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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第1期|余烈:亚热带病人(节选)

来源:《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第1期 | 余烈  2020年03月03日07:59

一开始,我只有一个读者。一个读者跟十万个读者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开门迎客的饭馆,难道因为只有一个客人就不上菜了吗?不行。景区难道因为只有一个游客就能拒绝开门吗?不能。因此,我对这位读者充满了感激和热情。尤其是在我的第一本书尚且只有几个零散片段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固定读者,这让我时常感到惭愧、感动,继而热血沸腾。于是每当有新篇章完成,我会立刻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亲爱的读者。

一开始,我只有这一个读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坦诚相见。我信任他。他不会反感我拼图式的自我书写。他不会厌弃我隔三岔五地发邮件。在长久的通信中我已经了解到,他没有对我的写作感到大惊小怪。我给他留下的印象既熟悉又朦胧。他或许已经洞察我的本质,但对我的生活痕迹不甚了了。他明察秋毫地指认我的风格,但又分辨不出我的具体形象。这给我们双方都带来了一些宁静。从这个角度看,他是一个完美的读者。

刮着大风、黄叶纷纷飘落的三月的一天,兴之所至,我给他发去了一封简短的邮件:

——H,我决定,从今以后,只阅读自己的作品。另,附件是我新写的故事,请用三月天刮风的速度读完。

很快回信就来了,诚如我要求的那样:

——好得很,我支持你的决定。另,你发给我的那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还有吗?H.

这种心情跟大厨的心情是多么相似——掌勺的人,最大的成就感就来自围在灶边等候菜肴出锅的食客。我时断时续地写着我的故事,往往还来不及修改,就不假思索地将初稿发送出去。我们的邮件往来始于某一个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我的写作经历了一些不同的节气,情绪也高高低低。尤其是雨季、汛期——雨水是我的病灶。下雨天我的各种意愿都降到冰点。这期间,我没有写什么,自然也是因为没有什么有趣的想法降临。

许久没有通信,我的读者来信主动追问,为什么不写写爱情故事?好像没见你写过。

——H,关于爱情我谈不出什么子丑寅卯。谁也没规定女人就一定热衷于表现爱情。说真的,这么些年来,我从没有听见我身边的女人们确切地说起过一个“爱”字,而她们大都是已婚人士。我都被她们给弄糊涂了。她们倒是频频谈起“性”这个话题。三四十岁的女人们已经对“感情生活”的各类细节不感兴趣。爱跟不爱,让位给了性,当然,这可能也算是判断爱不爱的一种标准吧。丈夫是不是执着地抓着自己完成性生活,还是找了其他年轻女人,或者相反,有其他年轻男子向自己求欢——关于这一点,女伴们的兴趣反而日益加深。至于性生活本身,因为这个话题过于陈旧,已经变得无人问津了,尤其是爱与性脱钩以后……周围人的奇闻怪谈倒是听说过一些。现在的年轻人比以往的人更不愿意投身爱情,他们一个人活着也能津津有味,男人女人都是如此——这是一种被局外人美化的观点。我始终觉得,孤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人沉迷。只是他们害怕面对的东西比孤独更甚,相比之下,他们对孤独的掌控感也许更好一些。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鸿沟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这是两种自我、两种物质之间出现的对峙。性对这件事情的帮助并不显著。但是事实往往都呈现两种极端,有人生活路径极其复杂,有人就一定简单得像条件反射,此路不通,马上改道——就像我认识的一对年轻夫妻,没有办法继续性生活,便迅速离婚,各自寻找新的配偶,这本来也就是“配偶”的字面意思,不是吗?而另一对夫妻,像两团空气一样互不干涉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在朋友们听起来尴尬至极,但他们这样已经僵持了十年!所以,爱情故事很难说得好,甚至有些听起来跟爱情本身毫无关联。让我猜猜,你是不是刚刚大学毕业?

