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出门前她一直犹豫着两件事：一是戴怎样的围巾；二是一个人开车走那段陌生的路她能否撑下来。她让丈夫和儿子帮忙选薄围巾还是厚围巾，两个男人穿着毛茸茸的睡衣正在打游戏，根本没心思正眼瞧她。于是，她便将两条围巾都挂上脖颈出了门。走出楼道，风即刻让她做出了判断：厚的！厚的！厚的！

——好像她不得不出门。

因为电话里的声音告诉她，奖要现场才揭晓，你要到场。她曾说过“女人出门，地动山摇”，因为每一个女人出门，都是一次“出埃及记”——那些洗面奶、眼药水、口红和睡衣，一样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选择怎样的交通工具，出租车太贵，顺风车又不好搭，她只能被迫想到自己开车。她可以拒绝这个邀约，但她却没有说出“不”字——她不知是什么原因在蛊惑着她。她安慰自己：高德地图上显示出的距离并不远，时间也不过只一小时左右。

经过一早晨的拾掇，她感觉自己终于像想象中的那个人了。灯芯绒旗袍是早已确定的，但肉粉色似乎太淡，需红围巾来调节。可是，挂上厚围巾和薄围巾后，家里的两个男人回答说：都一样。她叹息，肯定不一样啊。于是，她就挂着两条围巾出了门。坐进驾驶室，她将薄围巾搭到椅背上，准备开车。已是中午两点过十分——她为选择围巾耗费了十分钟。是青春虽走，荷尔蒙犹在？还是从藏身洞走出后面对外界，她那样心虚、胆怯、拿不定主意，谦卑到简直快成了奴婢？然而，一条围巾就能提高她的身份和自信吗？

从东莞道滘镇的小区开到京港澳高速东莞站，只花了十几分钟。在路口取卡时，她的心里一直懊丧，觉得应该装个ETC。地图上显现有一段路途是酱红色的——原来发生了事故。于是，原定到达的时间又向后推移了十几分钟。她开始浮想联翩——当台上念到她的名字时，聚光灯下空无一人。为什么不早点出发？为什么一条围巾就能浪费十分钟？磨磨蹭蹭地前行中，她想到了那个即将要面临的城市。那个她又爱又恨、满怀复杂情绪的城市——深圳。现在，她需要拿出双倍的镇定来面对它。

她曾在散文《一个人追赶过的那些城》中，描述过她所经历的城市。她用拟人的手法形容她和乌鲁木齐的关系，说她和它“离了婚”，然后她爱上了深圳，可乌黑坚硬的现实是深圳不爱她，她便委曲求全地“嫁给”了东莞。这样的拟人到了内心中对她怀有敌意的人那里，却幻化成了现实。他们亢奋地散播，说她离过婚，到东莞后又结了第二次。她听了哭笑不得。

二

四十多分钟的高速，几乎一眨眼就抵达了出口。当她的身体与方向盘融为一体时，她甚至体会到了老司机的得意。从高速路口出来，拐入城市街道的那个瞬刻，她浑身一凛。这是2018年12月8日中午三点过十分，她和深圳的主动脉劈面相逢。现在，她已彻底从乡村来到了城市。深圳到底是特大城市——路更宽，楼房更密集，行人的脚步更匆忙。她的车挂的是深圳牌照，可作为一名司机，一个人驾车来到这个城市还是第一次。她这样的返回，是怀揣着探望“前夫”的复杂情绪吗？想到那些给她扣上“离过婚”帽子的人时，她的嘴角再次弯了起来。

她是个多么不喜欢机械的人，可被生活所迫，逼着去了驾校，逼着开起了车，逼着上了高速。第一次单独开车时，她的车像蜗牛般慢慢往前蹭；有一次去一个半山腰的宾馆开会，她吓得魂飞魄散，总感觉车要往后倒，即刻会人仰车翻；从山上要下来时，她便央求保安帮忙。人到中年，她其实什么事都不想干，只想窝在床上看小说，顺着原来的轨道安安全全向下滑，可生活总逼着她要干些心怦怦直跳的事。

现在，她已来到深圳书城宝安城的门前——那是栋簇新的四方体建筑，墙体上嵌着巨大的玻璃。她向保安解释自己是来开会的，对方显得十分和蔼可亲，语调里充满了尊敬。“来开会的啊！”横栏提起后，她便进入地下车库。负一层没车位，她又开到了负二层。她真怕这个车库还有负三层、四层和五层——她记得在广州，当车开到负五层时，她的手脚已僵硬得像青铜器。面对生活中出现的大多数事情，她都是笨拙的、胆怯的、恐惧的。她是个多么保守、拘谨和小心翼翼的人，除了写作，除了写作。进入写作后，她变得大胆而狂妄，简直像个女霸王——那个妖魔根本不是常人，只见她口吐巫言，行为怪诞，上天入地，呼风唤雨。在速溶咖啡或普洱茶的催化下，她变成了一个被附体的人。

