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2018年秋天，大姐和她儿女以及外孙从贵州仁怀到昆明来玩了几天。我仔细端详，她的背已驼，头发白花花的一片，生活的艰辛在大姐的脸上爬满了皱纹。离开的时候，她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哭成了泪人。我走上前摸着她的脸，以示安慰，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车子慢慢移动，随后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大姐大我八岁，这是一个有细微差距的年龄。在我写的回忆文章里，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贫穷”。可见贫穷在我的记忆里有多么的深刻。现在回想起那时的生活，还是让我感到窘迫、尴尬、不寒而栗。记忆里大姐是那么青春美丽，就像所有那个年纪的姑娘一样，花容月貌，至真至纯。但是岁月就是这样无情。日月更迭，时光穿梭，生活的磨难让大姐变成了一个和她这个年纪的女人一样，行动开始迟缓。记忆里总觉得姐姐比我大得多，身高、做事，像母亲一样的成熟稳重，操持全家的生活。生活的过往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记得读小学一年级时，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被邻居同学拦在一段险路处，左边是十多米高的田坎，右边是垂直的悬崖。他上五年级，叫石金元，凶残成性，恶名远扬，人们总是避之惟恐不及。他身旁有两名比他低一年级的党羽，就在我的前方四五米的距离上站着。石金元指着我喊话：“小杂毛，不允许你从这条路上过去，”他往其他人瞟了一眼，又看看我，凶狠的样子，“如果要过去，就从每个人的胯下钻过去。要么接受每人两记重拳，要么就从悬崖上爬过去。“末了，他还挥着拳头对着我讥笑，其他同学也跟着一起笑，并随声附和着。我沉默不语，心跳得厉害。这明明是在欺负我嘛。我好想飞越过去，可是身为凡体，哪能飞得过去呢。我想，我纵使飞不过去，但也坚决不接受任何一项侮辱我的行为和举动，不管生死，决不屈服。这恐怕也算是我性格中最值得骄傲的一部分。

“请让我走。”我语气平静地说。

“嘿，你不过就是‘程大炮’的儿子嘛（我父亲绰号），”石金元带着嘲讽的语气，“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我们是三个，我倒要看看今天哪个是大炮？”说完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彼此在时间中对峙，他们不敢上前与我对抗，我也不往前半步。树林里的布谷鸟在鸣叫，像在鸣叫一曲悲歌。心情一再沉重，我注视着天空，一些云朵在聚拢，一些又迅捷散开；空气沉闷得不行，潮湿，甚至凝固，我呼吸艰难。我是想，如果打斗开始后，我是怎样战胜他们？尽管是一比三。我用余光眼瞧瞧他们，模糊的脸廓，相互在窃窃私语，像是在商议一场即将到来的大战。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而一秒与一秒之间，像隔着一条永远跨不过去的沟坎。

忽然从我身后传来一声大喊：“你们让开，谁敢欺负我弟弟，我与谁拼命。”像是大姐的声音？我转过身一看，果然是大姐像风一样飘过来了。她二话不说，径直从我身旁大步走到他们前边，左手插腰，右手指着他们：“来呀，打呀，我陪你们打。”大姐比他们年长几岁，个子也比那个姓石的高出许多。他们听大姐这一喊，满脸的不服气。石金元带着挑衅的口气说：

“有本事到宽敞的地方打一架啊？”

大姐口气像出征前的决然：“打就打，谁怕谁？”

他们往前走到一块平地上停了下来。我紧跟着大姐往前走。大姐转过头轻声对我说：“弟别怕，我今天要狠狠收拾他们一下，不然老欺负你。”我分明听到大姐声音带着颤抖。她表面看着镇定自若，但她的脸我是从小就看惯了的，我清楚它所有细微的变化，她脸上任何一丝颤动的变化都跳不过我的眼睛。我勉强点头，内心里想劝阻大姐不要与他们打斗，我是担心大姐打不赢他们，后果相当严重。我知道她很害怕，非常害怕，毕竟一个女孩子。但我没有开口，我知道这一仗迟早会来。其实，我与他们任何人没有半点恩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

只见石金元把书包放在地上，两眼瞪得圆圆的，像公牛准备战斗的模样。其他几人畏畏缩缩的样子。大姐也不甘心示弱，把书包一扔，上前与石金元打斗起来。只见石金元跳起来想抓住大姐的头发，大姐一闪，他没抓着，反而依着惯性往前蹿了几步，便摔倒在地上。大姐顺势直接骑在他肩头上，抓住他头发，将两手反背过来扣住，紧紧地扣住。我也上前按住。其他人见状，也不敢上前帮忙。他们害怕。