点下发送键之后,我才猛然醒悟,我不应该说这最后一句。

然而H的回信比平常快了很多:啊哈!我从没想过你会是个女人。你的名字太男性化了,你写的东西也不像女人写的。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的爱情很没意思,所以想看看你会怎么写。

这几句话再一次点醒了我,我是一个隐藏在“余烈”这个名字背后的人。这是我开始写作以来所用的名字。躲在一个陌生的名字背后,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安慰和解脱,尤其是考虑到亚热带闷热濡湿的气候特点,“脱身”和“隐逸”不啻为外来居民的刚需——这个名字多多少少做到了这一点。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收到退稿信的时候,对方客客气气地称呼我为“余先生”。这封退稿信成了我隐秘的快乐源头之一,我独独在乎的事情就是我的隐藏计划成功了。看来我如今唯一保有的一名读者也把我当成了男士。这本来是一件多有趣的事情!但是还来不及为这种有趣庆祝一番,就已经被我自己亲手给摧毁了。一阵阵的兴奋和沮丧在心头交替出现。

——H,能给你留下一个这样的印象是最近我听到的最好的事情!我的书写和我本人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或许恰恰是一座独木桥——有关我的一切,都在书中有迹可循。我把我打碎,把那些碎片这里塞一点,那里藏一点,影影绰绰,总是我自己。我使用一个陌生的名字书写我自己,或者说观察我自己。只要能跟我的日常面貌或者本来面貌有所不同,“余烈”这个名字就成功了。三十岁以前我一直用另外一个名字,靠城市的边角料过活。我原来的那个名字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活到三十岁上我才感觉到一个合适的、跟自己相匹配的名字真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不是某种迷信,是发自内心地相信名字的确具备一些气场,而一个人缺乏这种气场就难成事。不合适的名字就像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衣服,总要四处遮遮掩掩,这里拉一下那里扯一下,很不自然——每次接听陌生电话、各种场合办理事项我总是压低声音地说出自己的名字,也害怕被陌生人直呼姓名,难怪街边那些专门给人取名字的店子都看上去光鲜亮丽,生意必定是不错的。但是“余烈”这个名字却不是去店里花钱“请”来的。二十九岁那年冬天,我做了一个梦,但这个梦因为太真实,我至今都不知道能不能称其为一个梦,也许是我闯进了我的梦……我偶然在马路边捡到一个塑料娃娃。她小小的,一个鞋盒就能放下。拨开嘴角的头发,绯红的嘴唇有点脏。眼睛是画上去的。看来被人抛弃已久。我动了恻隐之心,因为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女儿,正是可爱的洋娃娃时期。她就这样躺在路边,我几次经过这里,都忍不住回头看她,总觉得她的眼神似乎很可怜,我就把她捡了回去。没过几天我在附近一间萧条的精品店里,被一个像碗一样的木制品吸引住了,它略呈方形,底部微凹,颜色暗红,似乎还有漆纹,有点古朴的味道。我仔细端详片刻,老板娘说这个东西有个盖子,等转身进屋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变出了一个盖子,扣在木碗上,我全身一凛,木盖子跟木碗合上就是一口小小的棺材!但是盖子两边又插着两根细细的木翅,打眼一看就是一顶古代官帽,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升棺发财”?这场景显得古怪,但潜意识告诉我这是吉利意头——而这潜意识很明显是我妈长年累月灌输给我的。老板娘啪地合上“官”帽,麻利地在计算器上摁了一个数字,推到我面前。我只好战战兢兢地捧着这东西回家了。这邪门的吉祥物该往哪放呢?碰巧刚捡回来的洋娃娃没地方放,我就将她放进了木棺材里。正好,娃娃的脑袋摆在碗口,脚丫子荡了出来。就这样将就着,洋娃娃住进了木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么开始了。娃娃总是睁着大眼睛看着我们,让人心里有点发毛,有一天我就伸手把娃娃的衣服领子往上扯了一扯,试图盖住她的眼睛。突然,她的脖子扭了扭,露出一种小孩发脾气的情状,用下巴又把衣服领子蹭了回去!我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从那天起,她成了一个半活的小孩。说她“活”,是因为她开始像个真正的孩子一样,我要像带孩子一样看护她,而且她开始慢慢长个子;“半”的意思,是她不需要吃东西,谢天谢地。而最邪门的还是那口迷你棺材,也跟着她的个头开始变长,好像橡皮泥捏的一样!但不管洋娃娃长多长,头和脚始终都还放在原来的位置,脚在碗口悬空荡着,渐渐就能抵到地上了。娃娃的头可以自由转来转去,但万幸的是不会说话。我们每天要把她从棺材里抱出来,放在买菜的小推车里跟着我们出门,否则她就不停地转头,发出“嗯嗯嗯”的声音。