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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就是一所房子 ——《寄生虫》的当代寓言

来源:文艺报 | 阮波  2020年03月09日08:46

韩国与中国文化之相通,对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之共识,充分表现在《寄生虫》海报上“光脚的”和“穿鞋的”合影中。但如果仅仅以传统手法表现贫富矛盾,此片就不会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横扫戛纳金棕榈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等奖项的惊喜之作。

这是一部无门槛要求、甚至孩童都能看懂的艺术电影。创作者看似无心挑战观众的专注力、洞察力、学历背景,实际上还是通过细节不断释放深不见底的心理信息。影片情节设置并没有预想中的艰深复杂,也并非过山车般不可想象,观众顺着导演的逻辑完全可以捕捉片子的每个转折点。《寄生虫》两款电影海报的设计颇有戏剧性:一幅是以别墅为背景的合影,一幅是在别墅里面的合影。电影一半以上的故事也都发生在别墅里,将电影当作房子进行解构,可以让观众更容易看清它的结构与表达。

作为基础的贫富矛盾

生命就像一所房子,无论好坏,每个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可无论富人的别墅还是穷人的地下室,房子的底层都属于穷人。本片对空间结构进行了精妙控制,讲述了一贫一富两个家庭的错乱交织,给人非常直观的视觉冲击力。

社会底层的一家四口,蜗居在地下一层的出租屋里,破败混乱,阴暗潮湿,街上醉汉的一泡尿或是打虫药就能让地下室换了天地。虫子、电线、天花板、墙壁、家具、杂物……油腻的煤气炉久未开灶了。父母生意失败赋闲在家,儿女都在补习失业状态,靠偷用附近时有时无的网络信号打发时光,聊以维生的披萨盒子叠得歪歪斜斜……就是这样一个勉强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物似主人形。

富人的精英之家:顺坡而上的韩国半山豪宅,单门独栋,要经过两层台阶才到达庭院地面。镜头带着我们进门,扫过了草坪、台阶,曲径回廊,树木掩映,阳光明媚。一层客厅是清一色的玻璃幕墙,空旷极简、高级灰调、顶级实木,整齐归类的艺术品、奢侈品点缀其间。富人家的一家四口:国际IT公司CEO的生意背景与温顺纯良家庭主妇的日常喜好,一致强调家庭的国际范;乖巧用功的女儿和天赋异禀的儿子,完满了这家人童话般的幸福生活。

上流社会与草根阶层之间出现了这道契机,名牌大学出身的好友出国做交换生,拜托好兄弟代班,以确保自己的学生女友不会易主,却直接把穷人家的二儿子推向天堂生活。他伪造名牌大学证书,顺利成为富家千金的家教与男友。接着,妹妹成了富家少爷的美术老师,爸爸成了司机,妈妈成了保姆……一家四口靠着谎言在富家别墅里高薪就业、一家团聚。同一屋檐下住着两个家庭,戏剧性逐一展开、层层递进。前管家夫妇的出现,才真正实现这起悲剧的起承转合。三家人的命运就此环环相扣,铺展开来。

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处女座导演奉俊昊,在将剧情铺排得跌宕起伏的同时,对于细节的表现也堪称无懈可击,并且保持住其处理细节一向的幽默感与不着痕迹。

心理隐喻与人性寓言

今年奥斯卡大赢家多为反映社会底层的电影,关注草根生活逐渐成为电影艺术这些年创作主线之一。《小丑》与《寄生虫》在主题、手法、风格等电影语言上有不少共通之处,特别是反复使用“阶梯”作为阶级表现的强化物态形式。奉俊昊一直希望“从空间看出人物的阶级关系”,他使用“房子”和“阶梯”,强调顶端与底层的对比。

著名的马斯洛心理需求金字塔,竟然与电影的建筑空间严丝合缝:

半坡独立别墅——自我实现、尊重需求的顶层——高级阶段;

别墅二层卧室——私密空间、归属需求——中级阶段;

一层花园大厅——安全、社交需求层次——初级阶段;

穷人地下蜗居——生理需求、潜意识层次——底层阶段;

别墅地下二层——潜意识向集体无意识过渡——最底层。

从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到意识、前意识、潜意识,再到荣格的深层“集体无意识”,再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都与电影里的别墅一一对应,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地面上的楼层是玻璃透明、一览无余的秀场,每个社会人都可互相观看、交往。而地下那层连屋主自己都不知道,前任屋主因为羞耻感没告诉现任屋主这个秘密,却由一个管家继承了下来,将欠债的丈夫藏匿其中——你让一个人下岗砸饭碗,这背后砸的可能是无数不可告人的秘密与拼命,一个人潜藏在最底层的欲望与邪恶一旦被勾出来,其能量之大无异于生命中的原子弹。

最后的杀人事件被简单解释为“非类型化”的疯子杀人。结局是一种被稀释的荒谬,最最荒谬的是,杀人犯就躲在地下室里,依然躲在潜意识、原欲的黑暗里;而他的儿子,站在高处拿着望远镜,那间屋子的地面部分被他一览无余、牢牢掌握,这才是惊心动魄之处:窥窃继续,等待有朝一日登堂入室,取而代之。无论房子换什么主人,儿子的恶意窥视与地下室中父亲的潜意识,这样的危险永远包围着这所房子,包围着所有人的社交生活,包围着整个光天化日之下的人间,直至某天,他们从黑暗中一跃成为主人。

当然,这部电影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完美:片子开头,有手有脚、聪明活泼的一家四口所处的窘境——这是失业、备考、生意失败都不能解释的窘境——再坏的社会,也禁止不了父母承担基本的家庭责任,保洁、保姆、端盘子、开出租这样的活儿总还是能糊口的。穷人家折披萨盒子时的应付、耍赖、骗钱,奸懒闲滑预示着穷困的缘由,并非努力而不可得的悲哀。同时,电影也隐藏或是忽略了富人的努力。

电影精彩之处不仅仅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反转情节或细节铺排,导演的野心无疑是组织一出当代寓言,并且还要让所有人都能看懂。有人说,《寄生虫》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艺术和商业并不对立。它在保证观赏性、娱乐性的同时,依然拥有饱满的情绪张力和硬核的社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