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章文臣给我打电话，说老姚出事了，让我帮忙“捞”人。

我立刻后悔装上了旧卡。旧卡出国漫游不方便，已经弃用，今天买了新手机，可以同时装两张卡，好奇地装上试试，就接到章文臣的电话。

我是热心人，爱干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事，但今天老姚的事情我不想管。

不错，我确实有“背景”，可那不是我自己的“背景”，而是我老婆娘家的“背景”。老婆与我性格相反，经常讥笑我“多管闲事爱吃屁”，她怎么可能为了我朋友的朋友动用她家的“背景”呢？

“背景”是我连襟。这种关系要是在过去的老家，一定是经常聚，别的不说，单说逢年过节或岳父岳母生日，一定是两个女婿凑成一个“儿”，共同祝寿。但如今，亲不亲职位分，我和她姐夫从来没有碰过杯。只有一次，连襟官升一级，亲戚朋友弹冠相庆，老婆拉我去凑热闹，可因为我无官位，只配与领导夫人们一桌，上不了正席，这酒还能喝吗？下次还想去吗？

连襟比我大三岁，却低我两级，这就让我不认同他的“老大”地位。我以为，高考还是相对公平的，是对学生聪明程度、学习态度和应变能力的综合测试。77年高考，基本上把“文革”十年累积的“精华”一锅捞，像连襟这样年长我三岁，如果确属“精华”，即便77年漏网，78年也不会再错过，等到79年才考上，蛮丢人的。更何况，我提拔处级干部的时候，他还是科员，神气什么？可连襟官运比我好，后来居上，如今职位比我高，权力比我大，而岳父岳母认的恰恰就是这些，尤其是岳母，丝毫不加掩饰，这就让我更加逆反。一次我和老婆带岳父岳母出国旅游，团友以为是儿子儿媳妇带父母出国玩，获悉是女儿女婿后，齐声夸我岳父与岳母好福气，夸我们做女儿女婿的孝顺。岳父保持沉默，岳母把嘴一撇，说：“他们算什么孝顺？我大女儿比小女儿更漂亮，大女婿比小女婿更……”

如此，我还能为老姚的事，去求连襟吗？

2

老姚是我朋友章文臣的朋友，但因为当初老姚经常请章文臣吃饭，章文臣偶尔叫上我，所以我也被请了。吃多了，就欠下人情。

当初深圳人比今天有更多的梦想和希望，因此也比今日浮躁。大家整天忙，急吼吼地到处窜，希望撞上大运一夜暴富，或一举获得“调干”指标。我当时更是焦虑不安。内地事业单位的干部编制虽然挂着，但肯定没脸再回去，这边却始终没有着落，可也不是完全失去希望，今天见这个“调干”成功了，明天听说那个逮着机会发财了，总感觉自己离成功并不遥远，可机会从来没有正好落在我头上，于是拼命躁动。最热衷跟朋友吃饭，因为一顿饭下来，又多了几个“朋友”。彼时像我这样闯深圳的人有一句口头禅，“我有一个朋友”，凡是认识的都说是“朋友”，“朋友”多表明碰上大运的机会多，所以我和章文臣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凡有吃饭的机会，尽量叫上对方，因为，一起吃过饭的就是标准的“朋友”了。大多数没用，有些还不如我，学历比我低，收入没我高，希望比我小，但既然“碰”，就不能挑肥拣瘦，说不定呢，谁知道人家明天会怎样？谁知道看着不起眼的人隐藏着什么大的背景？所以，只要有饭局，一定不错过。

那天我在罗湖，章文臣和老姚在蛇口。彼时没有滨河大道，深南大道正在拓建，好像不通大巴，或许有大巴，但少得可怜，当然更没有地铁，打出租车不敢想，只能乘中巴。当时深圳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中巴，没有固定的站点，随叫随停，叫停车的时候不能说“停车”，要拉高嗓门往上喊“咬捞”，这才显得你是“老深圳”，不像刚来的人那样生硬地说“有落”。我就这样一路听着带着上滑音的“咬捞”声走走停停摇摇晃晃从罗湖抵达蛇口，与章文臣一起接受老姚的请吃。

