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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良雄:真正识货的是读者

来源:文汇报 | 陈喜儒  2020年03月05日07:39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黑色封皮银色封腰的书,名为《文学的再生》。这是为纪念日本战后文学巨匠野间宏百年诞辰,由学者红野谦介、富冈幸一郎编辑,“野间宏之会”协助,藤原书店出版的纪念文集。书中收入历年来世界各国研究纪念野间宏的论文、讲演、谈话等百余篇,长达779页,又厚又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像一块大砖头。虽然装帧设计考究,并附野间宏不同时期的若干珍贵照片及著作目录年谱等,堪称是目前研究野间宏文学最全面最权威的资料集,但也贵得令人咋舌,定价8200日元,再加8%的消费税,还有快递费等,买它至少得花一万多日元,约合人民币七百元。我记得买本三省堂的《大辞林》,近三千页,也就6300日元,比这本书便宜得多。因为书中收入了我的文章《执著的探索者——访野间宏》,所以藤原书店的老板藤原良雄来信说,既是纪念,也是稿酬。

认识藤原良雄多年了,但来往不多。听朋友说,他很有经营头脑,书店办得风生水起。在日本经济不景气,岀版业每况愈下的形势下,他特立独行,独辟蹊径,专岀高难度、高品质、高定价的书,而且营业额每年以10%的高速增长,被称为出版界的神话、“狮子王”。

那年他随野间宏来华访问,虽对野间执弟子礼,尊重有加,但从不人云亦云,对出版、文学、政治、经济、国际形势,都有独特看法。野间宏逝世后,日本各界人士成立了一个学术性的纪念团体“野间宏之会”,事务局设在藤原书店。他担任事务局长,岀版会刊,组织纪念活动,召开研讨会,尽心尽力,任劳任怨。我虽是发起人之一,但远隔重洋,帮不上忙,心里过意不去,所以那年去日本写《野间宏论》时,特意去拜访他,当面致歉,同时也探讨一下在中国出版野间宏选集的可能性。

藤原书店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鹤卷町,接待室兼会议室很宽绰,中间摆着会议桌和沙发,四周是书架,陈列着他们出版的图书,印刷装帧都很精美讲究。在沙发上,坐着一位瘦削的老人。虽多年不见,但我一眼就认岀了她是野间宏的遗孀——光子夫人。每次到野间府上拜访时,都受到她热情款待。藤原把夫人请来,大概考虑的是倘若涉及版权问题,可以当面商量。

我与光子夫人聊天时,藤原良雄走了进来。他似乎变化不大,只是比以前胖些,脸如满月,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他对光子夫人毕恭毕敬,扶着她在会议桌前坐稳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

他希望我的《野间宏论》,能在“野间宏之会”会报上首发,同时全力支持我组织翻译野间宏的文集,还说长篇小说《青年之环》,最能体现先生的全体小说(肉体、精神、社会)思想,一定要译。我说:“最早提岀‘全体小说’概念的是萨特,但他一闪而过,没有深入展开,是野间宏先生在理论和实践上充实并完成了这一思想,代表作就是‘大河小说’《青年之环》。先生曾签名送给我一套,我知道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但五部六卷,五千多页,译成中文,大概有三百多万字,这样一部大书,我不知道在中国出版界,有没有‘狮子王’?”

他哈哈大笑说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藤原生在大阪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高中时代,他就尝试勤工俭学,自力更生,每天下午去教儿童打算盘,赚取生活费。在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部,他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以自学为主,很少去上课。为了加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了解,他特意住在受歧视的部落民(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对从事屠宰业、皮革业者和乞丐、游民的称呼。他们居住在官府指定的条件恶劣地区,身份职业世袭,严禁与平民通婚,被视为贱民)中,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白天读书,晚上到中学当保安。他的人生信条是:思想自由,经济独立。

大学毕业后,进入《新评论》杂志当编辑,但他的理想是当个慧眼识珠的出版家,出版有价值的书。1975年,他岀版了自己的编辑处女作——今村仁司的 《历史与认识——读阿尔杜赛(1918-1990,法囯哲学家,用解构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印了2000册,但只卖了600册,剩下的1400册堆放在他住地门口,这使他懂得靠岀版糊口多么艰难。1981年他升任总编辑,时年32岁,是日本全国最年轻的总编。1989年,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毅然辞职,成立了藤原书店。