“你今后还要不要欺负我弟弟？”大姐气势汹汹地问，声音特别的大，差不多比平时高出许多倍，“你说啊？”

石金元没有答话，一再挣扎，可无论他多么用力，就是翻不过身来。脸侧在一边，嘴变成O型张着。时间有好一会儿了，我们就这样等他说话。或许是他快坚持不住了，终于开口说：

“好，我答应，”他说话时气不顺畅，喘得难受，唾液从嘴角流出来，“我今后再不欺负他了（指我）。”

“你如果说话不算话，”大姐接着说，像在对天宣誓似的，“我要找你们拼命。”说完后，大姐放开了他。

他蔫蔫地爬起来，早失去了原来凶狠的样子。他拿起放下的书包，与其他同伙快速地离开了。大姐对着他的背影一再喊声：“你们再欺负我弟弟，全家不得好死——”这话说得如此的决绝。那时大姐读初二，每天放学要比我晚一个小时，但上学路径直。从此，我的日子归于风平浪静。

事后回忆这个打斗的过程，大姐那天的表现简直堪称巾帼英雄。我不知道她哪来的勇气与力气？或许吧，生命再如何卑贱，如何的柔弱，但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也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来与对手抗衡。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讲的阿玛尼型人格，意即：女人有一半男人的隐性成分。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是因为我的叔辈与他们的父辈们结下恩怨，经老一辈的传令，才有后辈们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心愿。可见，这个传道的指令有多么的可怕。而今重提旧事，不是要记仇报恨，是想将一段搁置在内心深处的往事敞开，人的心也会亮堂堂地敞开。

二

同年暑期的一天，大姐听说乡上要放一场《刘三姐》的电影，黄昏时，她说要带我一起去看，我高兴地答应了。吃过晚饭，我和她一起从山上往乡里走去。十里路程，放在当时一个八九孩子的脚步上是有点长。还好，身处农村，哪一天不走十里八里呢。黄昏慢慢降临，火红的夕阳把天边染红，像一块块红色的围巾将山头围住。

到达电影场时，已经人声鼎沸。是在五马镇中学操场上，在大姐当时读书的中学。一块宽大的白色银幕，挂在初中部一幢二楼的墙壁上，在微风吹动下，宛如水中的波浪。操场边上发动机嗡嗡嗡地开始鸣叫，一股股浓浓的汽油味飘进嗅觉。放影员将胶片放在支起的放影机上，只见他打开放影镜头，光线投向银屏，不一会后，电影开始。

坐在前边的大多是乡上的居民，我们老远赶来，只能在后边选个位置站着看。人太多了，大姐要我拉着她的手一起看，她怕我走失了。年龄尚小，电影里边的故事情节对于我来说，完全是懵的。只知道刘三姐唱歌挺好听，那个银屏形象至今还留在我脑海中，其他细节早已遗忘。回来的路上我问大姐：“姐，我长大后能不能找一个像刘三姐的人？”她发出甜甜的笑声——声音如蝴蝶般飞翔的感觉。“你一定能！”大姐说得多么的果断。

顺着河岸行走大概一小时后，我们开始爬山。一条弯弯曲曲的粗砺石板路，两边是高大的柏树和较深的杂草丛。一些路段特别的危险，稍不注意，会掉下悬崖。大姐手里的电筒光线暗淡，她边走边要我跟紧，我只能依着暗暗的光线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其实大姐根本不知道，我是一边走一边打着瞌睡，像是行走在云雾飘飘的仙境中，哪里还知道路途中的危险呢。

真的，我怕走夜路。因为从小听母亲讲鬼的故事多了，自然在心中装着鬼神。我那时发现，黑暗所具有的恐吓力量，在于它消除了所有事物的界线。的确也如此。走着走着，感觉到处都有细微的变化或响动，因为人的目视范围有限，根本看不清楚前后左右的物体。甚至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幻象：前边仿佛有一个黑影飘浮不定；左边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在响动；右边叽叽喳喳的声音在叫嚣；后边有个身影在追来。无论怎么走，好像总是被笼罩在这个无边无际、而又无比恐怖的暗夜中。