现在，从电梯口进入一楼大厅，她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人山人海间，她看到硕大的广告牌挂在墙上，那些评委的头像比真实的大出了好几倍；从半空坠落而下的布标上，挂着“十大劳动者好书”的铿锵字样。站在电子屏幕前，在礼仪小姐的指引下，她用手指在冰凉的屏幕上写下名字后，她的签名和头像即刻显现在大屏幕上。她和相熟的女作家头对头拍了美颜照，又进入大厅将自己栽种在座位的坛子里。到处都充满了童话的色彩和声音。当她看到舞台大屏幕上飞扬着各类图片，听到音响里字正腔圆的男中音时，禁不住要玩个造句游戏——“颁奖仪式都是相似的，可作家各有各的困难。”颁奖的热闹与写作的清寂，恰好是赤道与南极的差别。

来之前工作人员通知她要到场，但并未说明她是否获奖——名单要当场公布。等念到第九位还不是她，她内心里的警报拉响了，头皮一紧。钢丝绳让她的胸口隐隐作痛——她想起另一个奖项的波诡云谲。她后悔自己不该来，但经验又告诉她，不必当真。再大的糗事，也不过是偶尔的一个笑谈，一切都会随风而逝。这几年她经历的还少吗？那些莫名其妙的诋毁，神经质的恶言恶语，明里暗里的夜枭冷枪，秃子头上虱子般的踩踏。她知道，一切的憎恨皆缘起于她的创作。若她是中年大妈，热衷花花草草广场舞，偶尔写点断章取义的鸡汤文，受欢迎的程度一定胜过现在。可惜，她总是过于执拗。在她的斗室，她日夜敲打键盘。她疲乏、胆怯、惊慌、犹豫、愤怒、烦恼、虚弱、内疚，甚至歇斯底里。她等待灵感的到来，就像等待火箭腾空而起触到天空之顶。她的这种执拗有多么招人烦，她是后来才知道的。

此刻，她拿歌德的话安慰自己——“生活里重要的是生活，而非生活的结果。”挨到最后，她终于听到了：“《工厂男孩》”和“丁燕”。一瞬间，她脑海里的闪电粉碎如溅。她摸了摸红色的厚羊毛围巾，起身施施然往舞台走去。这样的过程于她并不是第一次，甚至，她已非常熟悉了这种时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浑身散发着“成功”的气息。她接过奖杯和证书，微笑着拍照后，离开舞台。然而，她并不认为这是荣耀的时刻，反而觉得这是心酸的时刻。有谁知道万众瞩目的背后藏匿着多少艰难？登上舞台的那六七级台阶所需要的几分钟，要耗费一个作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聚光灯简直就像一个小写的上帝，只有它知道，只有它知道那些焦虑不安、痛苦不堪、比死还难受的一片空白，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返回台下，她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危机袭来。她提醒自己，这里不是中国的中心，这里是遥远的南国，她在这里已居住了整整八年。从2014年年初到2015年年底的两年间，她栖身樟木头镇电子厂的女工宿舍，利用下班后九点半至十一点的时间，去男工宿舍采访。春夏秋冬之后，又一个春夏秋冬。这样长时间浸淫所取得的素材，和那种一堆人闹哄哄的采风能一样吗？这本书是2016年出版的，而现在已是2018年年底。现在，她的手里捏着奖杯和证书。难道这就是全部？她想起第一天躺在宿舍的床上，被冷风吹得头皮发麻，好像一把尖锥不断地刺来时，她哪会想到有奖杯在远处等待。那时她只有一个心思：一定要写好！当“80后”“90后”的农民工已成为新的打工阶层时，他们遭遇的各种疼痛有谁知晓？而她要着力描述的，正是这个痛点。听到评委说她擅长处理劳动者题材她并不反感，但同时，她又觉得这是个危险的信号——难道她就不能在别的领域进行开拓？美誉有时也是一剂毒药，会像诽谤一样让人慢性中毒。她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保持难得的自由度，保持那一点萨义德所说的“格格不入”感。