洋娃娃长得很快,大半年过去了,我们的客厅中间赫然被一口不折不扣的棺材占据了大半空间。我最开始的恻隐之心逐渐变成了恐惧,常生出丢弃之意。有一天我看着那洋娃娃在推车上满面春风的样子,一时恼羞成怒,抱起她软软的身体,往路边一丢。洋娃娃顿时眼睛里流出了眼泪,脑袋左右摇摆,一副大受委屈的样子。我的爷爷赶紧跑过去,抱起洋娃娃,对我说:“不要丢她,她会在地下等你的!”啊!这句话让我刹那间透不过气。我在床上翻身坐起来,满头大汗。我看着客厅墙角的那个洋娃娃,她被我捡回来以后一直随意摆放在杂物堆里。所以说这是一个让我迷惑至今的梦。这是梦吗?可是我的确捡回来一个洋娃娃。她嘴唇依然绯红,大眼睛惹人怜爱。不是梦吗?那个洋娃娃似乎真的可以表情达意,撒娇使坏。但是有一点我确定无疑,那就是,我的爷爷已经死了好些年。我把这个梦打电话告诉了我妈。我妈半晌只说了一个“哦”字。过了几天她来到我的住处,带来了一些纸钱和大块红烧肉。她径自在洋娃娃面前摆好一碗水,一盘肉,三炷香插在肉上。纸钱已经在一个铁盒子里堆成了尖尖的梭子形状,这形状利于燃烧。做好了这些准备,她拉着我一起作揖烧纸,给这个人模鬼样的娃娃。“你爷爷讲得对,他会在地下等你的,主要可能还是等我。赶紧作揖烧纸,让他先走吧。”“他是谁?”“你哥哥,生下来就夭折了。可能是他太孤单了,来找我们的。”我大为惊异。这事我隐约是知道的,我只是没料到……“他走后第二年我生了你,你替他活了,他肯定不甘心。小孩子不懂事。”房子里弥漫着气味温和的烟雾,就像回到了童年,那时我如此迷恋这种香烛和纸钱的味道。现在我依然觉得味道非常好。纸钱渐渐烧完,只剩一小堆灰烬。我妈松了口气:“现在你去把这个娃娃烧了。”我觉得头皮发麻,原来这才是今天的重头戏。我在家乡的葬礼上见过各种各样的纸糊物件,主要是房子,最近还有一些新潮的物件,比如汽车和手机。但是要直接烧毁这样一个娃娃我还是有点害怕。我妈开始不耐烦了。作为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她的耐心通常只能维持一小阵子。她很容易等不及。等不及是她生活的常态。这是粗糙的生活锤炼出来的一种个性。我对这种特性同样也很不耐烦。“这事肯定是非你来不可!他找的是你,这件事肯定是要你亲自来解!”在一阵催促和争吵声中,她下了定论。那是二十九岁的冬天。烧毁一个洋娃娃的火光远远超出了一堆纸钱的猛烈程度,我差点以为将要失火。那团火光印在我脑海中难以磨灭,仿佛烧掉的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后来我经常暗自思忖,我的哥哥看起来很想活下去,哪怕跟在我身后做一个小小的灵魂——换成是他,所有事情会有什么不同?每每我被那几个走街串巷骑着自行车兜售鲜花的男人抢走生意的时候,尤其会懊恼地想,换成是我的哥哥,事情会不会好一点?我多想问问我的哥哥,为什么女人偏爱到男人手上买鲜花?身为女人,做鲜花买卖,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我年轻的时候在居民区卖花。我起早贪黑地去鲜花市场用巨大的拖车把鲜花运回我的临街拐角小铺面,然后换上得体的衣裙守在档口,我的鲜花价格实惠,品种足以满足日常的装饰需求,而我本人更是追求一种与鲜花融为一体的美好形象。事实证明这没用。我陷入了这个行当的一个天然陷阱:女人更喜欢去男人手上买花。那几个卖花的“走鬼”每到下午五六点就骑着自习车专往居民密集的巷子里钻,他们在自行车后座上搭建起一座色彩斑斓的花朵云团——桔梗、康乃馨、玫瑰、百合、乒乓菊、小雏菊是一年四季得见的品种,随着时令交替则会出现洋牡丹、姜花、栀子花,间或有一些金贵的货物,例如绣球、郁金香、大波斯菊、马蹄莲等等。他们把高耸的花朵云堆在自习车后座上,无声无息地滑过生活区、菜市场。他们穿得漫不经心,就像五金店老板或者服装店老板,挎着已经看不出颜色和形状的腰包。他们不怎么招徕顾客,只消找个稍微宽敞一点的地方把自行车停放好,然后就在车旁溜达,或者蹲在地上发呆,附近买菜和下班回家的妇女们自然而然就会围上来——他们不需要熟谙鲜花的习性,答不上女人们七嘴八舌的问题就干脆左顾右盼不予回答,要是弄错满天星和康乃馨的名称,只要报以敷衍的尴尬笑容就能很容易地获得女顾客们的谅解。在他们的挤压之下,我的鲜花档口渐渐萎缩,以至于他们甚至敢于明目张胆地在我的档口旁停下自行车做生意。有一次坐在档口,我听见他们中最斯文的那个戴眼镜的卖花郎对一个熟客说,我要回老家半个月,家里要收麦子了,我要回去帮忙,不然我老婆要骂我的。你看,他们让女人在家种庄稼,而男人出门卖花。这其中的规律让我深感困惑和沮丧,如果我不是我,很多事情是不是办得好一些?我的档口卖不出去货,进货也越来越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几个粗糙的男子汉把我的鲜花生意弄得像个笑话,而我的名字是如此地不合时宜,我就叫余花!三十岁来临的时候,改头换面成了我的迫切需求。我选择了“烈”这个字,纪念我的哥哥用火光在尘世间留下的烙印。从三十岁那年开始,我开始使用这个名字。根据名字判断我是个男人,你不是第一个。但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有趣,我一点也不觉得尴尬。