忽然，我觉得自己好像堕入万丈深渊，拼命想抓住树枝和荆棘的藤蔓，却什么也没有抓住。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往下一沉。我“哇”了一声，掉进路边的一个洞穴里。整个身体前部碰在洞穴的剌蓬上，脸上被刮得生疼，直直落到了底部。此时，我才如梦般清醒了过来。我镇定下来，脚疼痛得不行，原来是落下洞穴地面的一瞬间，脚被崴着了。我哭了。大姐用电筒照射着我，一再问有事没？我哭着说：“姐，你快把我拉上来。”大姐够不着我，她心慌了。幸好这个洞穴是一个平底洞，大概三米深。她叫我不要急，她说她去找绳子。

我等着。漫无边际的问题总是缠绕着我。我摸脸上，感觉有血液往下滴落，疼痛。是被剌蓬刮着了，我用手背擦了擦，好像不管用，还是一直在流，我再用衣服擦拭。我左看，右看，伸手在眼前晃动，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大姐此时在做什么？你倒是赶紧救我上去啊！我在想。我仰头看，月亮挂在头顶上，几颗星星一闪一闪。那道深邃的天河横亘在银河系中，自由自在。而此时的我，简直像跌落在地狱，肺腔里和心胸间窒息阻塞，直感到整个天空都沉沉降落下来了，进出无门。也不知等了多长时间。

大姐突然来到洞口，她将一根茅草绳子递了下来，要我拉着绳子往上爬，她在上边拉我。我先拉着绳子试了试，基本结实。然后挽在手上做一个死结，防止在攀爬过程中滑落。我试着往上爬，脚和手都特别的疼痛，感觉使不上力，第一次攀爬失败，我滑落回洞底，心也像跟着跌回深渊。

大姐在上边安慰我：“弟，你先活动身上的关节，”她仿佛有力使不出的样子，“可能是因为时间长了，身体肌肉僵硬了。”我按照大姐的意思开始活动身体，几分钟后，再一次拉着绳子往上爬，大姐在上一个劲拉。大概十来分钟，我从洞底爬了上来。

“姐，你从哪儿找来的绳子？”我仰着头问。“哪里有绳子嘛，”姐像在哭泣似的，“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身边不是有茅草嘛，我将茅草一根根拔起来打成结，然后一节一节结成绳子。”我们继续往家的方向走去。中途，我听见大姐抽泣声音越来越大，她说：“弟，今后黑夜不带你出门了。”我沉默不语，一再摸脸上的刮痕，我并不担心这个伤口，我是怕回家后被父母看见了，要责怪大姐。“没事的姐。”我安慰她。鸡鸣在子夜后一遍遍响起，回到家时已是后半夜。

记忆与我同在，将一些过往完美又辛酸地浓缩起来，如同一笔浓墨重彩，涂抹在岁月已经变得灰白单调的生活画面上。每当生活出现难事或者坎坷没法逾越的时候，都是大姐出现。如果没有大姐的呵护，我真不敢想象我的童年会是什么景象。

三

八一年秋天，家里再无力支付大姐读书的学费，加上那年母亲摔了一跤，休养了很长时间伤口才得以恢复。她读到初三上半年就辍学了，那时她大概十七八岁。还是集体时代，要靠劳力挣得工分。由于年龄尚小，她只能挣得一半工分。即大人挣5分，她挣2.5分。她内心里不服输，凡是大人能做的事，她都不落下，比如背粪担粪。后来队里看到她勤快吃苦，将工分加到大人的水平。可每天再苦再累，她一回到家里，就不停的洗衣，做饭，缝补，家里家外，大姐总是不知疲倦的身影。

有时她会呆呆看她贴在墙壁上的奖状。她从小学校一年级开始，每一年都会获得不同类型的奖励，尤其是学习成绩老在班上排名前列。我那时体会不到她为什么要这样面对她的奖状。而今回过头来想，由于家庭的贫穷限制了她的发展，限制了她读书。

可以想象，在当时社会结构和阶层状态的巨变下，出身贫苦的孩子和家境富裕的孩子，教育环境的先天差异特别大，这就决定了她今后的人生之路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一条通道，而这条通道在她身上越来越窄。出身低微的人，最初多是理想主义者，因为她向往改变现状。作为一个女孩子，这个现状就是嫁到一个好男人。大姐的生活自从那次说媒开始改变了她的一生。

记得媒人来说亲的那天，下着小雨，天空灰蒙蒙的。姓王的大伯进家门客套一会后，直奔主题：“你们家老大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今天来是帮介绍个对象。”王姓大伯说话慢条斯理。父母一边听一边问询这家人的背景，这个小伙的本质好不好等等。王姓大伯也耐心地将情况一一介绍。就这样，大姐的约定婚姻便从这次说媒开始。通过接触与了解，大姐觉得将来要嫁的这个人与媒人介绍的情况有出入。大姐先是反对、反抗、挣扎，父母也一再做她的工作，她迫于生活的压力，勉强接受了这门婚事。