见面才获悉，老姚是香港人，是章文臣公司的总经理。

果真是条大鱼！一路的辛苦值得。

我和章文臣之前是一个公司的，所以，我和老姚还能扯得上一点关系。

公司是香港恒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深圳的来料加工厂。专门做表壳镀金加工，位于蛇口工业四路尽头的南山脚下。我初到深圳头天晚上住在蛇口的石大哥家过夜，第二天早上骑着他家的破自行车误打误撞找到这家公司，亮出自己的毕业证和获奖证书，就被录用了。之前被录用的还有章文臣，所以，我们是同事。上班之后才知道，公司当时正在报纸上打广告向全国招聘，章文臣是看了报纸先写信，获得回信后千里迢迢从江苏徐州应聘来的，我则完全是误打误撞闯。我是学冶金的，专业课之一是电解工艺，和电镀差不多，在内地参加过一个电镀工艺开发项目，并获得所谓的“重大科技成果奖”，因此，尽管我比章文臣晚几天，职务却比他高，当生产主管。可我当时的愿望是“调干”进深圳，而恒基公司是外资企业，连正经意义上的“国家干部”都没有，自然不能帮我实现“调干”，所以我没干几个月就走了。

海南建省成立大特区，经同学介绍，我可以作为“人才”引进到海南落实“调干”。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追求稳定压倒一切，不正式“调干”，老婆就不敢舍弃设计院的工作带着儿子来我身边，所以我决定去海南。走的时候，章文臣去蛇口码头送我，还请我吃饭，我则将一辆自行车送他。章文臣没有推辞，悄悄跑去免税店买了进口的雀巢咖啡和伴侣给我带上。我感觉他是一个不让朋友吃亏的人，所以，在海口稍微稳定一点后，立刻邀请他来海南玩。我做东，请他去三亚，上鹿回头，下天涯海角，如此结下情谊，成为真正的朋友，不同于当初深圳满大街“我有一个朋友”的那种。

3

所谓“稳定”，不仅指我的干部人事关系和户口落到海口，更在于我意外地当了领导。

因为我获得过“重大科技成果奖”，符合人才引进条件，直接调入海南省工业厅。可海南工业基础薄弱，并没有我正好对口的专业，就被安排参与组建南海电池开发有限公司。那时候还没有比亚迪，也没听说特斯拉，电动汽车在中国仅仅是一个遥远的概念，海南的决策者就开始考虑与海马汽车配套，为未来的新型节能环保汽车做准备了。

我不是学电池的，只是电池的工作原理也属于电化学，和电解、电镀一致，所以他们把我安排进去。为适应新工作，我不得不恶补专业知识。从教科书看起，再查相关的专业论文，了解高效节能电池的最新发展动向。又从论文末尾的参考文献往前追，查找外文资料。我的外语水平不是很好，但英文资料借助于专业词典尚能对付，日文资料里面有许多汉字，凭专业知识，能猜出大概的意思。海口的资料不全，我专程去广州查。通过这些案头工作，我获得一些对新型电池的认识和见解。当时我们机构虽然成立了，资金却没能到位，反正闲着没事，我就把自己从外文资料上获得的最新知识与想法写出来，拿出去投稿，没想到真发表了。

上级很看重论文的分量，打算任命我为总工程师。

总工程师不是职称，而是一种行政职位，带行政级别，所以很正式。组织部门专门找我谈话，还找我的同事们逐个谈话。我当即表示不可以。因为专业不对口，更因为我离开科研岗位在深圳晃了一圈，期间从事的是所谓管理工作，并不是一直做科研，于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更不能说明我在这方面很有造诣，只是我作为图书馆长的儿子，从小潜移默化，比较善找资料和整理文章罢了。我感觉自己担任总工程师有欺世盗名兼沽名钓誉双重嫌疑，不敢枉然接受。

我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陈述自己不能胜任的理由，建议厅里另请高人，可以利用海南大特区的相关政策优势，从内地引进一名真正的电池专家来。

上级最终接受我的建议，从吉林长春某机构“挖”来一名真正的电池专家担任总工程师，却任命我为总经理，比总工程师高出半级。

这个结果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甚至担心别人因此以为我推辞不接受总工程师的任命是以退为进。其实我真没有这个意思。接受教训，这次我不敢再推辞了，再说红头文件已下，我不能抗命，顺其自然吧。

后来陆续听到一些传说。不是我故意打听，是任命总经理后，自然有人到我跟前来套近乎，主动向我汇报各种消息。

传说之一是正因为我主动推辞不做总工程师，更显得高风亮节，获得好感，才提拔重用。

传说之二说正因为我有深圳不务正业的经历，他们反而认为我思想解放，敢闯，有特区工作经验，又获得过“重大科技成果奖”，来海南不久就在国家级专业杂志上发表专业论文等等，因此说我属于典型的“学术型管理人才”，最适合当研究机构的负责人。

