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楔子

在这四方的小院，梅花开得正香，偶尔有一两声清脆的鸟鸣从枝叶间传来。老公犹如困兽般地来回画圈走，嘴里不停念叨：可恶的疫情，我四年才有的探亲假呀，又回不去了！娘啊娘，我想你.....

陪着他不停地走呀走，内心里却有几许自私的窃喜：不用面对春运的拥堵，不用担心沾染那些恐怖的肺炎病毒，也不怕被隔离的风险。出不去门，天天猫家里也难受，不是吃就是睡真跟猪差不多。不过，段子手的有趣调侃倒是稍解了些恐惧——武汉还算好的，黄冈隔离得做黄冈秘卷，初二的数学得有一大半人做不出来！！冷幽默的背后是太多国人的无奈和心酸。付诸一笑，内心的惶恐不安还在。我们尚且如此，不知那些身在武汉的人，那些因疫情出征与亲人离别，甚至目睹着丧失家人、生命的痛苦，谁来告慰安抚？！

搞不懂那些奇葩为啥要吃那么恐怖恶心的蝙蝠，还有那些残忍的猴脑食法，活该他们半夜被恶梦折磨，甚至被吓破狗胆。

拼命转载最新疫情和感人事迹，惟恐漏掉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对于口罩、酒精，甚至双黄连口服液，我一向是后知后觉的。等我醒悟，黄花菜都凉了。大抵和某些人、事一样，得随缘。想起

有刚碰面的同事回忆去过确诊病例看病的诊所，吓得心惊肉跳;；我的咽炎咳嗽月余仍不见好，总害怕是潜伏期症状;妈妈该去重庆拿药了，可川渝交通几乎处于封闭状态……值得忧心的事一大堆。

没有月亮的夜晚，星子半挂夜空，灯火伴着“吱吱可可”的几声虫叫在寂静中来临，凋零的衰草枯枝随处可见。低首回眸，却惊喜地发现，在我的身畔、触手可及的地方，摇曳着一株粉色风信子！残破花台青苔如绒，花骨朵柔嫩婷立，这勃勃生机，是花语的期翼，也是春天带给我们的希望和慰藉。

（一）

小时候，家门口种了许多紫罗兰，浅蓝小花在瓦罐、洋铁皮桶里开得漫不经心。一条石板砌成的水沟爬满翠绿苔藓，四五米高的岩坎滑溜溜顺沟蜿蜒而去。挨着住的几户人家有三户和我们同姓。如今，住过的那排平房早已不见。

离平房不远处是消毒水弥漫的卫生院，西面有四处漏风的厕所，旁边的空地长了几棵竹子和杂树。有雾的早晨总能看到几只白鹤飞来，红嘴黑长腿，翅膀扑棱着，分外漂亮。看多了生死悲欢，穿白大褂戴口罩的山医生习惯了一场接一场地手术、抢救，记忆中的他总是戴着金丝眼镜，一幅悲天悯人的文雅模样。他给我们打预防针丁点儿都不疼，哪怕是胳膊上划十字种疫苗也不害怕；磕了碰了，水泡溃脓对他更是小菜一碟，药到病除。奶奶一直说：他是活菩萨。

冥冥中，有些事真的很玄乎。比如四岁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奶奶总喊头晕。那天我突然对同伴说：我可能是捡来的孩子。一群疯女子哄堂大笑，“你就是捡的！”拍桌子的拍桌子，打巴掌的打巴掌，还乐得眼泪都出来了。