八二年秋天的某一天，是大姐出嫁的日子，那时她刚十九岁。婚前，父亲东挪西凑，给大姐做了一套家具：大方桌，小木桌，衣柜，木箱子，长木凳，小方凳，梳妆镜，几床被子，两件新衣。那天，也是男方家送来婚礼迎娶她的日子。大概十几人，其中两人是唢呐吹手，临近中午，鞭炮和唢呐声开始响起。亲朋好友也陆续赶来，场面十分热闹。

父母在招呼客人。大姐与她的同伴在另一个房间哭泣，很是凄婉。我那时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哭泣？是因为这段婚姻让她难受，还是有别的委屈？后来长大后才明白，那叫哭嫁。意即要离开娘家了，感叹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的结束，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眷念弟妹好友的友好相处，同时也为人妻、为人母和人生转折的开始。也许这些成分都有吧。

酒席摆在家门口不太宽敞的平地上。上了七个菜一个汤，其中两份是肉类，其余均为蔬菜类炒菜。每一桌上还放了一瓶苞谷酒。管家（也称总管，专门负责日程安排）在堂屋前提高嗓门安排入席。接近黄昏，整个酒席基本安排完毕。

入夜后，我没有睡着，我在想，大姐嫁人后，我的日子又会是一番什么光景呢？我那时也只有十一岁。凄凉的思绪跟充满温情的回忆搅在一起，过去的时光浮现在眼前：我背草料跌倒后，脚上划出一条口子，是大姐用布料给我捆扎止血；我的作业没有完成时，是大姐在边上给我指点完成；衣服破烂了，是大姐亲手给缝补上；我的鞋子和鞋垫，是大姐在闲暇时做给我穿；那些欺负我的人，一切都归于好；那场电影的画面在眼前闪现，大姐帮我逃离了地狱之门；她每次出门总忘不了给我带回好吃的食品；她带我进城玩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城市是什么样子。越想，就越觉得生活的重担一下就落到我肩上来了。可我才十一岁，如何担当起这个重任呢？“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又想起了这句话。

婚后，大姐生活算是平稳，虽不富足，但相比过去在家里的日子，已经过得不错。几年后，大姐生下一男两女。后来的几年，我也和大姐走了差不多的路，高二上半年就辍学了。只是，我选择穿上军装去到部队。从此，我与父母、与大姐的生活天各一方。

生活往往不是想象中的可以平坦延伸，有时偏偏就会遇到一些挫折。事情还得回到前几年他老公背叛她后，她作出了鱼死网破的决定：要么这个男人去死，要么回来过日子。于是她不再与人交往，默默地建造起属于自己的世界，避开每一个人的目光。

每一件事情都有起因，大姐的婚姻出现裂痕也不例外。起因是：她们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得赔三套房子，另外还补助生活费用。这对于在农村生活的他们来说，已经属于暴发户了。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富有，他们没有计划好生活。但政策又带来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实例。比如原本好好的一家人，离婚就可以多分得一套房子。大姐的男人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笔财富来运用。他先和大姐商量：离婚，分得房子后，再婚。大姐听他这么一说，原本平静的心，也被鼓得活乏了。大姐同意他男人的观点，先离，分房后再婚。

离婚后，大姐和他男人还是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可纸终包不住火。原来是她男人早有外遇，是想通过这种办法将婚离掉，然后顺利地与另一个女人生活。大姐不懂得法律，她以为这个离婚不算。可白纸黑字，这是法律。

大姐说，有时候，想到自己居然对所爱之人了解甚少，一个人真是既愤怒又绝望。想到根本无法参透到他心灵深处的所思所想，她心都碎了。她竭尽全力想要把他拉向自己，试图再了解他，也希望他了解自己，透彻、直达心底的了解。但一点一点地，她发现这些都不可能，不管她曾经对这个男人多么挚爱，也不管她和他关系多么的亲密，他对于大姐来说已经是陌路。

这让我想到普希金的一句话：“我们喜爱使人高兴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的真理。”的确，有些事情以力压服，要拿出虚荣心作押注，而且可能适得其反；而有些事情只需一个徐徐的释义，事倍功半。她不再有任何拘留的想法。我的心为大姐而悲伤，却无法为她释怀。不过，生活中可惜的事情太多，也就不用再去叹息。毕竟，之前的辛酸苦闷也好，痛苦的空虚也罢，都得转换成眼前的日子。每个人的生活都穿行在一条暗河里，跋涉过来就过来了。明天，或许有一个美好的故事在慢慢等着大姐。