还有传说之三和传说之四……比较离奇的传说是我有“背景”。当时海南省委秘书长和省政府秘书长恰巧都是从安徽来的，说他们就是我的“后台”。

天地良心，这二位领导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其中一位确实在电梯里聊了两句，彼此知道是安徽同乡，我也确实记住了领导，但领导是不是还记得我只有天知道，“后台”一说从何谈起？另一位领导我更是连话都没说过，只是他坐在台上，我坐在台下，台上的人少，我当然看清楚领导了，但台下那么多人，别说领导根本就不认识我，即便认识，估计也看不到我，“后台”之说更是无稽之谈。

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任命中获得好处。一是有资格和底气请章文臣来海南玩，二是我为老婆联系了正式调入海口的单位，不用我出面，下面有人主动替我着想，热心操办。说心里话，我有些小得意，没想到陷阱就在前面。

4

第一笔资金终于到位。是通过国家“火炬计划”专项扶持再加上省里的配套资金凑成的。虽然只有几百万，当时也是一笔巨款。我从来没有管钱的经验，更不用说管这么一大笔钱。幸好，书记是个勤政为官的职业领导，路子广，思想活，他对管钱胸有成竹。于是我们达成默契，人财物全部归他管，我只管产品研发。

书记很尊敬我，凡涉及到人的事情，他总是主动征求我的意见，凡用钱的地方，必须经我签字，好像这也是财务制度规定的。我因为不具体管事，所以对财务经理说，先找书记签字，他签了，我再签，书记不同意的开销，不用找我。

一般的小钱，我看都不看，只要书记签字了，我就立刻签名，注上日期，连“同意”二字都省了。但遇到大笔开销，我还是比较谨慎的。有一次支付三十万元，我就没有签名，也没说不签，让财务经理先放在我这，然后我去书记办公室，见他屋里有许多人，就没进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请他过来一下。书记没有立刻过来，足足等了半小时，大约等客人走了，才过来。

我没有绕弯子。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绕弯子才妥当，所以直接问他这三十万是怎么回事？

书记一脸喜悦回答：“生钱。”

我茫然。他解释说：“这三十万是定金，其实我们也只需要付定金，就能拿到海甸岛一块地，然后立刻转手出去，就有一百万的进账。”

有这样的好事？

他说现在海南的地皮都炒疯了，有门路拿到地皮等于白捡钱，我们是省直正处级单位，又是重点项目，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尽快多拿地，转手就是钱。

见我仍然不明白，书记认真开导我，说眼下我们手上虽有几百万，看上去蛮多，其实根本不够用，别说正式投入研制了，就连买一块研发基地的地皮都不够。

我点头，承认几百万买一块地皮再建实验室和购置设备确实远远不够。

“所以，”书记说，“必须钱生钱，抓住机遇，让几百万变成几千万，事情就好办了。”

我再次点头，承认几千万确实比几百万好办事。

“那就签呗。”书记说。

我签了，但签得比较谦虚：“请按照书记的意见办。”

也不完全是谦虚，更是谨慎。毕竟，他说的道理我似懂非懂、将信将疑。虽然从企业角度来说，总经理当家，但书记代表党，我连党员都不是，正在向组织靠拢，当然不能反对书记的意见，注明“按照书记的意见办”，既表示我与书记保持一致，更表明我对这项决策有保留。

不久，资金回笼，但回笼的不是三十万，而是一百三十万！真的转手就赚来一百万。

我当然高兴，书记却捶胸顿足，说刚刚转手出去，地价又飙升了，早知如此就不该这么快转出去。

我很自责，反省自己当初其实是保留意见的，书记多精明啊，一定看出我的保留，于是快进快出，让我放心，倘若我当时不如此保留，书记就不会急于出手，多捂几天，就又能多出一百万。一百万啊，能做多少事啊。

“没关系，”书记安慰我说，“还有机会。第一次倒腾地，说实话我自己心里也没底，要不然，就不至于只投入三十万，把账上的三百万全部投进去，拿一块大十倍的地，赚的就不是一百万，而是一千万了。”

我感觉书记真是好官，既善解人意，又敢于担当，明明是我保守，他却主动说他也心里没底，搞得我很惭愧，无地自容。

书记很快找到更大的项目，在长流镇拿到一千亩地。

一千亩？我听上去就心跳，但不敢说，担心自己又犯保守主义。

书记看出我的疑虑，解释说：“整体拿地更便宜，到手后，立刻分割，根据下家的需要，分割成十亩、五十亩、一百亩卖出去，保准赚大钱。”

