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外卖小哥张赛甚至忘记自己已满33岁，就在前几天他刚刚过完生日，这个生日因这场突然而至的疫情而被完全忽略。但张赛没有忘记用文字记录下他在武汉送外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张赛和他的日记近日火了。

希望武汉早日好起来

“我很难受。希望武汉早日好起来。”张赛在他的第一篇武汉日记的结尾处写道。

1月30日，《单读》微信公众号以“一位武汉外卖员的自述”为题发出张赛的这篇日记。这篇日记是《单读》编辑刘婧在征文来稿中发现的。

早在1月26日，《单读》发出了征文消息，希望大家将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写下来，家庭主妇、外卖小哥、学生等各行各业的人通过投稿邮箱发来稿件，“外卖小哥、武汉封城这都是吸引我们大家的关注点。”刘婧在大量来稿中发现了张赛的日记，她看重这样的素人写作，文字都是自己所见所感，语言没有华丽词藻，却让人耳目一新。除了个别错字，刘婧甚至没有对文字进行修改，她觉得按成熟作者的写作来修改，没有意义，“看到这些文字，真的让我又惊喜又安慰。”

接二连三，张赛有6篇日记发表，而发表作品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他写武汉的街头：“就算我读完世上所有的小说，在心中也搭建不出今天武汉街头的安静。”“今天下班的时候天有些黑了。有车，没人按喇叭。有人，没人说话。有雨，有雨声。”

张赛日记的字里行间有很多这样简洁却有思想的文字。“写得太好了，平静，真实”、“很久很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文章了”、“请继续投稿，我们都在看”，网友们被这些文字感动，而张赛也被网友的鼓励感动。

觉得自己不孤单

张赛是1月28日开始写日记的，他每天在武汉送外卖，刚开始武汉封城的时候他很害怕，于是他很自然地拾起写日记的习惯。他曾经写过9年零1个月的日记，那些记在纸上的日记被他锁在老家的木柜里珍藏，它们是他心中的宝贝。

这场疫情到来后，张赛的工作时间变短了，不再像以前常常会工作到晚上10点才回到出租房。现在他9点出门，下午3点就能回家，挣的钱会超过9000元，比疫情前要高。“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回来后就一个人疯狂刷各种新闻，自己把自己放在信息轰炸中，有一种崩溃的感觉。”他说，写日记会安抚自己。

这一个多月来，除了写下十几篇日记，对于张赛来说，他更感受到人情冷暖的变化。“突然之间，大家都变得客气了。不是大多数人，而是每个人。”过去，有人会抱怨他上门敲门，为什么不先打电话，敲门把孩子都吵醒了。“我比我的同事更敏感，遇到这种人会更委屈。”张赛说，但现在有一种平等的关系，“他们把我当成一样的人，我们是平等的。”

张赛要好的一位朋友说，这些日记还不是他写过最好的，以前写的那些更好，他都看过。

武汉的街头还很安静，但张赛说，现在他不再是一个人在送外卖，好像很多人在同时看着他送外卖一样，“感谢互联网，让我和外界有了联系，我还会写下去，我觉得自己不孤单了。”

想的还是不能把汤洒了

张赛的老家在河南驻马店泌阳，他说，他的文学爱好遗传自妈妈。

张赛的妈妈1988年因为一场意外去世，那时他小学即将毕业，成绩从此一落千丈。妈妈去世后的第二年，爸爸也出了意外，腿不行了，他和爸爸只能靠哥哥打工挣钱养活。初中三年，对张赛来说特别难熬。他考上了高中，但家庭状况无法让他继续上学，他也像哥哥一样外出打工。但他心里不服气，“你们的课本是教育部定的，我的课本是自己定的。”

张赛的妈妈喜欢读书，家里都放着她爱看的书，张赛后来南下打工，他在工厂做纸尿裤，在鞋厂干活。但这些地方的图书馆被他紧紧依靠，他看了很多书，很多诗人的诗集他都看过。逐渐地张赛发现，他更喜欢柔软的东西，他喜欢张爱玲的文采。

早在2003年，张赛曾经把他写的小说投进邮箱，他的目标是《人民文学》《中山》《十月》这些专业杂志，但没有人给他回音。就像他在日记中所写“长久以来，我不想说话。我写文章，我写小说，我写童话，我写诗，但我不投稿。因为投了也不中，更因为投了的作用还不如投一个石子到水里的涟漪大。”

这一次他的日记终于让他找回了昔日的文学梦想，但他说，“我想的还是不能把顾客的汤洒了，想的是2点58分一定送达。”他对自己也开始了反思，他觉得自己的见识很浅，只有进工厂、送外卖、家庭生活这些经历，从未旅行过，工作地在哪儿，旅行地就在哪儿。而且他感到自己的知识储备也少，没有什么自然科学知识积累。他不知道自己的日记是否有出版的价值，“当一个文字工作者一定要让别人喜欢自己的文字，如果别人不喜欢就不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