她犹豫着是否要回东莞？想到暗夜开车，她的腹部居然有了一丝颤动，像孕妇体会到产前阵痛那般。要瞪大眼睛挺直脊梁，在昏昧的光线中持续一小时……她怎能不犹豫！就在这当儿，她居然接到吃饭的短信。于是，她来到了饭桌上；于是，她和一群人坐成了一个圈，或微笑，或大笑。显然，他们和她一样，都是来自深圳之外，或是评委，或是领奖者。现在，每个人都从他的小宇宙出发，阐释着他的观点，表达着他的文学观，令这个场合像一场矛盾的盛宴。虽然交浅言深，但她仍觉得在饭桌上讨论文学是件极艰涩的事。她坐在椅子上，嘴角挂着笑，但灵魂已飘飘然离场。

文学是个小姑娘，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打扮她——有的人用“学术”，有的人用“活动”，有的人用“网络”，而她用的是最传统、最老派、最规矩的“手工劳作”。每日凌晨，她从床上爬起后烧壶茶，即刻打开电脑，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她就那样僵立着，机器人般噼噼啪啪，好像从不知疲倦。然而，她到底是肉身做的。等坍塌到床上时，如沙滩上的城堡，五脏六腑全然变成了尘埃。她何苦要这样逼自己？对，那个问题就来了——难道你是因为没有吃饭的钱才这样拼命？她不由得苦笑。一个人若有了吃饭的钱，便可以懈怠、闲散和无所事事吗？事实上，对她这样一个没有根基，身处本乡本土之外，不愿循规蹈矩，总试图要改变点什么的人来讲，写作不仅意味着反抗，更意味着全部。

三

这场谈话的核心词是“身份”。

身份——identity ——已是当代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农民工如何成为市民？农民工的孩子如何进入公立学校？迁徙的“外省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边疆少数民族如何在经济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多民族文化在激烈碰撞后如何获得一个平衡点？identity ！identity！identity！她根本无须过多思考，便已知这是维系中国结构的核心问题。因她自己就面临着这个困境——你到底是什么人？！

2010年8月20日之前，她是个笃定的、拥有新疆户籍的人，之后，她来到广东。看起来她变得更自由，但同时也意味着她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家庭结构，离开了原来的生活体系。到广东生活八年后，她下决心买了个茶台，因为她总被别人暗中耻笑。可在她家的冰箱里，总放着一摞摞新疆寄来的干馕。若哪天早晨她没喝奶茶没啃干馕，那便意味着那一天她的创作根本无法达到高潮——这就是认同的奥秘——记忆的替身被埋藏在舌尖上。由此，她深深地懂得，交通工具的便利能加快人们的移动速度，然而，若让一个人从古老的A变成崭新的B，并不像换电视频道那般轻松，要经过血与火的历练。

她来领的这个奖被誉为“十大劳动者文学好书”，那么，谁是“劳动者”？似乎，为社会进行艰苦工作的人——包括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劳动者——都可叫“劳动者”。她甚至欣欣然补充，自然也包括辛苦敲打键盘的作家。然而她知道——她清楚地知道——在整个珠江三角洲，有一群特殊的劳动者，人数众多，生存艰难，他们的流浪命运更值得关注。他们曾被誉为“农民工”，后来被叫成“产业工人”，还被称为“打工者”。有一种文学曾被叫作“打工文学”，在她2010年到达广东前已红红火火响遍全中国。她后来重点描述的，正是这些打工者的生存状态。然而，她却被别人质疑着——因为她并不是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入到这个写作场域的，所以，哪怕她写了打工题材，也不能被归类进打工文学！

她想起2011年自己提着被褥，走进樟木头镇樟洋社区电子厂的那一天，她是亢奋的。从西北来到岭南，她虽生活困顿，但却滋生出一种强烈的介入现实生活的愿望。这里是陌生之地，但又不是简单的陌生之地——她在这里看到了故乡的影子。于是，她带着这种“双重眼神”来到了车间，并在那个地方看到了诗意——那独属于她的诗意。那种诗意不是拔高的结果，而是被压缩到最低端后的浓缩，是一个赤裸裸的、貌似枯干的东西——是压缩饼干，是方便面，也是胡杨树干。她觉得自己的眼神就是溪水，浇灌到哪里，哪里就丰腴柔软。她是后来才慢慢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能真的提着被褥到达现场——因为那些质疑声传来后，令让她异常吃惊。一位研究打工文学的评论家反复强调她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时，其实，并不是对她本人或她的作品感兴趣，而是想侧面功击她，她的作品不能归进“打工文学”的理由是她不是一个“真的”打工者。