这两年，大姐从得不到解脱，到慢慢解脱，可谓经历大海苦涩般的波浪。她现在种地、养牲畜、游玩、摘茶、喝茶，她认真做好每一天分内的事情。不索取无关的远景。不纠缠于多余的情绪和评判。不伤害，不妄想。人生不再如迷一般的形象。日子过得倒实在，没有不好。

四

早些年，我一直在部队，每年也只是象征性地回家看看父母，甚至有时两三年才回一次，在家待不了几天就得离开。转业后，家安在昆明，离故乡也是千里路程。虽说交通较之过去方便快捷，但回一次家谈何容易。所以，家里的许多事情都依靠大姐二姐来完成。

记得大姐刚结婚的那几年，也是每年来家里几次。她来可不是玩，是帮父母洗被子洗衣服，帮忙干农家活。把家里清洗得干干净净，农活干得差不多了，她才回去。在她有一个家拖着的同时，还时时想到父母，这不得不说是最大的孝了。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年，大姐一直记得我生日，她都会打个电话问长问短，祝贺一番。想来真是惭愧，大姐的生日我一次都没给她庆祝过。别说在生活上给予她关心与照顾了。这让我一直愧疚。

前几年，父母病了，需要住院需要护理。那时，我女儿在西藏参加高考，无法抽身回家照顾父母。大姐二姐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照顾父母的责任。经过她们精心的护理与照顾，父母身体恢复得较好。我特别的感谢姐姐。就在前一周，父亲腿疼，大姐带他到医院检查治疗，花了九百多元。我说给她寄回去，她说不用。她说都是共同的父母，谁有时间就谁多照顾一下无妨。多么朴实的话，每每都是这些话让我热泪盈眶。

每年一到春茶采摘时，大姐都去她自己的山上采摘许多茶叶。经过炒、揉、搓、烘、晾等程序，一份充满爱心的手工茶叶就制成了。她将分一部拿给父母，一部分给我寄来，留下一部分自己喝。剩下的卖了买点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这是有机茶，从来不使用化肥。喝着大姐的茶，一股股清香慢慢浸入心脾。即使在遥远的他乡，也能感知到这份浓浓的亲情。

每次回故乡看望大姐，不是我给她拿得多，是她将农村的土鸡蛋、土鸡、辣椒酱、干酸菜等装满一车。年过一年又一年，时间慢慢从我们的指缝间溜走了。我们都从青年到了中年。走过风雨，时间从不停歇。尽管时间在变，世事在变，亲情永远没变。其实大姐由于年轻时辛勤地劳作，也落下了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胃病，眼睛也没以前好了。她就像一部永不停歇的机器在运转，再耐磨的机器也会损坏。

我在想，我的头上有四个姐姐，其中两人夭折。父母曾有过许多失落。爷爷奶奶一再拿生女儿说事：“女儿终是别人的。”所以强烈希望父母要生个男孩。后来父母遂愿生下我和弟弟。如今呢，我和弟弟都在外面打拼，而照顾父母的事全部落在了俩姐姐的身上。父亲也常常打来电话说：大姐今天又给家里买了东西，二姐又帮家里种了菜。末了，父亲总是带着开心幸福的笑。其实孩子就是上天寄存在父母身边的宝物，不管是男孩抑或女孩。

我知道，大姐不可能懂得文学、以及什么叫佛家的菩提心。但我知道大姐一定是在用心去润湿春天。像天上的满月，一心一意，并对家人无私的关爱。而这个关爱就是：你在困难的时候勇敢地伸过来的那双手，无助的时候那个鼓励的眼神。她所做的一切，没有功利，没有私心，更没有隔阂。

我们都是凡胎，尽量让生命过得有质量已经很不容易；我们也都在苦海中逆风泅渡，来来回回地冲突和挣扎过，生活过才知道不可以退转；我们都在时间中慢慢老去，都在岁月的长河里走向中年，也会走向暮年。可是大姐对父母的关心、对我的呵护没有变。大姐还是我依赖的家长，是我温暖的源泉。

大姐一直带着善意质朴地深入生活，去爱。我深信上帝一定不会亏待她。祝福大姐。

作者简介

程勇：贵州仁怀人，西藏从军二十余载。有作品见于《解放军报》《诗刊》《散文选刊》《海外文摘》《中国诗歌》《云南日报》等。现居昆明。