小我两岁的妹妹和我都喜欢喝奶奶煮的红苕水，我们穿了厚厚的棉裤在屋里跑得正欢。“砰”地一声巨响，盛满热水的暖壶被踢翻，烫在了妹妹的腿上。在妹妹的哭嚎声中，探家归来的父亲恰好推开了门。顾不得放好行囊，暴怒的他将傻傻呆站的我猛地拎起，小鸡般挂在了高高的院墙上，耳边是他的咆哮：“叫你不带好妹儿，在屋里乱跑，就只晓得疯!！”估计不是邻居拉得快，凶巴巴的他就把我从两三米高的院墙上扔出去了。任凭我怎么哭喊，努力朝他们伸直了双手，妈妈和奶奶也不敢过来抱我。趴在院墙上，我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翻来覆去地喊：“就是你们捡的，都不喜欢我！”哭累了，嗓子也哑了，月夜里冻得发抖的我看着远处飞回的白鹤忘了害怕，一遍遍小声唤着：白鹤白鹤，尖尖脚……

隔了几天，小脚的奶奶在寒风中紧抱着妹妹，在街边的石凳上坐了一下午，晚上就咽了气。从此，哪怕我哭红了眼，再也没有人像她那样慈爱地抱过我，笑着摸我的头说：来，给你拿烤红苕。

父亲最喜欢念叨什么“黄金棍子出好人”，我却不以为然，甚至学会了挺直脊梁倔强面对。不过，读书用功的我后来反倒成了家里最少挨打的那个。平日里抢着扫地、煮饭、喂鸡，邻居们总羡慕妈妈，说我是“贴心小豆瓣”。暑假里，姊妹几个用暖壶装了凉津津的泉水摆摊卖，一分钱管够。每到农忙时节，去乡下舅妈家、大伯家割麦打谷也是一点不含糊，吃着香甜的麦粑和新米饭，哪怕胳膊割出了血痕也不觉得痛。

临过年，走街串巷卖新衣服的来了。蓝白相间的花格子童装特漂亮，伙伴们说我穿起最“洋气”。妈妈却只买了一件，给了矮我一头的妹妹。我委屈坐在门口的泥地上哭泣：别人家都是大的穿了给小的呀，为何我只有妈妈的蓝布旧衣裳。伍伯娘递给我两角钱，说：去买糖吃吧！你妹儿一直捡的旧衣服啊。我却哭得更凶了。他们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我是真的只有糖啊！时至今日，依然记得伯娘的好，也明白了母亲当年面对贫穷时的无奈和无助。

后来，爸爸的战友从东北来了，给我买了件一模一样的格子衣裳。他们穿着绿军装，很神气也很严肃，在那里嘀嘀咕咕，好像要找一个小孩。跑去偷听，却被大人撵走。最气愤的是，妈妈说，好不容易炖的鸡，估计是嫌我们锑锅炖的，柴火熏太黑，他们吃都没吃一口。心里暗暗自责：怎么就没有使劲多刷两遍呢？！后来，他们坐着军绿的大卡车走了，拉走了一个叫小翠还是小梅的邻班同学。我不记她的模样，只记得她有焦黄打结的头发，早早没了娘，和我一样又瘦又小。

其实，我内心里是非常羡慕她的，从此有人疼了，多好啊。

（二）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不留我歇，桥脚里歇，有条花花蛇......”听到这样的童谣，我就会想起艳姐。她是我的堂姐，很有绘画天分。陪她穿过黑咕隆咚的巷道，辗转爬了好几栋楼，才找到县文化馆的蒲老师。传说中很倔很清高的蒲老，看了姐的画，痛快收了她为徒，不仅不要一分钱，还免费提供水粉颜料和画纸。那年月，这些钱对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学生来说，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啊。

八十年代末的广安县城不像今天这般繁华，搁哪都有艺术特长培训班。文化馆对门摆了几张乒乓球台，旁边的花台里种了几棵凤仙花，学艺术的女子闲来捣碎染指甲，粉红粉红的手，美得跟天仙似的，让人羡慕不已。乡场更落后，几个八卦的老太婆总爱围在后院地坝里，指指点点还外加眉飞色舞地撇嘴、吐口水。我们总纳闷：为啥见不得别人好？别人家没有儿子，碍你啥事了？生儿子真那么好？!