是的，她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真的打工者；但同时，她又是一个确实创作了打工题材的作家——她的作品和她的身份构成了某种合成的困惑。她一直想在写作上有所突围，但却不知从何下手。2010年8月，当她步入深圳书城时，整个人如泥塑般呆掉。一位新疆女孩的书码成垛摆在那里，高大、惬意、优雅，而对方比她年龄小。她们曾有过短暂的交往——那女孩在她家的灶上做过肉馅饼。一种火辣辣的疼痛从心底浮起。她已临近不惑，可依旧寂寂无闻，不知自己应在哪个题材哪个方向上努力。现在她醍醐灌顶——她虽不知自己该往哪里走，但却已知不该往哪里走——这女孩已写过的素材，使用过的腔调，全都是她应该禁用的。

她无法写官场，她甚至也写不了白领；她已远离校园多时，甚至她连驾驭言情的能力都丧失掉了……所以，留给她的选项实在少之又少。她这样一个人，到底应该写什么？她是在被街景逼得睁不开眼时，才陡然发现了另一条路。时光迢迢，千里万里。作为一个从新疆——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来的人，她在广东的“天堂”看到了什么？她看到樟木头镇的街道上急匆匆走过的行人，手里端着白色塑料饭盒，一边走一边吃；她去超市，发现周边全是穿着工装的男女，厂牌就吊挂在胸前一摇一晃；她发现原本沉寂的大街，在夜里九点半后陡然喧闹，一群群黑发人如潮水般拥挤，简直浩浩荡荡。她被裹挟着向前时，脑海里燃灯般亮起那句话——“也许你可以写写他们。”她迷迷糊糊感觉到自己能理解他们，因为他们背后的乡村，是她多么熟悉的环境；她和他们有着相同的来路，被同一种贫穷所折磨，遭遇到的是同一种不公。她知道他们在那一瞬间为何会显得慌张、敏感和憋屈，她相信自己能解开他们的心魔。

虽然她已置身于珠江三角洲，虽然她知道这里是中国经济生活最炽烈的地方，然而，她总能感觉到一种隔膜——她惊诧于工厂生活和整个当代中国生活的脱节！工厂被围墙圈了起来——那围墙像犀牛身上的厚皮——人们对里面的一切都不得而知。然而，在工厂围墙之外的，是一个有便利店、小宾馆、大排档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泾渭分明。然而，那些离家远行的打工者，数量如此之巨大，已是现实生活无法忽视的存在，但在各种文件和文学的描述中，他们的形象含混而暧昧，不为人所知。打工者自身那热腾腾的肉身，和车间里机器的冰凉，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在暗中吸引着她去靠近。

在她的作品中，她特别强调“我”的介入。如果此前的纪实作品强调的是客观与真实，强调全知视角，强调价值评判者的权威，那么她恰恰相反——她强调自己的局限性，强调限制性的视角，强调破碎、不连贯和混杂。她知道，在她的语言易容术中，她更看重个人，看重内心，看重私人化的表达，而不是依附于一个主流话语的宏观讲述。在她的笔下，“我”不仅仅是个被描述的人物，更是个具有“引导者”身份的人物——她试图让纪实文学从传统的“我替你看”到“我带你看”。在她看来，身为作家，要么是一个外在的作家，如托尔斯泰和狄更斯；要么是一个内在的作家，如卡夫卡和博尔赫斯。而现在，她更青睐于托尔斯泰和狄更斯。

后来，很多人都吃惊于她当时的怪念头——拿着身份证，骑着电动自行车去找工作。她是真的去了——要不，她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所以事实上，她已跨越了那条看不见的界线，她让界线两旁的人——打工者和知识分子——都感到不爽。她如钻孔机般，试图凿开另一个人群的生活现状的努力，打扰了固有地看问题的统一步调，于是，人们低声细语，说她是一个虚假的打工者，一个讨厌的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伪君子”。

采撷到素材后，在樟木头宝山上的那间小屋，她进入写作。写到疯狂时，她感觉大脑像高速运转的发动机，令头顶冒出白烟，浑身发热乃至发烫。可惜，这样的高潮时刻可遇不可求。她在写作中找到了自己文学上的“新地理”，找到了渴盼已久的腔调，找到了让自己倍感舒适的词语组合方式。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从五千公里之外的绿洲“盲流”到这“瘴疠之乡”的岭南，她终于在写作中获得了答案。

