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申先生离开了我们，除了悲痛，还感觉他就在身边，憨厚慈祥地微笑着。何申兄是天津人，他当知青所在的青龙县大乌兰村我非常熟悉，那里有一条青龙河，后来他的作品所写的也是燕山农民乡镇干部，说他是燕山赤子也不为过。他对燕山一片深情，对那里的农民一往情深。

说燕山之前，先说说天津。何申经常说起天津的生活。可见他对故乡天津是非常有感情的，推荐我们吃天津特产麻花和锅巴菜。他出生在天津老城东门解元里胡同，在姐弟六人中，他是最小的，父母本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为逃避战乱来到天津。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父母不仅以东北人豪爽乐观的性格影响他，还教他如何做人做事。带他到戏园子听戏，津门的老城里和五大道，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都给他熏染。到了承德，燕山文化以及燕赵文化对他影响也很大，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文化基础。

最早对何申兄了解，是读他的小说，记得第一见到他，是1992年在石家庄，我们共同领取河北文艺振兴奖。他的中篇《乡镇干部》、我的短篇《苦雪》同时得奖。我们握手寒暄，他幽默地说：你老弟这长相，当演员多好，还写啥小说啊？我笑着说：不行啊大哥，我脸上没戏啊！小说是编故事，演戏得会挤眉弄眼啊！何申就爽朗地笑了。后来见面，是在保定涿州的河北二何作品研讨会，河北作协为何申、何玉茹召开研讨会，我以后起新人参会学习。隔了几年，到了1996年，在中国当代文坛，何申、谈歌、关仁山被称为河北“三驾马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何申的“乡镇干部”系列小说、谈歌以《大厂》为代表的反映国有大中型企业困难的作品、我的“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和《大雪无乡》等作品在文坛引起了广泛注意，于是河北省作协和《小说选刊》于1996年8月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我们三人的作品研讨会。《文艺报》第一次公开地将我们三人称为“三驾马车”，此后这个称谓便流行于全国。

何申笔下的乡镇干部形象，已不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也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中常见的干部形象。在当时，何申笔下的乡镇干部形象，确乎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有专家说，“三驾马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既给90年代的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本土之风、鲜活之气，同时又有其不容忽视的局限性。文学无疑应该是面向本土、面向现实、面向生活的；但如何才能更好地“面向”，如何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呢？有待我们认真地去思考、去研究。何申和谈歌的创作，对我影响也是很大的。二位兄长大我一些，人生阅历、创作经验比我丰富。何申作品有赵树理的生活气息和幽默，对燕山农民的赤诚之心，非常感人。河北评论家封秋昌老师写了一篇《同中各异，各具特色》，是何申与我的小说比较谈。封秋昌老师说：“近年来，何申、关仁山、谈歌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异常活跃的喷发之势。何申与关仁山，他们的创作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取决于他们都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并且都经过艰难的寻找终于找到了‘自我’，何申呈现给我们的从地区信访办主任直至村民组长的农村基层干部谱系，都是他们自己独特的新发现。但是，同样是描写农村的现实生活，而彼此切入现实的视点、观察思考现实的角度与侧重点，作品中具体反映出来的内容与意蕴，以及表现的手法与方法，又同中有异，各具特色。”

不光是作品，我们哥儿仨感情笃厚。何申有老大哥的胸怀，对我们挺呵护。记得在1997年有一本杂志同时发我们三人的中篇小说，关于谁在头条，编辑有些为难。我与谈歌说，三个中篇按我们哥儿仨年龄排。何申兄问编辑哪篇更好一些，编辑说谈歌那篇更有冲击力，何申兄力推谈歌的中篇小说放在头条。杂志出来，何申兄什么都没说，后来编辑告诉我们，何申特别叮嘱他的小说放在后边。

我们一同读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了我们三人的长篇小说和散文集，还共同办了书画展。我当了河北作协主席，何申兄特别支持我和省作协的工作。去年听说何申得了癌症，第一时间到家中看望，我俩相见拥抱在一起，流下了眼泪，我马上给谈歌打电话，让他们俩好好聊聊。去年8月，我与谈歌商量，让何申兄到保定来源大山里转转。我们在这里聊天，写书法，其乐融融，看见何兄清瘦一些，精气神还是挺好的。

恋恋不舍地分手以后，我常常微信与他联系，看着他发朋友圈，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悲痛，惋惜，都已经没用了，愿何申兄一路走好吧！愿你在天堂依然幽默快乐，想我们就托梦过来。我与谈歌会驾驶马车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康庄大道上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