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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之害，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保持五千多年的生命力，以“中”为“医”的防疫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

“瘟疫”一词，最早见于晋代葛洪《抱朴子·微旨》：“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瘟”，从其会意看，是一种发热的病，“昷”意为一个人坐在澡盆里洗澡，引申为发热。“疫”，从其会意看，是一种普遍性的病。《说文》释“殳”为“以杖殊人”。清医吴瑭在其《温病条辨》中说：“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一种像被驱赶服役一样难以逃脱的病，即为“瘟疫”。也有人考证，“殳”为古代巫医降妖之桃木剑。先民们认为瘟疫是鬼魅作祟所致，当祈神以解。《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两千多年前，从宫廷到乡间，每年岁终“先腊一日”，要举行“大傩”仪式，以送瘟逐疫。要想成功驱鬼逐疫，就要祈神娱神。因此“医”字从“酉”，据考为“酒坛”，引申为祈者饮至恍惚之状，以期会神。魏晋之后，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分，拙著长篇小说《农历》中描写的社火仪程中，可见其遗存。

上古时代，巫就是医，巫大于医。许慎《说文》讲：“古者巫彭初作医。”巫彭乃黄帝之臣。医典《说宛》载：“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先秦时期，医巫分离。中华医学的权威经典《黄帝内经》诞生，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特别是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念，让中华医学走向“科学”时代。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瘟疫防治经验。《素问·刺法论》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详细记载。至明末吴有性先生所著的《瘟疫论》问世，中华瘟疫防治渐趋成熟。《中国疫病史鉴》载，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流行疫病，但因中医的有力防治，都未造成像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等死亡上千万人的悲剧。

在我看来，中医之所以能预防瘟疫，在于其原始意义上的“卫生”思想，让生命保持生机，远离杀机，是其关键。生机从“能生”来。通过“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保持和“自然”能量上的高度同频。这个“自然”，就是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大自然”，它是所有生命的母亲，是能生者，所以生机在它那里。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顺应自然，尊重规律，严守历法。对应在养生上，就是保持“恬淡虚无”的状态，让“真气存之”。落实在医理上，就是扶正祛邪。《黄帝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要正气存内，就要让“大自然力”成为生命的源头活水。儒家开出的心法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个“中”，形象地讲，就像一个贯通天地人的管道。 《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可见“中”是一种生命力没有损耗之前的状态。而要让生命力不损耗，就要管理好情绪。 《大学》讲：“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忿懥、恐惧、好乐、忧患，都在不“中”上。要想让正气存内，就不能忿懥，不能恐惧，不能好乐，不能忧患——或者，让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度上，“发而皆中节”。此谓安心，安心是药。一句话，尽量让心处在仁爱、清静、平等之中。

为了更有操作性，《黄帝内经》又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何才能精神内守，中华先祖探索出的方法是，要么不起念，要么用一念代万念，要么把私念转公念。因为正念生正气，正气本身就是精气神，就是免疫力。《中庸》讲，“大德”“必得其寿”，明代大贤吕坤讲，“仁者寿”，即是此理。

中医还强调预防。《黄帝内经》讲，“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鹖冠子·世贤第十六》记载，魏文侯求教于扁鹊，询问他兄弟三人谁的医术最好。扁鹊如实回答，大哥最好，二哥次之，他最差。魏文侯大惑不解，说，差的你名满天下，好的他们却默默无闻，为何？扁鹊答道，大哥治病于未发，二哥治病于初起，难以看出效果。而他治病，都是在病情危重时，前后对比强烈，因此名闻天下。治病如此，防疫亦然。

中医认为，疾病的病因是本，症状是标，所以治病必须寻求病因，对因治疗，才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所有的病，概括地讲，都是正气不足造成的。《黄帝内经》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扶阳扶正就成为中医施治的关键。而要扶阳扶正，秉持辩证思维就至关重要，因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同样是乙型脑炎，对于1956年石家庄的症状，蒲辅周先生施以白虎汤，大见奇效，治愈率高达90%以上，因为病因是石家庄久晴无雨，属暑温，宜清热解毒养阴。而对于1957年北京之症，蒲先生则改用白虎加苍术汤、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因为蒲先生判断，北京阴雨连绵，湿热交蒸，属湿温。

为了治本，中医强调，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天补。特别讲究“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治法也不单单是施药，还有乐疗、心疗、针疗、灸疗、按摩、导引，甚至包括祝由和吟诵。

中医主张养生气，去杀气。药王孙思邈《千金方》讲：“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意为用杀生的方法来养生，实乃背道而驰。医者如此倡导，官方止杀入法。早在《礼记·王制》中就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汉律·九章》载：“不得屠杀少齿，违者弃市。”以此来长养生气和气。古人认为，动物在宰杀时，会变怨为毒。因此，医者常言，“瘟之至也，非江海鳞甲之类而不生。疫之至也，非虫兽毛羽而不存。”明代著名医家吴有性通过临床实践发现，“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戾气致瘟说，得到后世医家普遍认可。《说文》释“戾”为“犬从关着的门中挤出，必曲其身”，意指动物遭虐而暴怨，从医学层面回应了中华文化中和气致祥的哲学思想。

万物同体，民胞物与，无论是生存生产，还是生活生意，都要在尊重生命的大前提下进行，都要在维护生态的大前提下进行，亿万年延续的生态平衡一旦打破，灾难的潘多拉魔盒就会打开。在协助央视采拍540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但凡能够保持千百年的名门、名村、名镇、名街、名城，都有一套格外严格的保护自然规则，节目第一集就是《敬畏之心不可无》，在许多人心目中，对生命的尊重，不但是修养，而且是信仰。

因此，中医很少用杀毒的概念，而用“解毒”。

许多中华传统节日，本身就是防疫设计。以过大年为例，在古代，从腊月初八开始，到腊月二十三结束，整整四十五天，中国人都窝在家里过年——《素问》有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又讲：“秋善病风疟”，主症为恶寒、发热、自汗、恶风。因此，古人设计了“秋收冬藏”，停止生产，在家安处。在许多地方，还有过年不动刀剪不动针线之俗，就是让人们停下来，享受生活，滋养生命。古人认为，不能保持生机的生产是需要警惕的。在速度和安宁之间，古人更选择安宁。这样的设计，也符合中国人的阴阳哲学观。《系辞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春夏大动之后，通过大年，让人们进入大静，达到生命本身的阴阳平衡。换个方向看，也是通过大年的大静，为春夏更好的大动，储备生命力。中国人深知，欲速则不达。这也是“中”。

行文至此，我们就会理解，中国古人为什么讲“上医医国”。中华文化，是一种保持生机的文化，一种以防为治的文化，一种以“中”为“医”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