四

当她去打工的举动被媒体总结为“卧底”时，内心充满了羞耻感——好像心中有一处正在化脓的伤口。“我又不是特务，犯得着去卧底？”她在那一刻的心境，根本不像“卧底”所指涉的那么复杂，那么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当时的她，并不是想要去感染什么、煽情什么，只是觉得应该去补课——她知道那种感觉沉甸甸地存在着，但只靠别人讲述无法深切体会。其实，她的动机简单至极。然而，她知道抗议也没用，因为报纸已白纸黑字地印刷了出去。后来，有个媒体要做视频，也用了“卧底”这个词。她看到后提出抗议，让编辑修改过来，但主编又打来电话，说题目太平淡会影响点击率。她想了想，实在抹不开面子，遂答应恢复原来的标题。但“卧底”却是根鱼刺，一直卡在她的喉咙里。

几个月前的某次座谈会，一位评论家说到她的“卧底行为”时，她感觉浑身燥热，像香槟酒被揭开木塞，突然就炸裂开。拜托，媒体和大众的趣味怎么能是评论家的？原本这个词就是强加给她的“红字”，怎么连评论家也跟着起哄？当她感慨对方并未深读她的作品时，又马上陷入自责。现如今，环绕在人们周围的是电视、电脑和手机，拿起一本书一字一句读下去的人简直就是恐龙。她自己是恐龙倒也罢了，怎么能要求别人？

“卧底”是对她的身份进行质疑的一种方式。然而，为什么要强调身份？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身份同时就是一种视角，就是你看到了那些现象后，会怎么理解。他们提出这样的质疑——在一个进工厂为了挣钱而埋头苦干的人那里，工作就是饭钱；而在一个进工厂是为了摄取素材的人那里，工作只是一种途径。

她点头承认——没错。

然而，她并不否认前者中的佼佼者所创作出的文字，与血肉相连，更具直接性、现场性和及物性，但同时，她也不承认后者的行为全然属于伪善与矫饰——一位真正的作家，即使本身不是打工者的身份，仍然会关注打工者的命运；而一位流水线工人所体会到的疼痛，和安娜·卡列尼娜所体会的疼痛，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文学是靠“文学正义”而非“单向度的社会正义”来证明自己的意义的。她认为，在这两个群体中都会有人写出优秀的文本。可以有“打工文学”一说，但却没有所谓的“打工作家”，因为对作家来说，只有“好”和“不好”两个标准。只有最具原创精神、表达最杰出的作品会被留下，而这和该作者是否是“打工者”身份关系不大。

后来，她的作品不断获奖，令她有不少站在舞台上的机会，然而，这一连锁反应的最初，还是要追溯到她拿着身份证，骑着电动自行车出门的那一天。上帝作证——她根本不是为了当“卧底”，而只是觉得“与其听别人讲，不如自己去干一干”。她实在是一个头脑甚为简单的人。那一天，她在家里捡了件样式陈旧的夹克衫，配了条牛仔裤，就那样素颜出了门。在她看来，进入工厂的难度系数，比进入哈萨克人家的毡房，进入维吾尔族人家的院落更为轻松——至少对方说的都是汉语。在她看来，一位作家如果只描述自己熟悉的生活，那便无力表现现实生活的复杂和多样性。以往因交通不便，户籍制度的捆束，人们总生活在固定区域，单一而封闭，互不关联，而现在，大量的人口游走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互联网和卫星电视又让人们的交流更为紧密，所以，进入多个不同的场域去观察，将各种人物组合起来彼此参照，才能构筑起一种相对完整的当下生活。因为，没有一座单独存在的岛屿。

在考入大学之前，她是个拥有农村户口的乡下女孩。她的养父母是城郊乡种菜的农民，一亩五分地就在哈密市的周边。她一直生活在城乡接合部的夹缝中。她的童年记忆里充满了饥饿——难得吃到白面，总是以苞谷面和土豆充饥。那个时候，物质异常匮乏，而那种极端状态是今天的“80后”“90后”无法体验的。她最初上的是哈密市城郊乡小学。她记得那时的学生要轮流给学校生炉子。凌晨时分，她提着装好木柴的竹筐来到学校，用报纸引火后，再将煤块压在木炭上。等黑烟冒完后，同学们就陆续进了教室。她喜欢学校，喜欢汉字，喜欢每一天都莅临的新知识。从那时起，她就能享受到获得知识后的狂喜——那种狂喜发自肺腑，无以表达。十岁时，写作迷住了她，她在葡萄架下立志要当作家。从十五岁创作出第一部中篇小说起，她一直笔耕不辍。

