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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是新中国电影艺术的风骨

来源:文艺报 | 刘金祥  2020年03月06日16:00

连月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肆虐,给人民生命健康造成极大损害与严重威胁。全国各地医务工作者临危受命,逆向驰援,义无反顾地昼夜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用辛劳与汗水谱写出一曲曲“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英雄赞歌。讴歌和礼赞这些呈具英雄风貌和英雄风范的医务工作者,是当下作家、艺术家不容推卸的职责,也是素有英雄题材电影创作传统的当代电影人的使命。实践证明,电影自诞生以来,就始终是重大历史的在场者和追忆者,与其说这是一种艺术自觉,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必然。

英雄是人类征服自然、抗击灾难的豪杰和改造社会生活的先驱。从某种意义上说,“英雄”就是一种气质、一种品格、一种情操、一种追求,人们对英雄的期许亦是对坚韧意志、坚强毅力的期许,是对超拔操守和高洁品行的渴盼、对家国情怀和百姓情结的秉持。伴随这种期许、渴盼与秉持的还有大众对英雄的效仿、崇拜与敬畏,即人们在潜意识中形成的浓郁、鲜明的英雄情愫,文艺作品一旦承负、展现出这种情愫,无疑将会引发人们心中强烈的心理共振和精神共鸣。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一直以来就是中外艺术家塑造英雄形象、传承英雄情愫的重要载体。在新中国70年的电影艺术发展史中,对英雄形象的塑造和表达始终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在电影屏幕上跃动,使“英雄”成为我国社会文化的主导性符号。对这些溢光流彩又气象万千的电影作品进行回顾、检视与反思,将对我国未来英雄题材电影的创作演进提供思想启发和艺术镜鉴。

一部英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族精神成长史。国家、民族不同,英雄主义的内涵也会有所不同。以审美的眼光对英雄主义加以观照抉发可以看到,英雄主义是中华文明和中国精神的主旋律之一,它已经以集体记忆的形式编码进国人文化生命的基因中。1949年以降,伴随社会主义制度在华夏大地的生根拔节,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位移和深刻变迁,新的审美观也逐步树立和确立。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和花枝招展的豪门闺秀遭到了人们的藐视,而勤笃勇毅、善良淳朴的普通劳动者开始成为被褒扬和推崇的对象。广大观众盼望能在银幕上索求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内在因由,希望能从电影中获取生活的动力与支撑,期冀通过电影提高自身的思想素养和文化素质,即便是观看喜剧片、娱乐片,也期望能获得有益于身心健康和精神成长的营养。此时,观众已不再是旧社会的达官显贵和踞于城市中上层的小市民,而是战斗和劳作在城乡各条战线的数以亿计的共产党人和普通劳动群众。在这种呼唤英雄主义情怀的特殊历史语境中,《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平原作战》《战火中的青春》《林海雪原》《烈火中永生》《暴风骤雨》《红旗谱》等电影应运而生,成功塑造出了赵勇刚、江姐、赵玉林、朱老忠等英雄群像。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叙事策略和美学机制,特别是那些将个人追求融入社会理想,充满历史温度、人性灵光并“寓教于乐”的叙述方式,以创作的激情与意识形态的完满结合使观众感到由衷的欣慰、振奋与愉悦。这一时期的很多电影就顺应、契合了人民群众对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心理想象,因而被电影理论界称之为“红色经典”。这些经典中的英雄形象承载着历史的合理要求与观众的审美期待,对英雄与人性、革命与爱情的复杂关系给予了富有生命动感的诠释,从而营构出了既有特定历史内涵又有丰富精神意蕴的崭新艺术世界。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总的基调和主题是革命和劳动,它们体现出英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影片满怀激情地讴歌了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时代英雄及其为实现社会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壮举。这在新中国成立早期,对于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国民自信心,培养国人尤其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品格,铸塑人们健朗高尚的审美情趣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黑格尔曾对时代英雄的主要特征,如崇高、圣洁、“表现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成为有生气的个别主体”等进行过科学阐释和理性界定。这对包括英雄题材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均具有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艺术在反映对象上的转移及价值观上的调整,直接影响到其后电影美学风格的形成和嬗变。创作者们在塑造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时代英雄形象时,展现出人物激昂向上的精神气质,气壮山河、气冲霄汉的英雄气概,以及电影崇高壮美的美学风格,犹如在银幕上掀起了一场场革命风暴,深刻地体现出底层社会民众为建设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迸发出的激情。究其根本,这种艺术方法和美学风格就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达和反映。而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电影题材的匮乏和样式的呆板,加之电影语言的相对单调,使得彼时银幕上的英雄形象还稍显脆弱与单薄,影响了电影文化意蕴的进一步拓展与开掘,尚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精神需要。英雄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固化形象,而是同样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憾的普通人,如果一味地拔高或简单放大其优长,那创作出的电影其说服力也将大打折扣。

当然,电影叙事中的英雄形象只是一种假定性的真实,历史与审美、现实与艺术的辩证统一才是电影叙事之“历史真实”的基本内涵。因此可以说,电影叙事中英雄形象的真实性既有历史拟真性的一面,又有叙事本质的一面。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我国银幕上的英雄题材电影开始逐渐转向观照与人们生活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现实,英雄形象日趋丰满可亲。这种可喜的变化是巨大的社会变革酝酿并促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这意味着极左时代的终结,经济建设从此也成为我国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主题。电影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形式与大众审美文化,其娱乐属性在不断增强,政治功能相对开始弱化,进入观众视野的时代英雄在高洁的品质和操守之外,开始以丰富的情感和朴实的言行打动和征服更多观众。