堂婶是个生意人，在街里开了一家杂货铺，生意一向不错。米面糖茶烟酒瓜子啥都不缺，甚至上坟的火纸鞭炮也有。那年月，不管吃不吃得饱，大人细娃烧纸信迷信却是一套套的。碰到过年节或逢场日，更是忙都忙不过来。堂姐放了学，总是一边帮忙卖货收钱，一边拿了作业和书本抽空学习。不过，雷打不动地是周末一大早，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堂姐总要独自摸黑一个人走几十里路，从观塘走到广安县城，再饿着肚子在月夜里走回家，只为听蒲老师一节绘画课。

伙伴们有时会吓唬她：昨天晚上，看到下场口出车祸那里有个白乎乎的东西在地上一直爬，肯定不得走。我是不信邪的，第二天早上专门拽着堂姐往那跑，小伙伴走到那里再也不肯往前走了，在晨雾里吱哇乱叫着往回跑，堂姐也吓得闭上了眼睛。我一边往前走，一边告诉她：看嘛，有啥子嘛？莫个人黑个人。姐终于大着胆子走了过来，一帮小丫头也靠过来，胆怯地说：耶，奇怪了哈，怎么就没得了呢？其实，我也是胆小鬼，心里吓得直哆嗦，为姐竟然英雄了一回。

堂婶听多了议论，有时气不过，也会在巷道里叉着腰，对着她们姐仨破口大骂：“背时女娃子，以为你是啥子金枝玉叶哟，饭都吃不饱，画啥子画！”打完骂完又偷偷躲在灶屋里掉眼泪。

不过，打那之后面容清秀的姐像变了个人，目光里多了些我说不出来的东西。天刚蒙蒙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家，从未间断。“有志者事竟成”、“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当年上场口食品站墙上的红色标语，也是姐教我记得最牢的励志格言。多年后，我终于明白了堂姐的目光，那里有坚定的信念，也有不屈服于命运的勇气和决心。

学画是一件苦中作乐的事，贵在持之以恒。后来姐靠着一支画笔考上了美术院校，毕业也分到了外地，从此远离了矮平房。逢年过节，姐倒是会寄回数额可观的钱给堂婶。捧着那些钱，我不知道一脸笑容的堂婶，心里会不会有一丝后悔——当初不该那样待她？

（三）

区公所在对街，院墙后有一个荷塘，穿过开满步步高的层层石阶，躲过院墙边结籽的青色蓖麻树，就能看到。那时记得最牢的课外知识就是蓖麻有毒有刺，却可以外敷入药，全身都是宝；葛麻叶子里面是白色，摸起来却很扎手，打麻绳却很结实。记忆最深的还有旁边的公社食堂，时不时飘出炖鸡、蒸玉米粑粑、馒头花卷的香味，惹得馋嘴的我们忍不住靠近。

半条街的小孩儿，都躲在区公所背后的池塘里抓田螺捞虾。然后扯一把野葱，在瓦片下烧一堆火，美其名曰：炒着吃。有胆大的摸块家里腌的猪油放上面，也不管好吃赖吃，有没有细菌，糊得满嘴漆黑，也满不在乎地一通大嚼。那年月的娃，大多缺衣少食，却很少生病咳嗽。

半大的男孩和我们玩的不一样，没事就学电影《少林寺》里的和尚打坐，双手合一，还念念有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普渡众生，阿弥陀佛！要不就绑了沙袋练轻功，扎好马步举石锁，嘴里还不忘“嚯嚯哈哈”，把平整的教室地面砸得坑坑洼洼，没少挨老师训。安是最调皮的那个。听人说：他爸在很远很远的山里采矿还是干啥，反正很少回来。他妈好像是个护士，一天忙得脚不沾地，也管不了他。想着他的可怜，也就原谅了他惯常野蛮搞破坏。每每路过他家门口，看着安妈瘦弱的身体花白的头发，我小小的心脏就有些莫名的担忧。