1990年通过高考，她转为城市户口时，根本无法预知，广东的农村户口意味着能分红。1993年大学毕业后的择业，让她再一次认清了命运的强悍。那时，到处都流传着迟志强的《铁窗泪》，而那首歌的氛围也好似她困兽般的心境。她的养父母是目不识丁的菜农，她想要找到一条出路，只能靠自己去拼——于是，她只身来到乌鲁木齐，进入一家媒体当记者，以聘用人员的身份。关于农民工内心深处对土地的依恋，总被排斥在社会边缘，总被各种总结和新闻所忽略的状态，她再熟悉不过。事实上，她从新疆南迁到广东的行为，也属于“盲流”——因为在新疆她不过是个自由撰稿人，并没什么单位需要撕心裂肺地抛弃，所以，她抬脚便走开。后来，她发现自己的这种边缘的、外围的、受排挤的状态实在是奇怪——简直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的“格格不入”有异曲同工之妙。

2010年她已临近不惑，但写作依旧无任何突破——失败，失败，失败。她陷入绝望——那么，就按照自己的愿望随便写吧；那么，写到哪里算哪里吧。关于写作的秘密，她是2011年在樟木头宝山的小屋里获悉的——原来文字不仅需要凝练，需要有表现力，还需要敏捷的速度。速度感非常重要——速度就是节奏，就是风格，就是一切。对普通人来说，生活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不必考虑保持前后一致；而对于作家，不仅要让散乱的生活碎片保持前后一致，还要努力维持一种内在的速度。

也许后来的读者会觉得非常惊诧——难道一位作家进入某个领域的创作，还需要一种身份特权吗？然而此时此刻，因“身份”而引发的“卧底”问题，似乎已构成了一个话题。正当大家在争论她的作品是否属于“打工文学”时，另一个词语出现了——“劳动者文学”。显然，“劳动者文学”不仅包括劳动者所写的文学，也包括描述劳动者生活的文学。当《工厂男孩》被纳入“2018十大劳动者文学好书”之列时，显现出坐标系的更加宽泛性。

五

从星铂宾馆走出去时，已过了夜里九点。迎面吹来一阵风，让她的脚步变得怔忡犹疑——她体会到的是凉，而不是冷，更不是冻。已经十二月了，她的腿上只套了两层丝袜。她这样在新疆长大的人，抗寒能力非常强。酒店侧旁的路口处，挤着四五辆摩托车，站着几个黑乎乎的人影，看不清衣着和面部。她壮着胆，走向离自己最近的那位，轻声询问——

“我要到对面那栋楼去，怎么走更方便？”

她等待对方冷言冷语，或干脆沉默，因为她并不是对方所期待的乘客。那个男中音在暗中传来，声调里的熟稔好像他是村里的邻居——

“你要往前走，不要往后走，前面就是天桥，过了天桥就到了。”

而此前，她根本不知有天桥，所以走了相反的方向。她一迭声地说谢谢谢谢。她是真心地感谢这个黑乎乎的男人，因为她非但没有给人家带来任何利益，还打扰了别人。“利益”是个多么隐晦而暧昧的词。如果没有利益，很多人的很多行为便无法解释。似乎亮出利益之剑，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所以，她真心地感谢这个男人的热心。

她一步步走上天桥时，迎面的风也一点点强劲起来。她并不想思念什么，可这时，那风里少见的爽脆让她不由得想到了“哈密”。一想到“哈密”，她就要想到少女时代的星尘往事，想到她的养父母。两位老人的逝去，让她沉痛地感到自己已是真正的孤儿。葬礼改变了她的泪腺，让她的眼眶从此不再轻易湿润——哪怕遇到诽谤和诋毁，秽语和污言。有什么可以和死亡比拼的？有什么可以和文章比拼的？她的坚强是咒语和打击淬炼而成的。她坐在书桌前像坐在山端，往下一看，除了洁白的巨型云块，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她只一心一意地在她的王国，敲打她的键盘。一心一意。

现在，她在风中裏紧厚厚的大红围巾，继续向前。她不知书城的工作人员是否已下班，也不知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车。她看到那个年轻的保安——面孔光洁，眼神干净。她朝他走了过去，申诉了自己的困难，而对方指了指四方形黑洞：“你从这里走进去吧。”于是，她一步步走进那张“大嘴”的深处。拐弯后再拐弯，她来到了负二层。看到自己的车时，一阵欣喜涌起。拎起装洗漱用品的袋子时，她真的生出一阵冲动，想一脚油门开回家。然而，她又摇摇头。关紧车门后，顺着通道又走了出来，她向保安挥手致意。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年轻人，也就二十岁出头吧。他的眼睛暴露了他本真的内心。他显得好纯洁。

