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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部全民创作的纪录片电影诞生过程—— 《余生一日》:时代记忆,来自疫中每一个个体的记录共振

来源:文学报 | 郑周明  2020年03月14日09:30

疫情之下,每个看似普通的一日,对无数人而言却是深入生命记忆的时刻,许多人不由自主地拿起手机和相机,记录下眼前的场景,他人的,自我的,这些记录混合着生命百般情绪、拍摄者的主观视角,借由发达的网络平台与成熟的短视频技术广为传播。

影像视觉,正在改变着发生在2020年初席卷中国乃至全球的疫情的传播方式,那些影像记录成为一个个记忆热点,刻印在大众脑海中——无人机拍摄的空城、深夜高架上狂奔的野生动物、居民住宅楼中响起的悠扬琴声、雨夜谢绝帮助身残志坚的外卖员……如一个个水滴汇聚成一片大海,众生万象,同舟共济,但同时,这些水滴也没有完全模糊融合,鲜明的个体记忆让往后岁月中的人们依然可以重返现场,打开水滴中致密的记忆场景。

经由全民记录而定义的时代瞬息,也触动了纪录片导演秦晓宇,他和团队开始思考如何以纪录片的方式去汇聚这些个体记忆。十年前,导演凯文·麦克唐纳与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合作,邀请全世界网民用摄像机纪录下自己一天中的琐事感想,最终剪辑成一部繁复丰富的纪录片《浮生一日》。秦晓宇想到了这部纪录片的生产方式,恰恰与疫情下自觉自发的全民记录趋于一致,从《我的诗篇》《炸裂志》等聚焦打工诗人题材纪录片一路走来的秦晓宇,深信这个时代人人都有诗心,都有自己的创造力,这次,他将纪录片的主体创作交给每个个体。

二月初,团队发布了《余生一日》的拍摄计划,邀请全民拍摄2月9日这一天的疫情生活,最终吸引了近5000人参与拍摄,收到超过3000份素材。在大致浏览素材近一半的时候,秦晓宇意识到已无须担心这部纪录片的品质。在疫情这个主题下,大部分记录者坦诚了自己最隐匿的情绪、最私密的家庭空间,这也正是文学和电影最应介入倾听的地方,继而呈现“余生一日”的丰富意义——生命中普通的一天,劫难中的一天,以及重生的一天。后期剪辑进入尾声的这部纪录片,将于3月底上线优酷视频平台,在与本报记者交流中,秦晓宇希望疫情下产生的恐慌、防备、猜忌、心理创伤等等情绪,能够借由纪录片的讲述共声去尝试修复,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诚实,同时如本雅明所说,“纪念无名者比纪念名人更困难”,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记录,最终形成大众的记忆,也让历史回到本真的立场。

记者:每次大规模的传染疾病都会诞生一批优秀纪录片,当时现场和事后追溯的记录方式必然不同,这次你和团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决定要在疫情过程中就进行纪录片计划?

秦晓宇:我认为,纪录片主要是对当下正在发生的进行一个真实的记录,相比之后去记录回溯会更有震撼力。这次疫情带给全国民众方方面面的影响很复杂,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也是无数个人呈现的微观视角。当然最关键的因素是,我也比较注重纪录片在题材方面所需要承担的重大社会意义,基于此,我认为特别需要立即去完成一部纪录片。同时受到国外纪录片《浮生一日》生产方式的启发,以及考虑到团队拍摄的安全和当下防疫需要,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邀请全民来参与创作,我相信当下大众已经对短视频技术有所熟悉了,也拥有创作的热情和能力。

记者: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的确看到短视频在记录传播方面的表现,许多视频自发记录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和媒体中都获得了大量热议讨论,你对那些视频内容有些什么感受?

秦晓宇: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对大众的记录能力有所信任的原因。这次疫情让日常生活呈现了非常陌生化的效果,视频拍出来本身就是有感染力的,我看到这些来自疫中现场的视频时,就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相信大家观看时也是感同身受的,这让我们团队认为这种记录方式是可行的,一开始我们是发动团队身边的人来进行一个拍摄记录,但是感觉丰富度还远远不够,最后决定邀请全民参与。

记者:纪录片名字《余生一日》感觉容纳了不同群体的现状和情绪,就像之前许多网友感触而说的,这次疫情没有患病的人并不是幸运者,而是幸存者,余生每一天都应认真度过。对治愈者来说,更有一种生命失而复得的幸存感。

秦晓宇: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对这个词百感交集,如果没有疫情,这个词是给人以珍惜和留恋感,而疫情之下,更是构成了大众劫后余生的状态和心理,每个个体的记录其实都是在真诚分享“我们生命中的一天”。我们希望这部纪录片是反纪念碑式的记录方式,不像那种宏大的纪念碑式的影像作品,是难以看到个体记忆的,我想告诉大家,每个人的记忆都是重要的,尊重每个个体的记录和感触,希望这次对疫情的记录能让所有人的生命受到一次启蒙,主动做时代的记录者,做自己生命的见证者。

记者:邀请全民参与拍摄一天的记录,为什么要确定是2月9日?

