陷在思想焦灼中踟蹰不前，尤其是在现实层面生态保护遭遇经济发展的矛盾该如何处置的问题上，很多作品表现出彷徨、回避或者简单回归自然的姿态。这一问题暴露出生态题材作品在生态文明观念方面觉醒，但具体到社会实践层面则难免困惑迷茫，即思想逻辑未能与现实生活及社会实践的逻辑完全一致，这也是新世纪的一些生态小说产生概念化倾向的原因之一。生命共同体理念主张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进化关系。这就要求转变传统发展观，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发展观，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这为中国生态文学创作深入复杂的社会现实挖掘矛盾冲突，在深广的社会历史视域中展开富有创造性的生态想象建立了重要的坐标轴。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生态文明建设的规模和力度前所未有。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走过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即当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左右、环境负荷达到顶点、经济发展面临“环境高山”时才开始大规模生态治理。中国经济发展起步较晚，至今仍处在“爬坡阶段”，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再走翻过“环境高山”的老路，而是探索从半山腰开辟一条隧道，变“翻山”为“穿山”。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要坚持绿色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当然，这场深刻的生态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也恰恰是生态文学展开中国立场、中国问题和中国故事的重要叙事空间。在新世纪生态文学创作中，也产生过富有实践探索意味的中国故事，如郭雪波《银狐》中塑造的治沙能人老铁子、充满生态忧患意识的旗长古治安、追寻萨满教的知识分子白尔泰，肖勇《重耳神兔的传说》中刻画的苏木党委书记任念亲和他领导下的治沙农民宝利高，这些富有民族英雄特征的人物，利用科学技术在沙漠里种草、在荒山上植树，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奉献精神和以科技造福人民的治沙种草行动，表达生态发展的决心和以科技为动力助推绿色发展的方向。非常可贵的是，作者不再沿袭简单否定科技的现代性批判思维，而是贯穿以道驭术、道术相生的传统文化理念，让民族的生态智慧和人格美德驾驭现代科学技术，从而让科技褪去黑色魔鬼的隐喻变为绿色天使，使作品充满积极改变现状的现实主义精神。相信在未来的生态小说创作中，类似这样富有民族特色的生态探索故事将会有更加开阔的格局和思想境界，以富有建设性和开创性的想象与伟大的生态文明实践相得益彰。

其次，中国生态文学应该在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伦理维度上进行持续性叙事探索，推动浑融的“生命伦理”观念在现实世界落地生根。中国文学中的生命伦理思考源远流长。庄子认为人与万物“亲和”是“至德”，“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因而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庄子·秋水》）。《吕氏春秋》中说“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吕氏春秋·情欲》）。由人与万物“生性相同”“其情一体”，推导出“亲和万物”“各得其宜”为仁、为善的道德结论，实现生命客观规律与伦理道德的结合，这是中国古代伦理文化的重要思路。其后中国古代叙事传统中有很多这种伦理文化的呈现，蒲松龄小说中的狐狸是介于动物性与神性之间的有情有义的生命，民间文学中的牛郎织女、许仙与白蛇的故事，则围绕动物与人相互报恩、结婚生子展开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现代文学虽然受到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影响而形成独特的“人道主义”文学传统，但在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人的小说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人处于自然状态的自在和惬意。这些作品，不同于现代西方产生的《老人与海》等征服自然、突出自我本质力量的人类中心叙事，是对中国传统生命伦理的自然延续。当代的生态文学创作含有这种现代生命伦理自觉，但它如果止步于中国传统“亲和万物”“各得其宜”的道德境界，依然难以打开更加广阔的叙事空间，难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动能。在新时代语境下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应与他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应注意到生态危机中包含的人类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公正、不同国家民族间因发展程度不同造成的生态灾难转移等问题，只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才能寻求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人与自然的冲突问题，也是人类内部不同群体、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代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人类应该具有相应的生态道德关怀，以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理念携起手来共建共享，否则地球上的资源终将枯竭，人类将不会得到永续发展。在郭雪波的《狼孩》《银狐》、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中，我们能够隐约感受到人类的自私、贪婪以及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所造成的生态灾难，作者道德批判的倾向显露无疑。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支撑的未来生态小说，将会获得更加深广的伦理视野，是包含人与自然、人际、国际、族际、代际等多维共生关系的综合性思考，这也恰恰是生态文学可以展开想象的巨大空间。

中国生态文学创作还需要唤醒生态审美性自觉，以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跨越的文明转型意识，积极寻求与生态文明社会图景相适应的诗性表达，重建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生态文明修辞系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历史性演变是文学叙事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上每一次文明转型都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审美转变。农业社会人们更多依赖土地和农耕方式生存，决定了人们对自然的审美表现与故土家园密切联系，形成了以大地、故园、耕牛、自然、母亲等意象为隐喻的修辞系统。这种审美表现系统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悄然发生改变，文学开始更多地进入人的内心宇宙来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异化，情感、欲望、心理的书写诠释了自然、自由和解放的意义，象征着人对机械束缚、工业污染、空间压迫的挣脱和逃离，与之相应的交错叙述、内心独白、意识流、蒙太奇、魔幻、变形等现代主义表现形式构成了新的叙事修辞。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生态文学就不能简单地定位为一种文学类型，而应该是以生态整体论哲学观为内核，探寻与生态文明社会相适应的诗性表达的审美系统。中国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创作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审美形式探索，在借鉴现代西方生态文学叙事经验的基础上，汲取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明清志怪小说的养分，确立了富有民族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未来的生态文学创作应在传承发展、融会贯通中更加注重生态审美的内生创造性，丰富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审美维度，构建充满生命活力、情感张力和艺术创造力的生态修辞系统。它必然表现出包容性和超越性的文化艺术特征，也必然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审美元素的创造性转化，当然这也必然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艺术探索过程。

结语

如今，生态文明已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伴随中国人生态意识的逐步增强，中国生态文学获得了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尽管还存在种种问题，但新世纪以来诸多优秀生态小说的出现，昭示着中国生态文学具有进入生活、艺术表现生活的强大能力，其独特价值已经引起普遍关注和重视。新时代的中国生态文学，不仅应继承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要与正在展开的生态文明社会实践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紧密相连，彰显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价值立场，为解决世界范围的生态难题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的生态文学创作应该站在时代思想制高点上，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思想根基，深入开拓生态小说的实践性叙事、生命伦理表现和生态审美建构，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当下正在进行的伟大生态实践以更加深广的叙事空间、更加深刻的伦理思考以及更具诗性的艺术表达。中国作家应该以文明转型的自觉，积极探索与生态文明社会相适应的生态审美修辞，为人类讲述瑰丽的中国生态故事，展示中国文学之美。我们期待这一理想文学形态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进一步展现出独特的“中国魅力”，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和诗意栖居的美丽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