她又一次站在了天桥的正中心。一个秘密的、充满启示的时刻。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她从没像现在这样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独自一人！在家里有丈夫和儿子，在单位有同事，到咖啡馆写作有服务员……在她的生活中，难得会出现这样的空当儿。独自一人的她，注目着书城楼顶上璀璨的灯光，注目着路灯上挂着的红色中国结，注目着榕树下稀疏的车流……她痛心地发现深圳如此之美。深圳太美了，美得极不真实。深圳的美不仅包括它的建筑和人群，更包括它特殊的影响力。

和那些从未在此地居住的人不同——毕竟，她和这座城“同居”了一年。听到那些地名时她会为之一振，那些白石洲、下梅林、华侨城、香蜜湖啊，像是她梳妆台里的珠宝。她在舌尖上反复揣摩着这些地名，像在品味巧克力。然而，她却是深圳的手下败将。她在南山区桃源村只暂住了一年便落荒而逃。那个时候的她，没有勇气接受这块璀璨的蛋糕。这座过渡之城的壮丽和稠密让她眩晕，让她心生胆怯。她是在那种明澈、激情甚至亢奋的调子里，变得越来越低的，最后，简直要低得快要匍匐了下来。

她再也回不到2010年8月20日——那个瞪大眼神凝视这座城的时刻了。她原本性格刚烈，但却被无奈裹挟，一跺脚一转身，于2011年离开了这个特大城市。作为一个次要的人，她退居到了一个次要的地方。一阵更为强劲的风吹来，令她浑身打了个寒战。她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游移，也意识到自己的天真。她的“深圳童话”早该清醒了。在东莞，她的生活回归到城乡接合部的调子——她熟悉的调子。她那颗乡村少女的心就在这种调子里安稳了下来。她在东莞感受到的，虽然也是陌生，但又是一种熟悉的陌生，是一种更复杂、暧昧和多义的感受。

一个人在宾馆睡觉是什么感觉？在家里时，总是手不停嘴也不停；在这里，手不停，但嘴却完全关闭。虽然和家只隔了几十公里，但她还是怀着天涯孤旅的悲凉朝窗外看了一眼，再钻进莲蓬头，让热腾腾的水滴冲刷身体。留下卫生间的一盏小灯后，她钻入雪白的被窝，阖上眼皮。睡觉，睡觉，睡觉。心里默念三声后，时间被分割成一秒一秒，之后，脑袋里便塞满了棉花。

天明时分，她从睡眠的泥浆里挣扎着出来，去三楼吃早餐。迎面碰到个陌生的女人，热情地打着招呼：早上好。她一时反应不过来，面部的表情没能调整成灿烂状，只唯唯诺诺地点点头。面对两个装满食物的白瓷盘，她愣怔住。2018年12月9日，在深圳宝安区星铂宾馆1601房一个人过夜后，她又要开始吃一个人的早餐。此刻是清晨八点。这样不确定的瞬间，难道不应该被记录下来？难道就没有意义？她知道，她喜欢这种复杂性，她在意这种复杂性，她正享受着一种无所事事带来的闲散，而她为能拥有这样在别人看来没有意义的时间而感动。

六

走出酒店大门时，门口依旧挤着四五辆摩托车，以及一堆黑乎乎的人。其中有一个直愣愣地望着她，好像他认识她。借着早晨的曦光，她看清这人穿的是黄羽绒服、蓝裤子和黑鞋，手里捏着个保温杯。他正拿着杯盖喝水。一切都没有问题，但一切，又都有问题。首先，是他的眼神。那不是彻底陌生的眼神——多年来，她对人们投递来的眼神多么敏感：喜欢她的，讨厌她的，仇恨她的，嫉妒她的，埋怨她的……她早已千锤百炼过。而现在，她陡然想起，在昨天的暗黑中，她曾向一个人咨询过。

——难道是他？

于是，她举起右手，向那个端着杯盖、秘默如泥俑的男子摇了摇。对方似乎一直僵硬地站立着，但似乎，下巴却微微地动了动。之后，他们便擦肩而过。那个男子的身材倒算魁梧，五官也还周正，可是，他的衣服、裤子和鞋子，都黯淡灰旧；他那头蓬乱的黑发，粘成一缕一缕。这就是差别——这就是盖茨比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差别——这种差别显而易见。她想起那句话——劳心者制人，劳力者治于人。同样是“劳”，然而，此“劳”非彼“劳”也。再见，劳动者。她走过了这位男子，继续向前。