我当然希望赚大钱。我虽然不是真正的电池专家，但毕竟从国家正规的研究机构出来，且获得过大奖，对科研的方法还是懂的，因此我提议不能埋头研究，要抬头看路，把发达国家所有最新产品全部买回来，仔细测绘研究，先照葫芦画瓢，然后再改进提高，保证比我们自己慢慢摸索少走弯路。新来的杨总工程师是位正直的老知识分子，但有点迂腐，他担心这样做有投机取巧之嫌疑，书记站在我一边，说这叫“站在巨人的肩上”，我的提议因此通过。虽通过了，但真要把发达国家的先进产品全部买回来，费用是个问题，所以此事一直拖着没办，倘若通过土地买卖果真赚到一大笔钱，不仅可以把国外的最新产品全部买回来，还能直接去发达国家现场考察学习，就让杨总工程师带队去，保管他兴高采烈，不再说我投机取巧了。

但是，我仍然不放心，问：“国家不是不允许土地买卖吗？”

“我们不搞土地买卖，”书记说，“但可以出让公司。我们为每块分割的土地专门注册一家公司，然后连公司一起转让，只要变更公司股东就行了。”

还能这样？真没想到啊。

正当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等着数钱的时候，国务院突然颁布了关于房地产严厉调控的“新六条”，海南的房地产一夜之间直落千丈，我们的资金全部押在土地上，账面当然可以仍然做成盈利，但地皮出不了手，变不了现，连发工资都困难，项目顿时陷入瘫痪。

天知道书记有什么路数，他居然没事，我却被就地免职。

入党的事情自然不用谈了，连老婆的工作也泡汤。

老婆已经在海南省建筑设计院上班，只是没办手续，说按制度必须先试用三个月，然后才能发调令。倘若我没被免职，所谓的试用完全是走过场，但我被免职了，老婆的试用就弄假成真，而且，试用期满之后也没有发调令。

我劝老婆不要回去，留在海口，进不了设计院，随便找一家公司应该不难。老婆也很纠结，但权衡再三，最后她还是决定回去。

我很沮丧。老婆来了又走，意味着我们将长期分居，甚至预示我们可能分手，夫妻不能分居一辈子啊。

我不想离婚，她也不想，但我自己都如此不稳定，一会儿天一会儿地的，她怎敢再放弃内地事业编制跟着我“嫁给猴子满山走”？我甚至也想跟她一起回去，可我的关系和户口都已经迁走的人，原单位也不可能再接受我啊。再说，回去我能适应吗？能丢得起这张脸吗？

我的情绪相当低落，更体味到世态炎凉，之前那些巴结我的人，现在恨不能往我脸上啐唾沫，把之前的殷勤全部索回去，不然就吃亏了。

我在海南混不下去了，回内地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再来深圳。

5

再回深圳已经不是原先的我了。原先我是有老婆的人，现在是离异的单身。之前一心想着“调干”，现在经历一次“调干”、提拔、免职，对“调干”不再迫切。

第一站当然找章文臣。因为他是我当初留在深圳唯一的朋友。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不是“我有一个朋友”的那种。

他还在蛇口，还在当初的恒基公司，只不过条件改善，一个人住一间，而且宿舍在居民区，不像当初那样在工厂的楼顶上。

我在他那里休息一天，第二天去新单位报到。

是一家如雷贯耳的大公司。

章文臣因此羡慕我，说不管怎么讲，好的结果说明好的一切。结果证明树挪死人挪活，人还是动一动好。

我则不这么认为，都妻离子散了，这样的结果还好？相反，我佩服章文臣的定力。能在一家公司干这么长时间，并且老板为他争取了入户指标，章文臣自己掏增容费解决了深圳户口，熬成真正的“深圳人”。我表面上比他风光，实质不如他。因为海南被定义为“老少边穷”地区，深圳有政策，不能挖“老少边穷”的人才，所以我纵然有上市公司骨干的身份，却仍然不能入户深圳。好在这时候我已经看开了，对“深户”并不是很在意，关键要“发展”。所谓“发展”，我当时的理解也十分单纯，就是赚钱。有了钱，似乎就有了一切。比如老婆不愿意跟我“嫁给猴子满山走”，不是她不爱我，更不是她打算背叛我，而是她缺乏安全感，不敢为了我而失去事业单位的编制。为什么缺乏安全感呢？还是因为我没发财。如果我发财了，有钱了，有了足够的钱，什么狗屁“事业编制”，见鬼去吧！

