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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作家们的行动、思考、写作 同舟共济,以文学之光照见人类文明的经验

来源:文学报 |   2020年03月07日00:00

春日气息渐隆,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部署会议上讲话强调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在这次危机和大考中,亿万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共同抗击疫情。身处其中,作家们并未缺席,他们交付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是在经典中求索相应路径,是对自己如何在作品中回应现实的思考。

唯有对自然界敬畏,才能与其共生共存

武汉封城前夜,作家陈应松回到神农架,这几年他的春节都是在此度过。满眼的山山水水宽慰了他,更触发了他的思考。作为一名常年关注生态的作家,他最近二十年所写的所有神农架系列的小说都是在写人类破坏生态以后,大自然对人类进行了疯狂的、极端的报复。“现实就是如此,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不堪一击。”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似乎应该提上日程。在陈应松看来,“人与自然现在是一种对峙关系。并且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爆发。所谓被我们驯服了的大自然为什么突然这么疯狂?”而这次疫情,教会我们的是“放过大自然”。“人类向大自然获取的资源不仅仅是蛋白质,不仅仅是动物的身体的各部分。还有更美妙的鸟叫、蛙鸣、虫吟、兽吼。归根结底,人类有一个精神需要存在,本来是滋养我们精神的,却成了我们牙缝的残渣。我居住在神农架,早晨听到密集的鸟叫,晚上听到孤独悠远的狼嚎……我们应当尊重人与各物种的相遇,互不干扰,互相尊重。”

或许正是在此时,我们更明白“敬畏”二字的意义。如作家次仁罗布所说:“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应该要有敬畏,那是与自然,与万物和谐相处的法则。”他提到,自己曾看过一部名为《和谐拯救世界》的影片,其中讲到日本科学家从世界各地的江河湖泊里采集水样倒进试管,上面用各种文字写上“爱”“恨”两个字,让其冰冻结晶。“写有爱的结晶体花纹很漂亮,写有恨的结晶体花纹极其丑陋。由此可见人心与自然万物是相通的。我们的内心应该要有敬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躲过很多的劫难,与地球融洽地生存。”

“‘非典’‘新冠肺炎’触及一个微生物的世界。这是我们主动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作家熊育群认为,人类对地球造成的不可逆的破坏和损毁,已经对人类自身生存造成了危机,甚至是灾难。许多需要反思的课题呈现在我们面前,“小到生活方式,大到文明的本质,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发展方式,人与自然、人与动植物的关系等等”。在他看来,我们需要思考病毒对于这个星球的意义。“如果人类的生活没有顾及到其他生物,只一味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拥抱更加光怪陆离的新生活,我们如何看护好这个美丽星球?”毕竟,“病毒是人类自身生命的源头,它还将深刻影响并塑造人类的文明。”

在文学经典中求索一种人文方式和现实理解方式

疫情期间,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成为最常被提及的几部文学经典。究其原因,重读它们既是一种警醒,也是求索一种人文方式和理解方式。作家们通过重新解读经典,探求疫情之后人的善良、勇气、正义在生命个体中焕发的力量,以及更多思考。

作家李浩对世界文学中的瘟疫书写作详细解读,在他看来,就整个世界文学而言,把传染性疾病(瘟疫)当作生活事件来书写和记录的作品并不多,尤其是在经典性的作品中;而将它看作是“隐喻”的,放大和释放其隐喻功能的,则蔚为壮观,《鼠疫》正是后一种的经典之作。加缪创造的贝尔纳·里厄这个人物,“他的兴趣是‘成为个人’,努力对得起‘人’这个称谓——正是这个匮乏野心的个人,一个在日常中并不显得突出的个人,在奥兰城的瘟疫时期得以挺身而出,承担起救治和维护的责任……这个‘个人’喻示贮含在日常中的可贵的光,正是这种并不显见和夺目的光才是日常、时代和文明得以延续和继续向好的可能。”

而《失明症漫记》,李浩认为,“失明”作为该小说的一个隐喻,“更多地指认的是大众生活中‘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目’:我们似乎是看到了,但我们没有对它加以注意和审视,而只是漠然地、麻木地‘忽略’了它的存在。”萨拉马戈让小说中医生的妻子成为唯一未被失明困扰却舍身进入到收容院里的人,正是她最终带领收容院里的盲人们逃脱,迎来视力的恢复。“她的存在也是一种隐喻,一种对母性的、对爱的拯救之力的隐喻。或许只有她和她所负载的隐喻力量,才能使盲目的人得以拯救?”