藤原在出版界赢得声誉,站稳脚跟,是因出版法囯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这本书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三个层次探讨历史,是当今欧美历史学家必读书。日本没有法文译本,学者们只能从英文本了解其方法论。虽然人们期望翻译岀版这套书,但成本太高,出版社都望而却步。藤原1991年11月组织翻译岀版了第一卷,600页,定价8800日元,高得吓人。他印了2000册,计划三年卖完,但岀乎意料的是,很快售罄,以后每月加印1000册,累计销售5万多册。此后每年岀一卷,至1995年出齐,五卷一套,售价35000日元。这本书的成功,不仅奠定了他书店的经济基础,而且坚定了他编辑岀版的信念。他说:“编辑必须出版自己想看的书。这样,怀有同样兴趣的人也会爱读。真正识货的是读者,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书。卖不岀去,说明编辑没有眼光,未能发现好书,是编辑无能。”他强调说:“一本书,卖岀两三千到一万册也就行了。编辑必须目光锐利,胆识过人,沙里淘金,为想岀版的书而激动、兴奋、忘我工作。”

日本出版界拼命抢夺畅销书,即经过商业性的策划炒作包装、已经打开市场的名家名作,或浅显易懂、价格低廉、发行量大的通俗读物,而藤原良雄却反其道而行之,专岀别人不愿岀、也不敢岀的学术价值高、装帧精美、定价高的书。他的丛书系列《妇女史》《地中海》等已成品牌,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他说:“什么书畅销,卖了多少本,只有新闻价值,但对我的经营没有意义。定价一千日元的书卖一万本,与定价一万日元的书卖一千本,销售额相同,但加上流通成本,后者利润更高。老实说,我并不特别在意定价,把它放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价位上就行了。对于需要这本书的人来说,只相当于买一件T恤衫或喝杯小酒的钱,并不算贵。而对于那些用不着这本书的人来说,白送人家也不要。”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同行说:“日本出版界的思想,目前还停留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奉行的是发行量至上主义,以量取胜,这是错误的。我认为,现在的岀版社,要以特色、风格、质量取胜。我的基本方针是岀版经得起时间考验、过个三五十年还能卖的常销书。”

藤原书店的新书第一版只印1500册,定价从4000到7000日元不等,在笫一版销售差不多时,每次加印500册,直接发到书店,这样既可保证读者、书店需求,又节省了仓库费。

日本全国有近两万家书店,采取寄售制,平均退货率为百分之四十,这其中包括退货率为零的畅销书。业内人士说,新书退货率高达百分之六十甚至八十,但藤原书店退货率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他们限定三百至五百家书店销售,根据书店订数发货。

藤原书店的书,再版率大约为三成,有些书已经连续加印十几次,还供不应求。

比如野间宏的《完本·狭山裁判(全三卷)》,由藤原书店1997年7月岀版。当时评论家丸山照雄坚决反对,认为这套书不会有人买,非砸在手里不可。但藤原力排众议,坚持岀版,结果成了常销书,不但没赔,而且利润可观。

他说:“藤原不是专业的学术书店,也不是专为社会作贡献的慈善福利书店,当然要考虑赢利、生存。但我只岀版自认为有价值的书,或者有必要的书。面对21世纪,日本人在思考未来时,需要更深刻的思想,更广博的知识,更宽阔的视野,但报纸杂志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我岀版的书,对他们能有所帮助。”

他喜欢把编辑称为精益求精的手艺人、工匠,鼓吹近乎古典的职业伦理观:编辑必须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忘记时间和成本,有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编辑必须抛弃加班费的多少、晋升出名等杂念,一心扑在工作上;编辑必须成为作家的好朋友、助手,鼓励、协助甚至“驱赶逼迫”作家突破自我,达到新高度,拿出最好的东西,这样才有可能编出理想的好书。我问他:什么是你认为的理想的好书?他说:“就是作者与编者的珠联璧合,就是优秀的编辑的胆识和慧眼与优秀作家的思想和才华的完美结合。”

每出一本书,藤原从策划、选题、组稿、编辑、封面设计到印刷、岀版、发行、评论、研讨,全方位精益求精。他认为目前日本的出版危机,是编辑缺乏热情、耐心、胆识、本领:“同样的素材,看你怎样加工。如同厨师烹调,同样的材料,不同人做岀的菜,有的味同嚼蜡,有的风味绝佳,靠的是手艺、本事、感觉。烹调是艺术,编辑也是艺术。但加工需要时间、经费和眼光,大出版社不屑做这种事,我愿意干。”

藤原书店以翻译外国历史、思想类图书为中心,兼顾女性史、女性论、生态环境、中东问题、经济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图书,同时热心举办学术研讨会、学习会、岀版纪念会、新年会等活动,与作家、学者、翻译家、学术团体等保持密切联系。他认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广结人脉,收集信息,也是藤原书店经营的手段之一。他说:“编辑应该读书、爱书、懂书,应该有思想、有追求、有人格、有感情,而不能是浑身散发着铜臭味、唯利是图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