秦晓宇:这就是疫情中普通的一天,我们有意避开了元宵节这类节日,其实,生命和生活大部分都不是传奇的值得去铭记的,我们更多时候就是普普通通地度过每一天,所以确定这一天,也是希望大家记录自己最普通的一天。

记者:把纪录片的拍摄主观视角交给无数个体,带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导演团队的想法,你在收到素材前是否有一个大致的框架概念了?

秦晓宇:这部作品最迷人和最大的挑战,就是尊重大家的原创性和主观性,把打动每个人的记录去集纳起来,而我们团队的功能是去素材中“发现”,发现结构、人物、故事。后期剪辑时当然是往电影化方向去的,用电影叙事的语言和手法去谋篇布局,也用诗歌的方式用意象来串联起素材。

记者:你们收到的素材从技术规格上来说肯定比较多样,我注意到团队组建了许多拍摄群,也传递了一些拍摄技巧,比如对场景、时间、特写、情感、对象人群等方面,最终收到的素材是否满足了多维度、多层次、多角度的需求?

秦晓宇:是的。我在大约看到素材的一半时,开始撰写剪辑脚本,很有信心,一边继续看素材一边调整脚本,在这个过程中想法越来越成型,我认为这会是一部很出色的纪录片。

记者:素材中,来自一线和后方的比例分别是多少,是否特别留意来自武汉的记录?

秦晓宇:是有一些来自武汉的现场记录,比如方舱医院的内部现场、住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记录者等等。但是95%的素材并不是疫情当中最一线的那些人群比如医护人员、病患者,他们也许并没有时间去记录,更多的是普通人在记录,这部纪录片的主要意义也在于这些人的记录,观看并思考疫情中99%的人是如何生活以及被影响的。素材中那些来自家庭内部的私人空间记录,是新闻报道很少会去触及的,但是文学和电影正擅长从这个纬度去打开,最真实最生活层面的东西会慢慢浮现出来,会让我们看到最内心世界的东西。我形容这次记录是“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在观看时是有一种刻骨铭心感的,这或许也是纪录片最有意思的地方,要求创作者进入更宽广的世界,在大江大河的世界里做一个身在其中的组织者、策划者,就像一句诗说的,“到眼睛的火线上去创作”。

记者:我看到你在邀请全民参与拍摄的计划里特别提到,希望大家的记录多关注一些底层职业。这次疫情我们也看到有许多次生灾害对不同职业都产生了影响,比如社交圈里被讨论过的就有热心接送病人的出租车司机、脑瘫外卖快递员、精神病院福利院等弱势群体场所等等,都需要有声音去关怀关注。

秦晓宇:这次记录我们是有一些定向邀请的,比如邀请在监狱工作的朋友做一些记录,那些工作人员是每14天一次轮岗,出来后隔离14天。我们也邀请了一些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士进行记录,还有之前在纪录片《我的诗篇》《炸裂志》中出现过的一些打工者朋友,也做了相关拍摄记录。

记者:是否有些素材很好可是却没有放进成片里?

秦晓宇:是存在的,因为结构叙事等原因,我们只能忍痛割爱,我们也在考虑以后是否用短片之类形式来集纳它们。这批素材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大,这里面有惊人的创造力,颠覆了传统纪录片的一些主观性局限,我非常重视这种人人可以记录的珍贵价值。

记者:这次疫情因为短视频记录的介入,无论是记录者还是观看者,都有了不同以往的直观感受,甚至改变了短视频以前偏娱乐化的定位标签。

秦晓宇:全民记录的时代,发生了许多变化,如果放在“非典”时期,我们这个计划的完成度就难以预测。相信这次,大众对纪录片会有不同以往的认识,也许以前会觉得这是一种非主流的电影方式,如今会发现如此需要和渴求它的存在,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价值。纪录片是追求真实的,真善美的前提也是真实,两者的追求是一致的。

记者:疫情结束后,你和团队后续还有新的拍摄计划吗?

秦晓宇:有的,我们会持续推动下去,目前是先全力做好《余生一日》这部纪录片电影。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疫情整体是趋向缓解乃至可以期待解除的,但是这也是一次全球化背景下的灾难,国外的疫情在加重,我们收到的素材里也有许多来自国外的记录,比如有留学生去国外被隔离的记录、华侨和国内家人视频交流的记录等等,我们会继续以纪录片的方式来关注疫情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