那天，一个拎着大包的男人在月色中推开他家屋门。我听见安妈发出一声惊叫。糟了！不会是坏人吧？我慌慌张张跑回家搬救兵。不等我磕磕巴巴说完，妈妈就着急喊了几个邻居拿着大棒子赶去，回来一边抹泪笑，一边指着我额头说：傻丫头，那是他爸！

看着安开心的笑容，闻着屋子里果子、糕点的香甜，安妈一扫平日拘谨笑容满面，忙进忙出地端茶递水。我突然也有些盼望远在部队的爸爸回来，哪怕揍我一顿，也好过眼馋别人家的北京酥。

在越来越响的鞭炮声里，爸爸挂着盆拎着桶终于回来了！他把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全国粮票、布票换成我们爱吃的大米、猪板油背了扛了回来，偶尔还有我们难得一见的“猪嘎嘎”！脱下厚重的军大衣，端了热茶欢天喜地围过去，我怯生生躲开爸爸粗硬的胡子扎脸，系了小围裙守坐在煤炉子边。骑“大马”是哥哥的专利，妹妹在爸爸的怀里“咯咯”直笑，尖叫和满屋子的欢声在静夜里传出好远好远。

县城工作的郑叔叔周末回来，都要给娟姐带回一堆好看的图书，有《少年文艺》、《红领巾》，偶尔还会拉上一曲美妙的二胡，也会放了收音机教我们唱儿歌，让我们比赛谁的嗓音最好听。我时常去她们家，静静地捧着书，一呆就是小半天。郑叔叔一向和蔼，某天喝了酒红着脸数落娟几个：“看看你们几个，买书不晓得看，就知道玩玩玩！！学哈别个！”我吓傻了，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扔了书拉开门就往跑。望着树上的知了不知停歇地叫呀叫，朵朵紫白梧桐花被风吹落，我的眼泪忍不住滚了出来……很久不去娟姐家，郑叔叔还专门问我咋不去玩了？口里没吱声，心里却明白自己错怪他了。

打那之后，爸爸也给我们买了不少好看的连环画，由哥哥管着。我家电视机前不再挤满了闹哄哄的人，也没有人抢台要看动画片《聪明的一休》或是《铁道游击队》。不过要看书，哥哥就耍赖，管我要零花钱，一分两分都行，实在没有就拿攒的邮票火花糖纸换。那时小，换来换去，全都易了主！气急了去告状，爸爸总会痛扁他一顿。看哥哥眼泪汪汪地哭，我也跟着很难过。

从前家里姊妹多，一天没有几场在月下撵得鸡飞狗跳的闹剧，没有在咸菜坛子里摸酸菜吃的恶趣，没有过年猴急抓到烫手酥肉吱吱乱叫的故事，估计那都不叫生活。多想再回到从前，在月夜里漫步，在春风里呼吸，梨花如雪，桃花染红了每一个山岗和村落。

（四）

八十年代的观塘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每天都有很多过路车去天池桂兴拉煤、拉水泥。

正月里，堂姐出嫁过礼的鸡鸭鱼肉挑过来了，欢喜的吹吹打打声中姐捏了小手绢直抹眼泪。大家都说她是土沟沟里飞出了金凤凰，嫁到福窝窝了。我们照例在路边搭顺风车去坐席。给我和珍表姐拦下的司机有点年轻，一撇小胡子看起来有点儿流里流气。不过，珍表姐可是走过好几回的大姑娘，我跟着她，大家自然放心。

车过八一桥,“小胡子”不停车，径直拉了我们上山。问为啥不停车，回说一会要从另一边下山，正好送我们去三墩坎。我们将信将疑，对了个眼神。然后我就和珍表姐说：“我爸认识很多跑汽车的师傅。”小胡子瞥了我一眼，没吱声。车在山里绕来绕去，风景很美，路边开满了许多不知名的小野花。三绕两绕，表姐趴在车窗往外“哇哇”直吐。“小胡子”终于停了车，说：我下去拿个东西，你们莫乱跑。心里犯疑，看他前脚走，我后脚跟了过去。他正跟几个老头在那里比划我们停的车，看我跟去竟然吓了一跳。我假装问他好久走，说要借这里的座机打哈区供销社电话。有个村干部模样的老头问我：“你打得来呀？”我老练地点点头摇通电话，还不忘指着坐在车里的珍表姐说：“她马上初中毕业考高中了。”小胡子有些着急，让我先回去。然后我看到那个老头在那里直摆手，然后还和旁边的人摇头晃脑争执着什么。不一会，小胡子满脸晦气地往回走。我担心珍表姐，赶紧跟着上了车。“小胡子”继续往山里开。