这一时期英雄题材电影的转型和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电影更加注重对感情氛围的营造和渲染。如在《周恩来》《百团大战》《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铁人》《钱学森》等影片中,政治意蕴与观众情感的融合、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绪的融汇成为了电影的叙事依托。影片中,当人们看到十里长街数万民众哭送总理英灵时,当看到彭德怀在雨中等候参谋长左权从前线归来时,当看到焦裕禄因病重用钢笔顶压着肝部“止痛”办公时,当看到英年早逝的蒋筑英生前对子女的一片深情、孔繁森将藏族老阿妈的双脚放进自己怀里、钱学森充满感慨地对妻子蒋英真情告白时,一种痛惜与刻骨铭心的感动便会涌上观众心头。在这些英雄身上,凝聚和彰显着我们时代最进步的思想和最优秀的品德。它们植根于生活、生长于大地,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所思所想、所爱所系息息相通,因而也更易被观众接受和认同。在这些影片中,编导们通过一种逼近生活肌理的,内蕴着对精神境界、现实处理与诗意升华的人物塑造,使时代英雄的银幕形象立于观众可感知、可理解、可效仿的基点之上,使观众在情感激荡与心灵震撼中也自觉地认同并吸纳着这些时代英雄的精神品格。

二是更加注重对现实社会的复制和再现。一部表现时代英雄的影片要影响、感染观众,引发关注和共鸣,其前提在于是否能让观众对影片所描绘的社会人生有一种认同感。这就需要影片直面客观真实的社会环境,哪怕是最严酷、最危殆、最困厄、最痛苦的社会人生。时代英雄与平常百姓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他们的生存情境、情感、欲望和需求也是普通人时常经历和遭遇的。因此,从社会一隅最普通的凡人小事切入,用时代的先进思想和优秀精神去烛照日常生活,就能给观众以深刻把握社会人生的诸多启迪。例如《战狼1》和《湄公河行动》对边境猖獗的贩毒现象的深刻揭露,又如《黄大年》对市场经济环境下价值观念裂变的深透描绘、《唐山大地震》中对惨痛的自然灾害的悲切回忆等,这些都是电影塑造时代英雄形象时无法回避的,也让人们产生感同身受、难以忘记的情感。只有让观众从变动弗居的大时代各层面、各角落的人文景观中,时时感受到时代英雄们的坚定立场和博大胸怀,而非用主观臆造、“率性”演绎的情节去应付观众,影片才能具有真正强烈的感染力和亲和力。

三是更加注重艺术手法的创新与突破。新中国早期的电影不断反对“单纯技术观点”与在唯形式、唯技术论中形成的拘谨单调的电影手法,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现象已得到大幅度的调整和改善。《大决战》《大转折》《建国大业》《建军大业》《我和我的祖国》等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风貌的影片中,那些江河汹涌、海浪滔天的自然情景的特写,那些硝烟升腾、气势恢弘的战争场面航拍,都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又如影片《云水谣》中,如明信片般精美的闽西叠画:幽长古道、百年老榕、神奇土楼、灵山碧水等,仿若带领观众进行了一次身临其境、感受超绝的游历。精巧的构图、简洁的画面、优美的音乐等极富冲击力的电影手段,在主流电影中都开始成为潜移默化地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以刻画时代英雄为主题的影片的观赏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正是基于上述的超越和攀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电影界所塑造的时代英雄形象取得了较大成功。相比新中国早期的英雄题材影片在创作上多侧重于人物的思想理念与行为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此类影片则更倾向于对时代英雄的价值追求、情感变化和心理趋向的刻画,同时又注重对人物思想行为内驱力的生发、解读,从而更好地激发观众弘扬正义正气、守护家国平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几代中国电影人通过孜孜以求的不懈努力,在银幕上塑造了众多可敬可爱的时代英雄形象,引导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健步前行,不仅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几代人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可以说,英雄主义是新中国电影艺术的风骨,也是新中国电影艺术的魅力所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一些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灾难,我国电影人也能勇于直面、积极介入,以悲怆银幕讴歌了众多在灾难中涌现的时代英雄及其壮举,使电影承载起了满满的英雄主义情怀。如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三部灾难电影“三惊”,就分别取材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1998年大洪水和2003年的非典,状绘了民族危难之际前赴后继的英雄群谱。如影片《惊天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摩步旅旅长唐新生和女县委书记任玥为代表的抗震英雄的忠诚、坚韧、果敢与智慧,让观众感受到一个伟大民族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精神和意志所焕发出的能量是多么巨大;《惊涛骇浪》以父子两代军人共赴国难的故事,不仅塑造了令人难忘的当代军人形象,也蕴涵与折射了英雄舍小家顾大家的家国情怀和捍卫军人荣誉的价值选择;《惊心动魄》则不仅真实再现了非常环境下人们的真情实感,也集中表现了医务工作者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真诚讴歌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愈挫弥坚的伟大民族精神。

当下,全国上下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医务人员为主体的不断涌现出来的时代英雄,理应成为电影工作者们大力讴歌、塑造的对象,电影人应将笔触、镜头探入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以生动反映广大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等仁爱、勇敢、友善、奉献的品格和感人事迹的影片,引导和感染观众,以文艺的温暖力量使英雄主义在当代电影中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