天桥旁的商场正在装修，露天工地上堆着水泥和石板，头戴黄色头盔身穿着黄色马甲的工人们正在劳作。再见，劳动者。她在走过人行天桥的中央时停下脚步。灯光丧失了霓虹后变得黯然无神，整个书城亦褪去梦幻色彩，显现出它不过是栋普通建筑物的本质。走下天桥，她再次看到年轻的保安。这一次，她依然申诉了自己的难题，而对方让她走到书城侧面的电梯，说那里可直接下到负二层。道过谢后，她心里一直犯着嘀咕——其实，她很想咨询一个问题，“你们这儿停车一小时多少钱”，然而，她还是把那个问题咽回了肚中。她已经拿到了奖金，应该给深圳贡献一点吧——她对深圳总是处于爱恨交织的感情中。

和她一起坐电梯的是个小男孩，背着双肩包，穿宝蓝色羽绒服、宝蓝色绒线裤、黑色小皮鞋。那孩子理着小平头，鼻梁挺拔精致，嘴唇红润，眼神滑溜溜的。她忍不住问他几岁。听说已八岁，她忍不住叹息：“你要快点长高哦。”她想起自己儿子的那两条大长腿。她突然感觉有些对不起儿子——为了这个奖，她浪费了和他共处的时间。打开车门时，她的动作有些急。一脚油门踩下去，她想即刻回到自家楼下。拐弯上行时，她不断地点着刹车。事实上，她的身体还处于僵硬状态。终于到了负一层。看到明亮的四方洞口时，她做好交一百或两百、甚至三百的准备。然而，横杆向上一抬，电子显示屏上并没有出现价格。她挥手向保安告别，心里默念着：再见，劳动者。

她很快驶到了高速路口。进入闸道时，一个身穿草绿色大衣、戴黑边框眼镜的年轻男子站在路肩上。他费力地从顶部取下一张卡后，再递给了她。那苍白的嘴唇解释说底部的取卡系统坏了。她心里一阵叹息——所以，他就一直一直地站在冷风中，一直一直地按着按钮，把一张又一张卡递给一辆又一辆车主人。这个凌晨，岭南的温度骤降，最多也就十度吧。她不知这眼镜男孩站了多久，只感觉他比儿子大不了几岁。离开时，她又在心里默念：再见，劳动者。

又一起车祸发生了。看着交警正在忙碌时，她再次下意识地默念：再见，劳动者。她一路都在飞奔，感觉身体和方向盘又融为了一体。看到“东莞欢迎你”时，她将右手竖成V，嘴里呼喊着“耶”。她的小逃离就这样宣告结束。她试图进行的叛逆和违规，就这样宣告结束。现在，她又重新返回到日常生活。关于昨夜，好像是一场梦。

她停好车。进入小区后，她的脚步变得缓慢起来，她闻到了荒寂郊区的泥土味。那是东莞的味道。她那像开水锅般沸腾的身体，在逐渐降温。那些滚烫和轰鸣，颜色和喧嚣，慢慢地变成了雾，变成了风。啊，童话深圳，再见了。她惊诧地发现，当她从天堂被贬谪到人间时，她那离开已久的灵魂亦归了位，让肉身不再轻飘；甚至，她还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她轻声说：翻篇了。关于这个奖，关于深圳，关于她那些有用或没用的情绪，统统地翻篇了。

终于推门走进了家——走进了蜗牛壳——两个男人穿着她离开时一模一样的睡衣。他们并没有因她的到来而大惊小怪，好像她根本不曾离开。她将厚围巾挂起来，又将奖杯和证书放进书架后，即刻打开电脑。“开始干活儿吧，劳动者。”她催促着自己。她这样一个出生于菜农家庭的女孩，长时间搁浅于边地，有多少机会要沦落成广场舞大妈，破罐子破摔。她知道呼喊“谁来救我”是可笑的。永远都没有人会来救你——每个人都只能自己救自己。她必须改变她的生活，才能过上她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像困兽般等待她想要的生活自动来临。

现在，她敲打下的每一个字，都通过她的手指连接着她的心脏、她的大脑。她是一个生活在文字中的女人。她在写作中找到了合法性、公民身份和归属感。那个敲打键盘的女人，是她一生致力于塑造的形象。手指就那样按了下去，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她脑袋里那些灰暗的画面，随着噼啪声的响起，居然变得熠熠生辉起来！她感叹着，兀自幸福着，像坐在被巨型云块环绕着的山端。

一心一意；一心一意。

作者简介

丁燕，女，诗人、作家。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新疆哈密，现居东莞。主要作品有《工厂女孩》《工厂男孩》《沙孜湖》《低天空：珠江三角洲女工的痛与爱》《午夜葡萄园》《母亲书》《我的自由写作》等，作品曾获第六届、第七届全国鲁迅文学奖提名奖、《亚洲周刊》2016年年度十大华文非虚构奖、2018年劳动者文学十大好书奖、文津图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