某种程度上,文学经典是面向当下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学,从中可以寻求现实的答案。科幻文学作为一种典型的“面向未来”的文学,也给予了人们思考。作家陈楸帆提及科幻文学史上那些通过想象性的叙事描绘具有高风险与挑战的未来的作品,“借由讲故事,我们传播关于科技、人文与美学的观念,引起问题意识,展开思辨讨论,以这种种实验来‘摊薄’未来的风险。”也由此,让人们“记住在大灾难面前人类的情感与记忆共同体,像是海洋里的波浪,有个体的涟漪,又会引发共鸣共振,掀起波澜,十分深刻且微妙,超越了语言、地域与民族,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某种共性,那种东西令人恐惧又着迷”。

“以多种方式记录下这轰然作响的时间”

面对现实,落实到具体的创作,作家们何为?我们看到,他们的思考和正在进行的写作同样汇聚成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正如作家李修文所说,命运正在驱使大家写作。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一番话代表了作家们的心声。“我们共同承受着一段艰难沉重的时光。纷繁的情感以巨大的强度冲击着我们,震撼着我们的灵魂。这里面有千万年来人类面对时疫疾病的本能恐惧,有对我们生死相依的民族共同体的刻骨铭心的感受,有对那些逝去的生命的锥心痛惜,有对不计其数的医务人员、对所有坚守抗疫岗位、奔赴前线的奋战者的敬仰和牵挂。‘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加强烈地体认到,我们与他人紧密相连。他人的失去就是我们的失去,他人的苦痛就是我们的苦痛。而那些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奋然前行的人们,他们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他们照耀着民族精神的天空。他们身上,蕴含着中华民族于艰难困苦中经受种种考验而决不屈服、生生不息的力量。面对他们,我们理当尽每个人的一份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文学事关记忆,事关大义,需要承担、需要深思。我相信,我的作家同行们会以多种方式记录下这轰然作响的时间,铭刻我们国家和民族坚毅的身影。”

事实上,作家们正在以各种方式“记录下这轰然作响的时间”。作家邵丽通过微信和电话采访的方式了解基层的一些情况,在她看来,作家不必对所有公共事务指手画脚,而需要感受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时差”。“时差能让我们沉静下来,进行有距离的思考,从而更理解生活中的真相,以及那些真相对当下和未来意味着什么。”但她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在灾难面前文学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我觉得作家也好,文学也好,更应该看见别人看不到的,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就以汶川地震为例,让后世明白这次灾难的,可能文学比历史记录发挥的作用更大。当然,文学并不仅仅记录或者反映灾难,还应该有预知灾难的能力。……对这次疫情,或者类似的灾难,我们的作家要多说人话,有正常人的温度和态度的话。”

作家李修文身在武汉,目前在下沉社区,他的心愿如同所有抗疫一线人员那样,“仍有为数不少的人陷落在他们的特殊困境中,必须看见他们、找到他们、帮助他们。”他原本以为自己不会那么快对这场疫情进行书写,但如其所言,“所谓修辞立其诚,可能是因为最真实的命运来到了身边,对着什么去‘立其诚’已经成为了一种直觉吧,所以也就开始写了。”他表示,这一次的灾难极难书写,“因为它不是一场突然到来又突然结束的灾难,而是在长时间内对人进行考验。如果你不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提炼,那么,它就很有可能和你的写作互相抵消了。”

作家于坚则对文学写作面对灾难时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进行了阐释,“如果不写,才是灾难,这意味着忘记。《追忆似水年华》不仅仅是‘在斯万家那边’、《红楼梦》,也包括奥斯维辛。司马迁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孟子说,‘修辞立其诚’。这是文的德性。如果没有那些见证,记录,奥斯维辛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吗?文学的有效性在于‘怎么写的’,而不在于‘写了’。”

“在现实的苦难面前,文艺家离开沉思默想的书斋,变成行动者,去分担一部分新闻记者的工作,包括采访、写作、传播。此刻,他们与其说是文艺家,不如说是公民。”作家张柠引用加缪的话说明此刻写作的意义,“艺术是对转瞬即逝的世界的抵抗,它给现实另一种形式,而现实则是艺术激动的源泉。”

同样身在武汉的作家张执浩切身经历着疫情过程,在他看来,“最好的写作者都是在书写他正在或曾经经受过的生活,因为这里面有他血肉模糊的个人生活,需要文学之光来照见和擦拭。但若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每个写作者对现实的处理与反应是不同的,譬如说海明威是显性的,他甚至跑进了战壕;而卡夫卡则是隐性的,战争的灾难表面上看来并不大于他的肺痨。但我们不能用一种伟大来反对另外一种伟大。文学的有效性就在于,那些伟大的作品总是能够阶段性地关照人类的生活,而人类的悲剧命运总在重复上演,由此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循环印证,就构成了文学的‘经验’,也是人类文明的经验。”而无论你怎么写,都应该秉持文学的基本尺度,“这尺度中包含了我们人之为人的不甘、不舍,我们的怜悯、责罚,和同情之心。”

作家梁鸿更愿意在更后置的时间里进行关于这次疫情的写作,“一方面,我还在继续我自己正在写的作品,另一方面,也会思考这一现实与自己写作的关系,也许,有一天会直接写这一事件,这个不能确定,但是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思考一定会在作品中呈现出来。”而她想写的是更为细微的东西,“大地不是突然变白的,而是一片片雪花落下,最后改变了大地的色彩和形状。灾难也不只是意外,它是由一件件微小的事情积累最后变成大的事件。一个写作者的任务也许不是写大的灾难,而是灾难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个个微小事件的形状。这或者也是写作的意义。”作为目前“旁观而沉默的一群”,她希望,有一天,作为一个写作者,能够把这种沉默,和沉默内部的“羞耻”“疾病”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