“我爸退伍了，他可厉害了，现在还能单手碎砖呢！他有很多战友也在跑汽车。叔叔，你是哪里的？会不会和我爸战友他们是一个单位的？”我盯着“小胡子”问。他扯了扯嘴角没说话。珍表姐说：“这么多跑车的，哪门可能哟。”我急得直瞪眼。

隔了一会儿，我对珍表姐说：“得喊师傅跑快点，我爸爸刚才给我说了，他在三墩坎等到十一点，不然就喊我舅舅在八一桥骑自行车接。”“小胡子”死劲盯了我一眼，没吭声。我故作神秘地对珍表姐说：“正好走八一桥我舅舅派出所去耍盘。他那里有手枪。”我看见“小胡子”吓了一激灵，把方向盘的手都抖了起来。然后，他对我们说：“莫急，事情办完了，我马上送你们去三墩坎。”

那天，宴席快结束了，我和珍表姐才有惊无险地赶拢堂姐家。爸妈问怎么这么晚？我笑了笑没说，心里却是吓得不轻：善恶就在心念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若人人只图自保，你就只差给坏人数钱了。鲁迅先生早就告知了我们这个不变的真理。

（五）

大伙儿鼓捣嘴甜的小刘娃叫我师傅。摸到良心说，我真算不得他师傅。

家住岳池的他第一次来上班，我几乎没有印象。唐姐说：“娃儿学的计算机。简直无法理解一个考得起正规大学、本科毕业的娃，为啥要到我们这里打这种要长不短的工。也无法想象一个朝气阳光的男孩呆在这暮气沉沉的地方，挣着不到两千的工资，图的啥？”能养家糊口吗？这不该是青年人该有的生活啊。果然，没几天他就翘班不来了。

隔两年，他又回来了。内敛安静地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脸色苍白，手指笨拙，档案倒是做得中规中矩很仔细。却感觉他与从前大不一样，仿佛少了些什么。

熟了，他给我们讲他的故事：姐姐远嫁到外地了，以前家里还有个哥哥，得了一场大病走了。痛失爱子的父母四十多岁生的他。本在成都有个打工认识的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家里却拿不出彩礼，更别说在街上买房子结婚了。婚事就无限期地拖在了那里。他和女朋友都很困惑，不在同一个城市，看不到前途。想了断，却偶尔还联系，就这么一年年拖着。仿佛都在等对方耗不起的那天。说到激动处，他声音大了起来：“为啥要生我嘛？家里条件又不好，偏偏还要生下我！为了他们自己的执念，姐儿从小活路做得多不说，还怄气受苦。六十多岁了，父母还要出去打工，生病了也不敢去医院。弄得我们子女很不孝的样子。我也不想他们那么辛苦啊。小时候，好几年过年都回不来，一到过年，我们总是各人在屋里无聊地呆着。”

我能想象出那样的场景：大过年，别人家张灯结彩。他们的房子四处透风，姐弟俩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赤着脚。大不了几岁的姐姐像个大人般在灶塘边忙碌，添一把柴火，又赶紧用冻得红肿开裂的手，抹干净弟弟脸上的长鼻涕，还不忘回头看看门口爸妈有没有回来。伴随着年复一年的失望，无数的他们就像田埂上的狗尾巴草，歪在寒风里，孤零零生长，却又祈盼每一个春天的到来。