但赚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我尤其如此。因为我胆子小，不敢担当。如果我胆子大，当初厚着脸皮去找那两个在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当秘书长的安徽同乡，或许就不被免职了。毕竟，炒地皮不是我的主意，连我的签字也明明写着“请按照书记的意见办”，事情总能说清楚，也能查清楚的。但我胆子小，还多少有些假清高，结果到手的乌纱帽丢了，连老婆也跟着遭殃。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啊。好在我有专业，我现在的专业是车用驱动电池，这是一个相当时髦的专业，比我之前搞得湿法冶金和电镀更有前景。

海南的大起大落让我学会了适当地吹牛。所谓“适当地吹牛”，就是不完全“干吹”，而是建立在一定事实基础上地吹。要点是放大自己的长处，弱化自己的不足。比如我在国家级专业杂志上发表过关于驱动电池的论文，担任过中国最早一批省属正处级研发机构的负责人等等，都是事实，都可以吹，至于我把在内地获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奖”移花接木说成是为驱动电池研发，就不是事实了。但奖章是真的，论文也是真的，当总经理更是真的，所以，别人一般不会在获奖成因上计较那么多。再说，电镀和电池都属于电化学，何必那么较真呢？这就是“适当地吹牛”。真材实料加“适当吹牛”，让我成功应聘深圳这家著名企业，并担任所谓的“学术带头人”。虽不能暴富，但收入不错。

在上市公司任职的最大收获是找了后来的老婆。再婚之后，一顺百顺。比如落实深圳户口，因为她是领导的小姨子，自然成了“深户”，而解决夫妻分居迁户口打破了人才引进回避“老少边穷”的限制。所以我很容易就把户口从海南迁到深圳，成为和章文臣一样的深圳户籍人士。这之后，我没那么浮躁了，不急于“发展”了，安心钻研业务，努力把吹牛的泡沫填实。忽然发现，我只要专心做一件事，就能整出点名堂来。已经学会“适当吹牛”的我充分运用“拿来主义”，用半吊子英文和有很多汉字的日文，努力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然后“站在巨人的肩上”改进提高。为了规避专利保护，我故意做一些改进，或者将不同专利的先进技术交叉混合，再融入自己的创新，让自己的一个小创新成为一个大成果。虽然确有投机取巧之嫌疑，但此举无论对企业，对我自己，还是对国家甚至对人类，都有好处。我甚至后悔自己不是研究新药的，如果我研究药品，一定用类似的方法为贫困国家的癌症患者整出廉价的特效药。那些做新药研究的人是不是如我在海南的同事杨总工程师一样迂腐啊？我很快评上高级职称，四年后又评上正高职称，如今，终于成了可以评定别人高级职称的省高评委成员。处境变了，心态和做派也有所改变。所以，此时接到章文臣的电话，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心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或许本性未变，但热心程度大大降低，第一反应居然不是帮忙“捞”老姚，而是后悔自己不该心血来潮装上已经弃用的手机旧卡。

按说换手机号码应该通知朋友，但我比较懒，或者受老婆的影响，不像之前那么热衷于和人交往，比如不再热衷于参加饭局，所以就没有一个一个地给朋友发短信，打算顺其自然。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和经常联系的人外，其他人就不逐一通知了。其实很多所谓的“朋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的那种，没必要专门通知，别人也不一定需要我正式通知，不如大浪淘沙，等到自己有什么事情需要联系对方的时候，顺便告诉一声，或者等到过年的时候，想起必须为某个人发短信或打电话拜年的时候，顺便告诉对方我换新号码就行了。

怎么没通知章文臣呢？他明显不属于“我有一个朋友”的那种啊。

我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估计是潜意识，潜意识里我其实是想疏远章文臣，但又没达到真要疏远的程度。

追根溯源，我从记忆深处挖出一段尘封往事。我曾经努力想忘记这件事，也仿佛真忘记了，其实潜意识里尚存留。

……

丁力，1958年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国作协会员、深圳市作协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吉首大学兼职教授。2001年开始写小说，出版《为女老板打工》《亲嘴楼的故事》《倾斜的天平》《高位出局》《职业经理人手记》《中国式股东》《图书馆长的儿子》等长篇小说40余部。曾获2007年度中国书业最佳商业图书•新人奖，2013年第六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2018年深圳双“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