这是唯一一封让我感到有点后悔的信,尽管我跟我唯一的读者之间可以做到坦诚相待,但有些秘密似乎确实无法坦诚地与人分享。我想,究其根源,可能是他太年轻,而我的故事又有点过于严肃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分享性可言。毕竟地域色彩过于浓厚,梦也拥有产地、血统、族群和自己的信条,而他原本只是想听我聊聊“爱情”这样的老生常谈。

——你的名字跟“火”的关系很密切呀,但你现在生活在一个雨水很充足的地方,会不会时常产生矛盾的感觉?H.

我的读者突然在这件事上产生了一些非凡的联想,他在回信中提到的这个问题是如此切中肯綮而我又一直疏于思考……小时候逢着雨天,我就厌恶去上学,厌恶鞋子被打湿,厌恶穿雨鞋,厌恶打伞。青春期以后,我在下雨天基本上是静止的……身体和心理上。哦,不妨说我的生命在下雨天都倾向于停滞。所以,当我居留在一个拥有热烈汛期的亚热带城市,我的一切都在类似冬眠的边缘状态游离,情感、食欲、体重、活力,等等。

——H,你的问题非常有意思。也许我可以说说下雨天的事。我本人是很讨厌雨天的,这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但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在下雨天寻找爱情。我说的可能有点文绉绉了,我的意思是……他曾经告诉我,他很喜欢在下雨天去找他的女朋友,不管是哪一个女朋友……他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很害羞的少年,尽管长相还过得去,但在喜欢的女孩面前,总缺少一点破门而入的勇气。在一个很突然的下雨天,他在教学楼前给心爱的女孩子撑开自己的伞——他是一个思虑周全、土生土长的亚热带居民,进入雨季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把雨伞——那一天,大雨滂沱,敲在伞面上仿佛战鼓大作,他像被催眠的战士一样,一瞬间强有力地搂住女孩,送出了自己的初吻。从此以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乎找到了一把打开身体的秘密钥匙,只在下雨天起作用。你懂我的意思吧?至今为止,他都偏爱在下雨天进行性生活。有时候一场雷阵雨会让他莫名兴奋,放下手头的事情,径直去敲开女朋友的门;结婚以后,下雨天一定会有一场热烈的夫妻生活,更不用提他的儿子受孕于一个罕见的冬季阵雨天气。你看,有些人的生命在雨天是停顿的,有些人则在雨天生长。但是我是个喜欢问为什么的人,我穷追不舍地问他,到底下雨天哪一点让他变得这么大胆?他摊开双手,“因为我太害羞了,我觉得下雨的声音可以让我减少一点尴尬。而且……雨越大越好。”他说完就低下了头,脖子那一片不可避免地涨红了。

……

余烈,1984年生于湖南。作品见《作家》《西湖》《芙蓉》等刊,有译作刊发于《单读》。现居广州。

见《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1期“锋锐”栏目

选自《芙蓉》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