在这场疫情来临之后，我不知道打临工的小刘娃身在何处。倘若孤苦一人，身在异乡的他有口罩吗？又该如何面对这场死生的考验？他和那些身在疫区无人看管的老人儿童都能吃得饱穿得暖吗？陌生的城市里陌生的人群里，那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人生坎坷和不幸，甚至痛苦绝望。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我们劝他振作起来，看不到前途，何不努力改变？他苦笑着说：怕了，也不敢去想将来。不想让自己重蹈覆辙，丁克也许会是我最好的出路。走父母的老路，让自己将来的孩子面对自己的一事无成，埋怨我。那样，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

小刘执意给自己取了个名字——错生，望着他有些苍白的脸和紧锁的眉头，我说不出那些冠冕堂皇劝慰的话。方方曾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底层人间的甘苦冷暖，唯有自知。

（六）

春天，院子里淡黄的枇杷花早已开败，结满了许多青色的果子。大人们总要一脸严肃地告诫我们：“油菜花开有疯狗出来，细娃儿些莫乱跑！当心癫狗出来咬人！”旧时的观塘，就像中国无数小镇中一粒不起眼的沙，偶有些新鲜事，就会打破一贯的宁静。

比如皮肤白白的那个疯女每一次出场，总是令人惊恐。我记得她姓陈，她爸好像是一个语文老师。在我童年的梦魇里，她总会穿过暗黑的街道，披散着头发，弯着眼睛对我痴笑，朝我伸直了手，手指细长尖利，嘴里念念有词：“来，来，来！我给你买糖吃!”她想抱紧我，我却吓得死劲死劲地往家跑。我在前面跑，她在后面追。我怎么跑，也穿不过金黄的油菜花田，街道两旁是密密的桉树林，它们的新芽嫩绿气味浓烈，它们笔直地挡住了我回家的所有路。有时是一激灵吓醒，有时是拿着剑飞在半空刚要掉下来，反正怪吓人的。

平日里我倒是不怕她。不发病的她总是安静地捧了书看，要不就是对着我们抿嘴温柔浅笑，也不多言多语。我们大多数时间不搭理她，偶尔也会和着旁边弹棉花的“嗡嗡”声，弯着腰撅着屁股，一边学弹花匠的滑稽样，一边还不忘扭屁股齐声大喊：“弹弹弓弓，我是你公公！”弹花匠佯作恼怒，我们一帮小鬼头则哈哈大笑着作鸟兽散。本来安静的疯子看我们乱跑，着急起来，使劲拽住某个倒霉鬼的衣服，一边尖声喊“不跑不跑”，一边扭得更紧。小孩子终究忍不住害怕，急得哇哇大哭起来......

事后她的家人总会买了糖道歉：“细娃儿书读多了，没考上大学。不怕喔，对不起哈！”她爸在那里喋喋不休地道歉，一边讨好地摸摸刚才差点被吓得尿裤头的孩子脸。旁边就有爷娘没好脸色了，冷了声说：“各人屋里娃儿啥子情况不晓得嗦，还总出来吓人！”更有甚者，会在她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时鼓噪：丢了嘛！再生一个撒。也会有人出来帮腔几句：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哦。各人娃儿各人心痛！

老陈头不管别人说什么，一把搂过吓得瑟瑟发抖脸色苍白的女儿说：“我苦命的娃儿诶，好赖是一条命！”摸摸女儿的头，疯女拽着父亲的衣角，不顾众人的脸色，在漫天的金黄油菜花间相携归去。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因为我处于人类之中”，这世间的亲情爱情友情亦是如此，无论缘深缘浅，最终都是逃不掉背影渐行渐远。

夜雨淅淅沥沥下着，敲打着城市的屋檐和我们沉甸甸的心房。穿过一地的落叶和慌乱的人群，微笑回转身。多年后，他乡亦故乡。

作者简介：阴晓芹，女，笔名烟如云。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国土资源创作班学员。有作品合集于《花开有约》《青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